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在BC2500~BC2000，華夏先民進入古國時期，出現了所謂的“萬邦時代”。然而擁有城市、宮殿、階層、祭臺等衆多的古國，在經歷短暫的興盛後，就走向了衰亡。BC2000年，在嵩山北麓，伊洛河谷的二里頭，以銳不可當之勢，衝破古國衰亡的魔咒，迅速崛起，逐步形成以伊洛河谷爲核心，建立起覆蓋範圍遼闊的廣域王權國家。從這一刻開始，華夏先民開始步入一個新的階段一一早期國家。

考古學家許宏的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值得一讀。 這是一部跳出文獻、用考古實物重構早期中國誕生過程的佳作。本書不像傳統歷史書那樣按王朝譜系講故事，而是像一部“歷史偵探小說”，帶你回到4000年前的中原，看“最早的中國”是如何從廢墟中萌芽的。 此書核心看點： 1. 質疑“夏朝”定論：書中明確指出，在公元前2000年（傳統認定的夏始年），考古學上其實看不到對應的“王朝氣象”。許宏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輕易將二里頭遺址與夏朝劃等號，這種學術剋制反而增加了可信度。 2.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梳理了陶寺（山西）的衰落到二里頭（河南）的崛起。描述了中原如何從邦國林立的混戰局面，演變爲二里頭這支“廣域王權國家”一家獨大的過程。 3，物證優先：通過城址佈局、青銅禮器、綠松石龍等實物，而非古書傳說，來推導早期國家的形成邏輯與社會分層。 總之，許宏教授的文字一如既往地通俗流暢，雖是嚴肅考古著作，但讀起來有“破案”的快感，適合對文明起源、考古新知感興趣的普通讀者。當然，若期待看到坐實夏朝的明確結論，可能會感到“不夠過癮”，但這正是本書科學態度的體現。 其實，多瞭解一下考古發掘的成果，有助於跳出把神話傳說當成歷史真實的怪圈。

許宏老師（出生於1963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的第三任隊長）的《何以中國》這本書，起先是一系列考古相關話題的博文，最後被整理成了一本科普類的考古讀物，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公元前兩千年，“最早中國”的雛形。 “古典文獻中，夏王朝是中國最早的王朝，是破壞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襲‘家天下’的開端。狹義的王統視角和話語系統，也不足以涵蓋勾勒出這段歷史的波瀾壯闊。” 按照大多數現代學者的研究和推測，最早的中國，是從夏王朝開始的，在此之前，在中華大地上生活的人們，更多以聚落和族羣的形式組織，沒有出現國家、貴族、等級等等。考古爲研究歷史提供很多物證，但是要定奪一個國家和一種文明的誕生，需要大量其他參考——社會變遷，地理環境，政治形式等。 許宏老師的這本書，只有6萬多字，不侷限於考古知識，更多的是嚴謹的治學態度，展示了考古人的興奮點——尋找佐證，反覆推演，在難以還原真相的情況下欣賞人類歷史的波瀾壯闊，接納爭議，不蓋棺定論，讓考古成爲一門“活”的學科。 最起知道許宏老師是因爲讀了一本考古人的訪談錄《我在二里頭考古》，書裏很多采訪對象都是在二里頭工作了十幾二十年的一線考古人，很多人提到了作爲第三任隊長的許宏老師，認爲他將二里頭考古成果、考古的趣味和貢獻傳遞給了大衆，增加了二里頭的知名度。而在這本書裏，每個採訪者都被問了同樣一個問題：“你怎麼看待，二里頭到底是不是夏都，這個問題。” 一線考古人員，大都會表達希望二里頭是夏都，也有人會說“即使沒有文字的記載，我仍然認爲二里頭肯定是夏都”，對於自己從事了幾十年的工作，都會希望自己是參與重大發現的一份子，而如果二里頭被認爲是夏都，二里頭成爲中國的源頭，其知名度會進一步提升。 而恰恰是許宏老師，他很謹慎地保留這種觀點，從考古學上來講，沒有證據就是沒有證據，而讀了他的書以後，更多的感受是，許宏老師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看待這個問題——它也許並沒有那麼重要，起碼這並不是考古人的唯一興奮點—— “‘最早的中國’——東亞大陸最早出現的核心文化和廣域王權國家，我們永遠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着……把研究結論當成信仰來堅守的學者並不罕見，但這僅是一種看法一種解讀，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並不是最重要的，東亞大陸社會複雜化、文明化、城市化、國家化的進程，在一代代學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來，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書籍真正可貴的地方是傳遞一種思考方式，盡信書不如無書，學習和研究的態度，不是“學到了”，而是明瞭當下的一種看法，這種開放式的研究態度，有機會讓知識成爲智慧，同時又不會禁錮自身。如果從考古學上來說，不忙着蓋棺定論，不給後來的學者製造不必要的干擾。 書籍花了一定的篇幅講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讀這本書以前，我也認爲這是一個歷史故事，而事實上以現在學界的認知來說，這更可能只是一個神話，洪水是當時地理環境發生變化的一個結果，古書記載大禹治水的方法是疏通，以當時的人力和技術手段來看，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使是今天，部分洪澇災害也防不勝防，更何況在公元前兩千年。 那既然考古研究進程緩慢，看上去又不能提供對未來發展的直接幫助，爲什麼還要進行考古研究呢？書籍給我最大的啓示是，對過去的瞭解，有時是從意識形態上讓現代人理解“何以中國”或者說“何以國家”，以下僅以書中提到的幾例來講—— 例如，關於“奢侈”。考古人經常挖各種墓葬和遺址，以瓶瓶罐罐、壁畫、牆垣等來了解當時的城邦、人們生活起居的習慣，很重要的一項是“尋找奢侈品”——“禮器”，“禮制的核心是等級制度，禮樂制度體現的是特權和社會成員間的不平等，禮制用以確定上下、尊卑、親疏、長幼之間的隸屬服從關係。”細想，和今日的奢侈品，有相似的精神內涵。 再例如，關於“破產”。考古研究中有一項很艱難的分析，就是共時問題，兩種所處年代很接近的文化，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一興一衰和前仆後繼的關係，還是說互爲鄰居的關係。書中談到陶寺文化的衰落，是一個謎，沒有人知道它到底是被別的文化消滅的，還是發生了什麼重大的疾病瘟疫或者地質鉅變。“美國教授賈雷德·戴蒙德，把一個社會崩潰的原因歸結爲五點：生態變化，氣候變更，強鄰在側，友邦援助的減少以及社會自身應對之道，並認爲最後一點是至爲關鍵的。”這種觀點，在分析公司和家庭的破產上，也有非常大的參考意義，例如，導致夫妻關係的破產，也可以有五個誘因：疾病和意外災禍（生態變化），家庭財產的折損和收入的減少（氣候變更），小三介入（強鄰在側），父母支援的減少，夫妻感情積累不充分，我也認爲最後一點是最致命的，它會讓家庭的彈性變小，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讓關係風雨飄搖。 許宏老師的書，深入淺出，即使他是一個資深的考古人，書讀來也並不讓普通讀者覺得壁壘重重，這樣科普類的讀物，能讓更多人在產生對考古和歷史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是一種寬廣的治學態度，不急着得出結論，永遠虔誠，永遠好奇。

【以《何以中國》結束4月，開始5月[嘿哈]】 許宏先生作爲考古學的大佬，他的書是不能不看的[嘿哈]《何以中國》這本書主要講的是“中國”之所以成爲“中國”的歷史軌跡，講的是“二里頭”這個最早中國的由來。全文沒有抽象地論理，有的只是對考古發現的娓娓道來和對歷史演進過程的敘述。那我們接下來還是分三個部分記錄這本書———“考古和歷史的關係”、“從陶寺到二里頭”、“中原與中國”。 一、考古和歷史的關係 中國考古學自1926年李濟先生髮掘西陰村開始，受文獻材料以及由此產生的史學傳統的影響，肩負着“證經補史”，參與古史建構的責任。考古探索以文獻記載的具體國族、王朝的確認爲中心，目的在於解讀文字誕生前後“文獻不足徵”時代的無字之書，從而和文獻學一道成爲了構建大歷史框架的途徑和手段。對這一點許宏先生並不認同，在他看來考古學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研究成果，不應淪爲歷史學的附庸。具體到特點就是，考古學擅長宏觀考察，勾畫歷史輪廓，難以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驚醒把握。具體到研究成果就是，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述並不能相互對應，既不能確認三代的真實存在，也不能確認哪類遺蹟屬於王朝。比如，在考古學者看來，考古學上沒有堯舜禹，只有龍山時代，狹義的王朝話語系統不足以涵蓋勾勒整段歷史。 二、從陶寺到二里頭 許宏先生指出：“公元前2000年，黃河以東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衰落，黃河以南嵩山一帶逐漸進行區域整合，新砦集團嶄露頭角，爲隨後的二里頭爲先導的中原廣域王權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那接下來我們就按照許宏先生有關陶寺——嵩山——新砦——二里頭的都邑先後順序，梳理中原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過程。 首先是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屬於龍山時代晚期文化遺址，都城城圈周長17公里，高8米，由黃土版築而成。貴族墓葬中發現了“龍盤”、“鼉鼓”等禮器，可見存在某種約定俗成的，按照等級次序使用禮器的規制，表明華夏禮制在龍山時代晚期已經形成。雖然陶寺都城規模巨大，富有王氣，但大邑小國，國土並不遼闊，沒有形成廣域王權，並最終受到嵩山文明的衝擊，被迫文明化，納入了王朝體系。 其次是嵩山文化圈。中嶽嵩山處於西北和東南兩大文化板塊的碰撞交匯處，是與東西雙方保持交通聯繫到的重要孔道。以嵩山爲界，考古學將山南山北有地域差別的文化分爲“王灣類型”和“煤山類型”兩大類型。這一階段各聚落羣廣泛分佈，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傳統，相互之間關係緊張，時常發生軍事衝突，以至於各個城址忽興忽廢，逐漸從南北對峙走向區域整合，聚落形態從多中心、對抗式佈局演進到單中心、凝聚式佈局結構，最終促成了二里頭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 再次是新砦文化。龍山時代末期，各區域文化在激烈對抗中逐漸走向衰敗，但新砦集團異軍突起，開始傲視中原。具體來講，新砦並不算一種獨立的文化類型，他作爲龍山文化末期與二里頭文化早期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僅僅是一種曇花一現的現象。但是新砦是嵩山文化圈時期戰亂狀態的終結者，由此嵩山南北兩大集團整合了，外來因素進來了，文化進一步雜交，新砦獨大了，最早的中國———廣域王權國家曙光初現，呼之欲出。 最後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二里頭文化。在許宏先生看來，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是東亞大陸最早出現的核心文化和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遺址佔據亳坂南坡的一處半島狀高地，這決定了它在“大洪水時代”對周邊受災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同時二里頭人在這塊“洛亞方舟”上營建祭祀區、宮殿區、工城，構成了二里頭都邑的大中軸線，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築基址在這一時期修建，表明二里頭已經具有了調動巨大人力及其資源的廣域王權，開始在一個新的高度上繼續整合嵩山羣雄的文化遺產。 三、中原與中國 卡內羅在《國家起源理論》中提出的“限制學說”認爲，由於環境的限制，人口捆綁在土地上，因此戰爭的戰敗者無處可逃，淪爲戰勝者的納貢人。此後他又提出了“資源集中論”和“社會限制”對“限制學說”進行了補充，認爲“資源集中的地方也相當於環境受到限制的地方”、“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區，對於居住於中心區域的人來說，也可以產生相當於環境限制的效果”。若以卡內羅的觀點解讀中原文化的發展，也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強盛的原因，就是那些盛極一時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以二里頭爲例，二里頭的擴張方式沿着水路、陸路線狀推進，其文化擴張的背後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條件在廣大區域建立政治關係網之外，獲取各地的自然資源也是其重要目的之一。可以說，資源的獲取在當時是最大的政治。可見，公元前2000年，中原王國先後建立起了凌駕於周邊王國之上的中央王國，並以軍事、政治、文化等方式聯結周邊國家，一邊吸收周邊國家的各項資源，一邊削弱他們的獨立性，最終產生了具有多重來源的方國、侯國文化，形成了廣域王權國家。 總體上講，許宏先生的“廣域王權國家”指的是中央王國和地域邦國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中央王國是“國上之國”，周邊地域邦國構成“華夏系統國家羣”，他們共同構成了華夏文明圈。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 讀後有感 從小到大的學科學習中，我很難對各類人名，地名，時間感冒，爲此在看這本書時，比起一串串數字、一張張地圖，我的注意力更多投擲在我可以吸收轉化的內容方面。 “真相是什麼？真相是統治者想讓你看見的歷史。”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 “何以中國”，顧名思義，就是探討“中國”的起源問題。 從陶寺的興衰講到嵩山的動向，從新巖的發韌講到大邑二里頭，本文通過重大的考古發現介紹了中原和中國形成的演變過程。與此同時讓讀者對考古學研究的意義(解讀文字誕生前後“文獻不足徵”時代的無字地書，進而構建出東亞大陸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學的作用無可替代，已是不爭的事實。 )  過程(發現—推想—再發現—再推想)、態度、原則，內容等有了一定認識(但是我們真正能讀到什麼很容易被我們希望讀到什麼、讀多少所影響)。 我認爲這本書的普遍價值在於作者自己在努力秉持且希望讀者在閱讀此類書籍時應當秉持的辯證態度:不僅要辨眼前之觀點、還要辨考古界在考古研究”時的不足，不僅要觀眼前，還要瞻前顧後。(我認爲最值得警惕的是我們的大腦——時不時就隨地偷懶,警惕它成爲別人思想的跑馬場，警惕它成爲了別人思想的跑馬場但最終解釋權不歸自己所有) ◆ 說句略嫌悲觀的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懷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着。 那年月，有國家嗎？ ◆ 意識到自身研究結論的相對性，本屬常識卻並非易事，把研究結論當成信仰來堅守的學者也不罕見，尤其在我國。 ◆ 話說回來，越來越多的學者也意識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並不是最重要的 ◆ 這樣的解釋你可能不滿意，但歷史和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就是這麼一碼事。

東鱗西爪，卻意味深長。可謂對傳統古史框架的一次試探性的突破。 與其說這是一本以考古學話語討論“廣域王權”的中國誕生過程的書，不如說這是一冊作者對於考古學與治學的經驗之談。 自中國考古誕生以來，考古學被迫與古史構建掛鉤，其成果似乎成爲了一個解釋學問題。考古材料和傳統歷史文獻的交界處，偶有似是而非的重合，“匹配印證”則成了強加於考古學的任務。但古史重建從來不是考古學本身的使命，而是外命之所責。考古不該成爲“證經補史”的附庸和工具，不可輕易牽附於文獻所載的國族朝代的歸屬問題，僅僅可闡釋大範圍的文化流變而已。 本書的難得之處正在於，作者在考古講史和文獻講史的張力中，在傳統二重證據法“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侷限裏，試圖擺脫中國考古學一以貫之的“證經補史”取向，而主張以考古學的客觀語言來進行古史建構。如作者所說，應當“意識到考古學材料和學科手段的侷限性，注意過度解釋的危險，避開它回答不了的具體族屬、國別等問題。” 另，讀完此書一月有餘，作爲門外漢本無可置喙，但前日看到作者許宏的新作臨近面世卻噤止渲發的新聞，作者在社交媒體上無奈地稱“無良文人咬告，有司擔心輿情，拙著實際上已胎死腹中”，而媒體上則有“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遺址，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此類令人大跌眼鏡的文章，震驚之餘頗感毛骨悚然。拒絕承認中國文化來源的複雜性、夏王朝的不可知性，居然已到如此地步。 現代考古學自誕生之初就和各國的珉鏃主義思潮有着密切的聯繫，這一點無可厚非。幾乎無可避免的，考古學的發展對世界各地的珉鏃主義思潮產生着影響，珉鏃主義亦反過來影響了考古學。但是考古和歷史這種靠“格物致知”得出假設和推斷的學科，再如何精確也終究難以百分之百地還原歷史，這更要求有不同的觀點進行碰撞和討論。何以出於立場問題拒絕任何一種並非無理的聲音呢？ 歷史固然是珉族的記憶，但珉鏃的侷限性也造就了歷史的侷限性。一代代中國考古人都絞盡腦汁尋找更早的夏史甚至三代的物證，其中珉鏃主義思想有之，急功近利者恐怕亦不少，卻偏偏缺少理性的判斷。羅素說“科學只是人類偏見的累積”，歷史大概也一樣。 作者在書中有句話非常令人動容，放在這裏更顯得悲壯： “說句略顯悲觀的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歷史的真相，但仍懷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着。”

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和紅山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不同地區的重要文化類型，它們之間存在着一定的時間先後關係和相互影響。 1.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國古代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個文化時期，出現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間[^0^]。它主要分佈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一些地區，如河南、山西、陝西、湖北等地。仰韶文化以彩陶爲特徵，藝術和文化形式非常豐富[^1^]。 2. 紅山文化：紅山文化是中國古代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一個文化時期，出現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間[^2^]。紅山文化的遺址主要分佈在中國北方的遼寧、內蒙古等地，以精湛的玉器雕刻技藝而聞名[^3^]。 3. 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中國古代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個文化時期，出現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間[^4^]。良渚文化的遺址主要分佈在中國南方的浙江、江蘇等地，以玉器和精美的陶器製作技術而知名[^5^]。 4. 龍山文化：龍山文化出現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以其先進的黑陶和青銅器技術聞名[^6^]。龍山文化繼承了仰韶文化的陶藝傳統，但又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標誌着權力和財富的集中，開啓了中國青銅時代的大幕[^7^]。 在相互關係上，紅山文化在孕育、形成期間受到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影響，並影響了安徽的凌家灘文化與江浙的良渚文化，展現出鮮明的開放性與包容性[^8^]。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獸面紋極有可能由紅山文化的玉雕龍獸面玉牌發展而來，部分良渚文化的玉器與紅山玉器造型非常相似[^9^]。此外，龍山文化繼承了仰韶文化的陶藝傳統，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如黑陶和青銅器技術[^10^]。綜上所述，這些文化在時間上有先後順序，且在文化特徵和技術上存在相互影響和傳承的關係。

書本身很好。雖然許宏已經盡力做到"好讀"，但作爲專業性極強的考古科普書籍，很難非常好讀，所以給三星。 "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一二百年時間裏，也即在所謂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2019.12.8.在南博講壇許宏的講座後觀衆提問環節，有人問，二里頭是否屬於夏朝?有些專家直接將二里頭歸爲夏，而以研究二里頭爲主業的許宏卻說二里頭大約是夏商之間，爲什麼？到底聽誰的？ 許宏的回答讓我深有觸動: 1.問題本身。儘管作爲擁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國人，在感情上都希望答案是夏，否則中國的文明史將縮水至商起的3800年。然而在沒有實證出現前，與其感情用事，不如保守一點。 2.非專業人士要聽誰的？我們的基礎教育太強調標準答案。大學老師們不得不教學生的第一課就是，並非一切問題都有標準答案。真理向前一步，也許是謬誤。學會自己思考，學會存疑，比糾結於答案更重要。 大學裏，需要這樣的老師。 從12月初開始讀這本書。斷斷續續一個月。昨天和今天收尾時，發現自己需要重新再瀏覽一遍才能把思路再次整理清楚。 從山西陶寺，到嵩山林立的邦國，到開始重禮的新砦，直至作爲中原廣域王權國家的代表二里頭，再聯繫我們之前在遼寧所看到的紅山文化和一年半前在杭州看到的良渚文明，以及九年前我們在殷墟瞭解到的商代歷史，中國周以前沒有文字的歷史一點點在我們眼前變得越來越明晰。 在博物館愛上歷史，是我二十年前難以想象的事情。儘管我是一個文科生。但每一次的博物館之行，都讓我一再發現自己的無知。 感謝像許宏這樣的考古人，讓我們愛上歷史，也更愛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 陪着兒子走過祖國的山山水水，不必教他要愛國，因爲他已經融入這個國家的上下五千年，再也難以分離。

比較中國的各個重要的考古學家，許宏一直是我比較喜歡的一位。主要是其僞裝成實證主義的學閥作風着實好笑，可以給枯燥的閱讀過程增添不少樂子。 許宏老師向來堅持不承認二里頭是夏都，即便時間地點都對得上，但是不出土文字就不能叫夏。這個觀點也算合理，至少二里頭的一種謹慎的解釋，並不讓人討厭。 難以讓人認可的是，許宏一邊攻擊認爲二里頭是夏都的學者是“信仰考古”，一邊秉持着自己近似信仰考古的“大都無城”論。爲了確保自己的“大都無城”猜想，身爲二里頭考古隊隊長，壓着考古隊的發掘範圍。都不去城牆邊挖，那當然挖不到城牆，證明了許隊長的“大都無城”論啦。結果二里頭工作隊隊長換成趙海濤後， 沒幾年就發現了二里頭的城牆遺址🤣 在 2025 年的今天，閱讀《何以中國》，具備了一些往年所沒有的喜劇感。

或許作者認爲二里頭人所共知，不需解釋，我也覺得有印象，就在我們河南，但是具體在哪就說不清了。書已讀完，大約知道作者的觀點是，中國最早的起點應該就是二里頭，所以這個位置很重要，想確切瞭解一下，就搜了一下：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二里頭村及周邊區域，座標約爲北緯34°41′53″，東經112°41′25″。 二里頭遺址是中國已知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之一，距今約3800～3500年，屬於夏代中晚期至商初期。遺址南臨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黃河，範圍包括二里頭、圪壋頭和四角樓三個自然村，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遺址中心區位於東南部微高地，分佈有宮殿區、宮城、祭祀區、圍垣作坊區及貴族居住區，西部地勢略低，爲一般居住區。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始於1959年，由考古學家徐旭生在偃師區二里頭村發現。經過60餘年的發掘，確認其爲經過精心規劃、佈局嚴整的王國都城遺址，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玉器、陶器、骨角器及綠松石龍形器等文物。遺址的宮殿區和道路佈局顯示出中國最早的城市規劃理念，包括中軸線佈局和“井”字形主幹道網。 二里頭遺址不僅是二里頭文化的命名地，也是夏代都城斟鄩的考古實證所在地，被譽爲“中華第一王都”，對研究華夏文明起源、國家興起、城市建設及王都制度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2026年04月08日 1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