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讀完劉醒龍的《天行者》，我的心裏久久不能平靜，最大的感受便是相見恨晚。 作爲一名異地鄉村教師，我在書中看到了太多自己的影子，也讀懂了曾經那段黑暗又無助的時光。曾經的我，因爲身處異地鄉村，承受着孤獨、壓力與迷茫，整日被痛苦和焦慮包圍，甚至差點陷入抑鬱。那時候的我，就像一條被扔在岸上的魚，拼命掙扎、拼命自救，也拼命渴望有人能拉我一把。 我常常想，如果能早一點遇見《天行者》，這八年裏，我或許就能借着這本書的力量，更早完成自我救贖，不必在黑暗裏獨自煎熬那麼久。 書中那些民辦教師，對轉正有着近乎一生的執念與堅守，這份心情我無比理解。它就像我曾經一心想從農村調往城裏、市裏的夢想一樣，是支撐我走下去的光，也是困住我情緒的結。那時候的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調動”這件事上，在等待與糾結中不斷內耗，把自己弄得疲憊不堪。 而如今，走過那段艱難的歲月，我的心態終於慢慢放平。我終於學會與自己和解，放下了那些毫無意義的自我消耗。 《天行者》裏有太多讓我感動、讓我膜拜、更讓我自愧不如的地方。書中的老師們在艱苦的環境裏默默堅守，用最樸素的初心守護着講臺與孩子，他們的堅韌、無私與擔當，讓我重新審視教師這份職業，也重新審視自己曾經的浮躁與抱怨。 合上書頁，思緒萬千。這本書不僅讓我看見了鄉村教育者的不易與偉大，更讓我與過去的自己握手言和。它告訴我，堅守本身就是一種力量，自渡從來不是靠外界的改變，而是靠內心的釋然與從容。 感謝《天行者》，在我與自己和解的路上，給了我最溫暖、最堅定的力量。也願每一位在基層堅守的教育人，都能被時光溫柔以待，都能在平凡的崗位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光。

讀完劉醒龍的《天行者》，界嶺小學那三位民辦教師的形象久久盤桓在心頭：餘校長、鄧有米、孫四海，他們既要翻山越嶺說服貧困家庭的家長們送孩子來讀書，還要站在漏雨的教室裏教孩子們識字，也要利用空閒時間扛起鋤頭下地種茯苓，更要送孩子們回家的路上採些草藥補貼書本，粉筆及生活雜費。數十幾個離家遠的孩子甚至還要在有臥牀病妻的校長家裏喫住。小說裏的界嶺不通公路，村校連粉筆都得省着用，教師每月35元的工資常年被拖欠，他們雖時常爲轉正名額的千載難逢和轉瞬即逝而嘆息，但誰也不曾真正離開。他們每天與孩子們一起升國旗，他們始終在堅守！ 這部茅盾文學獎作品是一面鏡子，照見了中國農村教育史上一個沉重而光榮的羣體“民辦教師”。 隨着社會的不斷進步“民辦教師”已成爲歷史。身份雖已落幕，但與之相似的“代課教師”依然在廣袤的鄉土上默默行走。據教育部近年估算，全國中小學代課教師仍有三十餘萬人，絕大多數在雲南、貴州、四川、甘肅、廣西等中西部欠發達省份，尤其是那些連公路都勉強通達的偏遠村小和教學點。這些地方公辦教師“招不來、留不住”，代課教師便成了唯一的守門人。 他們的處境與《天行者》中的描寫驚人地相似。師資上多數人年齡偏大隻有大專甚至更低的學歷，幾乎沒有系統培訓與職稱晉升的機會。月收入往往只有公辦教師的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沒有公積金及職業年金，醫保和養老保障也殘缺不全。合同一年一簽隨時可能被辭退。他們既是教師也是農民，課餘要種地，養雞、打零工，才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可就是這樣一羣“邊緣人”，卻撐起了中國鄉村教育最艱難的一角。從專業角度看，他們的教學能力或許有限，甚至比不上城裏剛入職的年輕教師，但教育從來不只是知識的傳遞。在留守兒童佔據半數的山鄉，代課教師往往是孩子身邊唯一穩定的成年人。他們熟悉村裏的每一條山路，叫得出每個孩子的乳名，知道誰家父母常年在外、誰家老人臥病在牀。他們用最樸素的方式給予陪伴與關懷。天冷了提醒加衣，下雨了揹着學生過河。這種情感上的守護恰恰是鄉村教育最稀缺、最珍貴的東西。沒有他們無數山村兒童將在學齡期陷入失學的困境，義務教育普及就成了一句空話；他們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一環。正是因爲有他們的堅守，一代又一代孩子識了字算得了數；他們維繫了鄉村社會的文化希望與尊嚴。學校就是一塊精神高地，代課教師就是那面不倒的旗。 《天行者》的結尾，界嶺小學的民辦教師們終於等來了轉正的機會，但那一路的艱辛始終令人唏噓。 《天行者》的書名寓意深遠：行走在雲天之上的人未必是神仙，也可能是那些翻山越嶺去給孩子們上課的鄉村教師。他們的身影或許卑微，卻讓知識的星火從未在荒僻的山野間熄滅。祈願這片土地，終不負燃燈之人。 最後與書友們分享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1年）對劉醒龍《天行者》的授獎辭，算是對本書的回望吧。 原文如下： “《天行者》以真實深沉的筆觸，聚焦中國偏遠鄉村民辦教師這一特殊羣體，生動刻畫了他們在極端艱苦條件下堅守鄉村教育數十年的感人形象。小說以深沉而悲憫的敘事，展現了這些默默奉獻的“天行者”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沉浮、精神困頓與人格光輝，深情謳歌了他們爲農村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巨大犧牲與不可磨滅的貢獻。作品既是一曲獻給平凡而偉大的鄉村教育守望者的讚歌，也是一份關於中國農村教育歷史的沉重證詞。”

在慣常的閱讀中，《天行者》往往被視作一曲獻給民辦教師的悲壯頌歌。然而，邱詩越提出的“儀式書寫”視角，爲理解這部作品打開了一條更深邃的通道——儀式，恰恰是這羣邊緣知識分子確認自身存在的最後堡壘。當清晨的升旗儀式在界嶺小學的操場上按時舉行時，這絕非簡單的愛國主義教育。在教舍破敗、工資被長期拖欠的生存境遇裏，這莊嚴的程序性操演，成爲了一種特殊的“反儀式”：它反向宣告着這些肉體早已被主流體制邊緣化的教育者，依然在以一種近乎神聖的方式，捍衛着“教師”身份的內在尊嚴與教化使命。他們用儀式行爲，對抗着現實政治帶來的沉重失語，在精神上強行完成了一次次對社會身份的確認與探尋。因此，小說最震撼人心的力量，並非對苦難的渲染，而在於將這種生存的沉重與儀式的莊嚴並置。正是在日復一日的這種精神操演中，這羣身處物質與身份雙重困頓中的“天行者”，找到了在荒蕪中開掘精神高地的可能性。

這部書寫盡了中國鄉村教師的堅守與掙扎，沒有宏大敘事的波瀾壯闊，卻用最樸素的文字，將一羣“照亮大山”的人推到讀者面前，讓每一個曾受益於教育、或心懷理想的人，都忍不住在字裏行間尋找自己的影子。 書中最戳中我的，是那種“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倔強。餘校長、張英才、孫四海，三個紮根界嶺小學的教師，像三棵紮在石縫裏的松柏，頂着貧困、誤解甚至生存的壓力，把“讓孩子讀書”這件事當成了畢生的信仰。記得餘校長爲了留住學生，揹着生病的孩子走十幾裏山路去求醫；孫四海在妻子離家後，一邊教書一邊帶着女兒過日子，課堂上的板書依舊工整得沒有一絲褶皺。他們不是什麼“聖人”，會爲了微薄的工資發愁，會因外界的誘惑動搖，但每當看到孩子們渴望知識的眼睛，又會一次次把“離開”的念頭咽回去。正如書中所說：“他們是腳踩泥土的人，卻要把孩子們舉向天空”，這句話像一根細針，輕輕刺中了我對“平凡偉大”的所有想象——原來真正的英雄，從不是身披鎧甲的戰士，而是在困境裏守住初心的普通人。 書中的教育，從來不是“填鴨式”的知識灌輸，而是帶着溫度的生命影響。張英才初到界嶺小學時，帶着城市青年的浮躁與迷茫，甚至想過用“敷衍”應付工作。可當他看到餘校長把自己的工資墊給貧困學生交學費，看到孫四海在課後帶着孩子們唱自編的山歌，他漸漸明白：鄉村教師教給孩子的，不只是課本上的漢字與算術，更是對“外面世界”的嚮往，對“好好生活”的勇氣。有個細節我讀了三遍：孩子們把“山”字寫得格外大，把“城”字寫得格外認真，彷彿只要把字寫好，就能真的走出大山。而教師們，就是幫他們把“嚮往”變成“可能”的人。書中那句“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在這些鄉村教師身上有了最生動的詮釋——他們點燃的，是孩子們心裏的火，也是大山裏希望的火。 可《天行者》從沒有刻意美化苦難，它坦誠地寫出了鄉村教師的“痛”與“憾”。餘校長一輩子教書，卻沒能讓自己的女兒走出大山；張英才最終離開界嶺，不是因爲“背叛”，而是因爲現實的重量終究壓過了理想的輕盈。這種“不完美”，反而讓故事更真實、更動人。合上書時我忍不住想：如果沒有這些“天行者”，界嶺的孩子們會過着怎樣的生活？或許就像村裏的老人說的那樣，“長大了要麼種地，要麼出去打工”。而正是這些教師的堅守，爲孩子們劈開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哪怕這條路走得很慢、很艱難。 讀《天行者》的過程，更像是一場關於“初心”的自我叩問。我們總在追求“遠大的目標”“光鮮的生活”，卻常常忽略了“把一件小事做好”的力量。餘校長他們用一輩子證明：所謂“偉大”，不過是把“教書育人”這件事，重複了一年又一年，堅持了一輩又一輩。書中那句“平凡的腳步，也能走出偉大的行程”，或許就是對他們最好的註解，也讓我明白：生活從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冒險，而是在自己選擇的路上，踏踏實實地走下去，就像界嶺小學的教師們，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的每一個字，都成了照亮大山的星。 一羣身影：他們站在破舊的教室裏，身後是大山，身前是孩子們的眼睛，手裏的粉筆在黑板上劃過，留下的不只是知識，更是一代代人向上生長的力量。這，或許就是這部書最珍貴的地方——它讓我們看見，在那些被遺忘的角落，總有人在默默發光，而這些光，終將照亮更多人的路

《天行者》以中國二十世紀末的民辦教師羣體爲主角，把“在鄉村教書”這件事，從一份職業，寫成了一場關於信仰與犧牲的史詩。 本書最閃亮的，是它讓我們看到了平凡中的偉大。這些鄉村教師，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蹟，他們只是在平凡的崗位上，做着最平凡的事。但正是這種平凡，成就了他們的偉大。他們把“教書育人”當成自己的信仰，把“鄉村教師”這個身份，活成了一種使命。他們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什麼是“堅守”，什麼是“奉獻”，什麼是“信仰”。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一羣默默耕耘的代課教師，用他們的堅守照亮了鄉村教育的星空。 沒有編制，沒有保障，卻用最樸實的心守護着鄉村的教育火種。萬站長、餘校長、孫四海、鄧有米、張英才，這些名字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他們曾懦弱，迷茫，也曾堅毅，執着，但無一例外地，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堅守着這片土地。 三代民辦教師的轉正之路，猶如一場漫長而艱辛的跋涉。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自己最美好的年華獻給了鄉村教育事業，卻在退休時仍未能盼來期待已久的"轉正"。這種命運的嘲弄，讓人唏噓不已。然而，正是這些平凡人的堅守，構築起了鄉村教育的脊樑。他們不是英雄，卻有着英雄般的堅守；不是聖人，卻在平凡中閃耀着不平凡的光芒；他們是農村的希望，是那一顆顆孤獨而堅韌的火種，燃燒在教育的荒原上。雖然生活清貧，但他們的精神是富有的。他們的故事，是對生活深深的熱愛和對教育無限的奉獻。 每一個“天行者”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們的故事值得我們深思和銘記。

前後五天，歷時六小時有餘，總算將此書讀完。 短短一篇小說，本該兩三天足矣，卻拉扯了這麼久，並非書內容無趣晦澀，相反讀來恰恰簡明流暢；而是因爲我長久以來投身鄉村教育的抱負和極其短暫卻彌足珍貴的支教經歷常能引起我的深度共鳴，讓我時常出神，想念起那些孩子、那些時光。 我讀書有個壞習慣，每讀完一部需要記憶力支撐的小說，就總要幾天不讀，或讀些短篇、工具科普之類，似乎需要攢攢力氣，才能接着一口氣去讀下一部中長篇。我的胃口也很刁，常常看幾頁覺得無趣，或是人物關係太過龐雜讓我覺得頭大，我便索性棄之而去。而這一部，大概是由於自己理想與經歷的緣故，竟能一眼入迷，愛不釋手。 理想與經歷，閒時再敘；內容情節之巧妙，亦無需多言。讓我印象深刻的更多是作者之體貼，爲我這樣胃口刁的讀者省下許多用於記憶和回憶的精力。 何以見得？作品中一些人是有姓無名的，當然，諸如方書記、黃會計等不必贅述，他們作爲特定階段的情節推動者，只需集中地出現幾次，交代了任務便唱罷退場，自然不必費心起個名字；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餘校長與萬站長，似乎全篇下來並沒有交代他們的名字（可能萬站長開頭交代過，只是我忘記了）。何故？讀友評論有言，他們代表的是中國基層不勝枚舉的此類無名英雄，本身就是一個羣體，無需命名。我想當贊同。 而貼心之處於何？私以爲是餘校長與村長餘實之別。我粗略發現，幾乎每一處餘實出場，均以“村長”二字作冠。他大可也叫餘村長，讀者自然去分別“餘村長”與“餘校長”；然而二者稍不留神便會訛誤，我猜作者正是考慮到這一點，纔將二者分開，勞神費力地將每一處“餘村長”寫爲“村長餘實”。盛讚。 此外，小說的情節也是一波三折。小說將要結尾、“界嶺 F3”行將修成正果時，作者像如來猝然想起師徒四人只經八十難，還差一難般，接二連三地將悲劇佈置在故事即將結束的最後一年，還總是寫一場場雪來提示讀者，讓讀者驚訝於“竟然還能更慘”，來釣足讀者的胃口。用我老方言說，真是精透了。 故事的結尾，竊以爲是另一亮點。一個合格的讀者自然會在高潮時不斷猜想作者會怎樣安排結局，這邊是讀者和作者的博弈。作者可以在藍餘合歡時結尾，可以在教學樓倒塌時結尾，可以在王小蘭遇害時結尾，更可以在孫四海勝選時結尾。這些我都試想過，未免太過庸俗。然而作者巧妙地以張葉戳破窗戶紙、朦朧曖昧的留白作結，又讓讀者看得回味無窮。自是大團圓結尾，卻又消解了俗氣。而二人的感情早在二者師生之時便有伏筆，便也算不上歐亨利式，未出意料之外，原來情理之中。 說起歐亨利式，便再提一句，書中還是有些魔幻現實的意味，苦於我沒有選擇文學道路，便不再顯拙。 此外，張葉的師生戀情在書中相當美好，然而現實中無論如何將被視作有辱師德師風，不做評論，各顯神通。

故事的舞臺是偏遠閉塞的界嶺小學，這裏教學條件簡陋，薪資微薄，三位民辦教師餘校長、鄧有米、孫四海，還有初來乍到的張英才，在大山裏默默堅守。他們頂着“民辦教師”的身份，拿着微薄的補貼，既要教書育人，又要操勞生計，在轉正的希望與現實的困境中反覆掙扎。他們不是完美的聖人，會爲了唯一的轉正名額心生波瀾，會爲了修繕校舍想盡辦法，有着普通人的私心與無奈，可正是這份真實，讓他們的堅守更顯動人。 餘校長始終把學生放在首位，拖着病體守護着校園，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個學校的責任；孫四海心懷詩意，以笛聲慰藉清貧歲月，把所有溫柔都給了山裏的孩子；鄧有米精明務實，一心想改善學校處境，爲了教育事業傾盡心力；年輕的張英才從最初渴望逃離大山，到最終被這份堅守打動，選擇迴歸傳承。他們身處社會底層，被生活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卻從未放棄對教育的執着，從未放棄對孩子們未來的期許。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無數像他們一樣的民辦教師，紮根在鄉村教育的最前線。他們是物質上的清貧者，卻是精神上的富足者，用自己的青春與汗水，點亮了鄉村孩子的求學之路。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只是日復一日地站在三尺講臺，把知識播撒進孩子的心田，用最樸素的堅守，詮釋着“師者”的真諦。他們就像大山裏的微光，即便微弱，也拼盡全力照亮遠方，成爲鄉村孩子走出大山的引路人。

《天行者》是劉醒龍爲 20 世紀後半葉中國鄉村民辦教師立傳的心血之作，一部榮獲茅盾文學獎的現實主義力作。它以 90 年代界嶺小學爲舞臺，圍繞餘校長、鄧有米、孫四海等民辦教師的三次 “轉正” 波折，寫盡了鄉村教育的清貧、身份認同的掙扎，更寫透了平凡人在苦難中堅守的崇高 —— 他們是泥土裏長出的 “天行者”，以肉身馱起文明的星火，在絕望中守護希望。 界嶺小學破敗不堪，六個年級擠在三間危房裏，教室裏甚至養着愛喫粉筆灰的豬；民辦教師們身份尷尬，是 “教書的農民、耕地的教師”，沒有編制、工資微薄，常年在溫飽線上掙扎。他們一生最大的渴望就是 “轉正”—— 那不僅是一份正式工作，更是尊嚴與身份的認可。可這條路佈滿荊棘：第一次轉正名額，讓癱瘓的明愛芬在填表時激動離世；第二次名額被權勢者暗箱截留；第三次政策允許全員轉正，卻要他們繳納鉅額 “工齡購買費”，用半生積蓄買斷本就屬於自己的資格。奉獻了整個青春，卻要爲 “名分” 買單，這份荒誕，道盡了底層小人物在時代夾縫中的卑微與無奈。 但《天行者》從不是販賣苦難的悲情故事，它最動人的，是苦難裏生長的堅韌與信仰。支撐餘校長、孫四海們熬下去的，是一種深入骨髓的 “界嶺的毒”—— 不是沉淪，而是對教育、對孩子、對這片土地的執念。餘校長一邊照料癱瘓妻子，一邊咬牙維持學校運轉，把十幾個留守孩子接到家中照料；孫四海孤傲清高，卻把收穫的茯苓變賣修繕校舍，用琴聲守護孩子們的精神世界；他們會爲轉正名額猜忌、掙扎，卻從未放棄三尺講臺，從未丟下山裏的孩子。每天清晨，界嶺小學的國旗準時升起，破舊的教室裏傳出《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的歌聲 —— 那是泥濘裏開出的花，是黑暗中不滅的光。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用一生回答了 “堅守” 的重量：所謂英雄，從不是站在光裏的人，而是在無光處，活成了光本身。

以前讀詩都沒有什麼代入感，李子的詩“前天，我放學回家 鍋裏有一碗油鹽飯。 昨天，我放學回家 鍋裏沒有一碗油鹽飯。 今天，我放學回家 炒了一碗油鹽飯 放在媽媽的墳前！”讓我覺得質樸的文字竟能表達這麼深層次的情感！最近網上有一個很火的農村詩人大媽，她用最樸素的文字，表達了對生活無限的熱愛，我現在覺得詩不必合轍押韻也可以寫的很美！ 我的小學啓蒙老師也是民辦教師，高中畢業後就帶我們從一年級一直到六年級，她們跟公辦教師比雖然學歷、教學能力都有很大的欠缺，但是她不僅把我們當成學生，還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孩子。她會因爲我們的淘氣讓我們罰站，也會因爲不會做題讓我們手舉磚頭聽課……她們無非就是想讓她的學生們能多學點東西，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要一輩子就生活在這個小村子裏，到鄉里的5里路感覺很遠，到縣城的60里路往返需要一天時間，縣城以外感覺就像是出國了。如果不是她們的託舉，我們不會坐火車、飛機去到祖國的大江南北，看遍祖國的大好河山。她們用最質樸的行動在我們幼小的心靈種下了不同於農村父母看世界的種子，讓我們知道了知識能夠改變命運，感恩民辦的我們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