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近世中國）【中國的外交之路從哪裏開始？】

本書是對中共在冷戰大背景下對外政策變化的梳理。在戰爭期間的對外關係受到革命的需求影響很大，而且缺乏對新興國家的交往經驗，所以在新中國建立後除了一邊倒支持蘇聯陣營國家以外，對印度等國家交往很謹慎，對外事務處理着重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牛軍指出，中國外交的主要特徵和要素都是在國際體系和中國國內政治的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在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過程中和蘇聯支持中國成爲大國的鼓動，中國開始從完全的一邊倒的革命外交轉向和平共處，毛順勢重提“中間地帶”拉攏第三世界的新興民族國家，國內的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也給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深度交流、不輸出革命的國內基礎。牛軍沒說的是，56年後國內政治熱情高漲、社會純化壓力巨大，和國際上中蘇矛盾、蘇聯試圖“走修正主義道路”互相呼應，最終導致中國外交又走上輸出革命的道路。

【06】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新中國對外關係的變局和奠基，非常精彩，結構值得讚歎： “從內戰走進冷戰——結盟與對抗——東亞革命與國家安全——走向冷戰共處——締造新外交”五章， 第一層，是時間順序下的大歷史， 解放戰爭期間，美蘇國共四方縱橫博弈； 建國後，周邊朝鮮和越南爆發戰爭； 談判與和平； 奠定新外交等。 第二層，是建立某種“正—反—合”的結構，建立歷史邏輯，解釋應對與變化 1.首先，美蘇分別爭取國共； 2.其次，革命意識形態和話語，決定性影響國內政局和對外關係， 此時，國家的外交幾乎等同於革命黨之間的對外關係； 隨着戰爭打響，加劇這一趨勢； 3.爾後，但到峯值後出現轉圜和新變化： 從國內和國際兩個層次均出現， 從革命走向建國， 從戰爭走向和平， 4.最後，以各會議、談判、互訪等對外交往爲契機， 以提出並確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標誌， 建立了嶄新的外交基點和原則， 無論在亞洲地區還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 均確立了獨立自主的新形象和一視同仁的原則 又賦予“中間地帶”新的生命和解釋， 確立了自身的戰略空間， 反過來影響國際冷戰局面 “革命不輸出，輸出者必遭失敗”的提出，真是意味深長 讀完一大感覺，這個結構真的厲害，別人怎麼想不到？ 提出來就成了一大半，更何況如此紮實的史料分析， 同時，思考分析又很深邃 以“冷戰與中國外交”爲題眼，也有一種打開常識的感覺， 冷戰的格局，從政治軍事上決定中國外交可選項， 反過來，中國的軍事鬥爭和對外交往，影響整個亞洲，影響着世界格局； 又以國內和國際雙向互動，解釋中國外交決策， 同時解釋蘇聯、美國和歐洲各國動向， 均存在國內議程約束對外決策， 國際鬥爭和談判反過來影響國內政局 以及革命到建國的“變局”， 既有特殊到普遍的關係， 也有如下複雜因素： 悠久歷史的影響； 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的考慮； 執政者的思考與變化；等等 很多都值得深思。 很巧合，去年在微信讀書上隨機推薦，讀了開頭後逛地壇書市，社科文獻出版社的攤位上，這本就赫然在列，又斷斷續續在午休期間和家裏讀着，今日讀完。 2025年第6本書，0130正月初二記。

我很認同書中的一句追問。 以求同存異爲基礎的五項基本外交原則。 的確是動態的。 邊界和彈性，也必將與時俱進。 ㊗️福我們的祖國， Great again

非常推薦牛軍老師的這本大作。 如同作者在結語中所言，本書如同故事和畫卷，有啓發和留白。作爲學術類書籍，又體現出史家治學之嚴謹，讀罷受益匪淺。

貴在真實，國家外交的探索之路。

毛澤東起草發出了一份題爲《論政策》的黨內指示，以幾個“區別”來論述中共中央改變對美政策的合理性。他說必須在具體分析和有所區別的基礎上，制定黨的對外政策，總的原則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採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爲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即中共的對外政策與國民政府的對外政策要有區別，第一是區別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第二是區別英美於德意日；第三是區別英美政府與英美人民；第四是區別英美的遠東慕尼黑政策和它們目前的政策。中共中央制定對外政策的根本方針，就是“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儘可能地利用外援”。[插圖]毛澤東起草的這份文件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它實際上承認了以往的政策是簡單化的，有必要進行重大的調整，當然首先是要解決認識水平問題，要在承認“區別”的基礎上制定政策；另一方面，它基本上固定了中共與美國關係的層次，在意識形態的框架裏，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只能是徹底地相互利用即“利用矛盾”，合作也只能是“利益的匯合”，不僅不大可能有理念和價值的交集，最終還要“各個擊破”。當然，從戰略文化的層次上觀察，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這篇文獻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可以將國內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運用於處理對外關係，這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對中國政治經驗的依賴、堅持，以及對國際政治的獨特解讀和其認知邏輯的特殊和特別的內向。 中共中央在此後一個時期的對美政策仍然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當然，這一時期東亞國際局勢撲朔迷離、變幻不定，充滿了爆炸性，並沒有給中共領導人留下多少潛心思考的時間。中共中央的對美政策不可避免地出現反覆和擺動，不過毛澤東畢竟已經在理論上爲制定一項實用的對美政策提供了空間。作爲這項實用政策的最初表現就是美國記者在中共控制地區又成了受歡迎的人。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發表《論政策》的同一天，專門就如何對待英美新聞記者等發佈黨內指示。指示按照“改錯不認錯”的一貫作風指出，美國記者等還是要“當做情報人員看待”，不過另一方面也將他們“當做外交人員看待”，“待之以外賓之禮”，“以便經過他們形成我們與英美之間一定程度的外交關係”。所以中共有關機構和人員對接洽來訪的英美記者，“不僅不應採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態度，而且應採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

今天讀了《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1949-1955）》的緒論部分。 首先，這個書我覺得應該把毛主席早年對於革命的認識簡短化，既然“革命”是本書的精髓，那麼，就應該讓它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而不是長篇大論，我還以爲我在讀《一師毛澤東》呢！ 其次，它很好的點出中國的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冷戰的關係：冷戰並不是主要矛盾，如果沒有冷戰，中國依然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人民要求建立先進工業國與落後農業國的現實，進而發起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纔是主要矛盾。 再次，中國在冷戰開始之際，一直是“革命”的，很長一段時間的口號是“支援世界革命，世界人民大團結”當時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是“中國定位的轉變”，從一盤散沙的舊中國到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國，進而帶來政策的一系列變化。 再次，我還有一點發現，就是冷戰初期的局勢怎麼這麼像1936～37年6月的中國政局？西北三馬與被困河西的西路軍，即將扣押蔣介石的張楊，廣西“反蔣”的李白，河東紅軍的東征山西，與在東北的日本，最令人唏噓的就是1937年3月西路軍全面失敗，1937年9月《國共合作宣言》簽訂。局勢變化令人目不暇接，政權（國家）關係的變化飛快。 所以在這種局勢下，更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不放，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不能犯機械唯物主義錯誤，因爲力量是再不斷變化的。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學術代表作 在國內複雜局勢和國際冷戰格局的相互衝擊下，新中國如何建立外交制度、構建外交關係格局？ 串聯重大歷史事件，勾勒恢弘曆史圖景，深度剖析新中國外交格局

美蘇步入尖銳對抗並在斯大林去世後東西方關係一度趨向緩和的這個時期，中國政局正在經歷極爲劇烈的轉型，即從中共取得革命運動的最後勝利轉向建國。這個轉型的過程難以劃出截然分開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發生的革命與建國是不可拆分的聯合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關係也伴隨着這場轉型而誕生，並在與國際冷戰的互動中塑造出自己的基本形態。

閱讀這本書的意外收穫是使我論文的歷史分期有了非常明確的國際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