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從前的學生時代，我讀歷史只是出於純粹的興趣。由於沒有科學的世界觀作爲基礎，便不自覺地落入了英雄史觀的窠臼：我敬仰秦始皇的一統宇內，讚歎唐太宗的雄才大略，唏噓明太祖的草根逆襲，惋惜崇禎帝的無力迴天，也批判萬曆的怠政自私。那時的我總認爲，浩浩蕩蕩的人類歷史，全然是一衆帝王將相一手寫就的。直至逐步構建起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我才幡然醒悟：歷史從不是少數英雄的獨角戲，而是由無數普通人的實踐合力推動的結果。而研讀歷史，也從來不是爲了機械記憶過往的史實，而是爲了看清社會形態如何在矛盾運動之中迭代演化，以此獲得清醒的現實認知，進而指導自身的實踐行動。 一、《矛盾論》下的讀史觀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矛盾貫穿一切事物發展的全過程，這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每個事物、每個階段的矛盾形態、性質各不相同，這是矛盾的特殊性。歷史，從來不是所謂循環往復的輪迴，也絕不是黑格爾所說“人類從來不會從中吸取教訓”，核心就在於新舊矛盾永遠不會重複上演。儘管人類歷史從來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但是秦末以暴政苛法和休養生息矛盾爲核心，清末是階級矛盾與民族危機的雙重交織。二者同爲社會發展的矛盾體現，但其化解的路徑卻截然不同。真正的讀史，從來不是識記歷史事件的時間與結局，而是訓練一種辨識矛盾特殊性的思維能力。當我們看到王安石/張居正變法失敗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又看到中共在二十八年的奮鬥中因對主要矛盾的精準判斷而走向成功，便理解了爲什麼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更爲關鍵的是，我們應該懂得：萬物萬物絕不是一成不變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歷史讀深了，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清晰的脈絡：每個時代的戰略選擇，本質上都是統治階級對主要矛盾的判斷。漢初休養生息，是因爲主要矛盾是恢復生產而非對外擴張。而到了漢武帝時期，經過六七十年的積累，文景之治完成了人口恢復、糧食儲備和財政積累的量變——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的戰略方向必然隨之調整。此時，內部矛盾雖未完全消除，但已不構成最緊迫的統治危機；而匈奴對北方邊郡的持續侵擾，以及漢朝國力的迅速上升，使得民族矛盾漸轉化爲主要矛盾。戰略轉向的根本動力，從來不是漢武帝個人的意志，而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後矛盾形態的必然轉換。世人常說的“順勢而爲”，在哲學上就是這個意思——個人的努力方向必須與時代的主要矛盾同頻。當主要矛盾是發展時，埋頭苦幹就是順勢；當主要矛盾轉向公平與質量時，盲目內卷就是逆勢。 人類的歷史是螺旋式前進的，這正對應着矛盾鬥爭性與同一性的辯證關係。矛盾雙方既對立又統一，鬥爭推動事物轉化，同一性則爲轉化提供條件。歷史中的每一次“退步”，往往是舊矛盾解決後新矛盾暴露的陣痛；每一次“反覆”，都是量變積累中的必要曲折。平穩順遂從不是歷史的常態，曲折前行纔是發展的本質。明白這一點，當我們在個人面對挫折時，便不會陷入“我失敗了=世界崩塌”的絕對化思維，而能理解這是事物矛盾運動中必然存在的成長過程。 二、《實踐論》下的讀史觀 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一切認知皆源於實踐，從實踐中提煉的理性認知，最終必須迴歸實踐、指導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與完善。但個體的生命時長有限、實踐邊界狹隘，無法親歷人類社會發展的所有進程、積累全部直接經驗。從這個維度來看，歷史本質上就是人類羣體數千年積累的間接經驗。讀史絕非消遣式品讀故事、獵奇式蒐羅軼事，而是以最低的時間成本，沉浸式參與人類文明最宏大的社會實踐。寥寥數頁，便能覆盤秦帝國的崛起與覆滅、古羅馬的擴張與分裂、工業革命的狂飆突進與時代代價，吸收人類文明迭代的核心經驗。所謂“掌握社會發展規律”，在認識論上就是從感性經驗（歷史事件）上升到理性認識（歷史規律）的過程。 《實踐論》強調，認識過程有兩個飛躍：從感性到理性，從理性到實踐。很多人讀史停留在感性階段——知道某個皇帝、某場戰役。但真正的歷史閱讀要完成第一次飛躍：從碎片化的史實中抽象出規律。這種思維，讓我們在面對當下問題時，也能穿透表象看到結構。所謂“用發展和變化的眼光看待世界”，正是理性認識的能力體現。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個人的一生只能完成一兩個循環，但歷史提供了跨越代際的場域。透過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某種制度設計在漢代的實踐效果如何，在唐代又如何，在近現代又如何——同一種“認識”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檢驗結果，從而深刻理解“真理是具體的、有條件的”。這也是爲什麼讀史能讓人“不懼變化”——因爲我們明白，任何當下的定論都將在新的實踐中被修正。 三、青年現狀下的讀史觀 當下青年普遍深陷的內卷焦慮，常被簡單歸因於人性貪婪、競爭天性，被包裝成“自古如此、永恆不變”的永恆宿命。但立足唯物史觀回望千年歷史便能清晰洞悉：競爭的形態、強度，以及當代青年特有的精神內耗與痛苦感，從來不是人類的生物本能，而是特定生產關係和社會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產物。在農業社會，主要矛盾是人地矛盾，競爭圍繞土地佔有展開，但節奏以代爲單位，個體的焦慮是彌散的、長期的，卻少有同輩碾壓的窒息感；在工業社會早期，競爭圍繞資本積累展開，工人面對的是機器對人的排斥，其痛苦是異化勞動的肉體摧殘；而在當下的信息-平臺資本主義階段，競爭圍繞注意力與人力資本估值展開，生產關係要求人把自己商品化、數據化——這纔是內卷感的真正來源：你不是在和人競爭，你是在和一套不斷加速的算法邏輯競爭。 當我們看到競爭本身是如何被生產方式塑造和重構的，就不會再把當下的痛苦誤讀爲“我能力不足”或“不夠努力”。內卷不是我的性格缺陷，而是特定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階段性束縛。封建社會的卷主要表現爲土地兼併導致農民破產的生存性恐慌，而今天的內卷源於資本主義無限擴張對人的全面發展的系統壓縮。兩者的物質基礎不同，但生產關係從適應走向束縛的運動邏輯具有驚人的一致性。讀史的最大價值，正是讓我們看清：我不是第一個在舊殼中感到窒息的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每一次窒息，都在爲新的生產關係的誕生積蓄量變。 四、穿透迷霧的五種具體力量 進一步說，唯物史觀下的讀史，還帶給我我們四重具體的思維武器。 第一，錘鍊穿透意識形態迷霧的洞察力。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切政治制度、倫理道德與社會輿論，本質上都是特定物質利益關係的投射。如今面對政策變動、行業格局重塑，歷史賦予我的思維習慣驅使我們不斷追問：事件背後的物質動因是什麼？它調整了哪一部分生產關係？誰的利益受觸動，誰又是既得利益者？如此這般，我們便不再會輕易被情緒化的輿論裹挾。歷史教會我們的，正是馬克思所言“從物的關係之中，揭示人與人的關係”。 第二，辯證看待偶然性與必然性。 歷史演進擁有內在的客觀必然規律，而必然性總要藉助無數偶然事件才得以實現。人生中那些猝不及防的困境——裁員、別離、落榜——回望歷史便會懂得：個人境遇的起落，僅小部分來自偶然際遇，更多是時代結構所決定。這絕非宿命論，而是對客觀條件的清醒認知。身處低谷時，它使我們掙脫內耗式的自我苛責，冷靜分辨哪些是大勢所趨，哪些是可供把握的偶然機遇。 第三，讀懂人性背後的物質根源，跳出抽象道德評判。 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對於閱歷尚淺的青年而言，理解人的行爲，應立足於社會關係、資源分配與階級處境，讓道德判斷紮根於現實物質分析之上，而非拿一套懸空的道德標準機械評判。如此這般，走入社會，我們便不再天真地幻想他人會無條件善待自己，而是理解在特定生產關係、資源競爭與生存壓力下，人的選擇往往帶有時代的客觀烙印。 第四，獲得長週期的時間視野，對抗浮躁和焦慮。辯證唯物主義認爲，量變促成質變，很多重大突破往往誕生於漫長甚至充滿苦痛的積累之後。當下自媒體平臺充斥着“三十歲財務自由”“送外賣月入兩萬”“短期逆襲”等等造神敘事，而讀史把我們的參照尺度拉長至百年、千年，讓我們看到：無論是工業革命的爆發，還是任何一場社會變革，無不歷經漫長艱難的量變過程。由此。我們對奮鬥擁有更踏實的耐心，不會因短期看不到反饋就陷入崩潰，生髮出植根於歷史規律的長期定力。 第五，辯證思考的思維能力。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曾指出，清代政權是部族政權，具有私權力的立場，而漢唐宋明則是公天下，政權背後站着全國人民、全社會。這種論斷若停留於表面，確實具有相當的迷惑性——因爲科舉制、三省六部制等制度形式，確實展現出某種開放性。但唯物史觀要求我追問更底層的問題：所謂公的政權，其經濟基礎是什麼？是土地私有制；其統治主體是誰？是佔有土地的地主階級；其財政來源是什麼？是對自耕農和佃農的剩餘價值榨取。無論制度形式如何開放，只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個政權就永遠不可能真正是全國人民的政權。公與私的對立，在封建社會內部只是表象；真正本質的對立，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階級對立。 五、個體與時代的辯證統一史觀 在我看來，讀史對我們的終極意義是讓我們獲得一種“歷史感”。什麼叫歷史感？不是知道多少史實，而是能夠把自己的生命時間理解爲社會時間的一個片段。《矛盾論》指出，共性寓於個性之中，世間沒有脫離時代的純粹個體。對於個人而言，個人發展是時代發展的縮影，時代發展是個人發展的集合。我當下的迷茫、內卷、焦慮，若僅視作個人的困境，便會陷入無解的內耗與痛苦；但若將其嵌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框架，所有困惑都會變得可分析和拆解。依託這套思維工具審視自我，便能徹底重塑認知：我不是在獨自掙扎，我是在參與一場代際性的社會變革；我的躺平不是墮落，而是一種需要被理解的實踐反應；我的迷茫不是病態，而是上層建築滯後於經濟基礎時的陣痛；我的個體選擇，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它始終在以某種方式匯入歷史的合力。 但是，認識自己的歷史座標，絕對不是終點。讀史的意義，更在於帶着清醒的認知主動入局、躬身實踐。縱觀古今，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布衣百姓，都是時代浪潮中的一粒塵埃，但無數塵埃的匯聚，便能掀起改天換地的時代風暴。毛澤東反覆研讀《資治通鑑》十七遍，核心不在於品鑑歷史故事，而在於以史鑑今、指導實踐。我們讀歷史，亦是如此：在精準把握時代主要矛盾的基礎上，做清醒的參與者與建設者，而非被動漂泊的旁觀者。 正如錢穆先生所言：“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因事情太複雜，利弊得失，歷久始見，都擺開在歷史上。”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當我們看到諸葛亮鞠躬盡瘁仍未能北伐成功，看到王安石天變不足畏仍拗不過結構——我們就會明白：個人的努力有其邊界，邊界之外是時代條件的約束。接受這種邊界，不是消極，而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真正可以改變的主要矛盾中去。既承認自己是歷史的產物，更要成爲歷史的主動創造者。 ——春風吹酒醒 丙午之秋於江南

歷史站在那裏就是歷史，那些評價的形容詞，只是觀者的立場和動機。當普及書看了，但還是有很多看不懂。但也意識到，歷史真的是私人史。

當歷史通識看沒問題，當政治看，維特根斯坦說得好，語言學的問題不要拋給政治家/哲學家。文中關於自由、平等、政治、革命的定義，太隨心所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