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史Ⅱ：不列顛的戰爭（1603-1776）

《英國史II:不列顛的戰爭1603—1776》是一部關於英國戰爭的歷史：理想主義的枯萎、令人震驚的大屠殺、意想不到的結果以及令人喫驚的生活。在這一卷中，西蒙•沙瑪描述了戰爭、饑荒、瘟疫的恐怖，火焰燃燒的城市，破碎家庭的悲情，以及父親和兒子被迫選擇對立的無奈。同時，作者也抓住了宮殿和議會的親密關係、利潤和快樂的誘惑。在這些矛盾與衝突中，展示出英國貴族的衆生相。這些衝突在愛爾蘭和蘇格蘭之間，在國會與王室之間展開，打破了“聯合王國”的錯覺，成千上萬的爲此丟掉了生命，損失相當慘重。當宗教激情讓位給可以產生利潤的消費熱情，它有可能成將英國變成一個致力於成爲“成功的企業”而凝聚在一起的不列顛集合體。在幾代人的經營下，英國擴展的速度極快，他在爲成爲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強大的帝國積蓄能量。 作者既有高超的講故事能力，又有深厚的歷史學術功底。使得本書兼具通俗性和趣味性，將戲劇性非常強的英國曆史還原得精彩紛呈；同時，又帶着問題意識來梳理時代特徵、剪裁史料、深入分析，也能爲學術和嚴肅讀者提供有啓發性的觀點和敘述。敬佩不已！

英國是個獨一無二的國家，從國土面積人口資源等"硬件"而言它只是個彈丸小國，而且還是"隨時"會分裂一樣——除了北愛，還有鬧公投獨立的蘇格蘭…… 但就這麼一個國家，締造了人類史上唯一一個"日不落"的帝國，英語成爲國際通用語言，至今所有發達國家的政體國家治理模式都有它的烙印甚至直接照搬——大清國的滄海一粟都算不上的一個小漁村在英國人的經營下短短几十年就躋身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還有很多很多能證明這個國家的非同凡響。 它能做到這一步，是有它的歷史原因的，此書也只是研究英國曆史文化的九牛之一毛，但也值得一看。

只有暴力——口頭威脅或實際施行的暴力——才使這一系統得以維繫運行，而它對非洲女性特別殘暴。在1765年這一年，托馬斯·西斯爾伍德（Thomas Thistlewood），這個牙買加的埃及種植園領地經理就對13個婦女實施了21次鞭刑，每個人被打了不下50鞭（艾奎亞諾寫到，奴隸受鞭打後還要跪下感謝主人）。無疑，成年婦女在奴隸中負荷最重，因爲要她們做的事太多了——除了下地，還要做飯、照料嬰兒、修補和洗衣服，而主人和監工對她們任何人都可以實行性侵，只要他們獸性發作了，隨時隨地都會：廚房、食品儲存室、洗衣房，或者在院子裏和穀倉裏，女奴們都只有忍受的份兒。在地裏，她們和男人一樣，除了一條圍腰帶，赤裸着身體工作，這樣尤其容易受傷。挑剔的信息收集者西斯爾伍德常年有一個女奴情婦菲芭（Phibbah），1765年西斯爾伍德與菲芭性交100次。除了菲芭，那一年裏，在55個不同的情景下，他和其他23個女奴性交，絕大部分是在野外的甘蔗地裏。女奴們被迫擁有一個以上的性夥伴，如果妥協而生下混血兒就會離間夥伴，她們對此心存恐懼，儘管採取流產，所有新生兒中還是有10%事實上是混血兒。

最佳入門英國的通史，側重人物與主題，彷彿歷史恍然重演。 對於大英帝國，沙瑪在這本書裏持有顯著的批判性反思。 他揭露了帝國繁榮背後的陰暗面，特別是愛爾蘭大饑荒和印度殖民統治中的暴力與苦難，並批判了英國政府當時冷漠的自由市場政策。 他將這些悲劇與蘇格蘭高地清理等事件聯繫起來，揭示了帝國擴張的內在矛盾。

全套三本算是讀完了。感覺讀的太快。經典之作！

今天，讀完《英國史》第二冊（西蒙.沙瑪） 評價： 1，好書！ 2，英國，是一個非常需要了解但國人其實瞭解很少的國家，瞭解英國史，有助於理解西方的政治架構。 我準備近期的讀書脈絡： 古羅馬史（已讀完）——基督教史（已讀完）——歐洲中世紀史（已讀完）——文藝復興史（已讀完）——-英國史（換一本專著，今天開讀）——-美國史（換一本專著讀）。。。 讀書目的：試圖初步瞭解/理解西方文明一脈的內在律動！。。。 加油！自勉[拳頭]

英國🇬🇧 🫧英國，撒旦子民 。 🫧美國，英國，撒旦的大本營 。 🫧英國人民，傲慢，高智商，陰險，掠奪，謀略，僞裝。 🫧倫敦，撒旦大本營，極度物質至上，最適合唯物主義者呆的地方。他們能把一切物質化價格化，最後連自己都能物質化。 🫧英國背後勢力是迦樓羅。日本怕英國，魚怕鷹。英國國運好於日本。 🫧中國人對英國人骨子裏的血腥和殘忍是無知的。 🫧英國，日本是華夏精神文明的天命仇敵。 🫧英國人性格就是日本人性格。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及對外迅速擴張的歷史，革命和復辟，正義和血腥，殖民和掠奪，商業和罪惡，錯綜複雜，跌宕起伏，波瀾壯闊。有些內容客觀中肯，有些內容卻語焉不詳，不能說不帶有BBC貌似公正的春秋筆法。

歷史上的今天｜殘缺議會：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 黃崢嶸 1653年4月20日，英格蘭共和國軍事將領奧立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解散殘缺議會（Rump Parliament），其後以小議會取代。 1649年1月，殘缺議會組成的最高法院根據法律裁決，英格蘭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因叛國罪被送上斷頭臺，這是西方法治封建社會建立以來史無前例的大事情。直至今天，英國法學家還在研究，把查理一世送上斷頭臺在當時是否合法。 處死國王給17世紀的歐州和北美殖民地帶來了巨大的心裏衝擊，極大普及了自由平等現代性觀念：“權力應該屬於人民並由人民的代表去行使”，動搖了“君權神授”的合法性基石。 現在，它越來越被認爲是人權歷史上的淬火時刻：法律不屈從於任何人，“不管你有多高高在上，法律在你之上。” 當時的平等派領袖約翰·李爾本（John Lilburne）提出了“生而自由的權利”一詞，將其定義爲每個與生俱來的權利，而不是政府或人類法所賦予的權利。他如此評價他們這一代的先驅努力及勇敢嘗試： “我們的事業和信條有其天賦的真理之光，在人們的共識中更會大放光芒。雖然我們失敗了，真理仍將成功，而我們的後代會收穫到我們努力的成果。” 一、1638-1660:英國內戰前後時間線 1、1638年，蘇格蘭人反抗查理一世，與英格蘭爆發主教戰爭 1637年，國王查理一世爲仿效法國的“君權神授”專制模式，要求蘇格蘭新教長老派在舉行宗教儀式時必須採用英格蘭國教會的《公禱書》，蘇格蘭人認爲這是侵犯他們的信仰自由，於是訂立《民族誓約》，隨即在1638年與英格蘭爆發主教戰爭（Bishops' Wars）。 2、1640年4月-5月，短期議會召開 查理一世爲了籌措軍費，1640年4月13日召開新國會。由清教徒爲主的議會，要求限制王權拒絕支持重啓戰端，旋即被解散，會期只有三個星期，史稱短期議會。 3、1640年11月，長期議會召開，標誌着英格蘭革命的開始。 隨着主教戰爭的激化，查理一世被迫於1640年11月3日重開議會。此議會一直存在到1653年4月，史稱長期議會（Long Parliament）。 長期議會召開後，議會里的清教徒（溫和的長老派/激進的獨立派）與王權展開激烈博弈。經過多次的鬥爭，查理於1642年1月被迫離開倫敦。 4、1642年，第一次內戰開始 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諾丁漢宣佈討伐國會，挑起了內戰。 1642年10月26日，爆發刀鋒山之戰。 5.1643年，國會軍與蘇格蘭聯盟，反對查理一世，取得優勢 國會與蘇格蘭於1643年9月簽訂《莊嚴同盟與聖約》，共同組建兩王國委員會，共同指揮作戰。此後局勢向國會傾斜。 1644年，國會軍先後在馬斯頓荒原戰役、內斯比戰役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5、1646年，查理一世被抓獲並被國會軍軟禁 1646年4月，查理一世被蘇格蘭長老派的軍隊俘獲，並於1647年被交給了國會。 查理一世最後被羅伯特·哈蒙德上校（Robert Hammond ）軟禁於懷特島郡。 6、1647年，查理一世與蘇格蘭人結盟。 軟禁期間，查理一世與曾經的敵人蘇格蘭人簽署祕密協定，在協定中，蘇格蘭承諾幫助查理一世入侵英格蘭，並且恢復他的王位，作爲回報，查理一世將會同意蘇格蘭長老派建立爲期3年的政府。 保王黨與蘇格蘭隨即聯合掀起了第二次內戰。 7、1648年春，第二次內戰爆發 保王黨在英格蘭各地暴動，並與蘇格蘭軍隊同盟，發動了第二次內戰。 內戰的第二階段比第一階段更加殘酷血腥，因爲人們已經耗盡了憐憫之情。 1648年8月，克倫威爾在普雷斯頓戰役中擊潰蘇格蘭軍隊，並將蘇格蘭併入英國，第二次內戰結束。 8、1648年12月1日，長期會議通過了關於改造國王查理一世政府的議案。 長期議會中溫和的長老派希望與國王和解，以129票贊成，83票（主要爲獨立派）反對，通過了關於改造國王查理一世政府的議案。這一決議使得國王可以復位，而且可以解決國會與國王之間長期的僵局。 獨立派（圓顱黨Roundhead）首領克倫威爾投了反對票。 9、1648年12月6日，普萊德清洗，長期國會中議員人數大爲減少，變成“殘缺議會”。 國會軍中的新模範軍隊開進倫敦，佔領了議會，托馬斯·普萊德（Thomas Pride）上校逮捕了41名贊成國王復辟的國會議員，在總共489名下議員中，僅有71人被允許進入議會，另有83人在被迫表態支持對查理一世進行審判後得以返回議會。 這是英格蘭歷史上的唯一一次政變，史稱“普萊德清洗”（Pride’s Purge）。 剩下的這個長期議會由於人數殘缺，被爲殘缺議會（Rump Parliament）。 10、1649年1月20日-1月30日，審判並處死查理一世，成爲英國曆史上唯一被處死的國王。 1649年1月20日，查理一世被59名充當法官的下議員判決有罪，並宣佈處以死刑。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處死。 隨後，下議會宣佈自己爲人民的代表、權力的來源。先後通過取消上院和廢除國王制的決議。 11、1649年5月19日，英格蘭共和國成立。 1649年，建立由國務會議統治的英格蘭共和國（Commonwealth of England）。 1652年與1653年，克倫威爾分別征服愛爾蘭和蘇格蘭，成功統一英倫三島。 12、1653年4月20日，克倫威爾解散了“殘缺議會”，另組“小議會” 1653年，由於殘缺議會難以配合且拒絕自我解散，克倫威爾宣佈解散議會。 克倫威爾親自圈定了140名代表組成新的“小議會”（Barebone's Parliament）。 13、1653年12月12日，小議會解散 小議會中平等派發出激進改革政策，被視爲極端，引發爭吵。最終解散，權力被交給總司令克倫威爾。 14、1653年12月16日克倫威爾宣佈爲護國公（Lord Protector） 1653年12月，根據《政府約法》，克倫威爾在共和政體下建立了軍事獨裁統治。 15、1658年9月3日，克倫威爾去世。其子Richard Cromwell繼位護國公。 Richard Cromwell無法掌控政局，英國議會根據慣例宣佈復辟國王制。 16、1660年查理二世登基，斯圖亞特王朝復辟。 流亡海外的查理二世（Charles II）回倫敦登基，恢復長議會，並在國會中恢復設置主教，建立嚴格的英國國教式政權。 共和國式社會實驗在英國宣告失敗。但隨之而來的是，光榮革命，資產階級代議制與個體自由得到了長遠保障。 17、小結：個體權利/信仰自由與王權的衝突/平衡，是英國內戰的兩條線索 從以上進程可以看出，英國革命源於議會和國王關於權力的衝突，導火線則是信仰自由的衝突。英國國王意圖迴歸天主教，模仿法國，建立“君權神授”的絕對君主制度，國王不斷挑戰已經形成的司法慣例，避開議會強行徵稅，並根據自己的信仰挑戰已經形成的國教和蘇格蘭的長老會模式等，試圖找到專制統治的合法性。 但從1215年的《大憲章》運動開始，如何保障自由人的權利已經成爲英國傳統的一部分；而從清教運動的發展歷史看，清教徒作爲加爾文宗信徒無法接受國王重返天主教所帶來的“君權神授”體制，捍衛已經形成的信仰模式也已經深刻地融入英國人的心靈。 也就是說，17世紀的英國內戰有兩條線索，一是循着宗教改革的路線，以反對教皇權力爲起點，而後從清教的共和主義推出國家的共和主義。二是逆着絕對君主制集權的路線，以保全英格蘭傳統的混合憲製爲起點，而後從國會特權和封建自由推出國會政體和立憲自由。 前者是具有高度草根性質的社會動員，越是激進化的教派，其平民化的色彩也就越重。從恪守中道的國教會，到長老派的保守共和主義，再到獨立派的激進共和主義，直至掘地派、平等派的基督教共產主義。後者則是議員與國王的衝突，具有顯著精英性質。 個體權利/信仰自由與王權的衝突與平衡，是專制國家邁向現代國家的必經之路。 蘇格蘭神學家撒母耳·盧瑟福（Samuel Rutherford）在1644年出版的《法律與君王》中，從《聖經》出發，承認權力首先來源於神，這是保羅書信告訴我們的；其次，認爲這個權力也來源於人的自衛本性的讓渡。所以讓渡這個權力是爲了更好地生存，而一旦權力侵犯到生存，人民就有權收回這個讓渡。這是王權不具有絕對性，人民有權利反抗王權的關鍵所在。 二、弒君：合法性來源 查理一世發起內戰，使得十分之一的英國人在戰爭中喪生。但1649年的殘缺議會里卻找不到一個有才華和勇氣的律師來起訴自稱高於法律的國王，畢竟君主制在英國有悠久歷史，“弒君”對很多英國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而且當時的議會殘缺不全，弒君並未經由議會多數通過。在當時的普遍觀念裏，國王有兩副身體，既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國家。 正如查理一世在殘缺議會組成的最高法庭上曾如此質問： “我想知道你們憑什麼權力把我帶到這裏？… 記住，我是你們的國王，是法定的國王。仔細想想，你們企圖審判國王，這是多麼大的罪惡啊。” 約翰·庫克（John Cooke）最後臨危受命，以特別法庭副總檢察長的身份找到一個審判國王的辦法，把查理一世送上法庭和斷頭臺。 庫克以暴政罪起訴國王，因爲他下令濫殺無辜，對他的人民發動戰爭，同時還主導了對戰爭囚犯的酷刑折磨。這些罪行現在被稱爲戰爭罪及“反人類罪”。 這份公訴書的標題是“關於嚴重叛國罪及其他嚴重罪行的公訴詞”。庫克開門見山地寫明瞭其法理依據，宣告查理一世： “受託行使的有限統治權力是國家法律所賦予的，此外並無其他來源。從他接受託付時起，他就應實踐爲人民謀利益的誓言、履行維護人民權利和自由的職責。” 這一措辭體現了庫克全新的合法性原則：國王的統治權是有限的，不允許國王侵犯傳統自由或違背普通法。國王權力是基於人民的信任和託付，且僅能爲人民自由和利益的緣故而行使。 一項政策是否出於人民利益的出發點，這往往是個主觀問題，爲此公訴詞進一步解釋道： “一項導致成千上萬英國人民死亡的戰爭政策無論如何都無法符合促進公益的標準。” 控訴書中列舉了國王的暴政：國王爲了個人野心而非公共利益對本國人民發動侵略戰爭；其無限制的統治權力完全是出於自己的專制霸權而並無任何法律依據；尤其是他剝奪了人民最寶貴的基本權利即經常參加議會尋求救濟的權利，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國王的犯罪意圖。 正是懷着這樣的邪惡意圖，被告“蓄意賣國、對議會及其所代表的人民發動了戰爭……因此，查理·斯圖亞特是導致這個國家的無數自由人民被殺害的罪魁禍首。” 庫克的結論是鑑於被告的指揮責任，他完全可以被稱爲“暴君、叛國賊、殺人犯、英國人民公敵： 查理·斯圖亞特一手製造並推動了上述血腥殘酷、天理難容的戰爭，在過去是這樣，現在亦然。他必須對這些戰爭中所發生的所有叛國行爲、燒殺搶掠以及其他一切對本國造成的破壞和損失承擔責任。” 在公訴詞正文的最後一段，這位檢察官宣告了國王的命運、連同他自己的命運： “本人約翰·庫克代表英國人民控告查理·斯圖亞特的叛國陰謀和其他罪行構成暴君、叛國賊、殺人犯和英國人民公敵，並且請求法庭責令英國國王查理·斯圖亞特對上述各點一一進行回答。由此所引發的一切程序、檢驗、審訊、刑罰以及判決都應當是符合正義的。” 英國大律師Geoffrey Robertson在《弒君者》讚揚庫克的勇氣與眼光： “相比於在紐倫堡以及海牙對施行暴政者實施審判，庫克是遙遙在前的先行者。庫克的辦法在近代被重新用於審判像皮諾切特、卡拉季奇和查爾斯·泰勒這些現代暴君。而庫克當時所面臨的困難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360年後，對薩達姆·侯賽因的審判與對查理一世的審判出奇的相似。” 無論如何，英國是第一個拒絕國王暴政的“現代國家”，就像約翰·庫克說的： “我們爲公共利益而鬥爭，要不是因爲這個國家更熱衷於奴役而非自由，我們本已建立起全民選舉制度來保障所有勞苦大衆的福祉。” 最後，以【聖經·詩篇149】致敬充滿自由與勇氣的John Cooke： “願他們口中稱讚神爲高，手裏有兩刃的刀， 爲要報復列邦，刑罰萬民。 要用鏈子捆他們的國王，用鐵鐐鎖他們的大臣， 要在他們身上施行所記錄的審判。他的聖民都有這榮耀。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瞭解近代西方文明起源的絕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