瘟疫與人

花了幾天的時間終於把微讀推薦的病毒系列書單裏的書都看了一遍。從《冠狀病毒感染防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預防手冊》、到《槍炮、病菌與鋼鐵》、《病毒來襲》、《病毒星球》、《血疫》、《瘟疫與人》，把有關病毒方面的知識和疑問都大概理清了。愈看愈覺得人類的渺小，我們人類真應該對大自然心存敬畏和感激，感謝埃博拉的不殺之恩。我以前從來不知道或者說從來沒思考過瘟疫會阻礙帝國的擴張、疫病會妨礙中國早期南方文化的發展、傳染病對印度經濟生活會有影響、地中海世界的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關係，原來人類歷史的發展受到瘟疫這麼多的影響。讀完這些書，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人類作爲一種哺乳動物，已經和病毒組成了難以分割的混合體。演化史上最近的瞬間，人類脫穎而出，病毒對我們的生存功不可沒。原本就沒有什麼“我們”和“他們”之分——生物在本質上只是一度不斷混合、不斷閃轉騰挪的DNA而已。有些病毒體積不到100納米只由若干個DNA構成，威力卻是驚人的，實力真是不容小覷。想起《自私的基因》裏說的每個基因在漫長的博弈中，以實現最大化繁衍自身爲目的，基因通過生成蛋白質控制個體參與競爭。而自然在賜予參賽基因有限的資源後，就在一旁冷眼觀看。大腦是基因的傀儡，個體的生和死只是基因戰爭的無情犧牲品。個體的人爲了延續自己的基因而活着，整體的人爲了人類的基因延續而活着。我想病毒也一樣被基因所奴役吧，只有基因纔是永恆的。而我們人類的起源說不定就是由病毒發展而來的呢。

這是本有趣的書，有幾個議題值得思考和深入討論，比如瘟疫如何影響戰爭的走向和結局，如何影響政權、誰當政、以及政權的穩固性，如何影響民族的興亡、統治和被統治，如何影響宗教，瘟疫下爲何有的宗教更受歡迎而有的宗教遭冷遇，如何影響飲食、文化、生活習慣，等等。但是，我比較關注的是書中一個觀點：每次瘟疫大流行都是大自然生態平衡的必然結果；在交通運輸不便利的古代，某種瘟疫只在一至二個文明圈肆虐，而在交通運輸高度發達的時代，某種瘟疫不可避免地會在全球爆發。瘟疫肆虐區域內，相當多的人會被感染，其中有的人雖被感染但不會患病，有的人感染後患病，但程度有輕有重；只要不死，被感染過的，都會產生抗體，對瘟疫有免疫力，於是瘟疫逐步消亡。過去人類遭遇過鼠疫、天花等瘟疫就是這樣過來的。這次全球範圍內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與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不相上下，甚至更甚。有學者認爲結果也可能如此。 近日，英國醫學專家提出“羣體免疫力”的概念，與本書有近似的思維。什麼是“羣體免疫力”？牛津大學在疫苗知識項目中描述說：當人羣中多數人獲得了對某種傳染病的免疫力時，這種疾病就會減少傳播，這是因爲沒有多少人可以被感染了。如果給新生兒、老年人以及體質虛弱的人羣接種疫苗，或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短期隔離，讓數量衆多的健康人接觸病毒，這樣，他們並無疾病或只得輕微疾病，就能建立“羣體免疫力”，讓病毒在持久戰最後自然消失。 對此，作者在書中幾次提及十六世紀西班牙人憑藉不足600人征服了人口數百萬計的墨西哥人的戰爭。爲何天花病毒只殺死印第安人、而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這種明顯的偏袒，當時只能從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那麼，西班牙人何以獲得了這種使他們在新大陸如入無人之境的免疫力？結論是：西班牙人在兒時就遭遇過天花，大都獲得了終身免疫力。 作者預見，我們不久將看到一個適度感染病毒和細菌並在人羣中形成抗體的社會，從流行病學的觀點看，這比更簡單、更健康的人類社羣更爲強大。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史學家之一，被公認爲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與湯因比、斯賓格勒齊名，更是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成功推動歷史研究從民族國家視角轉向全球互動視角。他曾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1984-1985）、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自1947年起長期執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直至1987年退休，期間還曾擔任歷史系主任，學術生涯桃李滿天下。麥克尼爾1917年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27年隨家人遷至美國芝加哥，1939年獲芝加哥大學學士與碩士學位後，轉入康奈爾大學攻讀歐洲史博士，1941年因珍珠港事件加入美軍，先後在夏威夷、加勒比海、北非及希臘服役，1948年30歲時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隨後重返芝加哥大學任教，開啓了漫長而輝煌的學術執教生涯。他的核心學術貢獻集中在跨學科研究領域，首次將病理學與歷史學深度結合，提出“巨型寄生—微型寄生”理論，通過分析政治經濟剝削與病原體循環的動態平衡，揭示了傳染病對文明興衰的決定性作用，其代表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開創了疾病社會史研究的先河，提出“四大疾病圈”概念，深刻闡釋疫病如何塑造人類歷史進程；《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以全球史視角重構文明互動史；《競逐富強》（The Pursuit of Power）則深入分析技術、戰爭與社會變革的內在關聯。麥克尼爾的學術影響不僅體現在方法論革新上，打破了傳統史學對政治軍事敘事的單一依賴，將生態、疾病、技術等多元維度納入歷史分析框架，更在於其深刻的現實啓示，強調人類需正視疾病與文明的共生關係，警示全球化時代公共衛生的重要性，其學術遺產深刻重塑了歷史學研究範式，著作至今仍是理解文明互動與疫病史的必讀經典。 作爲麥克尼爾的經典之作，《瘟疫與人》的亮點集中體現在五個核心方面。作者首次系統地將病理學與歷史學相結合，將傳染病置於歷史敘事的中心位置，重新解讀人類行爲與文明進程，徹底打破了傳統史學忽視疾病因素的慣例，展現出跨學科的創新視角。書中提出的“巨型寄生”（政治-經濟剝削）與“微型寄生”（病原體在人羣中的循環）理論，以二者的張力解釋地中海沿岸乃至全球文明的興衰，進一步勾勒出希臘-地中海、中國、印度和海上貿易四大“疾病圈”，爲理解疫病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這些原創概念成爲學術研究的重要工具。全書採用宏大的編年敘事與重點事件深度結合的方式，從史前一直寫到20世紀中期，在雅典瘟疫、安東尼瘟疫、黑死病、蒙古帝國時期等關鍵節點，深入剖析瘟疫如何改變戰爭勝敗、政權更替和人口結構，讓讀者既能把握長時段的歷史趨勢，又能聚焦具體案例的細節脈絡。著作對當代社會具有強烈的警示意義，作者反覆強調，儘管技術與醫學不斷進步，但人類並未脫離“微寄生—巨寄生”動態平衡的脆弱狀態，人口增長、全球化貿易等現代條件反而可能放大疫病的衝擊，因此人類必須保持對自然的敬畏，持續加大對公共衛生的投入。自1976年首版以來，本書被公認爲疾病社會史的開山之作，對史學研究者和大衆讀者均產生了長久而深遠的影響，被多家媒體譽爲“改變了人們觀看世界歷史的角度”，其經典地位無可撼動。正因兼具新穎視角、原創概念、紮實案例與現實啓示，《瘟疫與人》成爲理解瘟疫與文明互動關係不可或缺的經典讀物。

該書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起來，從疾病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行爲，也是較早把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給它應有地位的著作。視角獨特，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有其特殊魅力。 期盼有一天：瘟疫不再騷擾人類，我們發現和遏制流行病的能力，已經強到連“流行病”這個詞都不需要了。

人類社會從始至今均是一個十足的寄生社會，有細菌病毒的微寄生，也有巨獸同類的巨寄生。 因此，戰爭與疫病從未遠離人類，微寄生取人性命，巨寄生食人骨髓。 我們對疫病惶恐不安卻逐漸熟悉了爲人剝削，因爲社會的進化將人與人的寄生關係正當化和美化了，寄主甚至賓服、敬仰、迷戀於如國王、神棍、官員之流的骯髒寄生蟲。 微寄生中的疫病與人類在對抗和互噬中動態平衡，融於彼此甚至化爲一體。我們不曾是也不將是萬物主宰，在與病毒的戰役中我們從未真正取勝過； 凌然的索取與貪婪必會付出血肉的代價，這不存僥倖。舉起屠刀之時，也必將爲屠刀所殺。 我們趾高氣昂的拓展了生活的外延，肆意剝奪或者擺弄其他生命的生存空間，而到最後，我們會被自己壓縮的彈力所吞食湮沒。 鼠疫、霍亂這些曾經恐怖的抹掉甚至某些國家80%人生命的瘟疫現在似乎只存在歷史書中；而SARS、禽流感、埃博拉包括最近武漢的新冠肺炎卻仍遊蕩與當代，製造着恐慌也彰顯着魔鬼的陰影。 瘟疫這個醜陋的詞不曾遠去，我們害怕它，憎恨它，恐懼它。殊不知，我們也在引誘它，召喚它，製造它。 我們相信科學卻不可迷戀迷信，我們對待自然的平衡應始終奉爲圭臬。心存敬畏之心，莫慌，莫亂；常念相信之道，有節，有守。 也許瘟疫是涅槃之火，用極端劇烈的震盪洗滌和重塑我們。

瘟疫與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 01 在大自然裏，食物與寄生物之間關係，應該是共存，類似的情形，我們通過現代化精密的醫學器械，都可以觀察到寄生物在人類身體上的存在着，亦不妨礙人類正常的健康軀體。 然而，一旦這種“動”的平衡被某種因素打破，身體上的就會受病毒、細菌的惡意攻擊。白細胞是人體內防禦疫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們能夠有力地消解人體的邪惡入侵者，多數不能消化的的部分，反過來就變成了寄生物，來消耗人體內對它們來說有營養的東西。 事實上，儘管醫學在過去成就輝煌，但還是無人能夠完全說得清楚，它們在機體上的各個層次，比如，分子、細胞等等，正常健康的的人都能以這種均衡的模式存在。也就是說人體的自然免疫力也會爲我們築起一道天然的屏障，藉以最大的限度來減緩身體全面的震盪——傳染上各種疾病。 當外界發生了易感的病毒、瘟疫，而且大面積流行時，當你不幸被傳染，你天然的屏障就有了變化，突破了特定的“臨界點”，也會導致你原有的免疫體系崩潰，此病毒便長驅直入地進入你身體，病毒快速幾何級地裂變出新的東西——只是爲了適應你的身體組織，快速合成新細胞，結合你的細胞營養物質肆虐繁殖，此時的你，就會生病。 疾病似乎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有着關，人們卻習以爲常，很難想象它會對一系列重大事件產生重要影響。 作者威廉·麥克尼爾說：寄生物與宿主來說，較爲理想的狀態通常（但非必然）是，兩者都能在對方存在的情況下無限期地生存下去，並且互相不會對對方的正常活動造成重要的損害。 不過，從生態學的觀點看，我們似乎仍可以說，很多最致命的病原體其實還未適應它們作爲寄生物的角色。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依然處在與人類宿主的生物調適進程的早期階段；當然，我們也不應就此假設，長期的共存必定導致相互間的和諧無害。 譬如，引發瘧疾的瘧原蟲可能是人類（甚至前人類）最古老的寄生物，但它至今仍給人類宿主帶來嚴重的使人四肢虛弱的發熱病。 02 當你知道某地有疫病，就不要去那；但如果它就發生於你所在的地區，也不要離開。隔離很重要！ 當前衆所周知的新冠狀病毒，原本這種病毒的宿主並不是人類，它僅僅寄生在某種動物身體上，動物與病毒原本相安無事，更是與人類沒有一毛錢關係——病毒不會直接寄生在人體上。 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比如，人類直接、簡接地接觸到病毒寄生的動物；或者是，人類獵殺了帶有這種病毒的寄生動物，而人類似乎是不知！？因爲貪圖其嘴欲、貪圖其鮮美？抑或是獵奇的心理......等等吧，給這種帶有足以殺死人類的可怕病毒撕裂了一條“綠色的”通道，直接跳入人體之中，導致疫情大面積暴發。 毫無疑問，不同的人體與社羣對同樣的傳染病所表現的敏感程度、免疫力水平也相當不同。然而，在瘟疫流行期區域內，貌似都不可能倖免，最好的辦法是：隔離！ 人類與大自然的生態系統維持的是一種鬆散的、不斷變動的平衡，儘管這種平衡可能偶爾或者暫時在時空上有一定的變化，但卻能有效地抵制劇烈的、大的變動。當乾旱、草原大火、暴雨，以及其他緊急狀況下，都可以爲所有的生命形式設定了生長的限度。 瘟疫對世界的影響。縱觀中外歷史的發展以及人類文明進化的長河中，除天災、人禍、戰爭之外，便是瘟疫，它能夠改變人類生存與經濟發展的方向，由於它的出現不斷地刷新人類對病毒的認知，瘟疫是對人類的生命、健康、財產等也帶來巨大威脅和挑戰。 說起瘟疫，人們都是“談虎色變”、“避之不及”，瘟疫對人類的殺傷力不言而喻的。直到現代科學技術較爲成熟之後，很多瘟疫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清除，然而，仍舊會有一些新的“瘟疫”出現，令人們措手不及。 2013年的震驚世界的SARS事件，使人類極爲恐慌和戰慄。雖然SARS被有效控住，但未來會不會又由於某些人的“奇葩”心理（暫且用這個詞吧），把那些被科技關在籠子的怪獸——瘟疫，放出來，瘟疫會重新爆發的。 回首歷史上的疫情，它曾經阻礙了戰爭，造成了軍隊的不戰而敗；導致皇權的更替；滅絕種族；清空城鎮......它給人類足夠的教訓。 假如我們能像瞭解過去那樣，努力地預測未來，那麼傳染病的影響就絕不能置之不理。目前，這次武漢大面積流行的新冠狀病毒，又一次爲人類敲響的警鐘！ 03 技術和疾病之間的競賽絕不會出現一邊倒的結局，而且就生態關係的性質而言，也從不會如此。 人類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遷移也進一步加強了與以往常見傳染病的接觸。結果便形成了某種競賽，一方是醫學技術在歐洲的發展和公共管理體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條件的變化所引起的傳染病及其慢性病的強化。 作者威廉·麥克尼爾通過人類被瘟疫侵害的敘事描寫，認真系統的梳理和闡述了瘟疫的歷史，以及瘟疫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戰爭的影響，疫病的歷程揭示了人類事務中曾被忽視的一個維度。並對今天的人們提出警告，瘟疫仍舊會隨着人類社會的進展而存在。 人類是一代又一代更替，只有病毒、細菌是永存，它們醞釀着災禍也成全過繁榮，說不定是什麼時候，瘟疫便會捲土重來。 關於瘟疫，好消息是：現代醫學大放光彩，許多長期困擾人類的重要傳染病，也很快被細菌學家開始掌握的新技術所馴服。 事實證明，還有些傳染病更加難以對付，比如，爲了減少由蚊蟲帶來的瘧疾的困擾，大量使用DDT，雖然消滅了大量的蚊蟲，但是，也毀掉了昆蟲物種的多樣性，與之相關連的動物也被毒死了——它們喫了被污染了食物。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始料未及且不願看到的結果——抗DDT的蚊蟲出現了。 儘管人類與昆蟲這一化學戰爭的長遠生態後果尚不明朗，儘管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把瘧疾（以及天花）列爲將從地球表面被清除的一個疫病，我們仍不能肯定這個幽靈已永遠地消失了。 關於瘟疫，不好的消息是，現代醫學並非無往不勝。 比如，1918年--1919年的大流感，向世人展示了另一種將會威脅人類未來，起碼是存在潛在威脅的流行病。流行性感冒曾長期存在，其特點傳播快速、產生的免疫期效短暫、病毒的不穩定性，每一次新的大流行，肯定來自另一種病毒，它可以繞開人們上次注射的疫苗抗體，很難讓人類有所預防。 儘管現代技術和知識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大部分疫病經歷，但就本質上來看，仍然沒有也從來不會，把人類從它自始至終所處的生態龕（作爲不可見的微寄生關係和一些人依賴另一些人的巨寄生關係的中介）中解脫出來。 相對於疫病來說，人類雖然擁有的技能、知識、組織都會改變，但是，人類在面對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變的。 面對社會生活中大家都無法迴避的疫病威脅，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認爲有效的方式來應對。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一定要居安思危，同時，也應該保護自然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End—— （2020.02.01#書評# .本文與個人的公衆號：一盞豆燈er 同步發送。）

“假如我們能像瞭解過去那樣，努力地預測未來，那麼，對傳染病的影響就絕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改變，但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 瘟疫與人/威廉·麥克尼爾

是一本關於病毒傳染和防治的科普讀物。非常時期讀這本書，有着自覺遵守的意識。做到對自己負責也對他人負責。 唉！看完感覺更忐忑，心都沒地方放了……

人類文明在定居、馴化動物、城市化等過程中得以發展，但也爲瘟疫的產生提供了條件，瘟疫因此被稱爲“文明病”。 瘟疫危機，往往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催化劑。落後不健全的社會形態或制度的弊端，往往在瘟疫中被放大，而瘟疫導致的生存危機，又能夠迫使人們突破舊有的社會形態或制度，進而使人類文明在危機中不斷前進。 例如黑死病期間，宗教懺悔和種族迫害，未能產生防治效果，而隔離檢疫措施，使很多城市免於瘟疫或者緩解了疫情。對比效果的強烈衝擊，使人們的思想，逐步從中世紀的宗教禁錮中走出，成爲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的開端。 2003年SARS暴發初期，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的問題引發政府信任危機，事後出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促進了政府信息公開改革進程。 是以祈禱來驅散病毒，以殺貓來消滅鼠疫，以板藍根來治療怪病，以偏方來求得心安？還是選擇現代科學和理性？ 1796年詹納發明牛痘疫苗，1854年斯諾通過流行病學調查確定霍亂傳染源，19世紀下半葉，現代微生物學的發展及科赫法則，使衆多的傳染病得以明確病原體和傳播途徑，一方面爲針對性的防疫措施提供了科學依據，另一方面也爲疫苗開發提供了基礎，20世紀抗生素、重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的發明和推廣使用，更有效遏制和降低了傳染病的蔓延和危害性。歷史已經證明，現代科學及理性嚴謹的科學精神，是人類戰勝瘟疫的最有力武器。

讀完已經有一週左右的時間了，有些細節已經記不清楚了，粗製濫造地談談想法。 在一般的歷史教科書乃至研究專著對這一問題卻沒有給予高度的重視，它們往往將歷史的演進歸因於社會經濟發展、政治軍事鬥爭乃至英雄人物，現在看來是有失偏頗的。麥克尼爾的大作從一次次傳染病暴發的角度解讀重大歷史事件，揭示傳染病對歷史發展的巨大影響，其視角確實獨特。不論書中具體的細節描述是否有失真、誇張的因素，但必須承認的是傳染病對於人類歷史發展軌跡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尤其是在科技、醫療落後的古代，這是任何歷史著作所不能忽視的。 將傳染病納入歷史研究之中，會削弱整個歷史變遷的邏輯性，從而給歷史增加了更多的偶然性、不可預見性，但恰恰是這種偶然性和不可預見性才使得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更加接近真正發生過的歷史。在更加宏大的視角之下，人類的歷史也是生命的歷史、地球的歷史中的一部分乃至是一個短暫片段。在整個地球、生命的演化之中，正是由於無數隨機的事件發生，才呈現出了現在的面貌，既然我們認可其中的偶然性，我們也就應該接受人類自己歷史的偶然性。 從麥克尼爾的書中，我們得以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們的所處的環境、生態系統，我們就會發現與它們更加密切而又複雜的關係，發現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經受它們的羈絆，發現我們從來以及永遠都不是超然的存在。縱然我們自詡爲萬物之靈，人類的產生髮展依然是與自然界不斷互動的結果。因此，當我們面對自然的神聖，我們必須不斷認知自我的渺小和卑微，進而始終保持一份謙遜和敬畏：從進化的角度來講，我們或許只是比某些物種（絕不是所有物種）更能適應環境罷了。 這本著作是一個人類傳染病孕育、產生、發展的歷史，自從有人類以來，或者說伴隨着人類的進化，傳染病始終如影隨形。縱然限於文獻資料的記載，我們對史前時期的傳染病及其影響記錄不多，但隨着更加深入的考古發現和一系列生物技術的發展，人類歷史圖冊中傳染病章節的厚度將不斷增加。 這本著作又是一本人類抗爭傳染病的歷史，從矇昧時代的驚恐，到文明初期那些樸素淺顯的預防治療方法，一直到現在建立在分子生物學、精準醫療技術上的現代醫學，人類不斷深入傳染病的本質，不斷積累知識技術，甚至滅絕了像天花這樣可以造成千萬級死亡的烈性傳染病。 這本著作更是一部傳染病影響歷史走向的著作，戰爭的勝負、朝代的更迭、經濟的興衰、文明的浮沉，傳染病往往在背後扮演着重要卻難以發現的角色；反過來，在人類從叢林走向草原、從流浪走向定居、從農村走向城市、從農業走向工業、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孤立走向聯繫的過程，也深刻地改變了傳染病發作、發展的環境乃至模式，我們揮別了一些傳染病，卻又不得不面對另一些傳染病，甚至必然要迎接更多的傳染病。 與自然界當中微生物與人類相互供給、相互適應的過程（微寄生）一樣，人類社會當中也存在另一種寄生現象，就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者的剝削、保護以及被統治階級對統治者的供養、反抗（巨寄生）。自然界中的傳染病依賴宿主生存和傳播，又會在這一過程中傷害乃至消滅宿主。因此，極端惡性的傳染病（如埃博拉、馬爾堡）殺氣騰騰卻往往難以大範圍持續性暴發，相對溫和的傳染病（如流感、麻疹、瘧疾）反而陰魂不散、此起彼伏、綿延不絕。消滅宿主並非微生物的本意，相互適應、相互依存纔是疫病的最優策略，是故不少傳染病成爲兒童病、地方病乃至被寫入人類的基因。同理，政治統治也是如此，殘暴的剝削壓迫終究不能長久，它所面對的不外乎玉石俱焚式的反抗；反之，適度的暴力與平穩的發展成爲統治的祕訣，大棒與胡蘿蔔的平衡成爲政治家的必修課。 再次回顧本書，麥克尼爾對於人類歷史的深厚積澱讓人歎爲觀止，對於浩如煙海的史料如數家珍、信手拈來；作者對於生物學、醫學等自然學科的深入研究使人高山仰止，對歷代醫學典籍的解讀與批判不偏不倚、入木三分；作者跨學科、跨領域的宏觀視角和綜合分析令人拍案叫絕，看似孤立的傳染病史和文明史在作者筆下相輔相成、水乳交融。 常言道，以史爲鑑 可以知興替，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依然膠着的時刻，在封路封城、備受關注的疫病源頭與焦點的武漢，看着夜色中時不時從窗外高架橋上急速駛過的救護車，這篇讀後感不禁抒發出更多的感慨。我也從未像現在一樣深切地體會到瘟疫與人之間的愛恨情仇，也從未像現在一樣去回顧瘟疫與人之間的糾纏瓜葛。各種心酸，欲辨忘言，只能留下一陣嘆息，反躬自省，又豈止是一陣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