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雨：一箇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

麻城，隸屬於湖北省，地處鄂豫皖三省交界處的大別山南麓。‌‌ 據麻城縣誌記載，1928年5月，當地出現了一場異乎尋常的自然現象——天空下起了紅雨。被當地百姓視爲暴力衝突的預兆，並將這一自然現象與當地長久以來的社會暴力事件相聯繫。當時正值國共統一戰線破裂後。 這本書就聚焦於麻城縣，細緻探討了從元朝末年一直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該地所經歷的種種暴力事件， 其中包括朝代更替、民族衝突、農民起義、奴僕叛亂，也包括朝廷軍事力量對地方的征服和對農民起義的剿滅，以及1920、1930年代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 在這七個世紀的每一次全國性暴力動亂場景中，麻城發現自己總是處在中心位置。 什麼是國家？國家就是在特定疆域內對暴力進行合法壟斷的共同體。 從元朝、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國時期，國家政權對民間社會、對在不同意義上確認的各種敵人，採取了大規模、制度化的暴力，其殘酷程度比民間社會內部的暴力有過之而無不及。既有常規的暴力，又有非常規的暴力。除了打架鬥毆、土匪劫掠、當衆鞭笞或處決罪犯等時常可見的暴力之外，在特定歷史時期，諸如改朝換代、太平天國起義、革命戰爭這樣的亂世，還會發生規模極其龐大、令人觸目驚心的滅絕性屠殺事件，可能會有數千、數萬甚至更多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殺掉。 作者的核心問題可以分爲兩個層次：爲什麼中國歷史上有這麼多的暴力現象？爲什麼是麻城？ 麻城地處大別山南麓，位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處。這一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長達七個世紀的暴力命運。 大別山成爲天然屏障，它有許多小的關隘，南北之間可以穿越這些關隘來進行交流。所以地理位置決定了麻城是一個要衝，每當兵荒馬亂要打仗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兵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在戰亂年代，麻城既是一個戰略要地，又往往成爲勝者的戰利品。在改朝換代的社會動盪期，這裏往往成爲起義軍的根據地或不同軍事力量激烈交鋒的戰場。而在相對和平的年代，這裏的地理環境也爲土匪山寨提供了天然庇護，使地方治安長期面臨挑戰。 但作者並沒有將麻城的暴力史簡單歸因於地理因素，他進一步揭示了地方政治文化對暴力性的全面而持久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暴力其實處於一種非常曖昧的狀態。一方面，儒家文化倡導和平、和諧，有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美好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不僅事實上暴力現象普遍存在，而且主流精英團體對暴力的態度也並非全盤否定，他們既要想方設法去約束暴力、控制暴力，在特定的情形下又會容忍暴力，會藉助得到合法認可的暴力來對付其他的暴力。 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有這麼多的暴力，作者認爲背後有一種深層的歷史文化或思想心態作爲支撐，他從中抽取出兩種最基本的暴力文化模式。一種是英雄好漢的模式，就是說，中國古代無論文人精英還是普通百姓，都很崇拜那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漢。 其次是政治文化。這是最具衝擊性的一種解釋， 就是說當地長期存在一種尚武的文化或心態，既崇拜那些有暴力傾向的強權人物，又認可通過暴力去反抗暴政的做法。不僅縣誌、碑傳、文集等官方記錄和精英文獻中，而且在民間傳說、歷史遺蹟中，都能看到這種強烈而持久的暴力傳統，它已經嵌入了麻城的地方文化和集體記憶之中。 麻城暴力傳統的第三個根源在於深刻的社會階級對立。作者指出，麻城長期以來都是蓄奴最嚴重的地方，當地士紳家族對奴僕的剝削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甚至限制男性奴僕結婚，以保持其勞動力和控制力。這種極端壓迫必然引發極端反抗：明末清初的“奴變”中，長期受壓迫的奴僕們以驚人的殘忍報復主人，而主人在恢復控制後則以更殘酷的暴力手段鎮壓反抗。 階級仇恨在麻城歷史上反覆燃燒：16世紀的奴僕叛亂、17世紀的東山階級戰爭、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運動、20世紀的土地革命，不同時代的暴力事件背後，都有着相似的社會分裂與仇恨積累。 明末清初和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兩次大規模清剿，無疑是麻城暴力史上最爲悲慘的篇章。 這種階級分化在資源分配不均的環境中愈演愈烈，使得麻城社會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任何天災人禍都可能成爲引爆社會矛盾的導火索。 羅威廉通過對這些極端暴力事件的細緻描述，展現了當社會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時，人類生命的脆弱與無助。他還無情地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麻城的精英階層雖在文化上崇尚儒家倫理，在實踐中卻奉行“武壓倒文”的生存法則，他們自己也是暴力循環的製造者。 在長達七個世紀的歷史長河中，麻城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暴力文化傳統。當地文獻中“充斥着刺激性的語言”，這種語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們對暴力的認知與態度。 在麻城，暴力不僅是一種行爲方式，更是一種歷史傳承和文化實踐。每個時代的人們都在不斷地回憶、敘述和重新解釋過去的暴力事件，這些集體記憶又反過來影響了他們對現實的選擇和對未來的期待。 從作者描述的情形來看，麻城七個世紀的暴力史超越了朝代更替、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由此凸顯出崇尚暴力的政治文化的長期延續，可另一個同樣長期延續的因素在書中幾乎沒有提及，就是對暴力行爲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從元、明、清直到民國，統治集團更換了好幾次，政治體制也從帝制變爲共和再變爲黨國，但是作爲現代子由命主政治之精髓的憲政與法治，始終無法確立，既不能以制度防範國家鄭治權力之濫用，亦無法以制度保障民衆生命財產之安全。以暴力方式解決問題，固然是一種文化或心性的頑疾，又何嘗不是制度使然呢？ 當麻城的紅雨落下時，它既是血的警告，也是歷史的眼淚——爲那些在永無止境的仇恨循環中消逝的生命，爲人類難以走出的暴力循環。 羅威廉記錄的不僅是自然現象，更是民衆對暴力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感知。當人們將天空的紅色雨水與即將到來的血腥暴力相聯繫時，他們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歷史敘事的建構，將自然與社會、天象與人事緊密相連。 而當我們跟隨羅威廉的筆觸，走過麻城七個世紀的暴力記憶，我們不禁要思考：在歷史的長河中，暴力在何種情況下被合法化、浪漫化甚至神聖化？我們如何打破暴力的循環，建構更加和平的社會秩序？ 這些問題，顯然已超越了麻城這一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了更爲普遍的人類社會意義。 《紅雨》最終提醒我們，歷史中的暴力從來不僅僅是過去的事件，它已經融入了我們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基因，悄然影響着現在與未來。

哇！原來歷史還能有這個角度。看慣了“以全國論全局”的宏觀敘事，也跳出了單一事件、單一朝代的碎片化研究，本書清奇地選擇了“長時段+小地域”的獨特視角，將麻城作爲觀察中國歷史的“顯微鏡”。 提到中國歷史敘事，我們往往關注王朝更迭帝王將相的宏大脈絡，卻沒機會紮根鄉土的微觀肌理；談及暴力，我們總把它當作是亂世偶發的衝突，卻發現不了爲啥在一方土地上綿延數百年，甚至成爲社會血脈的文化基因。本書打破了這種認知慣性，它以湖北麻城這一鄂豫皖交界的普通縣城爲樣本，橫跨元初至20世紀30年代整整七個世紀，以小切口剖開中國基層社會的暴力生態。 麻城這個縣城，地處大別山南麓、遠離政治中心卻又屢屢被捲入歷史洪流，天生自帶暴力底色：它地處三省交界的邊緣地帶，地理閉塞、經濟滯後，既受中央權力管控薄弱，又常年處於戰亂、械鬥、起義的漩渦之中，從元末紅巾軍起義、明末農民暴動，到清代太平軍戰亂、民國軍閥混戰與革命浪潮，幾乎中國歷史上所有關鍵的暴力衝突，都和這裏脫不開干係。 宏大的歷史變遷在此落地生根。抽象的“農民起義”“王朝更替”具象化了，麻城這片土地上，一個個宗族一羣羣百姓一代代士紳在暴力中輪迴。我們不再將暴力視爲孤立的歷史事件，而是看到它如何貫穿朝代更迭，跨越元、明、清、民國的時空界限，成爲麻城社會無法掙脫的宿命。正如書中所言，麻城的暴力史，是“在日常殺戮、殘害和強制之上，添加週期性大規模屠殺事件”的循環，而這一循環，恰恰折射出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的普遍困境，實現了“一縣史見中國史”的敘事高度。 從地理與經濟層面來看，麻城地處偏遠山區，土地貧瘠、商業落後，大量男性單身漢聚集，生存資源的匱乏天然滋生衝突；遠離政治中心的區位，讓帝國的教化與管控難以徹底落地，民間尚武、好鬥的風氣逐漸成型，武器使用成爲常態，俠義與暴戾的邊界日漸模糊。從社會結構層面，宗族勢力是麻城暴力的核心推手，當地幾大望族修家譜、建宗祠、訂家規，看似維繫鄉土秩序，實則以宗族爲單位爭奪土地、資源與權力，宗族械鬥常年不斷，甚至形成軍事化組織，將暴力合法化、組織化。更深層的是文化與權力的邏輯，儒家正統文化倡導仁愛禮義，但在麻城，正統教化始終難以壓制民間暴力文化：民間宗教與大衆文化中，充斥着妖魔化對手、以極端仇恨剷除異己的觀念，將暴力包裝成“正義復仇”“除暴安良”的正當行爲；而國家與士紳精英，也從未真正摒棄暴力，無論是帝國官府的鎮壓、砍頭示衆的權力威懾，還是士紳團練的武裝自保，都在不斷強化“暴力是維繫秩序、爭奪權力的核心手段”的認知。 民間暴力與國家暴力相互交織、互爲鏡像，共同構成了麻城七百年的暴力底色，讓暴力從一時的行爲，沉澱爲代代相傳的集體記憶。

一個縣城暴力的社會生態， 作者（這是美國史學家寫的）他從人口、地理、城鄉結構、日常暴力等維度，揭示這個大別山腳下的三省通衢的麻城暴力的土壤：極端不平等的社會分層、城鄉的搖擺位置、宗族大姓和精英階層對暴力的影響、文化對民衆的塑造，當地的民風彪悍，崇尚暴力，麻匪猖獗，還有逃跑新娘塗如松案這類微觀案例去解構暴力生成運作和再生產機制。 時間線追溯到元末紅巾軍起義。作者指出起義者不是農民，是遊方僧侶、貨郎、漁民等社會邊緣人同時糅合了彌勒教、階級怨恨、民族反抗三重矛盾交織。起義失敗後的人口流動，爲後續暴力埋下種子。在繁榮時代 明朝中期的農業商品化帶來財富，兩極分化加劇，土地兼併產生的大量奴僕和佃農。宗族組織空前發展，將暴力通過族規制度化。鄒來學對兒子的忠告揭示了精英走上了倫理+科舉+功名+武力保護的模式。 明後期麻城從邊緣走向中心。梅國楨（東林黨成員是當地的大家）參與稅收改革、耿定向推動黃安縣分治、周氏兄弟建立文化網絡。李贄異端思想哲學家的到來激化了精英內鬥，思想爭論迅速轉化爲宗族暴力，最終被驅逐焚書。到了明末暴力總爆發。1630年奴僕叛亂打響全國奴變第一槍。梅之煥歸鄉後從文人轉變爲暴力領袖，組建萬人團練、引進紅夷大炮、斬首示衆。他認定土匪、吏役、奴僕爲三大害，殘酷鎮壓叛亂，推動蘄黃四十八寨聯盟一種極端地方主義武裝割據的成型。 到了明清易代的時候。湯志組織鄉村自保會，底層暴力階級化，改朝換代帶來合法轉換機會：舊精英從維護秩序變爲叛亂。在新秩序建立後，舊的壓迫又以新形式重現。 近現代敘事脈絡暴力的現代性轉型 在三藩之亂中，麻城東山爆發大規模民變。黃金龍以天書寶劍宣揚反清復明，與東山強人劉君孚結盟。劉君孚擁衆數千，名字兼用明朝年號，既有政治理想，也有保護地方利益和個人恩怨的多重動機。而於成龍單騎入寨招撫，以狂夫宜剿、赤子宜撫的策略瓦解反意，劉君孚最終投誠。平定叛亂後，于成龍推行保甲制，將宗族權威融入其中，組織民團，招撫山寨首領。這就建立了國家與地方精英士紳權力分享的格局，國家獲得表面秩序，精英獲得實際自治，持續到日軍入侵。同時也應該看到官方敘事遮蔽了叛僕的參與：大量奴僕利用大亂反抗主人，于成龍嚴厲鎮壓，僅記政治叛亂、忽視階級鬥爭。到了太平天國運動，使麻城從邊緣變爲戰略前線。萬松書院從李贄時代的自由思想溫牀轉向道德原教旨主義場地。餘雅祥、胡林翼等強人推行軍事化保甲，地方武裝迅速崛起。戰爭造成堅壁清野的毀滅，更關鍵的是全面軍事化的制度：暴力從私人變爲公衆，從短期變爲持久。捻軍（主要是白蓮教叛亂的餘部）被視爲地方軍事力量的變種它們從清政府獲得自治，從事犯罪，最終發展爲公開反叛。與元末、明末不同，清中後期的叛亂從外部進入麻城，由地緣政治位置所造成，麻城本身不再是主要發源地。暴力從內生型轉向輸入型。 到了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麻城從重要縣份跌落爲可以被忽略卻極度動盪的外圍。新式學堂、地方自治等改良遲到且具有選擇性，精英士紳選擇維護利益而非改變結構。 辛亥革命後，帝制合法性崩潰，共和陷入權力真空。諮議局裏的政治謀殺標誌着暴力新形式，從宗族械鬥到"意識形態暗殺"。夏鬥寅崛起北洋軍校背景和麻城暴力文化的"矛盾體"，既是"現代"又是"傳統"。最終，土匪橫行、民團割據，暴力秩序取代了法律秩序。 1927年，麻城暴力達到"頂點"。共產黨組織農民協會，發動打土豪、分田地，然後在國共分裂後的國民黨展開了殘酷鬥爭。 紅槍會等民間武裝被納入政治軍事鬥爭體系，暴力被意識形態影響，不再是宗族之爭，更像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農民協會"斬首示衆""殘酷清算"，延續麻城傳統暴力模式。麻城慘案中，極端暴力現象："撕碎嬰兒、千刀萬剮、煤油點燃"，村級農會"比賽殺人"。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幼稚"南征武漢，21天即覆滅，暴力開始無法節制，走向自我毀滅。 1927年夏鬥寅率部回麻城，對農會展開難以想象的報復清洗，全縣下級幹部被消滅殆盡。作者用幼稚雙關既指蘇維埃政權錯誤估計實力、貿然南征的幼稚，也喻指暴力被神聖化後失去節制的原始衝動。 接着作者將性別作爲獨立議題。男性氣質建構，真正的男人須勇敢強悍，不僅壓迫女性，也壓迫男性自身。打破循環需同時打破男性暴力倫理。 夏鬥寅的鎮壓不僅是肉體消滅，更是對記憶抹去。作者指出：所有的記憶都是前兆，選擇性遺忘爲下一次暴力準備土壤。黃麻起義就爲新的力量、新的意識形態，但同樣的暴力邏輯。斬首示衆、殘酷清算與明末奴變、清初東山民變在形式上幾乎無區別，意識形態的新掩蓋了暴力結構的舊。以"現代化""文明化"名義實施大規模鎮壓。"清"字被賦予恐怖內涵——清野、清鄉、清剿、肅清。"改良"本身成爲暴力，當文明手段無效時，暴力手段取而代之。 鄂豫皖蘇區時期：暴力極致呈現。蘇區內部（張國燾徐海東）的肅反揭示深層機制：革命者掌握權力後迅速變成壓迫者——不是個人變質，而是結構再生產。這段歷史有爭議。我感覺需要批判視角的整合。 經過七個世紀，麻城成爲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廢墟。人們習慣暴力、依賴暴力、熱衷暴力。被遺棄的痛苦孕育地方主義，地方主義又排斥外部文明，形成無法打破的閉環。 全書總結，作者揭示三個結構性根源： 地理位置：四戰之地+小地方意識→地方自豪感與自治渴望→與中央集權的流血衝突 政治文化：暴力文化的流傳+方誌的英雄/盜匪敘事切換→暴力的去道德化 階級結構：土地集中+奴僕階層→暴力成爲底層爲數不多的表達方式 六個要素構成了暴力生態系統：人口、地理、宗族、精英、國家、記憶。 如何打破循環：創造新結構的六條路徑 經濟 零和博弈（土地集中、貧富分化）轉向正和博弈（包容性增長、公平、社會基礎保障） 權力分享由國家-精英暴力壟斷向權力制衡司法獨立、媒體自由、公民參與監督， 文化 敘事美化暴力、降低道德門檻轉變爲 創傷敘事正視代價、紀念受害者、促進全民反思。 社會 對立之前的宗族分割、階級對抗向網絡化跨宗族組織、跨階級合作、公民教育的轉換。 空間 單元化如山寨、圍牆、邊界向開放化的城鄉一體、交通網絡、公共空間的轉向。 記憶 從選擇性遺忘遮蔽根源向批判性反思如檔案開放、口述歷史、比較研究的轉換。 所以本書的核心總結：暴力不是人性產物，而是結構產物，這揭示着暴力是可被減少、能被控制、甚至能被防範，前提是改變暴力的結構生產機制。 作者的啓示理解暴力是防範暴力的第一步。創造新結構是依託現實，不是要消滅衝突，而是要轉化衝突的方式和要件。

內容翔實、視野獨特、敘述流暢是毋庸置疑的。作者試圖探索外國人思路中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之路，有其可取之處，以點帶面，至於爲什麼會選到麻城，作者說了結果，具體的原因還是不清楚，共和國的麻城著名人士，書中提到兩位，董必武、王樹聲。將紅雨與暴力史相聯，多少有偏見之感，七個世紀的聯繫感覺還是有些拉郎配。如果不是和書名相沖突，本書的內容和功底是深厚紮實的，地方史（志）的瞭解，很多國內學者可能都趕不上，是花了大功夫的。在“紅雨”這一點上，這麼縱向解剖一個地區，對於瞭解歷史，也是一種不同的體驗；相對於《萬曆十五年》，本書着眼基層，後者是頂層。作者敘述麻城的歷史是詳細的，要得出作者的結論，如有相應的地區對照，邏輯和說服力會更強。不管出發點如何，展示的學術態度，值得向這位外國學者表示敬意！

總覺得書裏的“麻城”，元末到民國初年七個世紀的暴力史，和《讓子彈飛》裏的鵝城是一個地方，並且借用姜文的臺詞，總結本書背後暴力羣體的心理“槍在手，跟我走，誰贏，他們幫誰”。以此窺視幾千年來的暴力“隱”邏輯。 這本書難能可貴在於撇開了儒家文化的主流背後，將一個縣城的農民起義，朝代更替，民族之間的衝突，家族衰微等等暴力的表現形式通過豐富的地方誌，口述都能記錄下來，因爲歷史正統敘事裏，儒家還是主流，儒家“仁”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禮”的作用是使民無造反之意識。其實暴力是我們的集體記憶，它始終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只不過傳統的主流文化有所束縛。而中國的朝代更替大多是以以暴制暴的形式來建立自己的政權，而對於用暴力奪取王位的帝王，大家大多都是順從，人們也對於這種暴力的潛在形式是認可的。這本書就是充分揭示豐富的暴力形式如何讓一個縣城度過千年動盪。 那爲什麼在像麻城這些地方，採用暴力方式解決問題似乎是一種習以爲常的選擇？ 作者在此運用了集體記憶，歷史意識方法以及其他日常文化實踐的分析，非常專業，揭示了麻城由來已久的暴力崇拜，並且隨着商業高度繁榮，地方精英實力穩步上升，政治，文化影響力和軍事力量得以加強。但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對勞動者的全面剝削，對其地位的全面貶抑，對這些底層民衆的強制壓服和對其自由的暴力束縛”上的。麻城還成了蓄奴最嚴重的區域。由於缺乏專制手段，精英內部的分裂常常給底層人民找到了機會，大大小小的叛亂和暴動時起時落。所以“暴力不僅長期延續，事實上還全面嵌入了當地社會經濟和國家行政機構。秩序的力量（地方強人和軍事首領）與反秩序的力量（經常被隨意貼上“土匪”的標籤）共存於一種妥協達成的粗略平衡中。 這是很讓人耐人尋味的，由此深刻看到專制本身的歷史動力。在此是可以更多豐富展開的……

“殺人者，人恆殺之” 當時兩黨已經殺紅了眼。前方一些部隊在抗日，後方在端他們的老家，將他們的父母、兒女、家產，抓的抓，殺的殺。 “殺盡土豪劣紳”，“殺盡天下有錢人”，這種口號對 U 型鎖有致命的吸引力，所以砍下頭顱，挑在長杆上遊街；地主閨房都去滾一滾，也就順理成章了。 當然，那一方也絕不是善茬，屠村的屠村、活埋的活埋。 兩個列寧式政黨，以革命的名義，手段之決絕，震驚了當時的世界。 但用暴力來解決社會問題，問題終不可解。

貫穿幾個世紀的民間集體暴力，究其實質大多具有回應性特徵，是爲了在面對他們感知到的威脅時保衛習以爲常的謀生之道和行爲方式。19世紀末，這種邏輯延伸到了由西方人（特別是基督教傳教士）帶來的文化革新方面。傳教士進入麻城相對較晚。1890年，新教瑞典傳道會（SMS）在武漢成立，決定分赴尚未接觸過其他教派傳教士的湖北內陸各地進行傳教。

斷斷續續終於看完，再次感嘆國外漢學家治學功力之深厚，研究史料之詳實，研究湖北地區一個縣城七百年來暴力史，一個外國人在浩如煙海的相關史料中整理一本書出來，想必對於大多數學者也會望而卻步，但本書記錄研究之詳盡，細枝末節之豐富，作爲一個走馬觀花囫圇吞棗的不合格讀者，佩服的實在是五體投地 說內容本身，想起來梁啓超批評中國傳統史學都是帝王將相的家族史一點也不爲過，而真實的歷史永遠都是“人民”(個人十分討厭這個概念以及引申出的一切)創造的，只有關注一個隨時因政治戰事就會飢寒交迫或是家破人亡的普通人，才能真正瞭解歷史，而不是那些正史中一個人憑一張嘴就可以忽悠一個所謂帝王改變一場征伐的歷史，私以爲那都是扯淡 其實讀完也沒有明白究竟爲啥麻城這個地方這麼喜愛熱衷於暴力，還不停的在縣誌裏誇耀，更不明白這些底層的精英統治到底如何影響中國三四千年的歷史，只知道每次改朝換代都是滾滾人頭築起新帝王的廟堂，在不斷的試探和作死中等待下一次人頭滾滾的時刻，而這些人頭除了那些競爭失敗者，絕大部分都是“人民”但砍下那些人頭的也是“人民”說不定還是同一羣人 走向共和裏袁世凱就說:我從來沒見過什麼人民，我就知道一個個真實的人 好奇自己家祖輩如果有記錄的話，應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國人生存史

暴力在中國歷史上到底充當了什麼角色呢？關於這個問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教授、當代美國著名漢學家羅威廉曾寫了一本《紅雨 : 一箇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通過對湖北麻城縣的研究，來探討爲什麼暴力會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不絕。 一、麻城經歷長時間的三個主要原因 首先是地理位置。麻城所在的黃州，屬於典型的兵家必爭之地，戰爭也就頻頻“光顧”這裏，尤其是在改朝換代的時候。 其次，是當地彪悍、尚武的民風。麻城人自己都覺得他們的家鄉“就是一個暴力之地”。當地人甚至對暴力持一種欣賞態度。 再次，就是當地的社會矛盾。在書中所描述的14-20世紀，大地主與中小農民以及佃農之間，存在着嚴重的對立。 二、元朝末年的起義和明朝的農業商品化 麻城七百年的漫長暴力史，大概與縣城的發展史同步，開始於元朝末年。 1351年，鄒普勝等人起兵反抗元朝，建立了國號叫“天完”的政權。麻城平民也都積極參與天完政權的反抗運動，提出了“劫富濟貧”之類的口號。精英和平民的矛盾開始對立起來。 但矛盾這時還不算太嚴重。地主手上的地還不算太多，他們和平民之間的地位也就還沒那麼懸殊。但明朝中期開始的農業的商品化如何讓這一矛盾凸顯。富有的大家族開始大量兼併平民的土地，以形成集中生產的規模效應，賺取鉅額的利潤。 而那些原本擁有土地，可以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卻在這一農業商品化的過程中失去了土地，甚至喪失了自由身份，成爲奴僕。 三、軍事強人式的統治與麻城暴力 1630年年底，來自各個大家族的奴僕們發動了叛亂。有一個叫梅之煥的精英站了出來，組建起了私人武裝，修起了山寨。那些想保命的人就跑進他的山寨尋求保護。這其實是一種以精英爲領導的軍事強人式的統治。其他人很快也效仿這一做法，紛紛修建各種山寨以自保，使得山寨也成爲一種由精英所領導的軍事強人式的統治模式，使得麻城當地的暴力氛圍更加濃厚。 好在這種局面被軍事強人式統治的建立打破了。清朝建立後，民族矛盾曾非常嚴重，各路山寨也成了人們進行抗清鬥爭的地方。隨着清朝統治的逐步安定，這些山寨逐漸被清朝政府平定，與之相對應的軍事強人式的統治也宣告結束。 爲了應對層出不窮的暴力，清政府開始推行保甲制度，與麻城當地的宗族結合起來，不僅對社會進行管理，還承擔着教育民衆的功能，並且結合民團的武力保障，懲罰作亂者，以維護社會穩定。這種做法還挺有效，麻城維持了大概200年的穩定局面。 四、精英的分化 但是，這種緩解只是暫時的。精英羣體開始逐漸分化，大批底層精英逐漸變成了軍事化的團體，變得更加殘忍和暴力。而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則是晚清時期的太平天國運動。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失敗。曠日持久的戰爭，使麻城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隨着經濟的衰落，文化精英趨於減少。而新崛起的精英則只要手上有槍，能彈壓得住地面就行。後來，隨着清朝的覆滅，中國進入了兵荒馬亂的民國時代，軍隊成爲爭權奪利的有力工具。再加上麻城的民風本來就比較彪悍，這種人物就變得更喫香了。 到了20世紀20年代，國民革命發生，許多平民們的後代開始積極投身農民運動，以反抗精英的統治。這些人後來很多都成爲了共產黨，他們因此也成了加入了國民黨的夏鬥寅所報復的對象。精英和平民之間的社會矛盾便又帶有了黨派鬥爭的色彩。 到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麻城地區的暴力史也才宣告結束。 五、儒家文化爲什麼沒能抑制暴力的發生？ 儒家文化可能不但無法抑制暴力，反而還進一步推動了暴力。羅威廉認爲：儒家文化其實是接受某種“被許可的”暴力的。儒家思想中也沒有完全否定暴力。只不過，孔子認爲使用暴力時應當理性，並有所節制。所以，行使暴力在文化上也不存在障礙。讀書人尚且如此，一般人的暴力傾向就更加明顯。再加上地理、歷史和社會等方面的因素，麻城地區的暴力纔會綿延不絕。久而久之，暴力成爲一種習慣性的觀念，暴力的文化也廣泛存在。因此，在本書的作者羅威廉看來，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來說，暴力都將久遠地伴隨着人們。 總體說來，羅威廉從麻城這麼一個小縣城入手，關注了其七個世紀的歷史演變，展現了暴力文化是如何產生並延續這一主題。本書翻譯者用九個字概括了這一寫作特徵——“小地方、長時段、大歷史”，即通過研究麻城大概七百年裏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展開整個統治體制的面貌。當然，對這些內容的介紹又沒有脫離開“暴力“這個主題。作者尤其關注諸如清軍入關、三藩之亂、太平天國運動等典型的暴力事件對麻城的影響，從而展示了傳統中國社會那矛盾叢生、暴力頻發的一面。

第一次知道麻城，是在重慶的湖廣會館，館內介紹“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時，孝感麻城是重要的發源地之一。 爲什麼麻城人會大量外遷，除了麻城處於中原與湖廣的交通要道上，這一地理因素外。這本書的題目給出了答案，麻城八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激烈的暴力鬥爭的漩渦中。當最重視鄉土觀念的中國人，大量外遷之時，足以說明當地鬥爭地激烈，以及人民生活的殘酷程度。 歷史總是如此的諷刺和巧合，原來在明中後期，能包容李贄的思想先鋒麻城，卻在近代化的進程中，成爲湖北拒絕工業化，最保守的地區。 八個世紀對於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地區，是非常長的時間跨度，會發生很多事情。如何詳略得當，不記成流水賬，這非常考驗作者的功力，這本書是值得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