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譯羅馬帝國衰亡史（全12冊）

（二）羅馬帝國治下的西方大一統政權與中華帝國大一統政權的各自特點之比較： 羅馬帝國可被視爲西方歷史上一個重要的“ 大一統”政權，尤其是在其鼎盛時期。它通過軍事征服、法律體系、行政管理和文化傳播等手段，將地中海周邊廣闊的區域和多元的民族整合到一箇中央集權的統治之下。 羅馬帝國（特別是奧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之後 ）與中國的大一統王朝（ 如秦漢帝國）在許多方面表現出相似之處： 兩者都通過武力征服和兼併，建立了覆蓋廣闊區域的龐大帝國，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都建立了相對中央集權的政府，擁有強大的軍事和行政機構來維持秩序、徵稅和管理國家。都大力修建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以促進交通、貿易和軍事調動。羅馬通過拉丁語和羅馬法傳播其文化，中國則通過漢字和儒家思想維繫其文化認同。兩大帝國都面臨來自邊境“ 蠻族”的持續威脅，並投入大量資源來進行防禦。 儘管有相似之處，但羅馬帝國與中國的大一統政權在性質和發展軌跡上也存在着諸多顯著差異： 1 統一的基礎與性質： 羅馬：羅馬的統一更多是基於軍事征服和對不同民族、城邦的兼併與整合。它保留了被征服地區的文化多樣性。通過羅馬公民權、法律體系和城市化來維繫帝國。羅馬的政治結構在共和國時期是精英共和制，帝國時期雖然皇帝權力集中，但共和傳統和元老院的影響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它更像是一個由不同文化和民族組成的鬆散聯盟，通過武力和行政手段加以維繫。 中國：中國的統一（尤其是秦朝建立後 ）則更多是建立在文化和族羣的同化與融合之上。華夏文明擁有更早期的共同文化框架，通過統一的文字、儒家思想（在漢代成爲主流意識 形態）、科舉制度（後世發展 ）和更爲強大的中央官僚體系，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認同和政治凝聚力。中國的大一統強調“ 天下”觀念，將統一視爲正統和常態，即使分裂時期，也常有統一的願望和趨勢。 2 核心區域與延續性： 羅馬：羅馬帝國的核心在意大利，但其勢力範圍主要圍繞地中海展開，缺乏一個像中國那樣廣闊且文化高度同質化的“ 腹地”。西羅馬帝國最終在公元476年崩潰後，歐洲再也沒有出現過一個能完全恢復羅馬帝國那樣規模和程度的“ 大一統”政權。 中國：中國擁有廣闊的華北平原作爲核心區域，這個地理環境有利於統一政權的建立和維繫。即使在分裂時期，中國也常常在數百年內重新走向統一，並且核心的政治、文化、語言體系得以延續和發展，形成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循環，統一的觀念始終根深蒂固。 3 法律體系與意識形態： 羅馬：羅馬法是其文明的顯著成就，強調理性、契約和個人權利，對後世西方法律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官方宗教在早期是多神教，後期基督教成爲國教。 中國：中國的法律體系更多是基於儒家倫理和君主意志，強調等級秩序和集體義務。儒家思想作爲官方意識形態，對社會規範、教育和政治合法性貝有核心作用。 綜上所述，雖然羅馬和中國都建立過龐大的“ 大一統”帝國，但羅馬的統一更多是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武力聚合與法律維繫，其解體後“統一 ”的模式也未在西方延續；而中國則在高度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政治融合與制度延續，即使經歷分裂，最終也常能重新走向統一。

汪洋裏的一條船 — 東羅馬帝國 幾個月前就已經拜讀完畢，卻遲遲沒有動筆寫作業。一是需要時間先佩服一下自己，居然啃完了這部煌煌鉅著；二是也需要時間沉澱一下這千年滄桑，沉澱的結果就是東羅馬九十幾個皇帝已經成功地忘掉了九十個😅。 吉本的書是從整個羅馬帝國的衰落開始寫起的，因爲以前已經寫過西羅馬，這裏就開篇單寫東羅馬。（遠處傳來一個悲憤的聲音：“沒有什麼‘東’羅馬，沒有什麼第二羅馬，也沒有什麼希臘帝國，更沒有什麼拜占庭帝國，老子就是羅馬。我國雖然有兩個皇帝，但同屬一個羅馬。失去西半部之後，也仍然只有一個羅馬。任何聲稱“兩個羅馬”、“一東一西”的言論都是對我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都必將受到歷史的唾棄。”） 這個聲音我們且不去管它，因爲在歷史長河中，東羅馬的存在感，相對於羅馬或者西羅馬來說實在低得可憐。儘管如此，東羅馬的生命力卻又異乎尋常地頑強，處在地理、種族、文明的交匯點上，硬是挺過了一千多年的烽煙。我們經歷過的匈奴、突厥、蒙古，東羅馬都經歷過；我們沒有經歷過的日耳曼、波斯、阿拉伯（只打過一仗）、十字軍、北歐海盜、奧斯曼土耳其，東羅馬也經歷過。在無數洪流的碰撞中，東羅馬儼然是一條穿梭整個中世紀的世界線，更像是汪洋裏的一葉孤舟，漂泊者，見證着。 一、離合 （395 — 611）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大帝去世，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羅馬算是正式分家，後世也大多把這一年定爲東羅馬帝國的起點。此時的東西羅馬仍像並駕齊驅的雙子戰艦，領土還算完整，但實際上已經只是個空架子了。日耳曼各部族被匈奴人驅趕着壓了過來，起先是作爲難民與羅馬聯手，擊退了匈奴後轉身就與羅馬起了摩擦。最終，西羅馬亡國，東羅馬獨自倖存了下來。 幾十年後，查士丁尼大帝和名將貝利薩留橫空出世，收復了整個意大利、北非以及西班牙南部。東羅馬盛極一時，彷彿又恢復了往昔羅馬的榮光，《查士丁尼法典》和聖索非亞大教堂都建於這一時期。 連年征戰勢必導致國庫空虛，查士丁尼死後更是禍不單行，意大利四處反叛的同時，黑死病鼠疫來襲。兩次鼠疫過後，東羅馬帝國消減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君士坦丁堡更是半數以上人口死亡。（所以鼠疫並不是蒙古人第一次帶入歐洲的。提起瘟疫，不由得聯想到武漢這一個月來備受關注的疫情，從病毒殺傷力和傳染性上來看，這次並不能算是一場大疫，然而由它引起的恐慌、焦慮、失望、憤怒，混合着犧牲、激勵、逆行而上以及衆志成城，實在是讓人百感交集。不知道如果遇上黑死病這樣的超級疫情，湖北之外各省的反應會是什麼樣的？） 二、盛衰 （ 615 — 802） 隨着內亂而來的就是日耳曼人從西方、阿瓦爾人從北方，以及波斯人從東方的侵略，東羅馬永久地失去了意大利北部和糧倉埃及，羅馬免費向平民發放麪包的制度也告終結。 緊接着更爲強悍的阿拉伯帝國興起，取代了波斯，攻佔了北非和中東，這些地區隨即伊斯蘭化，直至今日。要不是憑着海軍的祕密武器— 希臘火，君士坦丁堡只怕早已經易主了。也是在這一時期，拉丁語不再是東羅馬的官方語言，希臘語成爲唯一官方語言。這之後的東羅馬也因此常被人稱爲希臘帝國。 連續抵擋了三次伊斯蘭大軍的圍城，東羅馬終於安靜了片刻，直到八世紀末的歐洲武則天— 伊琳娜出場，這位太后剜掉了親生兒子的雙眼後登基成爲歐洲的第一位女皇。此時整個歐洲基督教世界還是認可東羅馬爲羅馬帝國的唯一正統，如此天賜良機，羅馬教皇果斷抓住，拒絕承認伊琳娜女皇，轉而加冕聲望日隆的法蘭克國王查理曼爲羅馬皇帝，繼承西羅馬的衣鉢。東西羅馬再次名義上分裂，查理大帝曾打算迎娶伊琳娜女皇，好爲自己正名，只是他的使者剛到君士坦丁堡，女皇就被衆臣罷黜了。 三、中興 （867 — 1057） 伊琳娜女皇被罷黜不久，東羅馬迎來了第二段輝煌時期。出身奴隸，卻自稱祖先是亞歷山大大帝私生子的巴西爾攫取了皇位，開創了馬其頓王朝。 這個王朝倒是不負“祖上”的威名，在希臘帝國極受歡迎。整軍備戰，不僅收復了今天安納托利亞（今土耳其）和保加利亞，對抗鼎盛的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如潮的進攻也毫不遜色。 馬其頓王朝的窮兵黷武，同樣以國庫空虛爲代價，最終陷入了內亂紛擾，而外敵也隨之而來。來自北方的諾曼人奪走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而來自東方的塞爾柱土耳其更爲恐怖，他們連續擊敗阿拉伯和東羅馬，佔據了聖城耶路撒冷和全部小亞西亞。 至1054年，東羅馬與羅馬教廷的宗教矛盾也終於不可調和，東正教與天主教互相開除教籍，也爲日後的劫掠埋下了陰影。 四、夢魘 （1081 — 1204） 紛亂之中，科穆寧家族的阿萊克修斯奪得了帝位，開始了科穆寧中興。面對諾曼人和突厥人的夾擊，阿萊克修斯左支右絀，不堪其擾。無奈之下，他向威尼斯、羅馬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發出了求援信號。滿心期望招來一小股精銳僱傭軍的皇帝完全低估了教皇在信衆中的忽悠能力，數以十萬計的騎士和平民，浩浩蕩蕩地向東方進發，轟轟烈烈的十字軍東征吹響了號角。 因爲教義的分歧，十字軍經過東羅馬帝國境內時，首先劫掠的是東正教教堂和村莊。東羅馬人只求儘快將十字軍運過海峽，打發去小亞西亞，儼然送瘟神一般。十字軍東征有勝有負，在中東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東羅馬也趁機收復了半個小亞西亞。然而，雙方的摩擦與不滿也日勝一日。 終於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期，尚未見到一個異教徒，威尼斯和十字軍就向東羅馬揮起了屠刀，攻下了堅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姦淫擄掠，三日封刀，歐洲最富有的首都被同教兄弟劫掠一空，其慘狀恐怕只有1527年的羅馬之劫和1900年的北京之殤可以相比擬。威尼斯搶回去的古希臘青銅駟馬至今仍矗立在聖馬可教堂的門楣之上（現在的是複製品，真跡已經保存在大教堂博物館）。 十字軍隨即在搶來的國土上建立了拉丁帝國，東羅馬人逃到了海峽對岸，在小亞西亞西部建立了尼西亞帝國和其他幾個小國。雖然仍號稱羅馬帝國，但已全然是個亞洲國家，彷彿孤懸海外的一個小舢板。 五、救星 （1211 — 1301） 已是亞洲小國的東羅馬，西面有家難回，東面是咄咄逼人的塞爾柱突厥帝國，正惶惶不可終日間，一個誰也想不到的救星卻從天而降，蒙古大軍的鐵騎錚錚而來。 蒙古前後三次西征，我們熟悉的哲別和靖哥哥的原型郭侃都先後登場。向西，蒙古人在東歐全殲了七萬德國波蘭聯軍，順帶掃平了東羅馬的宿敵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向西南，蒙古人滅亡了阿拉伯阿拔斯帝國，重創了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及其後繼羅姆蘇丹國，並收服了中東十字軍小國。鐵蹄踏遍周遭，見神殺神的蒙古大軍卻唯獨漏掉了東羅馬帝國，不是因爲它強大，而是因爲此時的東羅馬實在小如滄海一粟，根本就不在蒙古人的進攻方向上。 東羅馬倒是趁此良機，偷襲君士坦丁堡，趕走拉丁帝國，奪回了東羅馬帝國的故土。不光如此，米海爾八世還與蒙古人訂立攻守同盟，東羅馬再次起死回生。 六、輪迴 （1301 — 1461） 同樣被蒙古人釋放出來的滄海一粟還有一個當時隸屬於羅姆蘇丹國的小小侯國 — 奧特曼，不對，奧斯曼。當羅姆蘇丹國被蒙古鐵騎碾碎之後，奧斯曼侯國宣佈獨立，很快就壯大成爲震撼歐亞非的龐大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也成爲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面對銅澆鐵鑄一般的君士坦丁堡，奧斯曼聰明地選擇繞城而去，先奪取希臘、保加利亞，一直打到匈牙利。君士坦丁堡完全成了一座孤島，整個東羅馬戰艦隻剩下船長室和兩根桅杆露出水面。1453年，在巨型火炮的轟擊下，千年帝都君士坦丁堡終於陷落了，最後一任艦長君士坦丁十一世衝向敵陣，與艦偕亡。剩下的兩根桅杆 — 特拉布宗帝國和摩利耶幾年後也相繼沉沒，海面上再也沒有一絲東羅馬的痕跡。 西羅馬，始於羅慕路斯，終於羅慕路斯； 羅馬共和國，始於布魯圖，終於布魯圖； 東羅馬，始於君士坦丁，終於君士坦丁。 世事輪迴，不外如是。 七、餘波 早在阿拉伯人、塞爾柱突厥人、奧斯曼人潮湧而來的時候，就有大量的東羅馬學者逃往意大利。1294年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將大圖書館劫掠一空，帶回了更多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獻。因爲基督教會的壓制，同樣的文獻在西歐已經塵封了成百上千年。終於，彼得拉克、但丁們發現了古羅馬竟曾如此輝煌，在神的世紀之前，竟還有個如此耀眼的人的世紀。 文藝復興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對天主教會的反抗也如火如荼，最終導致了天主教大分裂，新教獨立而去。東羅馬也算是報了當年教皇見死不救的一箭之“仇”。 隨着東方的敵人越來越強，東羅馬對東地中海的控制也越來越弱，歐洲通往東方的商路也越來越危險。爲了找尋更安全的商路，也爲了擺脫熱那亞、威尼斯、奧斯曼對貿易的控制，西歐諸國開啓了影響深遠的大航海時代。之後，人們終於發現地球真的是圓的，幾百年後的中華帝國也終於發現，強敵竟然可以來自海上。 首都陷落前夕，不少東羅馬貴族逃往同爲東正教的莫斯科公國。東羅馬滅亡後，莫斯科大公迎娶了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承繼了東正教和東羅馬的雙頭鷹，自稱第三羅馬，並以凱撒（即沙皇）自居。不過這就像後來的德意志第一帝國和法西斯意大利都自稱第三羅馬一樣，純屬往臉上貼金了。 至此，東羅馬帝國曲終人散，遠處的聲音又再度響起：“我不創造偉業，我只是偉業的見證者；我也不創造歷史，我只是歷史的搬運工。”

花了整整一個月，接近100個小時的閱讀時間，這本《羅馬帝國衰亡史》是我迄今爲止用時最長的單本讀本。 很有趣的是，在看羅馬帝國衰亡史的過程中，我常常不自覺的對比着中華帝國的進程。從大約漢朝到明朝，另一個帝國在東方靜靜的看着羅馬帝國的興衰。 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我自己想的），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就如一個啞鈴的兩段，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主宰着人類的文明世界。而啞鈴當中的那根杆子，不斷的被各種不同的種族侵蝕着。匈奴、契丹、蒙古、土耳其，他們不斷以強大的軍事後盾衝擊着啞鈴的兩頭，同時不斷的撞擊着兩個帝國。最終羅馬帝國在不斷的衝擊中被分裂瓦解最終滅亡，而中華帝國雖然被衝擊、蹂躪甚至短時間滅亡，但最終直到現在，這個帝國依然穩健的屹立在東方。 我想現代學者很少能詳細分析這背後的原因，爲何看似更加強大並且有完整宗教支柱的羅馬帝國最終在外界的衝擊中被四分五裂了，而看似弱小（中華帝國的軍事實力始終是有缺陷的）的中華帝國最終得以保存並再次強大。我個人認爲這是中國現代史學家最重要的課題，也是中華民族再鑄輝煌的理論基礎。 我大致想了幾個關鍵詞來構思這背後的邏輯： 1、儒學。官家儒學確保了帝國的循環而非分裂。 2、農耕。農耕確保了帝國人口和繁衍。 3、君王統治。相比於羅馬帝國強大的多的真正帝王統治制度。 4、軟弱。軟弱確保了星星火種的保存。 5、文化。享樂富足的文化體系確保了足夠的異族腐蝕性。 6、勤奮。確保了民族的基礎：公民可以永遠卑微的存活。 我成爲不了史學家，最多是一個歷史愛好者，但我希望有一位真正的史學家去分析、總結中華帝國長久存在的背後邏輯。畢竟這是實現中國夢的理論基礎，也是帝國制度VS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 每天讀書一小時，不妨常做思想者。

連讀帶聽，花了近120個小時看完了整本羅馬帝國衰亡史，說實在的，這本書看着真痛苦，從頭到尾就是一個“亂”字能形容，基本是看了後面忘了前面，讀到最後，回頭一想，好像根本沒記住點什麼，只知道羅馬盛過，然後衰弱，最後滅了。看了這本書，我突然覺得自己可以理解爲什麼歐洲一些歷史學家覺得中國沒有歷史了，相對於羅馬雜亂無章，紛紛擾擾的過往，中國的歷史顯得那麼單純，那麼有規律，複製性那麼強。如果說用六個字來形容中國和羅馬的歷史，我個人會用“分合強弱亂治”這六個字，中國歷史的規律是“分合分合分合，弱強弱強弱強，亂治亂治亂治”。而羅馬歷史則是“分合分分分分，弱強弱弱弱弱，亂治亂亂亂亂”。中國的歷史是一個螺旋前進的軌跡，不管怎麼轉，始終圍着一條中軸線在繞。羅馬的歷史，就如一袋水掉到地上，啪，四濺而開。說說我讀這本書覺得“亂”的地方。一、人名亂，這是最痛苦的地方。各種提烏斯、君士坦丁，亞德里安，一世、二世、三世，看多了，人和事就根本對不起來了。我自信可以在三天時間裏記清楚中國從夏至清所有皇帝的名字、廟號、以及他們的傳承關係，但就算給我一個星期我也絕對沒自信記清楚羅馬歷代皇帝的名字，以及他們之間亂之又亂的關係。感謝我們的祖先，不用讓我在歷史考試裏回答李世民一世幹了什麼，李世民四世幹了什麼。二是政治亂，我覺得在中國做皇帝，除了那幾個末代皇帝，亡國之君，大部分皇帝畢竟還是尊榮一生的。可在羅馬，當皇帝那絕對是高危行業，整本書讀下來，能在羅馬皇帝寶座上壽終正寢的屈指可數，用“城頭變幻大王旗”來說，一點不爲過。三是民族亂，不得不佩服炎黃子孫的先人們，不得不爲中華文明感到自豪，可以將五十六個民族緊密團結在一起，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而羅馬歷史，從共和國開始到東羅馬帝國滅亡，近2000年的歷史裏，就是一個多民族大亂斗的歷史。四是宗教亂，中華民族是一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民族，不論是民族，還是宗教，始終是一個互相學習，相互融合的關係。羅馬的宗教就和民族一樣，一直處於一個大亂斗的狀態中，多神教和天主教鬥，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鬥，天主教內鬥，宙斯、耶穌、阿拉、穆罕穆德殺來殺去不亦說乎。不僅亂鬥，還伴隨着血腥殘酷。西方宗教學家居然好意思說“沒有信仰的民族無異於野獸”。他們是有信仰，可他們的信仰卻一直伴隨着人類的流血死亡，時至今日，耶穌的子民和阿拉的子民仍然打的不可開交。走馬觀燈似的看完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不能說有多深入的瞭解，只能是膚淺瀏覽，沒精力也沒勇氣再看第二遍了，實在是看得很累的一本書。

這部羅馬帝國衰亡史讀完感受是亂，這種亂包括內部腐敗分裂、皇帝的荒淫、軍事統領亂政、宗教信仰對抗、蠻族入侵等等，但是在這個從始至終的亂卻讓這個帝國維持了上千年，確實讓人迷惑。 這個上千年不是搞內部戰爭或是對外戰爭的國家，始終保持他的存在，而且如今依然讓羅馬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影響如今的世界。 從這套羅馬帝國1300年盛極而衰的史詩中，政治家看到了權力的邏輯，軍事家看到了戰爭的本質，企業家看到了制度的更迭，哲學家看到了思想的演變，文化學者看到了文明的興衰…… 羅馬帝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地跨歐亞非的千年帝國，它的影響力如此巨大、它的國祚如此綿長，對於當今的中國，有着無與倫比的參考價值。 中國作爲一個多民族國家，我們一直在致力於將天南地北各個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迸發出更強大的力量。 在一千年前，羅馬帝國也面臨着和中國類似的問題，並交出了自己的完美答卷。 兩千多年前，屋大維臨終前制定了和平外交的政策，希望羅馬能沐浴在和平榮光中永遠保持強大。 秉持着屋大維的政策，羅馬在幾百年的時間裏，始終國富民強。 然而後世皇帝對於擴張的野心，使他們大肆侵略東方的土地，越發龐大的疆土使得統治的難度不斷增大。 “國雖大，好戰者必亡”，中國選擇了和平發展的外交道路，無疑是極具遠見的。 從羅馬的繁榮與衰亡中，我們可以汲取大國崛起的經驗和教訓，讓我們的發展之路走得更加順利。 羅馬史和中華史是戰與和的陰陽兩面，西方講究戰，東方講究和諧，東西方都一樣偉大。

希臘的帕臺農神廟仍在激盪着我們的想象，羅馬的廣場（Forum）卻一去不返了。羅馬人已認識到，他們的自由蘊涵着毀滅他們的種子。在後來尼祿和圖密善（Domitian）的殘暴統治時期，這一認識足以引起人們的道德無力感。此後的許多時代都是這樣。伴隨着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西方政治的一個悠久傳統達到了其駭人聽聞的頂點，然後永遠地消逝不見了。在受到古羅馬榜樣激勵的世界政治領袖中，墨索里尼是最後一個。毫無疑問，法西斯主義者曾爲他們的殘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這些一起連帶他們最高貴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種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動托馬斯傑斐遜，今天再不時興了。那樣太僵化，太一本正經，顯得律己太過嚴苛。將古羅馬人當作英雄崇拜是19世紀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後現代時期，沒有什麼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厭煩的了。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說，我們已經解放了，“從所有壓迫性的古羅馬價值觀”中解放了。

張治｜六卷本中譯簡體字版《羅馬帝國衰亡史》商榷 《上海書評》刊登了對席代嶽的訪談，主題是他所翻譯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文末席提及大陸讀者對他譯著的意見，其寬容的氣度令人感佩。此前，我在網絡上隨口發表了對此譯本的諸多“牢騷話”，我原以爲席正當壯年，現在才知道卻是一位年逾七旬的長者，從人際交往的禮節上說，“牢騷話”顯得太造次。不過，學問商榷原不受身份地位、輩分年紀的拘束。若不是以網絡言辭或讀者心緒的交流方式而發言，而是抱持着平等、客觀的論學態度，重新審視此譯作，我還是願意提出值得進一步討論的一些看法。 須知愛德華·吉本涉及的參考文獻、所得出的研究結論，在學術界已不是新鮮、前沿的東西。像Bury、Jones的晚期羅馬史、Vasiliev的拜占庭史、Runciman的十字軍史，都比此書更精細嚴謹，此外有關東西交通史、古典學術史、科技史等內容，更有大量的新資料、新成果。目前國內專業人士不肯致力於《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全譯本，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吉本此書在西方仍有經久不衰之價值，成爲文史學問之經典著作，原因在於其中處理煩瑣歷史現象的史學家之視野、洞察人類精神本質的哲學家之睿智以及文辭華贍優雅的文學家之筆法，因而翻譯此書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對於翻譯來說，史家視野或許是最容易傳達的特點，因爲綱目結構很少會在全譯本中走樣。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史家視野不僅僅是排兵佈陣，它也會滲入到細節的字句中去。純粹的英文文詞如何翻譯得惟妙惟肖，卻是我不敢妄加議論的，之前讀到呂大年批評國內某節譯本論基督教部分的文章，覺得他立的翻譯標準很周全也很具體。我主要關注於其傳譯的準確性和連貫性，席代嶽的譯筆往往不能達到歷史著作的要求。這可能即是陸揚批評其與史學文字的嚴密性的隔膜，也可能還不算是。譯文失真之處，隨手翻來，立刻可以舉出若干例子（據說出版簡體字版時曾邀請國內學者校改譯名，故而下面所引文字已和席原譯本不盡相同，但我翻閱時讀來問題仍比比皆是，所見不止以下這些）： 元老院還要奉承帕拉斯和那喀索斯。（卷一，第57頁註釋4） 易生歧義，以爲元老院在敬奉兩位神話人物，而原文作the senate paid court to a Pallas or a Narcissus，意謂去奉承“某位”帕拉斯或“某位”那喀索斯，這兩個名稱乃是男女倖臣的代稱。 有關拜占庭對抗比提尼亞國王高盧人菲利普的戰爭，我們不相信真有其事，古代的作家，出生在這個壯麗的城市獲得偉大的名聲之前，就運用奉承和虛構的手法，寫出這段歷史。（卷二，第2頁註釋2） 原文爲“With regard to the wars of the Byzantines against Philip， the Gauls， and the kings of Bithynia， we should trust none but the ancient writers who lived before the greatness of the Imperial city had excited a spirit of flattery and fiction”，此Philip係指古典晚期威脅希臘的馬其頓國王腓力（亞歷山大大帝之父），和高盧人沒關係，和卑提尼亞諸王（其王國建立在亞歷山大大帝身後）也沒關係。繼而所謂“我們不相信”者，也不是指這些戰爭。本句當譯作“有關拜占庭人反抗腓力、高盧人和卑提尼亞諸王的歷次戰爭，我們只會相信那些古代的作家，他們那時還沒有帝都之宏大氣象以激發逢迎和虛構的靈感”。 這位歷史學家的敘述過於華麗和修飾，因而經常受到批評，這條河幾乎把亞歷山大給淹死，他有必要加以描述。（卷二，第299頁註釋3） 按照席刪去引文註釋的體例，這條註文所標的文獻被省略不譯，但是“這位歷史學家”即所刪的Quintus Curtius之名，在正文並未出現，後半句，原文作“Yet it was almost the duty of the historian to describe a river， whose waters had nearly proved fatal to Alexander”，意思是說雖然對此史家誇飾之文詞多有指摘，但描繪此河（Cydnus）幾乎成爲此人之本職（謂其著作雖多不當，唯此尚可取也）。譯文將“it was almost the duty”譯作“有必要”，等於掩蓋了吉本對該史家的評價。 馬菲對哥特人的偏頗行爲有浮誇不實的記載，他有意大利貴族的身分當然會痛恨這些蠻族。身爲平民的穆拉托里屈服於哥特人的壓力。（卷四，第10頁註釋2） Muratori是17世紀的學者，他如何會屈服於古代的蠻族？看原文是Maffei exaggerates the injustice of the Goths， whom he hated as an Italian noble. The plebeian Muratori crouches under their oppression.“出身貧寒的穆拉托里”屈從的是意大利貴族們的意見（對哥特人的仇視）。 希臘人不諳軍旅之事，驕傲的哥特人把這個稱呼當成藐視之辭。（卷四，第148頁） 原文作the unwarlike appellation of Greeks was imposed as a term of reproach by the haughty Goths，應是傲慢的哥特人將不諳軍事作爲藐視之詞加於希臘人身上。 （希波克拉底）他非常喜歡用七這個數字，像是每年兩個星期，或是七百天，等等。（卷四，第245頁註釋2） two weeks of years是14年的意思。同注中“希臘人用十四歲還有更不便說出口的原因”，這是道學家的口氣，而吉本原文只是引述了僞造的普魯塔克著作，，意即“因人生出精液來了”，今天看來也沒啥不便說出口的。 西美昂並非別號而是指怪物。（卷五，第360頁註釋3） 此句原文作Simeon was not τίτος but ，τίτος大概是指羅馬人名中常見的Titus，指海上的巨獸，兩者字形相近。顯然吉本在此校正了文獻上一句文字。譯出時需附帶原文及說明。 俄羅斯的大公爵或稱臺吉也可以稱爲沙皇。（卷五，第384頁） 原文是the great duke， or chagan， or czar， of the Russians，“臺吉”者，爲古時蒙古貴族的稱號，和Chagan似無關係，元史中涉及此名，譯作“察罕”（察罕汗即白汗）；czar此處亦不宜按慣例譯作沙皇，而當是“愷撒”。這兩個名稱分別涉及東方、西方世界對俄羅斯大公爵的稱呼。 此外，將Proconsul譯作“前執政官”、小亞細亞等於“亞洲”、爲Josephus畫蛇添足爲“希臘歷史學家”（原文僅作“an ancient historian”）、把Warburtonian school之school“學派”理解爲“學院”、將prebyter譯作“新入會者”，都是對原文知識背景瞭解不深所致。而Marcus Antoninus宜按習慣譯作馬可·奧勒留，而不是馬可·安東尼（Antonius與Antoninus不是一個姓），Joseph de Guignes歷來中文名叫做“德經”，而不是什麼“德吉涅斯”，Cosmas的綽號Indicopleustes不是“印度航海家”而是“曾至印度的航海家”，Aelian有時並不是“伊利安人”，而是位歷史學家，the Bélisaire of Marmontel應是馬爾蒙特爾的歷史小說《貝利薩留》，不是《馬爾蒙特爾的貝利薩爾》，Shahnameh不是納米哈沙王的傳記，而宜直接譯作《列王紀》，拉封丹所提及的Pilpay寓言書，即毗溼奴舍裏曼的《五卷書》，譯作“皮爾佩”也略顯得隔了一層，印度傳入歐洲的chess，便是國際象棋了，亦不必使用“弈棋”這樣含糊不清的字眼兒。短短前後幾頁間，John Damascenus有時作大馬士革的約翰，有時卻譯成約翰·達馬森提努斯（其俗名Mansur被譯成曼提爾）；Paulus Diaconus宜翻作“助祭（或用書中慣用的‘祭輔’）”保羅；Charles le Simple譯作“糊塗”查理比“單純”查理好些；Jove作爲神名，一般改譯作宙斯或朱庇特，不宜譯成約伯。 還有些名稱涉及中西交通，在古代漢籍中出現過，宜用古名，如奧勒留所屬之朝代，或可譯作“安敦”。Oxus作阿姆河便不如“烏滸水”，Jaxartes作“錫爾河”便不如“藥殺河”，Geougen一名不能譯作“哲歐根”，而是中國古籍裏的“柔然”。Chozars譯成“卡（科）扎爾斯人”，須知此處指的是Khazars，即哈扎爾人或卡扎爾人，至於說中國人將他們稱爲Kosa，譯成“吐蕃”不確，應對譯作《新唐書》裏的“可薩”；書中復將Turfan（吐魯番）亦譯作吐蕃。Cathay對應的是“契丹”不是“震旦”，緬甸古都Pegu，古史作“白古”或“擺古”，“勃固”是今名。也有弄巧成拙的（不曉得是譯者還是校者的錯），Cochin譯作“交趾”就變成了越南，而吉本原文指的是印度西南濱海曾建立王國的科欽。 譯筆傷及史書著作連貫流暢的，問題在於譯文不合乎漢語文法的習慣，比如有不少被動句而缺少“被”字，讀來就很彆扭。還有幾例典型的病句： 我們沒有辦法訂出精確的溫度標準，去衡量那些生長在希臘或亞細亞溫暖地區的演說者，他們的感覺或說法。（卷一，第175頁） 阿米阿努斯這位服務軍旅的歷史學家，正在波斯人準備用船在底格里斯河上構築橋樑之時，派遣前去觀察對方軍隊的動靜。（卷二，第99頁） 一種羞辱的允許和需要的限制，應用在舞女的身上。（卷四，第49頁註釋3） 同一顆彗星每五百七十五年就重訪地球共七次之多。（卷四，第223頁） 琉卡特的巨巖是主教的島嶼和教區在南邊的海岬。（卷五，第326頁註釋1） （使臣）受到介紹特別在大會上陳述統治者面臨的困境，以及君士坦丁堡迫在眉睫的危險。（卷六，第3頁） 席自覺得文字洗練優雅達到了“尋章摘句”的地步，這種追求令人尊敬。但無論是“無籍籍名”還是“無名籍籍”，在各大辭書中都查不到，亦不見於主要的古籍中，如何稱得上“雅”？還有一些情況屬於看似雅而實際俗的，使用了傳統中國文學的語言，實質上修辭效果卻不好。比如以“紅衣主教”譯Cardinal Bishop，這個詞是明清以降中國基督徒的叫法，嚴格來說應作“樞機主教”，因爲13世紀以前這些神職人員並不一定身着紅衣；以“子平之學”代稱西方淵源久遠的星象學（Astrology）也不合適，因徐子平乃中國近古說部裏的民間傳說人物；這是將西方古典的東西改成了中國500年內老百姓的叫法。錢鍾書將翻譯的最高境界定爲化，這卻不是跨國度的化，而是扭曲時空的“訛”了。書中總是將sceptre譯作“令牌”，後者本該是中國道士的用具，卻莫名其妙地成爲羅馬皇帝權杖的代稱，直到卷六第62章，吉本解釋說sceptre是一根長杖，然而譯者堅持繼續譯作“令牌”。至於將暴君所養的猛獸之名譯爲“純純”（Innocence）和“小金”（Mica Aurea），形容Symachus文體時硬加入“有如七寶樓臺”這樣的套語，又有點惡俗的腔調了。 《訪談》中席說自己所增加的兩千多條譯註，“使得讀者對書中重要的人名、地名、典章、掌故和重大事件的本末有進一步的認識”。其中大多譯註的確精彩（比如認爲Trinquemale是錫蘭山，甚是，此即《島夷志略》的“千里馬”）。但是問題也很多：有的譯註過於簡易，因時代發展或媒體進步，讀者素質普遍提高，顯得不再有必要。有的譯註屬於個人經驗和見解，如觀好萊塢電影和比較清代皇室弟子讀書情況，出現在這種經典著作裏，體例上很不合適。還有的譯註，投入精力的方向錯了，造成南轅北轍，反而妨害閱讀和理解，這類情況最應避免。比如卷一第213頁譯註3，謂歐里庇德斯的《美狄亞》一劇以Taurica爲背景，顯然有誤，《美狄亞》一劇發生在科林斯的美狄亞與伊阿宋家宅中，若以美狄亞老家Colchis論，雖與Taurica同屬黑海沿岸地區，但一在東南，一在東北，聯繫起來也很牽強的。吉本此處所言歐里庇德斯爲Taurica所作之悲劇，當是指Iphigeneia in Tauris一出。伊菲歌尼亞爲阿伽門農之女，她父親出征特洛伊，欲以她爲犧牲，她得到阿耳忒彌斯Artemis女神之助被送至此地，成爲當地祭司，她弟弟奧瑞斯忒斯Orestes，及其友人皮拉德斯Pylades來此地，終於與她相認重逢並離開了荒蠻的Taurica。惟有如此解釋，讀者方能理解吉本原文中所謂“狄安娜（引者注，即阿耳忒彌斯）血腥的犧牲，奧瑞斯忒斯和皮拉德斯的到來，用美德和宗教對抗野蠻和兇殘所贏得的勝利，全都有助於表明歷史事實”這句話的含義。又如卷四第三十九章第23頁譯註，謂“圖利”即西塞羅（實際卷一即已出現此名），而在之後不過三四頁的地方，又將Tully翻成“塔利”，反而造成了混亂。再如卷四，第37頁“……這個可愛的塞浦路斯人，她的品德真是無愧於那個特殊島嶼，因愛神維納斯的名字而享譽世界”，本來這裏不加註釋，我們也可以理解“那個特殊島嶼”當指塞浦路斯島，但席在此的“譯註”卻說：“這個島嶼是指錫西拉（Cythera）……是神話中愛神維納斯誕生之地”，這裏涉及神話流傳中的爭議，即愛神生地歷來有二說，一是錫西拉、一是塞浦路斯，譯註認準前者，雖不算錯，但至於此處，顯然干擾了原文的本義。還有鄭和下西洋的年代，被標作1045年，當是筆誤。再看卷四，第165頁註釋5的譯註部分，在波斯史詩中人物Rostam之後說：“在前面的第三章有羅斯坦（Rustan），第二十三章有雷斯坦（Restan），都是波斯的傳奇人物”，Rustan這個名字，吉本引的是法國人的遊記，若是波斯人名，一下子倒是難判斷是否即此Rostam，如何斷定“都是”（意即不是一人）；至於Restan（卷二，第249頁，誤作Restar），原文席翻譯的清楚，明明是個地名，怎麼就成了波斯傳奇人物呢。還有像介紹希臘學者Agatharchides爲阿拉伯地理學家，將描繪羅馬宴飲生活的諷刺作家Petronius稱爲神話劇作者，都教我們覺得有些可惜。 此前，對於我在網上發表的“牢騷話”，也有不少心胸寬闊的正人君子表示不齒：翻出全譯本不容易，何必吹毛求疵。但是我想正因爲這個全譯本構想的確很偉大，所以我們纔要去多多給予關注。有認真之譯者，方有認真之讀者，而有認真之讀者，亦可進一步推助譯者的認真。譯書而躲避疑難者，讀書而議論輕薄者，不足相與言也。 （原刊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08年11月16日）

羅馬並非一日建成，偌大帝國的傾頹自然也不會發生在一夜之間。吉本耗費二十載光陰打磨出這部史學鉅著，以從容厚重的筆觸，鋪展一千三百餘年的歲月長卷，清晰道盡昔日威震四海的羅馬，是如何從萬丈榮光一步步滑向衰敗沉淪。 回溯帝國崛起之時，羅馬鐵騎四方征伐、拓土開疆，行省遍佈歐、亞、非三大洲，鼎盛時期的地中海，儼然成爲羅馬私有的內湖。可無休止的擴張從來都是一柄雙刃劍：域外掠奪而來的金銀、物產充盈國庫，卻也讓帝國背上難以負荷的治理與軍費重擔。連年征戰需要規模龐大的軍隊維繫，鉅額軍費層層轉嫁到底層民衆；與此同時，國內貧富鴻溝持續拉大，官僚體系腐化怠惰，曾經支撐羅馬崛起的共和精神，在私慾與苛政中慢慢消磨殆盡。 待到皇權凌駕律法之上，軍隊手握國家命脈，禁衛軍肆意廢立君主，帝位淪爲明碼標價的交易品，帝王更迭亂象頻發，羅馬帝國的根基架構早已鬆動飄搖，潛藏的危機隨時可能轟然爆發。 公元476年，西羅馬最後一位皇帝遭廢黜，西羅馬正式覆滅。蠻族南下入侵，從來不是帝國崩塌的根源，只是壓垮這頭疲憊巨獸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此之前，西羅馬內部早已油盡燈枯：經濟持續凋敝，苛捐雜稅壓得百姓喘不過氣，士兵軍心渙散、戰力銳減，偌大帝國如同一臺長年失修的巨型器械，處處鏽蝕、零件朽壞，再難正常運轉。西羅馬落幕之後，東羅馬偏居一隅勉強延續千年國運，可輝煌終究難續，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奧斯曼的炮火中陷落，羅馬文明的完整篇章就此畫上句點。 歐洲歷史上公元5至15世紀被稱作中世紀，時間跨度恰好對應西羅馬滅亡至東羅馬覆滅的千年光陰。這一千年間，歐洲社會由羅馬的奴隸制逐步過渡到封建領主制，昔日統一有序的帝國版圖碎裂，各地領主割據一方。曾經通行全境的羅馬律法、繁榮的商貿網絡分崩離析，古典時代璀璨的文學、藝術與科學典籍大量散失，教會接過社會教化與治理的主導權，成爲中世紀最核心的精神支柱。 縱觀羅馬由盛轉衰的全過程，外部入侵只是表象，根深蒂固的內部弊病纔是文明覆滅的核心誘因。無節制的擴張、失衡的貧富、崩壞的制度、腐化的統治階層，層層疊加的隱患一點點蠶食帝國生命力。羅馬的興衰也爲後世留下深刻警示：再強盛的政權，若漠視民生、制度失序、貪圖無休止的擴張，任由內部矛盾不斷累積，再遼闊的疆土、再輝煌的過往，終有走向衰敗的一天。歷史往復循環，羅馬的覆滅並非偶然，而是文明發展中值得永久反思的前車之鑑。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隨着中國的城鎮化數據出爐，城市化，進入升級轉型中，中國復興之路，如何走好下一個三十年？ data: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較1949年末提高48.94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71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達到43.37%，較2015年提高3.47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16個百分點。 城鎮化率提高體現在我國城市數量、規模明顯增長。1948年末，我國城市共有58個，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大批縣城改設爲城市。1949年末，全國城市共有132個，其中，地級以上城市65個，縣級市67個；建制鎮2000個左右。到2018年末，我國城市個數達到672個，其中，地級以上城市297個，縣級市375個；建制鎮21297個。 從人口規模來看，我國城市人口從1949年的3949萬人，到2017年地級以上城市戶籍人口48356萬人。

文筆優美，悲天憫人。 渾厚莊重的歷史。 從過去看見未來。 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之所以滅亡並非因爲外力的摧毀，而是內部的腐蝕，所以羅馬帝國衰亡的基本原因，在於人口的減少、風氣的敗壞、階級的鬥爭、商業的敗落、專制的政體、繁重的稅賦和連年的戰爭。 享譽世界200多年，瞭解羅馬帝國不可不讀的至高經典。一部暢銷200多年，囊括政治、經濟、宗教、軍事、文化的羅馬史必讀經典。哲學泰斗休謨、“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二戰時期知名英國首相丘吉爾、科幻經典《銀河帝國》的作者阿西莫夫等極力推崇的史學鉅著。一部橫跨1300年，囊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全方面講述羅馬帝國由盛而衰的恢弘史詩。政治家看到了權力的邏輯，軍事家看到了戰爭的本質，企業家看到了制度的更迭，哲學家看到了思想的演變，文化學者看到了文明的興衰……18世紀英國史學泰斗吉本20年心血之作。 這是一本深入探討羅馬帝國興衰歷程的著作。該書以全面、客觀、公正的視角，詳細描繪了羅馬帝國從強盛走向衰落的全過程。書中不僅記錄了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內容，還深入分析了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和過程。 書中首先介紹了羅馬帝國的起源，隨後詳細描述了羅馬帝國的政治體制、法律體系、經濟制度等，並深入探討了羅馬帝國的宗教政策、文化傳統、社會風俗等。書中還詳細記錄了羅馬帝國的對外戰爭、內部鬥爭、民族矛盾等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羅馬帝國的影響。 在描述羅馬帝國衰亡的過程中，書中詳細記錄了羅馬帝國的軍事制度、民族的精神面貌、征服計劃、摧毀行動、政治的德行等。書中指出，羅馬帝國的衰亡是一個過程，而非一時一事。書中提到，繁榮使腐敗的條件成熟，毀滅的因素隨着征戰的擴張而倍增。一旦時機到來，或是意外事件的發生移去人爲的支撐，龐大無比的機構無法承受本身重量的壓力而倒塌。 書中還詳細描述了羅馬帝國的宗教政策，包括對基督教的迫害和寬容。書中指出，羅馬皇帝對基督教的排斥主要源於對新興宗教基督教的不理解、排斥和壓制，以及對基督教內部矛盾和紛爭的考慮。同時，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