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鄉鉅變

五十年代的場景撲面而來，那方言土語充滿了鄉土氣息，那種鮮活就像聽着自己鄉村的人說話，合作社的運動下各種人的心態俱現，的確農民關心自己的前途，擔心合作社搞不好，還表現有些農民的自私以及狹隘與沒有遠見的個性，這些人的言與行也是活脫脫的破書而出。其實當時搞合作社，搞大集體搞集體經濟，後來改革開放又分田單幹，對合作社的反思，讀讀這本書，會讓人反過來看歷史，也會讓人感觸良多。歷史證明社會制度的選擇只是歷史上的一種需要而已，並非有什麼根據與強制！只不過是此一時彼一時而已，當然也許也有歷史的必然，天下大勢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自己生在農村，又在農村長大，對農村可謂熟悉又親切，很多人風土人情也是身居其中，但是自己不過是浮於表面，後面讀書考學離開農村，但自己的根畢竟還是在農村，讀下這種書會加深對農村的理解，讓自己也真正地全方位體驗一番農村的人情世故，增強自己對農村深入的本質的理解。 陳先晉一家人入社時，陳先晉的思後想後，以及女婿子女的規勸，既詳細生動又各具性格！ 在農村實行農業合作社的這個背景下，劉雨生這個幹部真的比較冷靜，有主心骨，而且是爲了大家的利益，又有工作方法，因而很得羣衆喜歡。而謝慶元這種人情緒化，太自我，註定很難討人喜歡！李月輝主席性格好，人睿智穩重，工作能力高，有些水平，工作也讓人服氣。還有鄧秀梅的黨性強，工作投入，生活儉樸。還有盛淑君這個妹子，真真真性情妹子，樂觀開朗愛笑又能幹，讓人喜愛。這幾個人塑造得生動形象，有血有肉，很多工作上的難題也是怎麼來解決，也讓人受益！ 情節也是在人的各種思想的衝突中演進，所以人物比較豐滿，還是比較好看的。 第三十二至三十六章，競賽、女將、爛秧、大鬧、糾葛是小說的高潮，真是高潮疊起，情節自動推進，直接把你帶入了現場，看得你情不自禁，無法自抑，拍案叫好！ 作者對張桂貞偏愛有加，這麼個秀氣又愛乾淨的女子，作者先抑後揚，也是有血有肉，讓人憐愛！ 桂滿姑娘喫醋，向謝慶元大吵，那是真刀真槍呀，害得謝慶元喫水蟒藤差點送名，這本小說也蠻真實，幾乎見肉！ 第四十三章插秧充滿了勞動的快樂，有一種美好在田間流動，五十年代是單純而明朗的年代！ 原來總是覺得五十年代的小說會太土、太落伍，哪知讀起來那麼鮮活、那麼生動，生活氣息撲面，而且人也是積極向上，讓你感受到生活的快樂，讓你覺得人生的美好，就是那環境與景物也會讓你陶醉！ 這本小說讀起來的確讓人蠻感動的，甚至有點心花怒放，彷彿一顆心回到了五十年代那個清溪鄉，彷彿跟那羣農村的人在一起，同喜同樂又同悲，讓人體驗到生命的流逝！ 人物性格鮮明，鬥嘴你來我往互不相讓蠻有意思的！ 農村的那些景物描寫，就像置身其中，讓你飽了眼晴，醉了心靈，是一場精神的享受！ 看到劉雨生救洪那段(四十四章)，心裏懸得好緊，生怕他死了，也爲盛佳秀惋惜，劉雨生真的是條漢子，捨生爲公，讓人動容！岸上水中，衆人出動，最後救活劉雨生，這一齣戲真的感天動地！ 雙搶中大家的戲笑更是出彩，李支書說陳雪春想拂他水，哪知拂到盛學文身上，說:真好，走桃花運的澆點肥水，花開得更好。真的多溶恰哦，笑死了！ 真的想再讀一遍，那才過癮！彷彿在五十年代的合作社運動中沐浴了一番，也在那純樸的鄉情中陶醉了一回！ 最後的結局是劉雨生與盛佳秀的結婚儀式，喜慶溫馨熱鬧而令人難忘，也寄託了作者對未來生活的美好願望！ 2022.1.1－1.12花20小時48分鐘，1338頁。

讀《山鄉鉅變》有感 周立波的這兩部小說《暴風驟雨》、《山鄉鉅變》正好對應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兩個時期：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時期。《山鄉鉅變》分爲上下兩卷，在上卷中，主要講述農業合作社的成立；在下卷中，更側重於農業合作化的鞏固。第一部小說聚焦於東北的一個屯子，形象生動地塑造出一系列農村人物，尤其是對於老孫頭這類中間人物的書寫，展現人民羣衆在幹部的領導下一步步走向反抗的故事；第二部小說是作者以幹部或組織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目睹農村合作化如何建立和鞏固，在此基礎上融合藝術的加工，最終創作出這部帶有湘味的作品，在寫作方法及語言方面較之前一階段有了很大提升。 在文本的上卷，鄧秀梅以外來者的身份來到清溪鄉，開篇便營造一種“破入”的氛圍，這個人的到來一定會打破清溪鄉沉悶的平靜和逆來順受的風氣，但她決不是憑一己之力，這在後文中有所體現：區委的指標。聯繫當時的社會環境，我們不難理解鄧代表一種國家社會力量進入這個思想落後、封閉阻塞的小山村的。大的中國背景和小的山鄉處境、積極進步的思想和落後封閉的傳統、幹部和羣衆之間的關係等錯綜複雜，使得農村的合作化推進工作異常艱難。但是一旦處理順這些關係，這個小山村一定會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在前一部分圍繞建立合作化的中心，重點敘述了劉雨生離婚、秋絲瓜夜裏趕牛去賣、龔子元砍樹等情節，展現了建立合作社之前的一系列困難，這些困難部分是敵對分子製造的，部分是人民內部產生並且存在的。如何讓人民羣衆對公社化熱心、上心、甘心是幹部們此階段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還要預防像龔子元這類落後分子的自私自利的行爲。（具體表現爲，在建立公社之後，聽到山林歸公的謠言之後，連夜去砍倒自家樹，並且企圖運出去賣錢）周立波從小處落筆，通過山鄉羣衆的日常生活，在柴米油鹽的敘述中將建立合作社之前的農村狀況展現出來。其中運用的方言俗語，傳統故事一方面展現出周立波在語言運用上的天賦，傳達出語言的幽默感和藝術感；另一方面奠定了文本的湘文化的民俗氣息和文化底蘊。在此文本中，沒有大而空洞的政治說教和強烈的矛盾衝突，但是在緩緩展開的民俗畫卷中，在風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中，我們可以窺見農村表象之下潛藏的衝突和問題。在下卷中，主要描繪了以劉雨生爲代表的本村幹部鞏固合作化成果的故事。建立合作社不是任務的結束，反而是工作的真正開始。因爲合作化是民衆自由選擇的一個出路，那些沒有入社的羣衆，比如王菊生，龔子元等，一方面費力經營者自己的個人土地，另一方面關注合作化的傾向和動態。（害怕政策會一刀切，強迫所有民衆入社）在社內人員和社外人員之間產生某種衝突，因此在第32節出現了“競賽”這樣的一個情節。此外，社內人員內部也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謝慶元，雖然也是小幹部，但是他政治立場不堅定，貪口舌之利，甚至爲了幾斤肉不管社裏死活偷給龔子元。針對黨內或者說是社內人員，我們採取的主要方式就是批評和教育。所以，在幾次討論會議的教育下，謝慶元有了很大的轉變。由於作者潛在的人文主義關懷，王菊生最終在社的影響下入了社。農業、農村、農社和農民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文本的組織方式上，借鑑了傳統的古典小說寫作手法，每一章節都主要寫一箇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通過這些人物和事件，周立波很自然地爲我們構築了山鄉地巨大圖景。但是不管是《暴風驟雨》還是《山鄉鉅變》，與其說作者構築政治圖景，不如說是一幅鄉村民俗圖景。作者有意識地淡化了政治色彩，而側重於展現鄉村生活，這也形成其獨特地寫作風格。在《山鄉鉅變》的書寫模式中，周立波是一種本土化的寫作傾向，他對這片土地熟悉，對這些農村人瞭解，因此在批判揭露之餘，更多的是展現對於農民的同情之感。

《山鄉鉅變》以清溪鄉合作社的誕生與成長爲主線，折射出中國農民從私有到公有的精神震盪。周立波用湖南方言勾勒出鄧秀梅、劉雨生等幹部與普通農民的複雜心理，互助組到高級社的每一步都伴隨着情感撕裂與價值重塑。作品在鋒利的政策敘事外，仍保有對個體命運的溫熱注視，使讀者體會到集體化浪潮中“人”與“制度”交織的深層張力。語言質樸幽默，鄉土氣息濃郁，人物羣像栩栩如生，展示出新中國農村的生機與陣痛。小說結尾的豐收景象，既是對奮鬥者的慰藉，也提醒我們回望那段充滿理想與矛盾的歷史時，要對普通人的選擇與犧牲保持敬意。也因此體會到政策變革與個體情感之間的張力，以及作者對鄉村社會轉型的細膩洞察。作品結構緊湊，矛盾集中，人物形象鮮明，充分體現了周立波對農村生活的熟稔與對時代脈搏的把握。它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段歷史的溫度計，記錄了農民在鉅變中的喜悅、困惑與堅韌，讀後令人對“合作化”這一歷史事件有了更爲立體的認識。

人心齊，泰山移。變革從來不是一個人的衝鋒，而是一羣人共同的選擇。土地不會說話，卻見證着每一次握手的真誠與猶豫。有人在浪潮中找到了方向，有人在未知裏守住了本心。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留下的不僅是田壟的改變，更有心靈深處對歸屬與未來的渴望。我們終會明白，真正的進步，是讓每個人都能在集體的土壤裏，種下自己的希望。

這位是啃洋山芋的周立波，不是喫咖啡的周立波。 如今乍聽來，聯想到的多半是梳着油頭講些所謂上海灘清口滑稽戲的形象，但半個多世紀前，這個名字屬於延安魯藝，屬於斯大林文學獎，屬於一種被精心打磨過的、帶有泥土味卻又極度政治正確的敘事。 今讀《山鄉鉅變》，恰如在冷櫃中翻檢一塊風乾的臘肉，紋理清晰，鹹味猶存，但很難說它還有多少鮮活的血肉氣息。 文筆相對是流暢的。周立波在益陽老家蹲點，將湖南方言揉碎了拌進敘述裏，諸如“亭子間”、“堂客”之類的詞彙，讓文本表面那些對話很有了些地氣。但筆下的細節，無論情節如何蜿蜒、人物如何糾葛，終究的指向，是死死盯着當時的政策風向。這種寫作，本質上是對政策條文的文學化註腳。洪子誠先生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所言（引用，不是我說的啊），這類作品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爲配合某種政治運動、詮釋某項政策的圖解”。兜兜轉轉，無非是爲當時的浪潮鼓吹，說到底就是文字宣傳品還遠非文學藝術品。 讀本書，總感覺到一種難以言喻的俯視感。彷彿站在雲端，或是站在鄉黨委的辦公桌後，看着底下的“子民”如螻蟻般忙碌於合作化的大潮中。這種視角，名爲深入羣衆，實則是一種權力的凝視。敘述者全知全能，對落後分子的鄙夷和對先進分子的讚頌，都帶着一種不容置疑的優越。這種冷冰冰的論調自古有之，譬如韓非子在《五蠹》裏，將民衆視爲需要被法術勢規訓的對象，而非有血有肉的獨立個體。 隔着大半個世紀的煙塵，以當下的目光回望，書中那些曾經讓人熱血沸騰的橋段，如今只剩下一層尷尬的隔膜。絕大多數人物都像是戴着特定臉譜唱唸做打的誇張版“年輕的老藝術家”。他們昂揚、激進、沒有私人慾望，只有集體目標。這種人性缺失，是那個時代最真實寫照。那時候，特殊的集體意識如同一張巨大的網，所有人都被籠罩其中，任何個體的異動都會被視爲對集體的背叛。 問題在於，這種所謂的時代特徵不是自發演化，而是在特殊環境下被集體上架、被裹挾着“進步”。人性本是頑石，難移；人心卻是蘆葦，易折。政策一改，人心便隨之搖擺。這局面，恰似一場盛大的舞龍燈，龍頭稍一擺，龍尾甩死人。當年的合作化有多激進，後來的包產到戶就有多急迫。歷史的荒誕感便在於此：那些曾被視爲金科玉律的社會改造方案，往往在人性的暗流湧動下顯得脆弱不堪。 當然，“執今以律古，是爲誣古”。審視過往，並非爲了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畫腳，而是爲了理解處境。不僅要包容周立波這樣的書寫者，更要包容那些在歷史洪流中沉浮的普通人。無論是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無奈，還是明末流民在饑荒中被迫成爲闖王旗下的兵勇，抑或是五十年代在這個“山鄉”裏積極入社的農民，他們都是被時代裹挾的沙礫。人是環境的產物，把任何一個普通百姓放進特定的歷史座標系裏，他們的選擇往往身不由己。所以針對的人，是千百年來在皇權不下縣的結構裏掙扎求生的黔首黎民，要有包容性，包容前人的歷史侷限性。 但是，包容的是人，而不是事。若用發展的眼光和維度看，更應該明白事物的對錯利弊。評判要“對事不對人”。那個時代的激進與狂熱，對鄉村社會結構的強行重組，究竟留下了什麼？從商鞅變法開啓的“弱民”之術，到後世種種通過行政力量強制改變社會肌理的嘗試，無論口號多麼宏大，若違背了基本的人性與經濟規律，終將付出慘痛代價。如果僅僅停留在對前人的寬容，而忽略了對歷史邏輯的深刻反思，那麼這種審視過往毫無意義。 書頁翻過，那些關於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爭論早已化爲塵埃。周立波筆下的清溪鄉，如今應該早已面目全非。但無論過往種種如何，那段彎路，那些狂熱，那些被壓抑的人性與被放大的口號，畢竟都是我們的來時路。何況，冷眼旁觀，不是爲了嘲笑，而是爲了在下一次龍頭擺動時，但願能站得稍微穩一些。

展時代畫不失民俗墨，盛宏大卷不缺鉅細情   整本《山鄉鉅變》分爲上下兩卷，每一章作者都用兩字精簡概括，整本書的大致線索行文邏輯明瞭擺開。   上卷主要講以鄧秀梅爲主要領導班子的清溪鄉幾經波折建立起農村合作社的過程，爲我們展現了農村合作化推廣初期農村農民的不理解與排斥心理，也展現出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的依戀、熱愛與崇敬，同時上卷也將那個時代土地改革背景下黨組織工作人員離開家人親自下鄉開展建社工作無私的奉獻、堅定的意志、工作的細心、智慧，與當地領導班子有力默契的配合，農村合作社終於在清溪鄉建立起來。   下卷則是講農村合作社成功建立、鄧秀梅和陳大春等中堅力量因組織安排被調動工作以後，以劉雨生、盛淑君、陳孟春、李玉輝、盛清明等組建的領導班子和以盛佑亭等積極的農村貧民在重重困難下——陳晉元、菊咬筋、秋絲瓜、符賤庚等“堅硬的”單幹貧農造成的全鄉入社比例的不達標、反革命分子龔子元的政治破壞、合作社與單幹戶的“競爭”與激烈的矛盾衝突、合作社社員的幹活積極性調動問題以及上村的水稻爛地和澇災決堤的威脅等等一系列的“天災人禍”，合作社的農業生產艱難推進並最終取得大豐收，結尾也以合作社未來更多工作的推進留下無限的發展希望。   綜合整部作品來看，《山鄉鉅變》中的人物形象很多，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部分(領導班子和農民)四小部分(領導班子、先進貧農、頑固單幹戶和混入的反革命分子)，雖然人物衆多，但每個人、每個形象的豐富性都沒有因一臺戲上空子小而出現扁平，都值得細細品析，例如劉雨生，作爲領導幹部心軟耳朵根子也軟，對於鄉中某些頑固分子的縱容經常遭到其他組織人的反對，但是工作上的細心、耐心，性格上的善良、溫和使得他在鄉中樹立起威信，反而融化了那些頑固單幹分子的心，推動了合作社合作化比率的提高，但作爲丈夫他的一心爲公也是他遭遇了失敗的婚姻，妻子在家人的挑撥下也毅然離開了他，慶幸地是最終又收穫到一份更適合他的愛情——他與盛佳秀(爲了劉雨生願意爲社裏犧牲)的結合能走的更加長遠。當然還有爲黨的事業工作與丈夫年紀輕輕分隔兩地、爲工作積極勇敢、克服困難的鄧秀梅、擁有一腔熱血、心懷建鄉理想、也同樣擁有一壺柔腸尋求愛情的陳大春、面面胡胡、外強內軟、整天吵着要“一菸袋壺打死誰”卻比誰都心柔、疼愛自己的堂客並有着超過其他貧農的先進的跟隨黨的號召的覺悟的盛佑亭……從領導組織到家家戶戶、從合作社工作到雞毛蒜皮、從大公無私到青澀愛情，整部鉅製多線交織，毫不違和，生動鉅細地展現那個時代建立農村合作社在農村的推行工作。   整部小說的語言也極富湖南特色，“堂客”“婆婆”“螞蟥”“夜豬子”“滿滿”“大姆媽”“爛了場合”等等方言俗語讓人在閱讀過程中彷彿浸入了湖南的鄉地，“老鏡面”酒等湖南鄉的特色物產也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廣闊的農俗畫卷。   正如茅盾先生對周立波先生的評價所言:“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  《山鄉鉅變》還有許多值得細細思量和賞析考究的地方:例如“堅硬”的單幹戶陳晉元、菊咬筋等的入社過程、作品中周先生想要展現的這羣領導班子的性格的正面與缺陷、當時時代背景“反革命分子”活動出現的寓意等等，等待我們去進一步的發掘。

沉在夜晚裏，其他感官功能的增強互補了視覺能力的減弱，從工業文明化身的小風扇中盪開的觸覺使我突然就能感受到鄉間真實微風的輕撫了。我從未想過土地有什麼值得眷戀的，這應該也是千禧年後出生人羣的普遍感受——鄉下早就是被背叛的乾涸井底，無數孩子還沒來得及在田間被活麻碰得第一個傷疤，便匆匆向着城市游去、逃離了。 我是帶着偏見、帶着傲氣來看待農村的。是我自己思想侷限，也是周邊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我記得上一輩驕傲地說出：是你外公帶我們走出了大山。很自然的，年幼的孩子也能讀懂的語氣，讓大山裏的農村成了難以啓齒的舊夢；後也曾無數次慶幸自己還在接受高等教育，而仍住在農村的、甚至略小我幾歲的妹妹，已經嫁人生育，步了落後的塵。這是很可怕的思想，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思想仍在蔓延。社交網絡上曬自己生活的農村媽媽評論區充斥着各種“把書讀爛”“同樣的年齡我晚歸還有門禁”等類似的看似是求清醒實則秀優越感的話，本就紮根於土地的農民突然曝光在“高尚”的視野下，生活的原貌被批判爲落後。而同樣裸露出來的便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問題，城鄉差距擴大。 當年的農民滿腔熱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爲了支援工業。像思想落後一點兒的譬如陳先晉老人，不捨自己一輩子辛苦攢來的田地，也還是聽勸入了組；先進一點兒的就像陳大春，一心爲了建設爲了前進，愛情追求甚至是“會開拖拉機的女性”。他們對土地的眷戀與對未來的憧憬，於公於私，總是求進步的。而工業的飛速發展卻沒能及時反哺農業，也就導致瞭如今農村的“荒漠化“，人們的思想也生出苔蘚，農民不斷消失，偏見卻越來越大。農村落後，城市先進，落後拼命往前擠，先進慶幸自己的同時還不忘在泥濘的落後上踩一腳。久而久之，這也就造成了大部分的的思維定勢。 面對鄉土文明的消逝，我想，我們還能從這樣的作品中窺見它曾經的宏大，又或是出一份力呢？那我先期盼鄉間的風。

從前對紅色經典抱有本能的抗拒，對建國27年間的書籍更無絲毫好感。但周立波倒是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 文中的湖南方言拉近了讀者的距離，田園鄉村化語言，是我最歡喜的特點。   人物塑造還算飽滿。並未將所謂的落後農民分子形象刻畫得單一、單薄。他們也起早貪黑、兢兢業業務農，他們沒有受過科學教育卻也憑經驗擁有一手精闢的種稻理論，他們起初不肯入社是因爲相信自己的勤奮踏實和非凡的毅力能獲得更好的收穫。在新舊思想交替時期，婦女的思想解放、宣揚男女平等，在此書得到濃墨重彩的表現。 而農村合作化時期難免的浮誇風和一些小弊端，作者似乎也比較真實的記錄下來。所塑造的真實樸素的農民形象、描繪的較爲真實的社會風氣是最值得稱讚之處。   

20世紀50年代   中國農村  清溪鄉(農業合作化運動前期和中期) 積極分子:  外來者鄧秀梅——將個人貢獻給黨(愛情上，新婚異地)。本村農民劉雨生(妻子張桂珍–盛佳秀)；(李主席)李月輝；盛淑君及其戀人 陳雪春；謝慶元(後喫水莽藤欲自殺)；亭面胡 中間者:陳先晉(受教訓不信任合作化)；中農王菊生(有資本，怕喫虧)；中農張桂秋；符賤庚；盛佑亭； 龔子元(後被發現槍支)——階級敵人，時代需要所塑造的形象 時代氣息濃烈(特定歷史背景)，藝術再現了全國五年計劃大浪潮下湖南清溪鄉一個小農村圈農民在黨代表鄧秀梅帶領下進行生產方式大變革時的心理和追求 語言雅俗共賞，大篇幅對話充滿地方色彩，其他部分又不失文學蘊味(審美愉悅) 英雄發散式模式(鄧秀梅——衆多農民小英雄) 白描手法。簡單對話、場景描寫，勾勒出許多親切感人的人物形象如劉雨生、盛佳秀、盛淑君 周立波是一個站在時代立場上的知識分子，作本篇莫等同於照圖樣(圖樣:心中自己所清楚的需要體現的政治高度)捏泥人(這裏的泥人是虛擬和現實的組合，現實性即文中有些人物形象比較鮮活，農民們面對變革心理狀態也很符合農民特性。虛擬性即這裏的人物是作者加工了的，爲體現政治高度而修飾的理想化的)。 “.....非常鮮明的藝術個性，從自然、明靜、樸素的民間日常生活中開拓出一個與嚴峻急切的政治空間完全不同的審美藝術空間。”

作爲一個湖南人，特別是作爲一個湖南益陽人，對於家鄉的名人周立波的瞭解，似乎有點晚，但是又不晚，三十而立的年紀，以前只知道有個口才很怪的明星周立波，當然那是年少時不成熟的表現，而隨着年齡經歷的增長，讓自己的三觀也有了很大的轉變，以前的自己只在乎自己是不是玩的開心高興，隨性就好，不會在乎自己是不是有成長，有進步，而現在自己做的最多的，也最紮實的似乎是學習，把年少時不成熟所丟下的那一段青春的時光補回來，時間是歷史最好的見證者，不撲下身子躬身實踐就永遠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的怎麼樣，特別是從部隊走向地方後，工作上最多的就是與文字打交道，很多時候明明知道是這麼個理卻在自己的字典裏面找不出可以用的詞，這也只能說明還是自己的學識和儲備跟能夠勝任現在的本職工作還是有差距，人就是這樣，只有不斷的定期覆盤，不斷的去了解認識自己存在的不足並不斷的想方設法去彌補這種差距，才能讓自己在社會環境的大熔爐裏更具適應性，鬥爭性！我是一個喜歡研究歷史和讀各類小說的人，通過周立波老師的筆也讓我再一次感悟到了建國初期，大概是大躍進那段時間的場景，雖然自己只是從書本，從電視，從老一輩的口中瞭解那段崢嶸的歲月！但是也深深的能體會到周立波老師的文字所帶來的深深的穿透力，此書也值得我們作爲一個當地人更深更細更實的去研讀……！！！基於對書中故事的感受，也在網上搜了一段不錯的書評，在這裏用來和讀這本書的每一個讀者共勉！！！ 在周立波的小說裏，其實始終潛伏着一個強烈的帶有肉慾氣息的靈動的感情關係。這是與其它合作化小說完全不同的地方。周立波畢竟不完全是一個農村作家，他接受過歐風美雨的強烈薰陶，這使得他在小說裏，仍然給予人物的情慾以一種欲罷不能的正視與重視。 　　即如鄧友梅而言，她在小說中出現的年齡，在二十多歲左右，結婚時間也不久，丈夫在另一個相距不遠的地方工作。小說裏沒有忘記表現鄧友梅對丈夫的一種奇怪的情感，這是分居女人必然產生的一種心理現象。在小說裏，那些與鄧友梅提及家庭關係的人，都是勸鄧友梅不要與丈夫分開，實際上，鄉民們有一種強烈的潛意識，就是對人物的情慾有一種特別的關注，這種關注表現在對鄧友梅的態度上，就是勸她不要離開自己的丈夫。比如，亭麪糊的妻子盛媽就直接地對鄧友梅說：“少年夫妻，分開不好啊。”鄧友梅問有什麼不好，盛媽卻又不肯明說。 　　爲什麼鄉民們會產生這樣的強烈而又帶着古怪、欲說不明的建議？分析一下鄧友梅對男人的態度，我們就會感到一種與衆不同的口風。鄧友梅年齡不大，但對男人的認識，非常的理性。在上部十九章中，她提醒盛淑君不要過早地生育，過了片刻，她又舊話重提，對盛淑君說起了成人的私房話：“當心啊，男人家都是不懷好意的。他們只圖一時的……”鄧秀梅沒好意思說完這句話，跳到下邊這話了：“要是孩子生得太早了，對你的進步，會有妨礙的。” 　　可以看出，鄧秀梅對男女之間在慾望的天平之間的力量對比是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的，作者的不加言說的潛意識中，把鄧秀梅設計成一個非常理智的深刻的對愛情有着非同一般認識的女性。這種認識的根源小說裏自然沒有提及，但是，我們卻可以變相地看出，不排除鄧秀梅從丈夫那裏獲得了對男人的理解，而她之所以剋制着與丈夫在一起工作的願望，可能正是因爲她對男人的那種強烈的“不懷好意”的慾望的抵制，她不想受制於男人的那種如潮水一般的慾望，從這裏，我們正可以看出，周立波並沒有把鄧秀梅純粹地寫成一個不諳男女關係、假裝對男人慾望視而不見的革命女子，而是始終界定了這個人物對於男女之間肉慾成份的深刻認識。這樣纔會有她對於年輕女人的半是忠告半是威脅的規勸。 　　鄧秀梅實際上已經確定了小說裏的人物的關係的基調，正是在這一基調下，作者以紅樓夢式的曲筆，描寫了各式人等的表象上看總有一些古里古怪的愛情模式，而這背後，都有着慾望的成份在蠢蠢欲動，在蠱惑着各個人物的看似奇怪的行動。 　　鄧秀梅爲什麼對盛淑君要突出男人的“不懷好意”？要對盛淑君提出不一樣的忠告？其實，這與盛淑君的家庭背景與感情歷程有着密切的關係。 　　在小說裏，淑君有着一個在鄉民的心目中屬於“風流成性”的母親， “在娘屋裏做女時節，愛了一個人，後來出嫁了，兩個人還藕斷絲連”。父親早已去世，與這樣的母親呆在一起，她有沒有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其實從小說裏的筆墨看來，她其實就是她母親當年的翻版，她年齡在十八歲到十九歲之間，情竇初開，但已經心有所屬，而男方卻相對於處於守勢，而她始終佔據在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狀態。對她母親的過去的歷史，小說裏並沒有詳加交待，故意留下了“羅生門”式的紛紜的傳聞，但綜合鄉民們的各種聲音，大致是她母親在孃家的時候，有一個相好的，後來嫁給了別人，但與相好的仍是藕斷絲連，從這裏看出，淑君的母親也是早熟的，淑君在這一點上與母親很是相似。在母親一輩的男女關係中，我們可以看出，受到傷害的是女方，即淑君母親這一方，因爲對於男人來說，偷情不過是他的風流浪漫的一個花絮，而對於女人來說，則是她的一生中的污點，甚至會影響到自己子女的未來（《詩經》中的“氓”一篇中就曾經明白地傳達了中國文化對女人迷途的告誡）。在小說裏，大春及大春母親對淑君表示的不滿，都是因爲她的母親的風流傳聞，可見，一個女人的在男人“只圖一時”的攻擊與左右下，往往要受到很大的牽連，甚至可能是自己的下一代的名聲，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鄧秀梅纔對淑君有了不一樣的勸誡。 　　大春與淑君的愛情歸屬如何？小說裏不着一詞，從這個角度來講，《山鄉鉅變》更像一個山村浪漫曲，對現實中的醜惡與陰暗部分作了徹底的刪除與迴避，把鄉村寫成了一個一塵不染的純淨世界，只是在人物的片言隻語中還殘存着現在人世的嚴酷的警戒。在小說裏，我們看到，淑君與大春的愛情，是在淑君的步步緊逼的誘導下，才達到“接吻”、纏綿的境界的，實際上淑君已經超越了鄧秀梅的警告的範圍，她與大春顯然已經走得太遠了。在下部中，大春到城市去當工人了，這一摧枯拉朽的影響，實際上完全意味着一個愛情的完結，鄉村神話在城市風浪中往往是不堪一擊的，這樣的悲慘的事實真是不勝枚舉。在《創業史》中，生寶的戀人改霞到城裏去當工人了，這意味着她與生寶的愛情永遠在水一方，這是無情的現實。鄉村浪漫曲只能侷限在鄉村的天高地遠的情景之下才能成立，一旦遠離鄉村的氛圍，走入高速運轉的城市情境，愛情便要重新設定與改寫。 　　但在《山鄉鉅變》中，周立波沒有那種殘酷的心態，去抒寫一個令鄉間女人失望的悲劇性結局，這個結局淑君很可能要重新走她母親的悲劇性的老路。這是城鄉差別導致的另一種愛情變異。實際上，從大春與淑君在小說裏的浪漫的至尊式的愛情來看，合作化小說中的男女愛情，實際上抬高了一個鄉間女人的地位，因爲在合作化時代，一個普通鄉民的價值，已經被國家置於一種社會主流的舞臺之上，他們的一舉一動、喜怒哀樂都體現着一種國家的意志，無形中他們的尊嚴與地位也被置於國家核心的中心聚焦之下，正因爲有着這樣的一個背景，小說裏的大春與淑君在山村裏的一次夜間播撒情話與情感的散步，才具有了超然物外的世界的核心地位與意義，才使得我們認同了淑君與她的男友在山間的傍行，已經使他們的身邊的一切都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世界中心的地位。試想一下，在合作化之外的小說裏，我們會看到一對男女在一次夜間的漫步中，能夠產生一種世界中心的神聖感覺嗎？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合作化小說雖然描寫的是一個後來被證明是失敗了的運動，但是它在復現那個時代情境的時候，始終是把小說裏的那些在之後的年代裏被視作凡夫小輩的芸芸衆生推到了最核心的歷史舞臺，讓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承載了歷史前進的音步，反射着社會的激流與風雲。當合作化被歷史旁置之後，那些曾經在這場運動中擔當着主角的鄉村的男男女女，也被掃入了偏僻的旮旯，不再有人問津了。這是一種另一種形式的失落。這種失落在周克芹的小說《山月不知心裏事》作了敏感的再現。然而，周克芹觀察式的失落不過是鄉村沉淪的一種最後的絕響，這種絕響以後再也不會在農村小說裏被提及，因爲鄉村已經被徹底地邊緣化與旁置化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合作化小說是農民們在舞臺上的最後一次露臉，當他們隨着合作化運動解體後，農民們也回覆到了一盤散沙、無人問津的狀態，他們能夠在這個世界上被認可的與再現的，也只能是他們的被遮掩了的情慾，而他們的情感部分，絕對不會有周立波這樣的作家在這裏進行善意的用鄧秀梅的話音進行點撥與提醒。從這個意義上講，周立波也是一個最後一批向農村少女述說着他的關愛的作家之一。這個作家還包括浩然。 　　淑君的愛情，不僅是鄧秀梅予以關注，其實也是小說裏最值得人關注的愛情。她的身邊，實際上面臨着一個截然相反的愛情選擇，一方面是二流子符癩子，另一個是大春。這構成了小說裏的一個三角體系。符籟子在小說裏是以醜化的形式來表現的，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鄉村裏隨處可見的好喫懶做的那種類型，而且他還具備了恬不知恥的特點，在小說裏，他在山上遇到盛淑君之後，採取了霸王硬上弓的辦法，被淑君嚴詞拒絕，但爲了整治他一下，約他次日晨會於某一棵樹下，等到次日符如約赴會的時候，淑君安插在樹上的夥伴們對這個帶着色鬼的二流子進行了誇大其詞的懲治：向其扔石頭。這個情節顯然是編造的，而且還有着原型，但足以說明淑君的熱情，是有着明確的方向的，這就使得她的愛情之箭在瞄向大春的時候，保持了一個女孩的忠貞與堅貞。她對一個不愛人的愛情，以一種對付騷擾的懲戒方式對付之，而對一個心心相印的戀人的愛情，她則是主動投懷送抱，不惜用她的身體來撫慰與獲取對方的愛情。 　　在這個三角中的一方符癩子這一個角色，又牽連着另一個在小說裏佔據着同樣地位的三角關係，就是符癩子、劉雨生與張桂貞之間的三角關係。 　　這是一個令人扼腕嘆息的關係，同時又帶着一種令人難以讀解的謎一樣的關係。 　　張桂貞爲什麼要與雨生離婚，在小說裏，通過各種角度，說張桂貞風流成性，似乎不安於固定的夫妻生活，而她表面離婚的理由，是雨生從不顧家，讓她在家裏忙裏忙外的。但是奇怪的是，她後來嫁給了符癩子，這更是一個好喫懶做的男人，而且在下部中，他已經到城裏去上班了，張桂貞這時候卻改變了自己的過去的作風，參與到社裏的農活中來了，爲什麼劉雨生無法改變她，卻讓她堅決地離開呢？而那個符癩子卻可以使她投入到合作社的事業中來呢？從小說的用意來看，是想說明劉雨生不怕妻子與他分離，仍然堅決地投入到合作化事業中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卻是劉雨生爲什麼沒有能夠相幫着他的妻子加入到合作化的大業中，反而是那個猥瑣醜陋的符癩子實現了張桂貞的作風轉變呢？這可能是作者沒有考慮到的，但是通過小說的枝微末節，我們倒是能夠感受到，劉雨生可能太缺少一點風情，這纔是張桂貞不滿的原因。劉雨生有眼疾，這可能是一個外在的男人陽剛不足的表現，但更可能在影射着雨生在夫妻生活中同樣帶有着盲疾，這纔是張桂貞迫切要另外尋找一個“壞男人”的原因，至少符癩子對男女風情有着一種超能的興趣與追求，從他死叮蠻纏淑君的行爲上就可以看出來。正是在這一點上，劉雨生無奈地輸給了符癩子。 　　而在下部中，小說也儘量迴避劉雨生與張桂貞的見面，張桂貞其實在下部已經脫胎換骨了，但是劉雨生卻沒有對他的前妻有任何的關注，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從上部劉雨生對妻子的那種戀戀不捨的情結來看，劉雨生即使在張桂貞與自己離了婚之後，也不會對她視而不見的，這不能不說是周立波採取了一種簡單化的生活表現方式而導致的結果，從這一點上看，他在小說裏對鄉村生活進行了一系列的浪漫化的變形，而沒有忠實於生活的本真的醜陋與原始。 　　劉雨生在下部被作者支派着與盛佳秀不斷地發展着，但是，這不過是劉雨生愛情的一個尾聲部了，並沒有上部那種一語點破的張力與力道。 　　佳秀此人相當富有女人味，從她對拋棄她的前夫的這一癡心來看，她應該屬於情商相當發達的女人。小說裏設計出的佳秀倒追劉雨生的情節，確實給人一種振聾發聵之感，也是小說裏的生花妙筆之處。佳秀是通過偷偷地爲劉雨生燒飯這一情節，讓小說接榫上中國傳統小說裏非常龐大的寄予着一個民族夢想的田螺姑娘燒飯、白蛇化妻、鯉魚伴讀、狐仙夜隨這一類的緋紅色套路。而從這裏我們可以感到，這是佳秀相當女人化的表現，現代人有一種說法，欲得到男人的心，必須佔住男人的胃，可以說，佳秀是深諳此道的，對於男人來說，這種釜底抽薪的攻略，是擊潰男人的最堅強的防線的最有力的攻擊武器，而佳秀如此做，應該沒有多少的功利目的，的確是出於一個女人對男人的最深切的關懷的感悟，她懂得一個男人最需要的是什麼，所以她很適宜地奉獻了女人的那份投合男人的“食”，而這背後是否有“色”，按照中國人的“食色”誓不分離的傳統，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在劉雨生跳入水中，保護堤壩的壯舉中，是佳秀最爲擔心着雨生的命運，而這時，張桂貞又是如何表現的？小說語義不詳，也不敢涉足。小說的最後結尾，在劉雨生的新婚的禮炮中劃上句號，而張桂貞的情感歸屬，也成爲小說裏的一個不必要的空缺了。 　　小說裏的愛情故事，還涉及到亭麪糊的兒子學文與陳先晉的女兒雪春之間的拉郎配。這兩個人物在上部中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光彩，但到了下部，學文當了社裏的會計，而雪春則代替了上部中的盛淑君而展現出一個女孩在情感選擇時的最動人的嫵媚，淑君的愛情停滯不前，雪春的愛情，卻成了淑君以一個過來人的角度調笑的目標。 　　從某種意義上講，《山鄉鉅變》裏的愛情故事，烙印着周立波的鮮明的歐化的風格，雖然他用的是一種民族化的表現方法，但小說裏的愛情，完全是周立波的知識分子式的愛情的敘寫與想象。這不是一種真實的鄉村愛情，是周立波的帶着可以稱着是小資情調的知識分子式的愛情。 　　小說裏的鄧秀梅的所有作爲，則似乎擔當着一個上級與基層衝突的調停人的角色，當她傳導着上級的理念的時候，必然在基層引起某種反彈，而她所作的工作，就是在這種磨合中採取一種折中的辦法，包括她對李月輝的不滿，但是，他很快也接受了李月輝那種溫吞水的辦法。 　　李月輝這個人物在小說的背景的交待中，也相當的不純粹，他自稱過去也是一個“癩皮子”，參與過賭博，而現在他的家庭裏也有一個令他耿耿難眠的心病，他的妻子身體不好，而一個過去看不起他的伯伯與他住在一起，經常與他的妻子發生爭執，李月輝在家庭裏也處在一個調停人的角色，可想而知，他並沒有生存在一個健全的令人稱羨的家庭中。 　　就是這個人，作者在不易覺察的一個隱祕的地方，卻細膩地交待出他身上的寶貴的人性的成份。這個部分在下部之中。應該說上部還沒有展開集體勞動，因爲合作化在上部中還沒有成功，小說裏的艱苦還沒有普及到不分男女老幼的各個層次，特別是女性，在上部中還不需要去參與繁重的田間勞動，但到了下部之後，所有的男女都成了合作社裏的一個成員，要表現他們對他們加盟的這個團體的熱愛，就必須讓他們無條件地忽視艱苦，投身到艱苦的勞動中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作者所想表現的合作社的巨大魅力，以及社員奉獻自我的忘我熱情，這樣，小說下部裏就開始出現了大段大段羣體勞動的場面。這種集體勞動的艱鉅性，可以說從下部的第一章就已經開始了，這時的劉雨生不得不推動着集體的田間勞動在廣大的田野間展開，稍有不慎，社員們就尋找各種理由，拒絕下地。所以過去單幹期間的自發地勞動，變成了驅趕式的勞動。劉雨生爲了動員各個社員下地幹活，耗費了許多心神。下部裏也直指社員的積極性不如單幹戶，於是，合作社成立了突擊組，用這種精兵強將的優選青年人的特別小組來與老弱病殘的混合隊的單幹戶進行一決雌雄，這就是像孫臏用自己的中等馬迎戰君王的劣等馬如此依此類推一樣，合作社精心打製的突擊隊自然讓單幹戶出盡了洋相。在這一切的描寫中，在上部中作爲後勤服務的女性直接加盟到挑泥、挖土等艱鉅的勞動之中去，在上部中嬌嬌滴滴的淑君也挑起了擔子，成爲一個勞動婦女，而這種勞動的艱苦性對於女性來說，幾乎是無法可以承受的。李月輝作爲一個對女人有着溫和氣質的領導者，敏銳地覺察到這種讓女性涉入泥塘、冒着嚴寒的作業對女人的生理上會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因此，他提出了保護女性的看法。但是，他的這條人性化的建議，立刻遭受到了鄉里的朱民書記的批判，認爲他又犯老毛病了，“你管這些幹什麼？你是婦女主任嗎？婦女半邊天，人家別的鄉都在充分地發動女將，而你呢，非但不叫自己的愛人帶頭出工，還在這裏說什麼婦女病很多。”在這些話裏，其實包含着一種肆無忌憚的對人性的踐踏。周立波留下了這些皮裏陽秋的筆法，忠實地記錄下基層幹部與李月輝迥異的另一類無視生命脆弱本性的無知者的惡劣行徑。周立波甚至沒有讓李月輝進行辯護，但是李月輝在這一刻的溫情還是讓我們感到了一種人性的光輝——一個關心女人的月亮般溫潤的人性的光輝，這恰恰是李月輝的名字的寫照。周立波的白描手法，沒有對兩個人的不同的針對女人的態度作出藏否，但是，作者心目中的永恆的立場還是鮮明地體現出來，無疑李月輝在今天我們有了更多的尊重人性的時代裏，更值得我們奉上尊崇的敬意。這個敬意也應該是屬於周立波。 　　在反革命勢力龔子元的夫妻關係描寫中，作者也沒有忽略掉兩個人之間陡出的那麼一種興趣。小說在某一處，特意地寫到，龔子元對自己的老婆有了一種異乎尋常的興趣，小說雖然戛然而止，但是暗示着龔子元與妻子之間擁有着最正常的夫妻肉體關係。 　　小說裏那些覺悟不高的農民們對合作化的排斥的理由，倒是一份比較寶貴的歷史紀錄，也是後來合作化運動所顯現出來的必然的缺損。主要可以看出這麼幾點：一是人多了，不幹事。“只怕龍多旱，人多亂，反爲不美。”此語在小說裏多次提到過，包括陳先晉。二是擔心不自由。“敲梆起牀，搖鈴喫飯，跟學堂裏一樣。”三是人事糾紛多。“親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鍋裏喫茶飯。”四是過分依賴組織者。下部提到，劉雨生因爲去開會，便沒有人組織生產，大家一直耗到日上中天，回家去了。小說裏的劉雨生組織勞動，虛耗力量，導致家庭破裂，都顯現出把自發勞動變成強制勞動所產生的額外摩擦力。 　　針對這些排斥的理由，合作化小說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應對措施。小說裏入社方法有多種：一種是宣傳。淑君貼標語，進行廣播，戲劇漫畫式諷刺，達到一種強大的精神的壓力。二是兒女後院起火。這個是陳大春的一家，在陳先晉不入社的情況下，找來他的女婿，進行說合。因爲中國人都習慣是爲兒女的，兒女都同意走的路，倒逼機制是很見效果的。《不夜城》裏資本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通過說動他的女兒，讓女兒出走，給他以壓力。三是美人計。用社裏有心儀的對象，通過美女或美男，來說合局外入加盟圈套。中國早就有寧要美人不要江山的傳統，有了愛情，什麼政治觀念不能接受？四是資源傾斜。社裏面掌握着許多國家扶持的資源，如在下部中提到的挑泥塘，這泥塘是社裏的，集體可以無償佔用，而單幹戶用此肥泥，必須乞求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