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名著

《中國史學名著》是錢賓四先生於一九七〇年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所開中國史學名著課程之全年講堂實錄。每講舉出歷代有關史學之代表著作一二種，標爲講題，詳細講述，凡二十餘講，旨在指引學生研究史學之門徑。書中分別介紹了尚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高僧傳，水經注，世說新語，史通，通典，新五代史，新唐書，資治通鑑，通鑑綱目，通鑑紀事本末通志，文獻通考，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文史通義等重要史學必讀書目。分別從各書版本區別、源流考證與閱讀方法等方面進行分析講解，是一部重要的史學入門書籍。 通過這本書讓我們近距離了解了錢先生博士課程的風采。錢先生是中國近代難得的史學大家，我前面略讀過他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當時就感覺錢先生學識淵博，於各朝代政治制度之傳承變化優劣信手拈來，談笑間就指點了千年江山，功力非同一般。按照錢先生的說法，讀一本書，首要就是要讀書後的作者，要了解作者的經歷和學術思想，這讓我甚受啓發，也爲我今後讀書指明瞭一個方向。那就從瞭解錢穆先生開始吧。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héng]，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未學齋主，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江蘇無錫人，祖籍浙江臨安，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中國現代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國學大師，“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臺北中國歷史學會監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錢穆畢生致力於國學研究，創新地從史學的角度去考察、探索中國經學的淵源和治經方法，爲後世的經學研究拓展了思想，開闢了路徑；他主張以信疑僞，疑以堅信，重建上古信史，提出了主、客統一、融鑄一爐的治史主張；他注重朱子學的研究，推動朱熹及理學思想研究創新；對諸子學的歷史貫通作了深入分析，強調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相一致。他對中國文化的演進階段和發展方向作了論述，揭示了民族文化的主要特質和基本精神，並通過創辦新亞書院，形成獨特的教育辦學理念，從而發揚了中國文化，併爲之尋求出路。錢穆著作等身，涵蓋了經學、史學、文學、理學、諸子學等文化精義，共達70餘種，1700萬字，其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等。（摘引自頭條搜索） 我覺得錢先生《中國史學名著》這個講義，是能夠比較充分地體現出先生以信疑僞，疑以堅信，重建上古信史的思想的。我本人才學不高，見識不夠，謹談一下我讀這本書的幾個感受和收穫。 第一個我上面已經寫了，就是讀一本書首先要了解這本書的作者。因爲文字是死的，思想是活的。書裏要表達的其實是作者的所思所想，這也給我今後的讀書方法指出了一個光明途徑。 第二個不要人云亦云，要看原著。很多流行的說法是以訛傳訛，無論我們是做學問也好，還是僅爲消譴也罷，看過一種說法之後，一定要找其依據。久而久之，我們積累必厚，收穫必大。 第三個讀書要通，書讀百遍其義自現。要廣泛地深入地讀進去，不要僅淺嘗輒止之後就自詡爲專家，懂了，通了，差得遠呢，老老實實地多讀多看多思多想，久而久之，自然會由博約專。 第四個格局要大，不能僅於歷史看歷史，要站在更宏大的視覺下思考這個世界。仰望宇宙之大，方可俯查粒子之微，這不僅於讀書，於工作於人生亦是如此。 第五個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我們要批評它，首先要了解他，要追源溯流，找到根基，瞭解傳承。只有在通了懂了之後的批評纔是真正的批評，否則就會貽笑大方。 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這些，這本書有時間我還會二刷三刷，受益匪淺，受益匪淺！

本書是錢穆先生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臺灣爲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所開課程的講稿集結。書中以時間先後順序列舉了中國曆代史學名著，以點帶面，勾勒了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闡述了不同體例史書的特點，並探討了如何評價傳統史學著作，以及抱着什麼心態來閱讀等問題。可以說，雖然本書原先針對的對象是歷史科班的研究人員，但書中對以往史學名著的評價，對中國史學發展的概括，以及對中國歷史所秉持的態度，對於愛好歷史的普通讀者也一樣很有借鑑價值。 這本書的作者，剛纔提到，就是錢穆先生，他是中國學術界公認的一代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爲“史學四大家”。他出生於20世紀初的江南鄉村，依靠自學，從鄉村小學教師，到中學教師，再到大學講師，最後成爲北大教授，名震一時，可以說是自學成才鑄就輝煌的典範。 他生逢一個新舊交匯的時代，當時的中國，國運衰落，在國際上被列強欺凌，在國內也是積貧積弱，動盪不安。這種形勢下，很多人就想從歷史當中找到原因，所以當時對傳統歷史的批判和質疑成爲主流，但是錢穆先生儘管也經歷了西方思想的薰陶洗禮，但始終高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旗，倡導中國人要對本國曆史抱有溫情和敬意，而不是偏激的否定，更不能落入歷史虛無主義。他一生著作極多，而且作品均有着極爲濃厚的中國情懷，對後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本書中，錢穆先生以時間順序，對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名著進行了列舉和分析，其中大致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就是幫助我們釐清中國史學發生、發展的大致脈絡，明確各個發展階段；第二，是幫助我們瞭解中國史學著作的體例和分類，明確不同體例的特點所在；第三，是探討如何評價和選擇史學著作，以及讀史對我們有何意義。 第一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中國史學的發展史。錢老在書中，把中國史學的發展，根據年代先後，分成了5個階段，我們來一個個看。 第一階段，是從上古的商周時代，一直到漢初，這是中國歷史的發端時期，也是史學的萌芽期。中國最古老的史書是什麼？在本書裏面，錢老舉的第一本就是《尚書》，這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學著作，也是留存到現在的最古老的書。尚書的尚，和上下的上同義，所以尚書也就是上古之書，它記載的是虞夏商周四個朝代的宮廷事蹟和君臣言論。夏商周三代我們都知道，那“虞”又是什麼呢？其實就是舜帝時代，那已經是五帝時代的事了，所以尚書可以說是五帝三代之書，它記載的史料，最早可以推到距今四千多年前，那是相當古老了。但是尚書稱爲書而不稱爲史，這是爲什麼？ 這裏我們要提一下中國古籍的歸類法，一般分四大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其中經是儒家經典，史是史書，子是諸子百家著作，集是文集。尚書既然是歷史文獻，應該歸到史類，可實際上卻歸到經類，而且還是五經之一，儒家最重要的經典，這又是爲什麼？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因爲在尚書成書的年代還沒有獨立的史學概念和分類，史學是包括在經學之內的。直到太史公作《史記》，史學才逐步獲得獨立的地位，而四部分類的正式形成，還要在此之後了。所以我們說這個階段是中國史學從無到有逐步形成的發端時期。 而且，這個時期也是史學大發展的時代，有很多影響以後史學的創舉，新的體例的出現，都是源於這個時代。比如尚書之後，孔子作《春秋》，開編年史的先河。春秋又有三傳，還有《國語》《國策》，也就是《戰國策》都是響噹噹的名著。到了漢代，司馬遷作《史記》，更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開創了後世正史的範例。所以錢老說了，這個階段是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我們要讀史，這個時期的史學名著是不能忽略的。 第二階段，是東漢末年到唐初這段時期。從錢老的劃分也可以發現，他對史學史的階段，其實沒有和普通朝代史齊平。比如第一階段把漢朝的初期也列了進去，而第二階段直接從漢末開始，這是因爲漢朝中期社會比較平穩，史學的發展也沒有太大的起伏和重要節點。而從漢末到唐初，經歷了三國兩晉、五胡亂華、南北朝時期，從歷史上來看，是一個衰世亂世，卻是史學大發展的繁盛時期。 回想第一階段，其實也是在春秋戰國的亂世。那是不是說時代衰，史學就會盛呢？這其實不是沒有道理。舉個例子，就好像每次金融危機的時候，有關經濟和金融的書就會賣得特別好一樣。時代衰落，大家就會想要找出問題，找到出路，到哪裏找呢？自然是到歷史裏去找，所以史學就會盛。這個階段，也是史學逐漸成型、形成獨立分類的時期，剛纔提到的四部分類，就是在東晉時期初具雛形，一直到《隋書·經籍志》中，才正式以經史子集的形式出現。其中史部所收的，除了正史以外，還分十三類，共有史書八百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史學不僅有了獨立的分野，數量上也有爆發，這就是當時史學的盛況了。但是錢老也說了，這個階段的史學雖然繁盛，但是並沒有太大創舉，對後世也沒有太大貢獻，這是一個遺憾。 接下來的第三階段，是宋代到元初。我們說宋代，感覺還是大一統的朝代，唐宋元明清嘛。但實際上有宋一代並沒有真正達成統一，北方開始有遼，後來有金，還有西夏，實際上也是一個分裂的衰世，但是這個時期也有史學的復興。 首先要提的是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這是唐代以後的正史當中，唯一一部私人修訂，而不是官修，也就是政府修訂的著作。從這點也能看出來當時民間史學風氣之盛了。之後就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這也是直到現在仍然廣受讚譽的史學名著。後世的史學家，經常以兩司馬並稱，一是司馬遷，另一個就是司馬光。此外還有袁樞根據資治通鑑重新編輯而成的《通鑑紀事本末》，他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例。而且中國史書中很重要的另一個體例，也就是記載典章制度沿革的“三通”中，除了《通典》寫於唐代，其他兩本，南宋鄭樵所著的《通志》，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到了第四階段，就是明清時期了。這個時期，中國重新回到大一統，但是史學卻衰落了，很耐人尋味。這本書裏，明朝一代，也沒列出什麼有名的史學著作，只是列了《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這兩本勉強歸到學術史裏的著作，還有一本章實齋的《文史通義》也是文學史兼史學史，算是矮子裏面挑高個。到了清朝，本來也有新史學的曙光出現，可惜被滿清政府的高壓政策扼殺，結果史學發展不理想，只有乾嘉考證學可以一說。但錢老實在是看不起這個學派，認爲這只是故紙堆裏的學問，對現實產生不了影響的史學，也就是死學問了。 當然，還有第五階段，就是清末民初到新中國建立了，也就是我們如今說的近代。這在中華民族，又是苦難多事之秋，也是有大轉變的時代。照道理，這又是一個史學興起的契機。可惜錢老認爲這一階段的史學是非常令人失望的。爲什麼呢？就是由於我們一開始說的，這個時代對傳統歷史和學說的質疑和批判成爲主流，做歷史研究的人爭相引進西方的史學方法，卻割裂了自己的歷史傳承。到頭來，西方的那一套沒學全，自己的傳統又丟了，結果就是“不學無術”。 以上我們回顧了中國史學興起、興盛、再到衰落的整個過程。並歷數了各個階段的史學代表著作。 第二部分 講完發展史，我們接着來看看在這漫長的時間中，中國史學產生了哪些體例和類別，它們的特點又各自是什麼。錢老在本書中認爲，說到史學著作的體例體裁，最常用的劃分就是看它記錄的是什麼。是歷史上的事件，還是歷史人物，又或者是人物說過的話。這三者，分別可以稱爲記事、記人和記言。我們之前提到的中國最古老的史學著作《尚書》，主要就是記言體，記錄的是當時的臣下所記錄的君王言論，放到現在，大概算是領導的講話紀要。 尚書中也有很多對古代事蹟的追述，一共講了虞夏商周四代，但根據錢老的考證，在周朝以前的尚書篇幅，其實多數是後人的僞作，尚書中真正可信的，大概只有《西周書》。它的體例主要是記言，當然記言的過程中多少也要記一點事，所以算是記言兼記事體。這種體例的著作，還有後來的《國語》《戰國策》，比如我們中學課本里收錄的名篇“鄒忌諷齊王納諫”就是一段段對話串起的一個故事。這種體例，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的獨創，在外國的史書裏是找不到的。這其中反映的是中國歷史記載的特點，不僅看重事，而且看重言論。 第二種體例是由孔子開創的，也就是他所編寫的《春秋》。這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正式的歷史書。《尚書》雖然有記載歷史，但怎麼看也是當時的政府公文之類，並不是專爲寫史作的，但是《春秋》確實是正兒八經的歷史記載。它當然屬於記事的，但是記述的方式有自己的特色。書名春秋，也就是代表一年嘛，我們現在也會說“經歷不知幾個春秋”。所以《春秋》中的記事，是一年一年按着時間順序記錄。這種體例，就叫做“編年體”。 這種體例有什麼好處？其實顯而易見，這樣逐年編下來，歷史就會顯得有連貫性而沒有遺漏。在春秋以後，中國不斷有編年體的史書問世。雖然《二十四史》的正史用的不是編年體，但是一直沒有很大的間斷。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也是編年體。時至今日，中國幾千年歷史，只有春秋以下，資治通鑑記錄開始以前的七八十年時間沒編上。這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國纔有。所以我們才能說，中國歷史傳承至今不斷。 第三種常用體例，那自然是記人的了，也就是“紀傳體”，其中的代表作，首推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史記以人物爲中心記述歷史，這是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大創舉。自《史記》開先河以來，二十四史都是採用紀傳體的編撰方式。那麼，爲什麼寫史要以人爲中心？其實這不正表明中國古人已經意識到，推動歷史發展的最重要動力是人，人才是歷史的中心，沒有人就沒有歷史嗎？這種以人爲本的史學思想，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就已經具有，從中真可見他的偉大之處。 以人爲中心寫史，也可以避免記述時過於重視事而忽略了人。比如商朝末年，有伯夷叔齊，他們兩人有什麼事蹟呢？武王伐紂的時候，他們去攔武王的軍隊，勸武王不要以下犯上，結果沒攔成。到後來武王滅商，他倆不願意喫周朝的飯，跑到首陽山上餓死了。這麼小的事蹟，放到興周滅商的大潮流裏，實在沒什麼大不了。可司馬遷欣賞他們的氣節，專爲他們寫了伯夷列傳。 而且《史記》裏的人物，也絕不僅僅是什麼帝王將相，還有比如莊子韓飛列傳裏的思想家，又比如刺客列傳裏的刺客俠士，再到貨殖列傳裏的大商人等等。所以《史記》實在是一部不管歷史研究者還是普通讀者都應該一讀的書。除了紀傳體的特點，《史記》還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連貫各個朝代，從古一直寫到今，這叫做通史。《史記》從三皇五帝，一直寫到司馬遷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部通史。《史記》以後，從班固的《漢書》開始，都是隻寫一個朝代，也就是所謂斷代史。如此說來，史記作爲紀傳體通史，也是空前絕後了。 編年體和紀傳體，可以說是中國史書的兩大體例。它們的優點長處，剛纔都已經說了，但也有各自的一些缺點。比如清代四庫全書的提要裏就說，紀傳體史書，一件事如果牽涉到幾個人，那幾篇傳裏都會讀到，結果分不清主次；編年體呢，一件事情如果時間跨度比較長，一年裏講不完，那就得跨着好幾捲來讀，首尾難顧。這就像一些連續劇一個星期出一集，結果看新一集的時候，上星期的內容都快忘了。那麼，有沒有辦法來彌補這兩者的缺陷呢？ 有人就創出了一種新的體例，叫做“紀事本末體”。它也是記事，但是不像編年體那樣按年分，而是按照事情分，把一件歷史事件，從頭到尾記錄下來，這樣前因後果清清楚楚。開這一體例先河的，是南宋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這是把《資治通鑑》的內容按照各個事件重新編排而來的。這種體例，好處自然很明顯，敘述脈絡清晰，因果明確。而且錢老也提到，西方史學，其實主要採取的就是類似紀事本末體。所以清朝到民國以來，這種體例那是備受推崇。 但是錢老也說了，這種體例也一樣有自己的缺點，那就是隻見變動紛亂，不見平穩治世。他以通鑑紀事本末爲例，裏面說到漢朝，都有什麼事呢？漢高祖滅楚，對匈奴的戰爭與和親，呂氏叛亂，七國之亂，好像都是打來打去，可是文景之治，他卻沒有包括。這也可以理解，你要記錄歷史大事件，那大家打來打去那看起來就是大事。就好像報紙上記載的，大多也是這種事情，哪裏地震颱風了，哪裏槍擊案了，哪裏打仗了。如果大家太平過日子，那就不是新聞，報上也不會登。 但是用這種方式寫歷史，就會很淺薄，只講變亂，不講安定，只注重外在的變化，但是忽略了內在的原因，更忽略了很多隻因爲不包含在大事件中，但實際對歷史很重要的人和事。所以錢老雖然肯定紀事本末是一種新的體例，有它的優點，但對於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他的評價是不高的，遠遠不能和《史記》《資治通鑑》相比。 上面說了這些體例，其實變來變去，仍然不脫記言、記事、記人的範疇，那中國歷史當中還有沒有記錄別的呢？錢老說，也是有的，那就是另一大類的體例，歷史上稱爲“政書”。這裏說的是政治的政。它記載什麼呢？主要是政治制度和各種典章。這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爲中國歷史的傳承性，並不是僅僅說你有幾部史書，知道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傳承和沿革。每個朝代的制度都不是憑空建立的，都是有前朝的基礎，但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有自己的變化。如果沒有對政治制度的記錄，那這一切也無從談起。 史記裏面也有記錄典章制度，但真正開闢這個專門體例的，是唐代杜佑的《通典》。他之後，又有宋代鄭樵的《通志》和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起來叫三通。後來明清兩朝，又有人依着這三本書，又續編了好幾本《續通志》《續通考》什麼的，合起來一共有十通。這十部書，等於又開闢了一個新的史學疆界，其中《通志》的敘述範圍，甚至還超出了制度史的範疇，把天文地理、昆蟲草木等都收了進來，簡直就是一部社會百科史了。這其中，也可以見出傳統史學史料的豐富多彩，絕不僅僅專注於帝王家事。 以上是對史學體例的一些劃分，由此我們知道了中國史學著作的主要體例有記言體、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和政書等。 第三部分 通過前兩部分的介紹，我們對中國史學的發展脈絡和主要的體例分類有了基本的認識，也瞭解了各個時期和不同體例中的代表著作。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說說這麼多的著作，我們怎麼去選擇對自己有價值的呢？這也就是如何評價史學著作，以及讀史對我們有何意義的問題。 錢老的講課當然是針對歷史專業博士的，他們要讀的著作和普通讀者不同。但是錢老也認爲，有不少史學名著，是大家都應該去讀讀的。要是他開一張必讀書目，會包括哪些書呢？最重要的標準，就是這些著作是不是具有開創性，可以開一時風氣之先，甚至引領時代。 比如《春秋》開創了編年史體例，那要了解秦以前的歷史，春秋是必讀的。但春秋的筆法太簡練，普通讀者看起來困難。好在後來又有人爲春秋的記載進行補充和解釋，傳到現在的有公羊穀梁左丘明三家，這就是春秋三傳。其中左傳尤其受到推崇。在這之後，司馬遷的《史記》開了紀傳體的先河，又位列二十四史之首，那當然是大大的必讀。班固的《漢書》則是第一本斷代史，也有他的地位。加上范曄的《後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屬於應該先讀的，至於之後的，如果時間精力不允許，可以先不讀。 到了唐朝，杜佑的《通典》是第一部政書體例，如果要研究政治制度，那就不得不讀。再下來宋代，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春秋左傳以來最成功的一部編年通史，也是不得了的著作。至於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其實是照抄司馬光的，不過把材料重新編排組織而已，作爲新體例有參考價值，但歷史價值就差得遠了。 至於明清兩代，可以拎出來講的史學名著就乏善可陳了。比較有創見的，大概就算章實齋的《文史通義》這部文學兼史學史，這本書裏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觀點，認爲經學作爲古代的官方文獻資料，也有極高的史學價值。這一點錢老也是十分贊同的，這也是他把《尚書》《春秋》列入史學名著的理由。 除了開創性，錢老還比較注重的是史學著作的境界。說境界比較玄，直觀說就是寫史之人的資質問題。這方面錢老引用的是唐代劉知幾提出的史學三長論。這個劉知幾不算大史學家，但他有一部《史通》流傳後世，是專門評點各種史書長短的，按現在說法，是一本史學評論。他說，一個合格的史學家，要有三種長處，分別是史才、史學、史識。史纔是指這方面的才能，算是一種天賦；史學，則是你歷史方面的學問，看過多少史書；至於史識，指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三種本領，一個難過一個，只有三者兼備，才能寫出好的歷史著作。 舉例來說，比如梁啓超，錢老認爲他是有史才的，幾本著作，寫得都可以算好，但是他史學是不足的，否則也不至於說出二十四史非史這番話。但這也情有可原，畢竟梁啓超一輩子太忙，實在沒時間鑽研歷史。又說到史識，錢老認爲提出這三長論的劉知幾自己就沒有史識。他評點歷史著作，只不過從文法筆法之類的小處去批評，但實際缺乏對歷史的見識和對歷史精神的把握。比如他對班固的《漢書》評價比司馬遷的《史記》高，因爲漢書的材料更加細緻，寫作格式更加規範。但是如果要說史學精神，說材料後面表達的重視人的精神，班固能和司馬遷比嗎？差得遠了！這就是史識的不同。我們自己不寫歷史，不用拿這個標準來要求自己，但作爲選擇歷史讀物的標準，也是合適的。 那麼，這些史學名著，對今天的我們又有什麼意義？其實說來說去還是四個字：繼往開來。不繼往又如何開來？錢老講到民國以來史學的凋零，認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中國傳統和歷史的偏激否定，一棍子打死。說到中國歷史，那就是幾千年封建專制，說到中國史學，那就是帝王家譜。似乎只有照搬西方史學纔是出路。但是說這話的人，其實自己並不瞭解中國歷史，也沒看過多少史書。別的不說，光看《史記》，就已經不止帝王將相了。如果說要研究古代政治、社會、經濟，史料也很多，杜佑《通典》裏一上來就講貨殖，也就是現在說的經濟。你要說中國歷史沒有政治經濟史，那其實也是無知。至於片面推崇西方史學，更是忘記了，其實從體例的豐富全面，記述的連貫性來看，中國都要超過西方。 確實，今天我們需要新的史學，但新史學不是無中生有的，它需要建立在原有基礎上，把自己以前的歷史和傳統都腰斬了，還妄想能夠憑空建立更優秀的史學，這種想法是幼稚可笑的。這是錢老在本書中不厭其煩訴說的道理。其實這道理，又豈是僅僅針對歷史和史學研究呢？這就是本書對我們的最大意義所在。 轉自得到聽書

這是我第一本認真讀過去的錢穆先生的書。之前的也看，但繁體字總歸不方便，加上囫圇吞棗追求速度，所看的書都不過過眼雲煙，雖然大致知道意思，但吸收度極差，現在打算將年初度過的幾本先生的書重新好好讀一遍。 先生一直滿懷着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信心，這份信心不僅來源於豐厚的底蘊與歷史，還來源於堅信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還要從過去的歷史中探尋。 而關於治史的方法，先生主張文學，史學，哲學都應該通讀這些書纔好。研究一本書也要了解背後的人才好。文和獻都是必不可少。一個想要治史的人，需要有才氣，有眼光，有耐心，花幾十年甚至一輩子去探討一個問題，本應是學者的分內之事。先生的思想與態度，對我們後人不可謂不是一直鼓勵與鞭策。我們的歷史怎樣傳承，我們的未來如何把握，前人的二十四史等史書已經做出典範，而我們這一代也有我們的任務，能爲當下做些什麼，能給後世留下什麼，這都是我們應當考慮的事。 最後，附一段非常喜歡的先生的話： “大家只是跟在人家後面在那裏閧。今天我們的學術界，遂成了一閧之市。我們眞要講學問，須能避開此一閧之市。關著門，獨自尋求，別有會心，才能成一家言，有創造。縱不說是科學方法，也是做學問一正法。耐得寂寞，纔可做一人物。太愛熱鬧是不成的。其實做學問也不覺寂寞，如從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馬遷，乃至章實齋，尙友古人，轉益多師，更何寂寞之有？”

本書成於錢先生爲歷史系博士生講課之錄音整理稿。 因錄音整理成書，所以全書用語親切隨和，講課過程中不時吐露自己治學經驗及對後生之殷殷教誨。錢先生對中華文化之溫情與敬意，於此可見一斑。 同樣因錄音成書，所以不免有囉嗦重複、引據失當，或評論過激之處。 然本書終是指示門徑、有益初學之作。試列舉本書優點者三： 一、從尚書春秋史記直至文史通義，本書以時代爲次，列舉了中國古代重要史籍。且並非是一貫地重二十四史而輕其他史書。本書抉擇以史學發展爲主線，所列之書都是其時代史學之特出或新變。 二、本書從前到後一再強調對史書不要只是當材料去看，要看到其書背後之人。每一書背後必有一人之學問一人之心血一人之精神，如果只將書當作材料而忽視背後之人，則勢必難以體悟每一文字所承載之用意之才情之心力。 三、學問應貫通，尤其是古典學術。文史哲之分科，是近代工業化之後產物。書中一再舉《論語》爲例，以當前學術體系來看，《論語》非文非史，只有哲學專業纔多留心於此。但應知中國古學沒有現今各門分科，凡涉足中國古學，都當研讀《論語》。更進一步，凡心中有對於自我之疑問，對於民族之疑問，對於歷史之疑問者，也應當研讀《論語》。書中又強調治史學也應有經學、理學等功底，通而後專，都是先生治學實踐經驗之談。 又，凡書不可能皆好，當也有缺陷。本篇開頭即已有所交代。此外，錢先生書中議論，部分切合當時實際；也有部分，因其身份所限，不免讓人覺得荒誕。應辯證看待，方探本書恉要。 【另：微信讀書因爲繁體豎排轉化問題，錯訛滿紙。又有部分引文斷句不當。閱讀時需多加警惕～

本書是錢穆先生給歷史系博土生上課的講義成書，諄諄教誨，對學生頗多期望。擇取史書多爲讀者耳熟能詳的著作，看重於史書而不限於史書，引導學生去發現作者於治書的想法，將著書這一辛勤的行爲置於社會大環境之中，考察作者的出身、經歷、思想，其側重的史料，作者是否精於經學，也就是世界觀是否宏大，將史書周邊的事攤開了講。著史以傳後世，作史以爲今用，閱後對我國古代史家另有一番認知。

本書是作者1970-1971年間在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爲博士班學生開設的“中國史學名著”這一課程一學年的隨堂筆記（講義）。從其核心要義上來說，作者在這部書中反覆強調做學問最重要的幾個點，首先是要會通，然後由博返約。他說，如果一個做學問的人一開始就把自己關在一個狹小的天地裏，那麼正如坐井觀天，見到的和做出來的肯定不會是什麼大學問。他舉例說，在古代，經史是不分的，你不能說現在你是學史學的，就不去過問經學，那你的研究是要大打折扣的。因此學史學要稍通經學。那麼，怎麼做到會通呢？作者認爲首先要多讀書，讀書多了，自然能在大處歸納會通。這就叫由博返約。但作者又認爲，讀書不是翻材料，作者反對現代人寫論文把書都當材料來看待，作者認爲內容和材料是兩碼事。讀書，就應該一本一本熟讀，讀透，而不只是翻書找材料。讀書，不僅是通過書中的內容來讀出書中的真知識（歷史），更是通過認識此書的作者來讀出作者通過知識（歷史）傳達出的精神。即，讀書，一要熟讀，能對材料內容進行辨僞，二要了解作者其人。用作者的話說就是，等你書讀熟了之後，不要急着發表自己的意見，這裏作者要求大家學習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什麼意思呢，就是你先要去理解寫書的人所要表達的思想。你要先去關注寫書的這個人。用作者的話說，即是能看到歷史裏邊的人，才能看到歷史的意義和價值。書，尤其是史書，只是歷史的遺骸，書背後寫書的那個人，纔是書的靈魂。如果僅僅是看重歷史中的一堆堆史書，而不去認識和關注歷史上的一個個人，那麼就是隻看到了歷史的遺骸而看不到歷史的靈魂。因此，關注寫書的人，才能體味其寫書背後所要表達的精神思想。作者舉例說，譬如一部史記，爲什麼讀起來總是活的，是因爲背後有個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讀其書，更要知其人。我們做學問是要了解作者的想法，不是要去批評作者。而是一層一層去理解各個作者想表達的是什麼。這樣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尚友古人，轉益多師。那麼，做學問，怎麼會感受寂寞呢？

錢老先生的課堂講義，序中已明言前後內容反覆之處不少，實際讀下來也確實如此。總體而言，錢老先生通過反覆強調，將自己的治史觀、爲學時的學史觀、以及對中華歷史的深沉熱愛展現得淋漓盡致，可供學習品鑑之處甚多。當然，其中有些觀點難以苟同，總歸不能脫離時代背景

打分80分 本書是11-12月在風入松書店幾次看完的，是錢穆在1969-1971年一年還是兩年在臺灣把給學生講課內容匯聚成的文字講義。 本書講了從先秦時期到清朝的不同朝代比較出名的史學著作，並且對於著作和歷史研究提出了個人的分析和好壞評價。 本書陸續介紹分析了《尚書》《春秋》《左傳》《穀梁傳》《公羊傳》《戰國策》《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隋書》新舊《唐書》《水經注》《高僧傳》《世說新語》《史通》《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資治通鑑》《通鑑綱目》《通鑑紀事本末》《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文史通義》。 錢穆雖然建國前去了香港，後來退居臺灣，但是他對於歷史，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認可度是很高的，也是受過傳統文化教育成長起來的大家，這個文化自信心是值得學習的。 他提到了戰國時期叔孫豹評判人物標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項，並以此分析了相關人物，這也是後世儒家思想比較推崇的評判標準，比如王陽明，大家認爲他是三項都做到了。 他對於歷史創作者的寫作深度或者內容，分爲了寫史，考史，評史。好像也提到了才，學，識來評價歷史學家的水平高低。 他還提到了很多推薦學生的研究方向和應該學習的研究態度。他建議學生不要只是簡單收集材料去寫史，這樣的歷史學家不夠深度，更推薦達到評史的水平和能力，對於歷史有個評判和更大局觀的認知。他認爲梁啓超才學不夠，但是見識較好。 他認爲認知格局很重要，不能爲了寫史而寫，而是像《春秋》一字寓褒貶，從一個字可以看到作者和儒家主流的評判人物標準，可以看到價值觀和歷史研究者的態度，是有更宏大史觀的立場來寫。他感慨現在歷史家是收集材料寫史，不像之前名著可以有社會教化作用的，反對只是收集材料寫史，而不涉及個人的歷史觀念和分析儒評史。 他認爲《尚書》是戰國時代的僞書，裏面涉及歷史內容的部分是《西周書》，認爲是記言爲主的。《論語》雖然是語錄體，但是也是歷史著作的重要體現，也能看到當時社會的一些情況。 另外《春秋》和《左傳》《穀梁傳》《公羊傳》是編年體裁的好像，裏面涉及了儒家的很多評判標準，而《左傳》偏重於講事，寫事比較好具體，另外兩本偏重於講義，就是道德的高度分析事件人物的做法是否符合大義。 然後，經典的代表作《史記》是紀傳體通史，是人物爲主的記述，是私人記述的歷史，“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開啓了後續紀傳體通史的編撰體例，而且司馬遷的歷史觀比較宏大，比後世仿照紀傳體通史的作者們更牛，根據當時的社會現實寫出了《遊俠列傳》《貨值列傳》，因爲當時遊俠盛行於西漢前期，經濟方面在獨尊儒術之前也沒有那麼抑制商業發展，所以還爲大商人列傳記述了。 《漢書》開始就是官修正史了，仿照的《史記》，而且是斷代史書了，下個王朝寫上個王朝，形成了後面所謂的“二十四史”，但是最後民國沒有大歷史學家可以承擔寫《清史》的能力了，雖然有人編，但是錯誤多，水平也不如歷史上編寫的正史了。 然後還有分析了尚書春秋到史記差了千年，史記到隋唐又差了千年，分析了這幾個歷史節點的作品爲啥影響很大的原因，分析了東漢經學到隋初的很長時期沒有史學名著的原因。 然後分析了朝代越一般，反而歷史作品比較多的原因，比如尚書春秋是在朝局不穩時期寫的，而和平發展時期反而好作品沒有，比如唐朝比宋朝更牛，但是唐朝歷史研究不如宋朝，明朝清朝也是如此。 《資治通鑑》是編年的，而且歷史跨度是從戰國到五代的，影響也很大，也不同於之前的體裁。另外，延伸出的《通鑑紀事本末》是偏重於記事的，也是不同於之前的史書體裁的。 另外，他對於每本名著都分析了好的地方，開創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也講了三通，和後續的九通，十通，這些著作是講的政治制度爲主的作品，彙集了某一制度官制的歷史淵源，演變。 另外，後面部分錢穆還講到了講史學歷史的作品，史學史，比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就是講的一朝代的經學理學史，涉及了很多文人理學家的評傳，也能窺測一朝代的思想流變和文人關注點。 總體來說，本書可以讓你對歷史研究的歷史作品有個瞭解，雖然可能看不完這麼多的作品，但是可以大概瞭解這本史書講啥了，比之前作品的開創性在哪裏，寫的好的，不好的又是哪裏有個大概瞭解，喜歡歷史的可以看一下。

《中國史學名著》——錢穆 中國歷史的發展如果按照史學名著的分類，作者將其分爲了五個時期的五大類：一是上古到漢，代表作有《春秋》；二是東漢末到唐初，代表作有《隋書》；三是宋代到元初，代表作有《資治通鑑》；四是明清時期，代表作有《明儒學案》；五是清末民初到新中國成立，質疑和批判成爲主流。 此外，中國史學名著還包括了記言、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紀傳體、政書、通史和斷代史這七個體例和類別。結合這些名著類別，作者在推薦讀書目錄的時候，主要給出了兩個標準：一是看開創性，一是看史學著作者的境界。

也算得是新年第一本了，其實讀完好幾天了，礙於最近在做點生計的工作以及在學視頻剪輯，以及不知道怎麼去評述此書，倒也不是說不敢不可以，只要你寫了，我作爲讀者，說你幾句也是無可厚非，哈哈哈哈哈哈哈，畢竟也可以是爲“我”寫的。 還是不知道怎麼評價，簡單說來，依舊是書如其名，作者1973年最早出版此書。內容是在臺灣中國文化學院給博士生講中國史學名著的課堂筆記。內容自然也是比較精簡，然而大受裨益，很多思想發生了翻天的變化，也覺得應該尊錢先生爲師，錢先生逝去時1990，滿懷對傳統文化的高度責任和對後生的殷切希望。而我當時還沒有出生，然而著作等身，一生奮筆上千萬字，也是留下無數的財富。 錢先生1977年因病雙目失明，而後也是筆耕不輟，教書育人，佳作頻出果真是春蠶到死絲方盡呀。吾輩楷模。 希望以後可以多讀先生的文字。切記先生殷實的期望。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兩岸學子四海同悲” 至於關於其中歷史內容，也不敢大話說讀懂多少，其中深意，自然要反覆咀嚼，只是全篇是繁體，剛開始時，還有不適，好在也是基本認識，就是讀起來要更慢很多。 以免沒有內容，還是很想摘抄下此書的目錄，也就是作者認爲的偉大史學名著。中國文化精華之精華之精華。 尚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高僧傳，水經注，世說新語，史通，通典，新五代史，新唐書，資治通鑑，通鑑綱目，通鑑紀事本末，通志，文獻通考，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文史通義。 這就是中國之所以構成中國文化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