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

26.1.29增訂：大二上學期《史學論文與寫作》課程以撰寫書評作爲結課作業，筆者選擇了本書作爲討論對象。書評不過胡亂地寫了一點，多是流於表面的泛泛而談。現附於下，尚祈批評指正。 拉鐵摩爾20世紀30年代的著作《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提出的“邊疆王朝”“貯存地”等概念與研究範式，奠定了邊疆史研究重視理論構建的學術基調。此後數十年，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等多部重量級論著陸續出版，始終延續着強調理論構建的傳統。2008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首先出版的《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作爲邊疆民族歷史研究的又一力作，繼承了這一深厚的學術傳統，同樣以長時段的宏大理論構建見長。 本書作者王明珂是著名歷史人類學家，本書正是他針對“華夏邊緣”地區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主要探討兩漢時期（部分章節時限下延至魏晉）的北亞遊牧世界。 本書首先簡要回顧遊牧社會研究的既往成果，此後在第一、二章對北亞遊牧部族的基本經濟結構、社會組織、形成淵源等方面進行了系統梳理，着重闡述了中國北方遊牧人羣與農耕生產的華夏先民互動的基本模式及華夏認同的形成問題，並通過引入人類學部分研究方法與學術概念，爲後文的具體討論建構起足夠宏大而合理的理論框架。在此框架之下，作者在隨後的三個章節分別聚焦“草原遊牧的匈奴”“高原河谷遊牧的西羌”“森林草原遊牧的烏桓和鮮卑”三個部族展開論述。 作爲誕生於北亞草原遊牧社會的首個龐大政治體，匈奴帝國影響力之大、延續時間之長，註定是邊疆民族史研究中無法繞過的話題。本書論述匈奴部分着墨尤多，關於其社會組織的論述亦堪稱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此，作者引入“分支性社會結構”概念，指出由於草原地理生態環境變幻莫測，遊牧經濟必然趨於分散化以趨利避害，相應的社會組織亦需易於變化調整以適應分散的經濟結構。正因如此，遊牧團體聚散分合均具相當彈性，其規模大小也變動不居。這就使得草原政治結構最龐大、最複雜的匈奴帝國走上了與中原王朝大相徑庭的發展道路。本書聚焦匈奴國家組織與其經濟結構間的關係，指出匈奴國家組織雖然部分符於遊牧經濟的分散化原則，但國家組織天然具有的集權傾向與管理職能又無可避免地與趨於分散化的遊牧社會組織原則衝突，從而影響遊牧經濟靈活分散的正常秩序。這種集中與分散的結構性矛盾成爲長期困擾草原遊牧社會的痼疾。 本書吸收俄國學者哈扎努夫關於遊牧經濟無法自給自足，必然需要在與外界互動中獲取資源的理論，並將此作爲全書衆多理論建構的基石。具體以匈奴社會而言，作者以此理論爲基礎，對匈奴國家的形成原因進行了深入論述。作者回顧了“領袖個人魅力與成就”“內部階級分化演變”兩種既有觀點，認爲以此二說均未得其實，而傾向於“外部互動說”。這一觀點基於遊牧社會的“分支性社會結構”，認爲遊牧政治組織是在與定居人羣的交流互動中產生的。作者基本肯定了巴菲爾德提出匈奴帝國是“遊牧部衆爲了解決其自身組織的問題，以便能有效地掌控中原的一種結構性反應” 的觀點，認爲草原諸部落爲突破南方中原帝國對草原資源封鎖，需要結成一統一之政治體以與後者互動，匈奴帝國從而誕生。遊牧經濟的非自給自足性在催生匈奴帝國的同時，亦爲帝國崩解的隱患。當中原王朝放寬資源管制，草原南部諸部族便日益依賴長城內的資源，難免與遠離長城的部族間產生種種矛盾，進而爲帝國的分裂埋下伏筆。 位於青海東部的河潢地區遍佈高原河谷，生長於這一生態環境的西羌遊牧社會發展出了獨特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由於極度缺乏當時羌人社會的直接史料，作者從兩《漢書》入手，統計了漢羌衝突中漢軍所獲羌人牲畜的種類，指出其遊牧經濟的畜產結構決定其高度依賴河谷地區的供養，從而必然與漢帝國產生摩擦，乃至劇烈衝突。作者並且藉助羌人家族名號的傳承與變化，推斷其社會組織結構囿於經濟地理條件而具有明顯分散性，難以凝聚爲匈奴式的龐大帝國，平時分化爲大大小小的部落相互爭鬥，在與漢帝國產生邊境衝突時則暫時結成聯盟以抗外敵，而一旦戰事消弭，聯盟即告瓦解。 居住在中原帝國東北邊陲的森林草原部族，或許是邊疆史上最受關注、影響也最爲深遠的羣體。巴菲爾德對此論之甚詳，他指出“外族王朝對中原的征服是東北民族的事業” ，一旦中原板蕩，處在邊緣而遠離動亂中心的東北草原森林部族往往伺機而動，在東北地區擴大其統治，逐步建立起二元化的官僚組織體系，進而試圖奪取更廣大的中原農耕地區，最終建立起魏特夫等學者所稱的“征服王朝”。不過在漢代，東北部族處在漢匈兩大帝國的陰影之下，其影響力還很有限。本書利用《魏書》等文獻史料，結合考古發現成果，對這一時期生活在東北草原森林的烏桓鮮卑的經濟與社會情況做了比較詳細的考察，指出狩獵活動在其經濟中的重要性較高，而不那麼依賴畜牧；而其社會則通過結合爲部落聯盟的方式與漢朝互動。烏桓鮮卑的部落聯盟，不同於有事集聚無事解散的西羌式部落聯盟，亦有異於形成較完整行政體系的匈奴式草原帝國，其在長期存續的同時，又未發展出比較成熟的統治組織，其運轉基本維繫於克里斯瑪式的領袖一身。不過作者亦指出，隨着鮮卑烏桓與漢帝國互動日益密切，其王權與社會組織均不斷走向強化與完善。 作者對地理環境的高度重視，在全書中一以貫之。僅從章節名的選用上看，即可看出作者對地理環境影響作用的重視，而在具體論述中，亦始終遵循地理環境-經濟結構-社會組織的順序展開 ，將地理環境置於影響族羣經濟、社會的首要位置。末章中，作者跳出漢代的敘事時段，進一步討論漢以後遊牧部族與中原帝國的長期互動與歷史變遷，在揚棄前人中原草原“歷史循環論”的基礎上引出“歷史表象”與“歷史本相”的概念，並在結語中進一步詮釋。在全書的最後，作者以“邊界·移動·抉擇”爲結語，從這三方面反思遊牧人羣與漢帝國互動的歷史，同時進一步闡發了前述概念。 縱觀全書，讀者很容易感受到作者力圖勾勒北亞遊牧諸部族經濟結構與社會形態，進而構建出一宏大的理論模式，以解釋遊牧部族面對中原帝國時的交流互動、生存抉擇與盛衰演化。本書引入“歷史表相”與“歷史本象”的概念即其理論構建之一大亮點 。“歷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在本書中等同於歷史事件，而“歷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則指在特定資源環境與人羣互動下的產物，具體就北亞遊牧社會與中原帝國的互動而言，“這個歷史本相便是華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資源界線或邊界” 。“歷史表象”雖源出於“本相”，但在人的行動實踐下又未盡與“本相”相合，能夠突破、影響“歷史本相”。作者試圖以此理論修正、揚棄拉鐵摩爾與巴菲爾德兩位學者主張的草原帝國與中原帝國之“歷史循環論”，爲全北亞遊牧部族的歷史演進提供更廣泛、更合理的理論解釋。這一理論指出人羣衝破地域與族羣邊界、超出既定歷史本相的“抉擇”，足以改變歷史本相，跳出了研究者易落入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之窠臼，將“人”的行動抉擇納入影響因素中加以充分考慮，從而爲解釋古代中原與北疆的民族流動與文化交融提供了必要的補正，或許也正是作者將本書命名爲《遊牧者的抉擇》用意所在。 本書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論中不乏作者慧眼獨具的創見，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尚可商榷之處。即以前文所談到的“歷史表象”與“歷史本相”理論而言，亦非白璧無瑕。作者既言明作爲歷史事件的表象生髮自本相，但又指出在歷史實際中又往往存在衝破邊界、超出本相限制的行動（在本書語境下，即指跨越遊牧社會與中原農耕社會的界線）。那麼，因何“抉擇”？如何“抉擇”？這就勢必要對此種作爲特例而存在的種種行動予以必要的闡明。作者在書中多處解釋此種越軌的行動是“許多個人與小社羣在社會情境中的行動抉擇”，往往不爲史所記，其目的是“個人或羣體追求安定、有保障的生存”“追求更好或更安全的立身之道” ，但同時又稱此種跨越邊界的抉擇能力又因社會組織的控制、思想認知的桎梏與種種利弊得失而受限。 如此論述未免使讀者感到雲裏霧裏，難以捉摸。那麼，應當如何把握這一論述的要義？幸而，本書中仍舉“偶然也出現歷史文獻記載中”的數例，使讀者得以稍窺其所指之“抉擇”： 「如在長城邊緣，戰國時燕人衛滿率衆入於遼東，漢代北方邊郡巨室人家的奴僕聽說遊牧生活好而紛紛逃往匈奴，漢至魏晉大量“五胡”部族滲入長城內，明清時期更多的窮困漢人農民出關外、走關東，清代漢商深入蒙古草原；又如唐太宗由中原皇帝兼任草原共主（天可汗），蒙古俺答汗鼓勵部衆與漢人農民共同開發墾殖土默特平原，清雍正帝寫《大義覺迷錄》斥責狹隘的血緣正統主義，元代有蒙漢史家認爲統天下者無論來自草原或中原皆爲炎黃之後，清代許多川西羌人自稱祖上爲來自“湖廣”的漢人，或說是吐蕃名門之後。」 作者以上所舉諸例，涉及階層低至逃奴，高至君主；涵蓋時段早至戰國，遲至明清，範圍不可謂不廣。然而就以上數例而言，其目的又未必盡合於作者所定義的“抉擇”：唐太宗接受天可汗之號時尚有“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 之疑，至於雍正帝撰《大義覺迷錄》、元代史家對“華夷”一視同仁、清代羌人自認漢蕃之後諸例，動機不同，若一以蔽之,恐怕難免使得論述稍顯疏闊。 正如巴菲爾德所提醒的，“人類學家樂於提出總體模式，卻忽略了細節” ，姚大力先生亦稱，作者全書重“長時段”而輕“事件史”的論述偏好或許是作者傾向年鑑學派的治學風格之表現，但所謂“歷史本相”即是透過表層事件所表現出的，試圖繞開構成“歷史表象”的具體事件而“直指本相”，就難免使得論述的精確性受損。 不過，“歷史本相”與“歷史表相”這一理論作爲剖析長時段邊疆社會互動的研究工具，其適於大刀闊斧的理論建構，而不適於精雕細琢的細微考證，這是學術取向選擇下的必然，而不應苛求其在面對歷史進程中種種複雜、多元的具體情景時，均能直接給出恰如其分的解釋。這一理論的學術價值正在於爲邊疆史研究提供高屋建瓴的視角，爲後來學人的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與框架，爲其具體而微的細節考證提供宏觀理論的支持。 歷史書寫受到撰寫者主觀傾向影響本是常事，但應該承認的是，邊疆史無疑是衆多史學研究領域中受此困擾較深者，而時段較早的邊疆史則尤甚。本書在史料利用上以漢文正史爲主，輔之以考古成果，後者尤爲稀缺自不待言，前者亦難免受史家的華夷觀念等因素影響，導致記載出現偏差、扭曲、失真，因而對研究造成很大的困難。一些學者倡導從“內亞視角”重新審視中國北方遊牧社會歷史，並確以此在北朝史、遼金史等領域取得了相當成果，但若試圖將此視角應用於兩漢時期，在史料上首先就困難重重。柯文在其研究義和團運動的名作《歷史三調》中即談到：“任何歷史學家都可能在其著作中過多地使用容易留存下來的那類證據……大部分拳民是文盲，是按照口耳相傳的傳統習俗生活的，他們在義和團運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沒有留下顯示這些作用的任何文字材料……歷史學家不得不主要依靠間接分析法，在諷刺挖苦義和團的材料中挖掘有用的信息。” 拳民與兩千年前活躍在北亞的遊牧部族的處境是相似的，但對後者研究的困難程度又是前者所無法比擬的。在記載兩漢時期北方遊牧部族的歷史中，遊牧部族對自身歷史的撰述湮滅無蹤，創造邊疆歷史的主體在歷史書寫中完全失聲，以至於今天得見的史料幾乎完全來自遊牧民視角下的“他者”。從“內亞視角”觀察早期邊疆民族史的困難，因此也可想而知了。 學者研究難免受到其所處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而其所根據的基本史料又不能不受到歷代史家認知偏見的扭曲與形塑，既然古今學者均“帶着凹凸鏡來觀察一個本相” ，又怎能求得歷史事實的“本相”？本書本身便是對此問題的回應。作者引入人類學、考古學的既有成果與研究視角，對邊疆諸遊牧部族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同時利用區域比較的研究方法，通過對匈奴、西羌與鮮卑烏桓的個案研究與橫向對比以“移動這個凹凸鏡”，在對比研究中探尋北亞遊牧社會中諸部族的個性與共性。通過以上兩種研究方法，作者試圖超越存在於史料與研究中的文化偏見，進而增進對北亞遊牧部族的瞭解。本書一書關於遊牧部族經濟結構與社會組織的理論建樹，已足證此種治學方法卓有成效。此外應當補充的是，史料侷限固然爲治邊疆史的一大阻礙，但這更意味着現存史料彌珍貴，更有鉤沉索引、多加發掘辨析之必要。本書通過引入人類學的學術成果與治學方法，在批判繼承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將邊疆民族史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本書出色地達成了作者“提倡一種結合人類學遊牧社會知識的遊牧民族史研究”的任務，單就此而言，本書作爲邊疆史與遊牧民族研究經典之作的學術地位便已無可撼動。雖然書中論述、觀點尚有可商榷之處，但這並無損其學術價值，無愧與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等前人經典論著比肩，而共享相等的讚譽。 以上是結課書評。 以下是初讀完的小小感想，當然更不成樣子…不過也不刪去，保留其原貌。 應該說，以《遊牧者的抉擇》爲書名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立論於「遊牧經濟無法自給自足」的基本觀點，結合各地區具體社會狀況和地理條件，分別論述了北方草原的匈奴、高原河谷的西羌、森林草原的烏桓鮮卑三地的不同部族遊牧經濟的基本狀況，及基於其多樣經濟模式而發展出的不同社會組織形式。 其中匈奴、西羌兩部分論之尤詳，烏桓鮮卑稍略。以下稍微談談前兩者。 匈奴地居北方草原，要解決遊牧經濟不能自給的問題，則以南方的農耕帝國爲突破口（當然也存在如農業、狩獵等其他途徑，但恐怕十分有限）。匈奴諸部族面對中原王朝建立起的長城資源封鎖線，選擇集合爲一統一政治體以突破之。以這一觀點來看，匈奴帝國的形成根本上仍然是爲解決經濟不能自給的問題。 然而北方草原的地理條件適宜部族進行分散的遊牧經營，而不適於凝聚爲一大帝國繼續大集團式的遊牧（關於大集團遊牧方式影響遊牧經濟避災功能，書中已多有論證），從政治上看，在無垠廣闊的草原上也不易形成一擁有相當威權的領袖政體。作者稱匈奴帝國「不斷受到遊牧社會中的‘分支、分散性’與‘平等自主性’之挑戰」，確爲的論。 竊以爲關於匈奴部分的論述，是全書最精要之處。 言歸正傳。西羌情況不同。山間河谷是羌人部族爭奪的焦點，圍繞河谷的內部紛爭不斷，各自爲政、部族林立的現實壓過了統一的傾向。同時，其「分羣性社會結構」又使大大增強了諸部族的獨立性，至多僅形成部落聯盟。河湟地區的地理封閉性又爲其形成統一政權增加了巨大的阻礙。等等。 以上只選擇我記憶最深刻的稍加總結。 兩相對比，很明顯看到作者相當強調地理環境的影響作用。我們很容易想到將地理環境的不同作爲解釋遊牧部族之間經濟狀況和社會組織形態差異的原因，但能像本書一樣將這一問題論述得透徹明曉，則殊爲不易了。 最後談一點缺憾。 本書名爲《遊牧者的抉擇》，書中所談到的多是這一抉擇背後的原因，但很少能看到這一「抉擇」的過程。匈奴部族是如何集合爲一帝國的？部族首領間是怎樣互動的？西羌諸部往往互相目爲仇讎，是否有直接證據？我們當然完全可以理解這些缺憾的存在是由於史料的極度缺乏，畢竟處於帝國邊陲的四夷是難入飽受儒學薰陶的史家之眼的。而依靠考古發現所得的史料又極稀少。 …這斷然不是作者之過。 但總是很可惜。 另一缺憾——其實並算不上缺憾——即是作者對漢以後的北亞遊牧部族論之甚少，只在第六章中簡要地進行了探討。作者只簡單地引用了其他學者的觀點，稱草原遊牧帝國往往與中原帝國相始終，是因其需要後者供其剝削云云。對於中原分裂時代的北亞遊牧部族狀況，書中所論不多（雖然已足夠看出作者大致觀點，但較於其他部分仍然較少）。不過本書副標題既然是「面向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自然也無可指摘。不過只是個人意猶未盡而已。

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教授的作品。本來是準備讀他另一本作品《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不過開篇內容的歷史本相與表相的區分，讓腦子一時轉不過來，退而求其次讀了他這部作品。 ​ ​作者常年實地考察“華夏邊緣”，及其民族誌和歷史文獻，在本書中着重分析了西羌，北匈奴，和鮮卑（烏桓）三大具有代表性的遊牧部族的特性，駁斥了身爲主體民族長期以來對於遊牧部族的一系列偏見。 ​首先，作爲農耕民族發展起來的主體民族，普遍認爲遊牧是介於“漁獵”發展到“農耕”的過渡階段，但事實證明並不然。相較而言，處於“華夏邊緣”的少數民族選擇遊牧作爲其維持生計的經濟模式，是對於土地資源匱乏和不穩定環境的生存策略，並不存在比農耕低等的嫌疑。 ​高緯度地區受自然環境的約束，面臨降水量低，且降水不穩定以及氣溫相對不適應農作物生長等自然條件，遊牧的經濟方式自然而然成爲當地民族選擇並加強的生存方式。 ​ ​並且，這樣在自然條件限制下妥協的生計模式並不美好。蕭峯計劃帶着阿朱迴歸契丹過上放馬南山逍遙自在的生活是有可能的，因爲他是南院蕭大王。但我的朋友，我們是不可能的。遊牧部族的生活註定了其是對環境妥協下的產物，生活並不會富足，對於人力資源極其要求的遊牧，全年幾乎沒有休息。環境的限制迫使遊牧部族不能單純依靠遊牧來維持生計，更確切的分類，是以遊牧爲主的混合經濟活動，粗放農業，和狩獵是補充資源不足的必要手段。 ​我們無法像恩克一樣天天喫肚包肉，烤全羊，因爲在遊牧民族中，牛羊就是長着四條腿的財產，任何一個遊牧部族的人，都不會選擇喫掉本金，他們只會享受“本金”所帶來的“利息”-乳酪製品。 南院蕭大王的富足是無法達到，不過相對的自在是有可能的。牛羊等牲畜的移動性對於遊牧民族選擇的社會結構有極大的影響。這種移動性可以讓部族遠離威權的剝削和管控，這種不穩定性條件決定了遊牧部族無法建立起相對穩定且長久的政治架構，即使歷史上出現了和漢帝國對立的匈奴。部族的移動性讓草原遊牧民族更多的形成了扁平化的社會政治架構，相比較於中原農耕民族的大一統政治，遊牧民族相對享受更多的自主性。 ​ ​

#閱讀分享 《遊牧者的抉擇》王明珂2026.9.20 我暗自告訴自己讀一遍肯定是不夠的。閱讀王明珂也有閱讀馬長壽時的那種感覺。痛苦，撕裂，無法完全遊走在每一頁的歷史文獻中。每一頁只想趕緊翻越過去，一頁就是一座大山。我在書中，儘管很“嚴肅”的開始思考爲什麼匈奴、西羌、​鮮卑與烏桓在自然環境不同的情況下能夠與周圍民族發生什麼樣的自我內部的變化和外部的變化。但其實，讀下來我還是感覺沒有那麼深入。 在這本書裏面當然也有前面《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反思史學》等書的影子。受益良多的反而不是我對我研究對象的思考：西羌在破碎的地理環境之中因爲爭奪資源往往受困在這裏，其邊界是“脆弱”的，“流動”的。讓我開始思考的是王老師的結尾，他寫的歷史循環論，處罰我對歷史的一點觀察。寫之族羣的名字本身本來就是被塑造的，比如羌，本身就不是她們的自稱。比如在書中對爲何產生炎黃子孫的論證。比如宋代時期，被“認定”成爲西番的人，她們在上個世紀才被取消這個稱呼。變化的“邊界”存在在外部也在個人內部，存在在性別中，或是研究中。王老師在反思學科的邊界，說他開始用很多其他學科的方法。我也覺得，我在做研究的時候看上了歷史學文獻也是在拓展我的邊界。那麼這個時候我提醒自己是不是該看《跨越邊界的社區》了。

每一個做學問的人都值得尊重，特別是做歷史研究的學者，嚴謹治學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因爲沒有誰能站在歷史的原地告訴你曾經發生了什麼。王明珂是著名歷史人類學家、也是研究遊牧民族史領域的權威，多年實地內蒙，新疆，四川，甘肅等地進行考查，結合大量歷史文獻的查閱，考證古代歷史上匈奴、鮮卑、西羌多個遊牧民族在自然環境遊牧羣體生存狀態和後代變遷及社會演化過程，本書也是一本教科書級別的遊牧民族發展史。

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 1、談多妻制與文成公主： 《遊牧者的抉擇》談到羌人中實行多妻制，妻子的地位是相等的，與妻妾制不同，我突然想起，b站上聽一個博主“老王來了”講過文成公主的八卦，說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半路上跟吐蕃丞相搞上了，松贊干布很生氣，冷落文成公主，她在吐蕃只能做小，被大房尼泊爾公主壓過一頭，一輩子活得非常憋屈。 挺有趣的八卦，當然，我一眼看穿，所謂“半路跟吐蕃丞相搞上了”，完全是《吳越春秋》裏西施被送去吳國時，半路上跟范蠡搞上了，這個故事的翻版。 至於大房二房這種宮鬥戲，我查了一下： ‌松贊干布時代實行多妻制‌，且其婚姻具有鮮明的政治聯姻特徵。 根據權威歷史記載和學術研究： 松贊干布有‌五位主要妻子‌，分別來自不同部落或政權，包括： 羊同（象雄）公主芒妃墀嘉 尼婆羅（今尼泊爾）尺尊公主 唐朝文成公主 党項/蘇毗部落的木雅茹妃嘉姆增 吐蕃本地貴族羊支部落的妃子（部分資料稱其爲第一任妻子）‌‌ 那麼，可知，文成公主跟尼泊爾公主是平等的，從制度上並不存在大房二房的差異問題，當然宮鬥是另外一回事，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 2、中國繼承製中有多妻制兄弟競爭的殘餘： 《遊牧者的抉擇》裏，王明珂解釋一樁羌族首領的反叛案件：滇吾部落分裂成東吾、號吾、迷吾等部落後，此兩位女性分別代表號吾部落與迷吾部落兩大支系。當時最強大的迷唐部落屬於迷吾系。顯然迷唐認爲聶尚對他祖母的禮遇不夠，並認爲這是對整個迷吾系部落的侮辱。 這就是多妻制產生的問題了，兄弟競爭，部落分裂，將無可避免！內鬥永無止息！ 漢文化中於是產生了長子繼承製，一妻多妾不平等。不過，我讀過《祖蔭下》談到中國人的家族模式，是“父子一體，兄弟競爭”，既保持威權秩序，又保持競爭活力（換個說法是同級內卷）。我猜這個“兄弟競爭”頗有母系社會的遺風呢，並不是純粹的等級制。妾的孩子也有瓜分家產的繼承權，而西方與日本是長子獨佔家業，絕對的長子繼承製，所以非長子的太宰治活得極度憋屈，生不如死，躺平算了。 中國文化再一次呈現出中庸氣質，經中有權，靈活變通。長子獨佔，雖然保證了家產完整不分裂，日本所以有千年家族企業！可是多麼不近人情，那讓其他兒子去喝西北風啊？ 遊牧民族則是小兒子繼承製，長子早早自立。這在漢族看來也是禍亂之源，主幼國疑，叔叔周公朱棣們就開始攝政造反了。胡人無百年運，多少血腥殘殺因爲繼承問題！ 中國人的維穩思維是刻在骨子裏的，也是多少血案凝結書寫而成的。我突然想，今天咱們提“四大文明古國裏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冥冥中就是維穩思維，咱們不比誰窮誰富，比誰活得長。郭德綱頗有民間智慧，相聲裏說，三個對着罵街，誰活得長，誰就是藝術家。 3、母系社會中的一夫多妻案例是因爲暴力無序？ 《蠻書》：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爲窠穴，謂之爲野蠻。閣羅鳳旣定尋傳而令野蠻散居山谷。其蠻不戰自調伏集，戰卽召之。其男女遍滿山野。亦無君長。作擖欄舍屋。多女少男。無農田，無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五妻十妻共養一丈夫，盡日持弓，不下擖欄。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其妻入山林，採拾蟲魚菜螺蜆等歸啖食之。 這個裸形蠻看起來物質條件很落後，共養一丈夫，共養二字很像母系特徵，到底是母系還是父系？如果是母系，除非是男人都被戰爭中殺死了，也不是不可能，因爲我發現，很多記載強調女多男少，而遊羣部落社會中彼此無序的暴力鬥爭是很頻繁的。這也是爲什麼他“盡日持弓，不下擖欄，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充滿了敵意，警惕。 我查到，母系社會一夫多妻是很罕見的，相反，一妻多夫‌（如兄弟共妻）很常見，尤其在西藏、尼泊爾等生活條件貧困地區歷史上長期存在 ‌‌。 4、“以妻享客”與對偶婚有關： 《瀛涯勝覽》書中記載古代泰國，即暹羅：若有妻與我中國男子情好和美，則置酒飲以待，同飲坐臥，則夫恬不為怪，則曰：「我妻則美，中國人喜愛。」 《島夷志略》裏記載柬埔寨，即真臘：若其妻與客淫，其夫甚喜，誇於人：我妻巧慧，得人愛之也。 《歷史的遊蕩者》裏說到東非班圖族：對那些和主人年齡相仿的來訪者，主人會讓自己的妻子在小屋裏陪他過夜。這樣出生的孩子和姦生的孩子一樣，會被不受歧視地撫養成人。……年老的父親經常允許兒子們與其後母發生性關係。這被認爲是完全合法的。 《馬可波羅遊記》講到新疆哈密：一旦有生客經過，想在他們的家中住宿時，他們就非常高興，並且要求自己的妻子、女兒、姊妹還有其他女親屬招待客人，儘量滿足客人。自己則離家進城，從城裏送回所需要的招待客人的必需品，使客人認爲那些婦女和自己的妻子一樣。 其實“以妻享客”，在古代是常見，《世說新語》就有晉代石崇就以侍姬勾引客人，客不動聲色，石崇就殺姬。 比石崇“殺姬勸酒”更早的是齊國的權臣田常，後宮大敞，以姬妾招待客人，遂生下七十個兒子，不過也有說這是後人嫉妒編排的謠言。但按照人類學的道理，這種蠻風是不稀奇的。 《廣東新語》裏講到羅旁壯族：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繪畫，作花卉水波紋。僮則以紅絨刺繡，亻 貞而僮淫，亻 之婦女不可犯，僮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怒而去之。（亻這個字是壯族的撞字） 《陶庵夢憶》裏，張岱說到“朱雲崍女戲”，一位嚴厲看守自己戲班女子謹防被公子哥兒偷人的老頭子，吐槽他沒有“以姬享客”的大度，恐怕張岱也很崇拜那種風俗。 原文如下：雲老好勝，遇得意處，輒盱目視客；得一讚語，輒走戲房，與諸姬道之，佹出佹入，頗極勞頓。且聞雲老多疑忌，諸姬曲房密戶，重重封鎖，夜猶躬自巡歷，諸姬心憎之。有當御者，輒遁去，互相藏閃，只在曲房，無可覓處，必叱吒而罷。殷殷防護，日夜爲勞，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喫者也，堪爲老年好色之戒。 無獨有偶，古羅馬的宴會招待，往往以來客和婢女們集體性交結束，真符合了食色性也！古羅馬人是伊壁鳩魯享樂主義的極致。 馬塞爾莫斯《禮物》中，印第安人以及愛斯基摩人也都存在以妻享客的習俗，和“誇富宴”一回事。 原始人的觀念中，妻妾如禮物，是一件物，不是人。或者反過來講，物即是人，物附着人格，物和人是一回事。 今天的人會覺得匪夷所思，這實乃古人“物我一元，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維方式而已。 到了共產主義社會，謠言曾說會“共產共妻”，那不就是一種返祖現象了麼？ 我估計，“以妻享客”與對偶婚有關，所以沒有排他性和嫉妒心，可以共享妻子： 雖然對偶婚男、女的多個伴侶中，有相對穩定的一個，但雙方不成嚴格的固定關係，未形成個體所有制的家庭經濟。這樣的經濟條件決定了夫妻間仍無排他性和嫉妒心，夫或妻可以和其他的異性交媾。 摩梭人存在“告拉”（交換阿注）的風習，青年時期阿注關係不穩定，壯年後多以一個長期阿注爲主，同時可能輔以臨時阿注，平均每人一生結交阿注約六至七人，民主改革前在中心地區實行此婚姻的約佔成年人口的73.4%。 《紅樓夢》爬灰有滿族收繼婚的影子，《詩經》中衛風“牆有茨”“匏有苦葉”“芄蘭之枝”等諷刺衛宣公上烝下報的詩篇也有收繼婚的影子……西藏尼泊爾的一妻多夫，因爲無力分家成業，於是兄弟共享一個妻子……

百度得知，因爲從“邊緣”出發，研究“邊緣”，王明珂長期被看作“邊緣”學者。 順便八卦了作者生平。 1952 年，王明珂在臺灣高雄的“眷村”黃埔新村出生，童年“大多在父親的挫折與父母成天的爭吵中度過”，青少年時期則和朋友組織幫派。高中時， 因爲家境窘迫， 王明珂“忘卻這些憂煩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羣架”，也“爲賺點零用錢而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最後，他不得不換過 4 所高中，結果兩次考大學失敗。由於沒考上大學，他必須入伍服兩年兵役。 在王明珂退伍前半年，父親王光輝去世。王光輝本是湖北富商地主的少爺，曾就讀武漢的中華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進了黃埔軍校（當時稱中央軍校），成爲 15 期黃埔軍人，後任孫立人將軍麾下（新一軍）的一名連長。“辦完父親的喪事，半年後我在軍中服役期滿。往後的六個月，我每天至少花上 15 個小時讀書，後來考入師範大學歷史系；推動我的，以及後來一直推動我讀到哈佛大學的，是我對父親的感念——他以我爲榮。”王明珂在回憶文章《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中寫道。 30 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去四川、內蒙古、新疆、青海和陝西等多地做田野研究，穿梭在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各個學科之間。 最近兩個月， 特別偏愛這種邊緣作者所寫的書。李娟筆下哈薩克牧民的生活 ，鮑爾吉原野的赤峯記憶，東三省內蒙古乃至俄羅斯各少數民族地帶人們的生活，還有王明珂研究者眼中從遠古到漢唐帝國乃至明清的草原高山地帶的遊牧民族的生活軌跡，無一不像磁鐵一樣對我有着說不出的吸引力。 看了王明珂的生平，我突然釋然了。原來是因爲我們，以上三位作家和我自己，都有着在人類社會中邊緣化的定位。 作爲一個出生在邊疆，青年時有過一段民漢雜居生活經歷的人，我恰好是王明珂筆下生活在邊界上的人。作爲邊界上的人，對於身處邊界兩邊的人們價值觀，人生觀都有一定的瞭解，並在心理認同上從不把自己歸爲其中任何一類，反之，總是從一種客觀的局外人的角度看待兩個世界人的生活。想來李娟是如此。鮑爾吉原野是如此。王明珂也是如此。 遊牧者的抉擇，往往由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所決定。而我們這些邊界人物的世界觀，歷史觀，也往往有我們身處邊界的客觀現實所決定。我們的抉擇往往不是我們自己的抉擇。但，是一種必然的抉擇。

作者反覆提到的歷史的「本相」，不如說是一種基於物質環境（地理、物種、地緣、氣候）的客觀規律，或者乾脆一點—— 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 遊牧民族並不是喜歡遊牧，而是草原、谷地、森林等環境不適合早期農業，智人爲了生存所以不得不「選擇」了遊牧生活。 但遊牧又是一種看似自由其實無法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不得不在面對「馬爾薩斯陷阱」時對外擴張侵略—— 相對而言，農耕文明在面對馬爾薩斯陷阱時，更多地是內部爭鬥。 . 簡單來說，以匈奴爲例： 一家四口，需要個位數的牛、兩位數的羊、多多益善的馬，可是這麼多牲畜意味着大量的牧場工作，那就需要更多人口來勞作，但人口一多馬上就又喫不飽了，於是只能擴大牧羣—— 接着，要麼是自循環崩了，要麼是牧場不夠了到農耕文明邊界了，要麼是一場天災「帶毛的」全死了，總之，這個部落就涼了。 爲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匈奴各部落慢慢聯合了起來，掠奪漢人。 . 從上帝視角來說，遊牧很可憐。從農耕視角來說，遊牧也很可恨。 這一點上，有點像同爲「他者」的日本人——在日本那樣的垃圾國土上生存很困難，所以日本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外侵略。所以日本人確實可憐，但日本人也確實可恨。 . 而經濟基礎的作用更爲深遠，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 作者把遊牧分爲三種： 草原-如匈奴、突厥等，聚合爲國家； 河谷-如党項羌等，聚合爲部落； 森林-如鮮卑、契丹、女真等，聚合爲部落聯盟； 其中最大的區別在於，森林遊牧民族對農耕和狩獵的依賴度遠高於另外兩個—— 正因如此，森林遊牧更有可能入主中原（鮮卑北魏、契丹遼、滿清），其他兩類遊牧則（因爲不重視農業而容易）水土不服，很容易敗退。 . 作者認爲，部落太弱小缺少縱深，國家太僵硬影響移動，唯有中間的部落聯盟，又有縱深又比較有彈性允許遊牧式移動，所以最容易「移動」通過農耕的「邊界」。很有趣的觀點。 確實，北魏、契丹、金，都採用了南北分制的思路： 北朝按遊牧風俗，南朝按漢人風俗。北魏和契丹尤其典型。 . 我個人覺得： 所有這些，都是反覆證明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歷史的「本相」。 .

《遊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遊牧部族》字數不多但讀了好久，並不是咬文嚼字晦澀難懂，而是我在細細品味之間忽略了時間。 王明珂教授所作本書對我學習遊牧民族歷史受益匪淺，給我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從歷史人類學的角度講述地理環境、氣候是如何決定遊牧民族的遊牧經濟，如何選擇主要生計以及通過考古牲畜的構成比例、農具、青銅器陶器等陪葬品來判斷生計構成。因氣候改變，半遊牧半農業無法實現，遊牧部落開始逐漸南下獲取生存所需資源，不斷侵擾列國。東周分裂，遊牧部落移動促使列國形成“華夏認同”觀念。 隨着“華夏邊界”感逐漸增強，遊牧民族被迫北上，生計也發生變化，邊界附近的遊牧部落和華夏諸國（戰國時期）交流越頻繁，其部落領導意識越強，單一生計無法滿足部落所需，需配合其他輔助生計，從而南下進邊界內“獲取”資源。如果說“華夏認同”是無形的邊界，那麼有形邊界開始逐漸修建，於是，長城出現了。邊界並沒抵擋住南下的腳步，反倒加促部落聯盟的形成。後秦漢帝國大一統，在外在壓力下，北方遊牧者有意識對抗“華夏邊界”形成中國北方第一個遊牧“帝國”——匈奴。 匈奴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民族，而是一個軍事聯盟體（軍事集團）。遊牧是匈奴軍事集團的主要生計，但應對環境不確定性極差，所以畜牧的同時還兼具少量農業、狩獵、貿易及掠奪。匈奴王庭爲了鞏固對帝國的統治一年四季發動政治性掠奪，但有舍便有得（不一定對等），掠奪需要牧民的參與，犧牲的是應對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抵抗風險的能力及放牧所需的人力，得到的是換取與大漢王朝的歲貢賞賜，統治者將資源再分配換取對部落聯盟的控制。書中提及生計性掠奪及政治性掠奪的佔比是生計性略大於政治性。 本書引用了札奇斯欽的一個觀點“無關市貿易，則有戰爭”來議論漢匈貿易與戰爭之間的關係，但是作者及書友都覺得說得太絕對，我認爲說的基本沒什麼問題，因爲非a即b推不出a即非b。當然這麼說是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比如有足夠的可以交換的“資源”，但是由於環境不確定性，排除自用“本金”牲畜很難得到準確的數量來支配交換。 草原遊牧比中原農業更具有自由性、民主性，這是大多數北方遊牧民族共性。匈奴各部落間戰爭時牧團或者部落間聯合，非戰爭狀態時又可以各自遊牧，這點與幾個世紀後的北朝府兵制形式上是類似的（府兵制集權程度高）。由於遊牧經濟的不穩定性，漢朝也有相應的應對措施，比如會在對遊牧民族最困難的春季發兵征討。這種自由性民主性也體現在面對自然環境及戰爭的挑戰的應對上，匈奴政權體制限制了移動，也就喪失了抵抗天災的能力。匈奴各部落也會南下投降，甚至會分裂成南北匈奴兩部。戰爭、掠奪、和親、貿易此種種手段皆爲獲取資源的方式，不光漢匈，草原上的其他民族部落皆相同，而靠近邊界的部落會更依賴邊界內的資源。 西羌與匈奴地理位置不同，農牧方式也不相同。匈奴所在地區爲內蒙中南部廣闊草原地靠近邊界處農牧交錯，漠北森林地帶可狩獵可遊牧，再往北貝加爾湖地區遊牧結合，其他輔助生計並存。而西羌所在地區海拔較高，溫度有限農業只能在低海拔地區河谷生長，高海拔草原地區只能畜牧，呈現垂直狀態分佈，農牧呈現分離狀態。“掠奪”與匈奴不同的是，羌人部落是部落間的掠奪，而匈奴是對外掠奪（二十四部之外），所以西羌部落間的凝聚程度較低組織鬆散。由於西羌部落鬆散，內部凝聚力差，沒有形成“國家”政權的形式，被漢帝國稱爲是一種“無君”的狀態，所以西羌在漢帝國眼中其地位不如匈奴高貴。 同爲遊牧民族但其生存的環境不同決定了經濟方式不同，所以兩種民族各方面都相差甚遠。 在中國的東北角，鮮卑、烏桓部落等東胡的遊牧經濟與匈奴、西羌等部落組織不盡相同。地處大興安嶺南部靠近科爾沁草原及老哈河平原，草原森林地帶農業及遊牧爲主要生計，狩獵爲主要輔助生計的混合遊牧經濟方式，春季耕種夏季放牧秋季返回秋場收割農業種植物，也可提供牲畜秋天的草料。與匈奴西羌人不同的是，鮮卑烏桓牧民飼養牲畜牛馬多，而羊的比例極小，因羊需要人力飼養，春耕及狩獵需要人力，此時在人力上就出現了分歧，但地處森林地帶物產豐富，顯然東胡人將人力投入到了狩獵上。狩獵之物，肉可食，皮可貿，貿易是東胡人重要輔助生計。 牲畜佔遊牧經濟比重小，似乎對貿易的興趣就越大，越與華夏國接觸階級化、集權化、私有化的思想就越多，互動程度越強越能形成較爲緊湊的社會組織，也會增加對個人領袖英雄主義的崇拜之情。 在“烏桓、鮮卑的社會”這一節裏，王明珂提出烏桓鮮卑“敢殺父兄，不敢殺母”這一觀點，是因爲涉及到部落間的戰爭，非部落內部戰爭。這與李憑《北魏平城時代》一書中所提到鮮卑剛從母系社會轉變這一觀點不相符作者也不認同這個觀點，但是根據烏桓、鮮卑部落掠奪妻子兩年後下聘禮再到妻子的女方部族勞動兩年這個習俗，確實是母系社會的特點（之前曾在呂思勉所著《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看過這個特點），我更偏向剛從東胡剛從母系社會過渡這一觀點。 匈奴之國家，烏桓、鮮卑之部落聯盟，西羌之部落。遊牧民族爲獲取資源突破長城界限逐漸強化政權體制，與華夏國交往越頻繁，越能增加部落聯盟首領的領導權威。獲取生存資源永遠是遊牧民族思考的底層邏輯，是客觀環境造就了遊牧民族的主觀選擇。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從秦漢帝國過渡到隋唐帝國的關鍵時期，隋唐從血緣上、思想上對待遊牧民族與秦漢不同，“華夏之辨”開始淡化。在這之後，北方草原出現突厥、契丹、大金、蒙古、後金等民族，逐漸從突厥聯盟過渡到後金政權組織形式，邊界也逐漸模糊化。 歷史循環論引出了歷史事件是歷史表象，它們產生於歷史本相中。王明珂認爲漢帝國時期各北方遊牧民族與漢帝國的衝突及互動就是歷史的本相，後續歷史發展皆爲表象。 遊牧與農耕本就不是對立的，是兩方在互相促進互相汲取中又互相融合，客觀環境、形勢的變化影響了遊牧者的抉擇。 我在草原望中原。 收筆於大興安嶺東南端，鮮卑發家地。 2026.09.27

讀畢。微信讀書爲什麼沒有四分的選項啊！作者太厲害，但讀的實在叫人痛苦，自始至終沒有什麼貫穿全文的觀點。而歷史人類學的視角又極有趣，當你對一個議題產生興趣時，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的書能滿足讀者的全部求知慾。 畜產相關的部分看的最津津有味，看完就記得犛牛要養在海拔3000米往上會比較有活力。。。然後是終於能分清烏桓鮮卑匈奴羌了。遊牧，一種相對於中原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從早期的“平等自主”和晚進趨於中原的威權統治，帶着他們長腳的財產，時而聚合，時而離散。這是一片鮮活的在主流的視野外無法被忽視的廣袤天地。

跳出中原視角，立足遊牧族羣本位。結合田野與古籍，破除遊牧野蠻的刻板印象，客觀還原漢匈交往背後，草原部族無奈的生存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