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精神

錢穆由於其所出生的時代，所以對中國的未來十分迷茫，但讀了梁啓超的《中國不亡論》後，讓他有了一絲希望，但卻未能使之堅信，依然有所疑惑。於是他在歷史中尋找答案，遂從中得出了中國不僅不亡，而且必將再次走向輝煌的結論，這成爲了他一生的信仰。 所謂歷史，是我們人生的經驗。過去的歷史產生了當下的今天，且影響着未來的發展。所以說，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統一的歷史。歷史與文化，一在變化，二在持續。在持續中變化，在變化中持續。變的是形，不變的是質，那不變的部分也即是該國之歷史精神，故由此即能推演出當下與未來。 歷史、文化和民族，看似是三個概念，實則是統一的。因爲民族的形成必然有其特殊的文化底蘊，而文化底蘊的形成則必然有歷史時間的積澱。故而說，有歷史纔能有文化，有文化纔能有民族。所以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此歷史背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所以學習歷史的意義正在於此，只有學習了本國的歷史，才能深刻理解本國的文化，才能真正成爲本民族的人，在心理上認同自己的民族。正是這種心理的認同，有一套大家都認同的概念、歷史與文化，才使我們一致認爲自己是一名中國人。 欲建立一國之制度，必要符合其國情，也即該國之歷史文化。但自清末以來，西化，乃至於全面西化的思想甚囂塵上，此種思想即是未能考慮到本國的歷史與文化，將之一蓋否定，一味主張效仿西方制度，實則中西之差距，相差甚遠。 中國自秦以來，便以中央集權取代了分封制，與西歐之封建社會絕不相同。而即便是中國的西周封建時代，亦與西方有所不同，中國是統一下的封建，所有諸侯共尊周室爲天子，在其主導下，自上而下進行分封。西方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封建，更多的是一種對既有權力的承認。 中西文化上，則呈現出西方外傾，中國內傾的特點。前者表現爲重視物質，比如金字塔可以代表古埃及，會通過物質把其文明完全的表現出來，但亦因此被固化於物質，當物質形式被摧毀後，文化亦隨之湮滅。後者則表現爲重視文化，我們很難用一種物質形式來完全的概括五千年曆史文化，因此我們更注重的是根植於每個中國人內心的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這也是爲什麼中國被摧毀了一座座的古都，而文明卻始終未嘗斷絕，能夠不斷在舊的廢墟上延續曾經的文明。此正是因爲中華文化內化於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只要尚有一箇中國人活着，則中國文化便未滅亡。 錢穆認爲，貫穿了中國五千年文化的歷史精神正是道德。以當代西方來說，他們的教育分爲三類，依次是國民教育、智識教育和宗教教育。國民教育的意義在於培養一個合格的現代公民，智識教育的意義在於培養人的一技之長以立足於社會。而此二者教育能實現人的物質追求，卻不能滿足人的精神需求，不能給人以一個活着的目標，同時，前兩者也始終是不平等的。故而宗教教育的意義便在於此，人生來固有種種的不平等，但是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無論在世時如何，都可以平等的進入天堂，由此給人一種精神的追求與平等的實現。 而在中國，我們現在也有前兩者的教育，卻缺乏了第三者的教育。中國無法引進西方的宗教教育，亦沒能傳承好古代的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的缺位，進而表現爲當代人在精神上的匱乏。乃是有了一種說法，中國人沒有信仰，只信錢，實爲精神之缺失。 錢穆認爲，儒家是一種類宗教的存在，他願稱之爲“人文教”。之所以說是類宗教，因但凡宗教都主張出世，而儒家主張入世，儒家也有其精神信仰，但其信仰全都立足於當代與現世，因而不能完全等同於宗教，但他又確實如同宗教一般給予了人們精神上的追求。 不同於西方，中國是通過道德來實現平等。人生在功業上，固有上下之分，並非人人都能建功立業，這注定了人們在物質上的不平等。但是，即便社會分工不同，一個將軍忠於國家、體恤士兵，這便是他的道德；一個士兵堅守崗位、報效祖國，亦是他的道德。道德是無分高下的，就像一人雖是乞丐，卻將所有的錢都用於了家鄉的教育，那他的德行便足以流芳百世，亦是一聖人。由此中國人通過道德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也即我或許比你窮困，或許才智不如你，但我卻可以和你一樣是一名士君子。 同時道德的遵守無需依賴於任何外物，而只源自自己內心的堅守。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亂世，無論身邊的環境如何，都不影響我們自己堅守心中的道德。道德的形式亦多樣，有如文天祥般爲國捐軀是道德的；如陶淵明般隱居山野也是道德的；如杜甫雖然做官，亦堅守着自己的原則與底線亦是道德的。正因如此，道德的實踐始於我們個體本身，故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故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堅守他的道德，進而揹負和傳承了中華文明，這正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 堅守道德也是掌握自己人生主動權的體現。若別人怎麼說怎麼做，我們便有樣學樣，則是將主動權交予了他人。正如孟子所言，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只有無論別人如何，而我們自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有所堅守，我們才能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動權，才能做一個有道德的人。 綜上，西方的各種理論都是源自西方的歷史而得出，而以上種種便可見中西之大不相同，將西方的理論硬套在中國身上，就會怎麼套怎麼彆扭，將西方的制度用於中國，亦會產生水土不服。所以只有結合中國國情和中國實際，也即中國化後的理論，才能是適用的。故錢穆曰，我們的文化新生，決然當由我們內部自身來，不可能從外國西洋來，這是很顯然的。 就像當今的我們總喜歡使用一些西方的理論，如自我實現。但用我們自己的文化，亦可說是內聖外王。二者雖都描述的是一種人生高度滿足的狀態，但又絕不相同，前者更側重個人，後者則在自我之上還有家國，顯然更有我國特色。讀完本書後，方知建立本國話語權之重要，也更加體會到四個自信之意義。只有根據於中華文化的厚土，民族復興才能行穩致遠。

執燈守夜，薪火以傳——《中國歷史精神》錢老懷着對歷史的溫情和敬意，對國家的赤忱之心，深耕民族歷史，文化精神。從政治、經濟、國防、教育、地理人物和道德精神方面深入淺出，娓娓道來。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浩瀚歷史中尋覓國家未來的愛國者，看到了一個將歷史當做宗教般信仰的守護者。 一、錢穆其人君子和而不同。毛澤東生於1893年，錢穆1895年，周恩來1898年。1840年以來，國家積弱積貧，動盪不寧，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三人均是十來歲的年紀。毛澤東立下了“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的錚錚誓言；錢穆受梁啓超影響，治史以回答“中國不亡”，後作爲畢生的信念和追求；少年周恩來關於立命的問題，已經有了“爲中華崛起而讀書”的回答。比起革命偉人投筆從戎，投身實踐，波瀾壯闊，驚天動地，錢穆選擇的是另外一條寂寞，孤獨，少有人走的林間小路，他在小心翼翼的守護着民族的歷史，守望着文化的復興。論心不論跡，拋開政治立場，在文化歷史方面，堅守也是一種革命。我想，他老人家看過了中國站起來，富起來，若是能看到現如今的文化自信，兩個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俱進，大放異彩，也會欣慰吧。在中華騰飛世界時，仰望星漢，這文化盛世，如您所願。 治學至真至純。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這是錢穆最喜歡的句子之一，也是他的人生寫照。1895-1990，96載，耕耘講壇整整75年。片段一：他總是在課程最後大聲呼喊 “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中國是不會亡的”等等。片段二：一心學問求真，不願曲學阿世，初登講壇，初入職場，講課“如登辯論場”——經常在課堂上反駁其他老師的觀點，即使是名師大家，有如胡適。片段三：“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每次上課都需要在最大的教室，且場場爆滿。有次教室擠得水泄不通，連通道都沒有，學生就讓錢穆踩着課桌，登上講臺。講課一口極富特色的無錫官話（我爲此特意找了個無錫主播聽了聽，應該和麻普戴老師是一個風格，哈哈）。片段四：楊絳回憶和錢穆同乘火車赴京。楊絳嘆息：“這段路最乏味了。”錢穆說：“此古戰場也，哪裏可以安營，哪裏可以衝殺。”然後性情所致，巴拉巴拉，引經據典，憶古思今，用歷史給地理上了顏色。後來他研究日軍的行軍路線和戰略，比對明代顧祖禹的軍事地理名著《讀史方輿紀要》，呈報給政府，又教給準備上前線作戰的學生。片段五：接受香港中文大學聘任時，錢穆說：“好吧，既然師生們如此厚愛，那我答應你，必要時我可以參加港大中文系的會議，但我一不任職，二不授課，三不受薪。”幾番如此，性情純然所致。 中國文化的守夜人。有人說他是最後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國學大師。1960年，耶魯大學授予錢穆名譽人文博士學位，頌詞中說：“錢穆先生，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從爲往聖繼絕學這個角度看，他當之無愧。晚年錢穆說：“我本來沒有什麼夢想，只求有一家人、一間屋，讀書終老，當個窮書生。沒想到連這都成了奢望。”這不就是妥妥的文人風骨，二三人，素心事，縱情書海，寄意文史。 二、歷史的態度和精神歷史是我們的生命。以往從未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歷史。生命是什麼，過去現在未來，曾經走的每一步都算數，所有的一切構成了現在的自己，並決定着未來的走向。這當中大腦很重要，慢慢形成性格，品行，人格，獨一無二；歷史如此，中國歷史如此，有其精神所在，文化所在，想到了遵義會議，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的標誌是獨立自主，擺脫蘇聯的干預，走中國自己的路；文化歷史不也一樣？需要獨立自主。用西方的腔調，蹩腳的理論解釋我們的歷史，班門弄斧，貽笑大方。我們需要一套自己歷史視角，歷史觀念，如此才能走向自信，走向成熟。 歷史的生命特徵。讀歷史，持久不變，傳承下來的叫傳統；革故鼎新，生長更新的叫生機。在持續中瞭解變化，在變化中把握持續。求其變，求其久，方能把握歷史生命的特徵。知道緣何而來，去往何方。 讀歷史的維度。散文，演義，小說，評論，正史野史，都看過一些，現在想來，不禁問自己一些問題。看的目的是什麼？瞭解歷史都瞭解了哪些方面？有什麼用？或許書裏的答案可供參考。從現實時代中找問題，在過去時代中找答案。讀史過程中，每每可以看到書友評論“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原來老祖宗已經給出了答案；這不就是現在的國際局勢嗎。”問題導向，尋尋覓覓，別有一番樂趣。 三、政治、經濟、國防、教育、道德精神讀中國的歷史，要從古代中國的角度，如果用西方的框架體系就張冠李戴，雞同鴨講了。這樣的水土不服帶來的可能是歷史虛無主義，無知無畏甚至崇洋媚外。 政治。古代中國的國家觀建立在道德和文化之上，是天下國家的概念。有別於西方的權利國家。 經濟。國家的中心工作也並非是經濟建設，無階級之分，有品類之別，士農工商。個人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理想，耕讀傳家。 軍事。主要就是和遊牧民族的相愛相殺，軍事服從於政治，決定於經濟，從春秋的貴族兵到戰國募兵制，漢朝義務兵，志願兵，三國部曲兵，唐府兵制，唐末藩鎮兵（軍閥），宋募兵制（倒退），元部族制，明（衛所），清八旗+綠營，屯田制度發揮着重要的作用，華夏的文明也藉此傳播。 教育。西方以基督教爲行爲意識的統一，中國同樣具備這樣的道統，它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古代中國推崇素質教育，教做人的道理，今天雖說知識教育成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基本面，但以人爲本始終是纔是最核心的，開不開心，幸不幸福除了喫飽穿暖外，主要還得看人心如何。 道德精神。最後關於中國文化的精神，它是一種道德的精神。通俗講，叫自己內心追求的一種“做人”的理想標準。春秋時，叔孫穆子和範宣子談論過關於人生不朽的話題，叔孫的觀點是，“立德，立功，立言。”西方耶穌的信仰是“我們活在上帝的心裏”，三立的背後，其實也是“我們活在別人的心裏”。人心最大要求是“愛”和“敬”，實際上二即是一，愛的中間包有敬，敬的中間包有愛。人生的最高滿足，並不是錦衣玉食的物質享受，而在享受到人心之愛與敬。一是人愛我，人敬我。又一是我愛人，我敬人。二者同樣能使我們感到最高快樂和滿足。這不是科學問題，也不是哲學問題，僅是人的生活上一種實際經驗，人人皆知，毫不用得辯論。 掩卷，酣暢淋漓之感。文化，人文化成；文明，情深文明。華夏文明關乎人，重乎情。尤其在國家危難之際，這樣的精神更加熠熠生輝，一幕幕歷史的片段縈繞眼前。孔子著《春秋》，史學始與宗教、貴族分離，萬古長夜，明燈高懸；五四運動，沉睡多年的中華民族全面覺醒，馬克思主義，舉旗鑄魂，凝心聚力；嘉興紅船，南昌起義，開天闢地，山河鉅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書友講，“讀到一段喜歡的文字，猶如邂逅一個契合的靈魂，聽了一段熨帖的心事，心裏掉進了一個暖心的人。”這本書就是這種感覺，致敬先輩。

儒家對於錢先生而言，並不是一種歷史上的陳跡，公供以客觀研究的對象。更重要的，儒家是他終身尊奉的人生信仰；自少至老他都對儒家抱着深厚的感情。——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 　　《中國歷史精神》來自於一九五一年錢穆給臺北“國防部”高級軍官組做的講座，涵蓋了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國防、教育、地理與人物、道德精神七個專題。 　　錢穆作爲史學大家，這本書裏歷史自然是核心要講的。相較於《國史大綱》，這本書的歷史部分講得更爲概括、更爲口語化。書名帶了“精神”兩個字，不管是中國數千年曆史的國防、教育，這些專題還得總結、提煉到“精神”高度，說實話，這個難度不是一般的高。 　　這本書講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是“自秦而後，政府早由人民直接參加而組成，即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講歷史上的經濟，是“農、工、商生活有私家經濟之憑藉，惟士則無恆產而有恆心。其精神所注在於‘道’，不在私人衣食”；講歷史上的教育，是“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沒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國更重。中國任何一派學術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學爲其最高的核心。中國任何一學者，幾乎全是個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從這些內容來看，錢穆確實是把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教育都嘗試着提煉到“精神”高度了。 　　中國文人歷來講究“文以載道”，錢穆則是“史以載道”，而且是堂堂正正地以史來載道，還專門在書名上加了“精神”二字。因而這本講歷史的書最後說：“中國的歷史文化精神，是一種道德的精神”。 　　余英時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來悼念他的老師錢穆，題目是《錢穆與新儒家》。余文說“錢先生既以抉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爲治學的宗主，最後必然要歸宿到儒家思想”。在山呼海嘯的西學之風中，錢穆一直逆着潮流，固守中國傳統文化，通過講史來載他的儒家的“道”。相較於寫書，講座這種方式更能直抒胸臆，脫胎於講座的這本書也更能體現錢穆的“史以載道”的治史之路。 　　七十年後的今天，通過後視鏡去看錢穆這本書裏的論斷，有一些已經不合時宜了。關於政治制度，《中國歷史精神》旗幟鮮明地否認歷史上的專制制度： 　　我要誠懇的請問諸位，究竟在歷史上，有沒有它真實的憑據呢？中國從秦始皇到清宣統，二千年來，是不是一種專制政治呢？你說是的。我卻要問你，根據何在？你的根據自然應在歷史上，但你讀過了哪些史書嗎？你所說的專制，是怎樣的內容呢？中國一部二十四史，你在哪裏尋出此“專制”二字來的呢？ 　　對於這樣的論斷，我雖然很不以爲然，卻也無法像錢穆說的那樣從二十四史裏找到“專制”兩個字，所能做的就是直接跳過這段。當然了，不只是我，史學界專業學者們對此有不同見解的也大有人在，閻克步在《波峯與波谷》就曾提出不同的看法： 　　部分人不願採用“專制”一詞，是出於對祖宗的“溫情和敬意”，但正如林達先生的《心有壁壘　不見橋樑》一文所說：“專制制度的存在並非奇恥大辱，因爲每個國家都經歷過專制。它像奴隸制一樣，只是人類政治制度發展的一個階段，一種形式。”是在現代文明的今天，方應斷然拒絕專制。從歷史的比較和現實影響看，把傳統中國政體稱爲“專制的”，由此與其他不同的政體區分開來，在研究上是比較便利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學院，可惜因着資金的原因，和KMT結緣且越走越近，這次講座也是因着臺北“國防部”之邀作的。屁股決定腦袋，書裏也就有了一些刻意爲之的論斷了。從這一點來說，那些因爲“對歷史的溫情和敬意”而不喜歡《國史大綱》的讀者，很有可能也不會喜歡這本書。

一個故事啓迪一個人的一生，一個歷史叫醒一個國家的一些人；一段路能夠一學就會發現自身價值，一個國家從強大到逝去總會伴隨一些已知的慾望。 歷史書籍中朝代變遷，只要能夠深入瞭解一些，就會時時刻刻提醒一下；不斷學習不斷改進，才能看清自身需要的部分。

讀《中國歷史精神》有感 《中國歷史精神》是一本極具收穫的著作。錢穆先生以拳拳愛國之心著述，懷揣着“中國人寫的最後一本中國史書”的使命與情懷，其治學與立言的赤誠令人動容。 書中對中國歷史、民族、文化的總結，尤其是對“人文教”“道”的闡釋，讓我深受啓發。我認同錢穆先生對中華文化內核的提煉：中國文化的核心並非外在的“天道”，而是立足於人本身的“人道”，所謂“道”，本質是由人所創生、爲人所踐行的人文之道。中國人“頭上三尺有神明”，其本質並非指向全知全能的人格神，而是內化於心的道德律；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的理念，更印證了中華文化的內傾性——一切答案皆向人自身尋求，神的意義在於其教化之用，而非實體存在。 基於此，我尤爲認同“人文教”的概念：中國並非沒有宗教，其宗教便是以“人”爲核心的人文教，它內化於中國人的生命與血脈之中，故而難以用西方宗教學的範式與研究方法來框定和解讀。 當然，對於書中涉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部分觀點，我並不完全認同。錢穆先生身處特定的歷史時代，其瞭解的社會必然受時代侷限，若他能目睹今日中國之發展，或許會爲國家的進步而欣慰（但是文化方面，一言難盡），也會爲臺灣的現狀而感慨。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時代都難以絕對判定何種社會制度最優，因此對書中這類爭議性內容，我們應秉持審慎、辯證的態度，理性看待。 總體而言，我堅信中華文化歷經千年磨難而生生不息，其“人文”內核具有永恆的價值。世界的未來未必是某種單一意識形態的天下，但必然是人文精神彰顯的世界，是中華文化的價值與智慧能夠爲人類文明提供重要啓示的世界，中華文化終將證明其作爲人類文明重要解決方案的生命力。

缺乏敬重的共同對象與中心。在銀行服務的只知敬重行長，在醫院只知敬重院長，社會自然會四分五裂，會引起派系爭端。中國教育，教小孩子讀書識字，教青年人謀求職業，不是在教整個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個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對象。

錢穆先生研究中國歷史精神，從中國文化和延續中國文化的中國人身上探究。中國歷史綿延過程中人以內外兩面呈現出來，以“開物成務”改善生存條件提升生活環境爲手段展現的外在人生無論開物還是成務，都是聖神崇高的業績，但非爲人生理想和目的，非蘊含於心的內在。文化人生在生存上有嚮往，有標準，才能進入人生的內在面，這在中國即爲“道”。古今中外，如萬里長城、金字塔、登月工程等偉大工程，屬於開物成務。古人講“正德”“利用”“厚生”，“正德”爲目標。中國文化的“道”重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便是中國傳統文化觀。“文以載道”，即文以傳人，作者與作品合二爲一，是中國一等理想的文學與文學家。中國的畫則是精神內向的體現，宋畫達巔峯。中國的戲劇不重在描寫人，重在描寫人內在心情。中國文化內傾性，從理想上創造人，使人有理想、有意義、有道，即成爲有理想與德行的人。《孟子》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着也。”“任”“清”“和”的個人與三德合一的孔聖，便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理想人物。中國文化大流本身是中國人，不論治亂興亡，中國歷史上一批批歷史人物永遠維持着文之道，這便是中國歷史精神。

《中國歷史精神》是錢穆先生1951年在臺灣做的七次演講，他以其淵博的史學涵養、敏銳的剖析能力分別講述了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國防、教育、地理與人物、道德精神等七大板塊內容，讓讀者得以窺得中國歷史文化的深奧含義，深入瞭解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精神，從而使國人認清其應揹負的歷史使命及努力方向。看似主題繁多，但卻敘述清楚，條理分明。此書所收演講距今已近70年，雖不是每一條每一句都已全然應驗，然而錢老對政治、經濟、教育等相關問題的把握入木三分，仍然令人萬分敬佩。 突然想起《聖經•傳道書》裏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於人性，如此。於歷史，亦如此。

中國歷史精神：歷史不是過去的事，是還活着的根 錢穆寫這本書的時候，是1950年代初，他剛到香港，在戰火與遷徙的間隙裏，面對一羣同樣失去故土的學生，講“中國歷史精神”。這不是一本系統性的史學專著，而是一系列講座的整理稿。正因如此，它帶着一種在場感——不只是一個人對着稿子念，而是一個人在用最後的時間，把認爲最要緊的東西傳遞下去。 書裏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歷史事件，而是“精神”。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被一個更大的框架包裹着：爲什麼中國能夠延續至今？在漫長的朝代更迭中，究竟是什麼東西沒有斷裂？錢穆不把這些成就歸功於某一套制度或某一位君主，而是把它歸因於一種代代相傳的精神秩序——一種對“人如何在一起活下去”的持續思考。 “歷史精神”這個詞聽起來抽象，但錢穆把它落得很具體。他講“士”的精神，講“家國一體”的觀念，講“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這些詞在今天已經被用得太熟，熟到失去了重量。但錢穆在講它們的時候，是在一個具體的處境裏講的——那個處境是：中國剛經歷過戰亂，制度在重建，文化面臨重新定位，而他所熟悉的那個大陸已經回不去了。在那種時刻，他依然認爲這些“精神”是真實的、可以依靠的。這種信念，比任何理論都更難實踐，也更有分量。 書裏的文字是半文半白的，帶着那個年代特有的乾淨。如果習慣了現代讀物的直白和快速，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跟得上他的節奏，但那種緩慢本身就是一種提醒：歷史不是用來快速翻閱的，它需要你停下來，想一想，再繼續走。 合上書之後，有一個畫面留了下來：一個人在異鄉的講臺上，用一支粉筆，把幾千年的脈絡畫在還殘留着上一堂課痕跡的黑板上。他寫下的那些字，不是史料，而是一種可以移動的根系——當土地被拿走的時候，它依然可以通過文字和講述重新生長。而《中國歷史精神》，就是他在離開故土後，依然能夠遞到別人手裏的那根根。

本書以政治，經濟，國防，教育，地理，人物等全面講解分析中國之歷史。 錢穆先生一再強調要有文化自信，但太過理想化和時代侷限性，讀此書一定要考慮到作者身處時代背景，歷史環境。 預見中國之政治絕不是歐美式政治，蘇俄式政治，應當是配合國情，走出自己的一條政治之路，當今中國何嘗不是，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多次提及中國共產黨，內容就不在這裏細說了，但此書能在大陸出版，何嘗不也是一種言論自由 國防歷史這一章，也提及“弱宋”，錢穆先生也認爲宋其實並不弱，相比較漢唐來說，宋面對的對外壓力是成倍的增長，而且還失去了燕雲十六州等地，更無地可養馬，但就是這樣，也能在遼，夏，金，蒙古等多方勢力下，延續了三百年，比之漢唐國祚，宋更勝一籌，面對蒙古橫掃歐亞的鐵騎，硬抗幾十年，也只有中國，這就是錢穆先生所想表達的，中國纔是全世界最厲害的戰鬥民族，從古至今從未變過。 引用錢穆先生文中一段話“我們勝到了，能適可而止；失敗了，能不屈不撓，再圖復興。這可證明中國人的理智能用在勝利時，情感能用在失敗時。所謂“勝不驕，敗不餒”，這是一種最好的國防心理，亦是一種最深沉、最強韌的和平精神。中國民族能維持這幾千年，決不是偶然。”我是非常贊同這段話的 錢穆先生先生再談中國教育時，讓我想起之前有人說起過，在中國讀書不教人賺錢，我就在想讀書難道只是爲了一身銅臭味嗎？正如幾十年前錢穆先生所說，中國教育缺乏信仰，一個正道的信仰，共同敬重的道，整個人生的道。 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什麼，就是道德的精神，最後也就是中國的歷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