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史略（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學者文庫）

西安事變無疑是中國近代史的分水嶺，它是長久以來階級矛盾（國vs共）、央地矛盾（蔣vs張、楊）、民族矛盾（中、日、蘇）的一次總爆發。三位一體之中張楊確實是莽，“動定而後謀”，果然“事倍而功半”；反觀中共的身段着實靈巧，不僅促成事變和平解決，還使革命形勢邁上了新臺階。倒是老蔣一向是真小人，這次迫於形勢當起了僞君子，卻還不忘出爾反爾。 抗日大旗的分量究竟幾何只有毛與蔣看得最清楚，所以紅軍九死一生也要堅持北上靠近抗日前線。所以老蔣才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寇媾和而執意驅虎吞狼，怎會甘心與人分享抗日主導權？以老蔣兩面三刀的做派，少帥居然還講哥們義氣，最後能壽終正寢也就是命好了。 歷史就是由這樣的必然和偶然所塑造的，作者在最後也評價國共雙方都受益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以及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所以不用厚此薄彼。只不過限於官方背景很多細節無法展示，建議可續讀當事人的回憶錄進行補充。

資料翔實，敘述全面，權威可信，是瞭解西安事變歷史的一部優秀之作。 幾點體會： 1.有別於以往接觸之陰謀論，可以看出，張、楊發動事變的動機是純潔的，主要是爲了國家民族計，這從事變後張、楊主張和平並迅速釋蔣的具體行動可以看出。所以後世稱張、楊爲“千古功臣”“民族英雄”毫不爲過。 2.導致事變發生的外部因素也有，雖然不是主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紅軍實在太能打了，以幾千疲敝之師，竟然打的驕橫的東北軍和地頭蛇西北軍損兵折將，一下子讓張、楊看到了力行“剿共”無出路，自己將會付出沉重代價，與紅軍兩敗俱傷，正合蔣介石坐收漁翁之利。 3.第二個外部原因，是蔣介石萬沒想到一直是自己迷弟的張學良那麼不扛罵，閱世日淺，不計後果；西北人楊虎城草莽本色，快意江湖。兩個莽撞人。 4.事變中有幾個偶然事件直接影響了事變走向和歷史走向。一是事變當晚駐洛陽東北軍首領的投蔣。直接導致了蔣軍快速佔領陝西門戶潼關，直接導致了駐蒲城楊虎城主力馮欽哉投蔣，本來馮部就是被安排守潼關的。二是張學良的一意孤行、率性獨爲突然釋蔣，令共方、楊方措手不及，直接導致了後面的悲劇結果。三是“二二”事變孫銘九等刺殺王以哲，親者痛仇者快，導致了東北軍元老派迅速放棄駐陝甘“三位一體”良好佈局，急切與楊脫鉤，最終被分解一敗塗地，張學良終於永無獲釋希望。 5.最悲劇的人物是楊虎城。對此他自己也有清醒認識：和平解決事變他就是犧牲品，絕不會有好結局。 6.從這次事變中中共快速反應和其立場、行動安排可以看出：中共經過千錘百煉已經成熟，具備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高度與視野。領導集團不愧爲萬里挑一之理想精英分子團隊。 7.中共真得天時也。誰能想到在極端困境之下，會無預兆的發生西安事變，事變後爲國共合作事，蔣正有機會威脅、強硬、參沙子之際，七七事變爆發，緊接着8月淞滬開打，終於使蔣同意了中共的軍隊改編方案。試想如給予時間，蔣在共黨軍隊各級中委任了副座，或設政訓處，等等，只要插手進軍隊，則大不妙矣。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向全國發出通電，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暨各部院公勳鑑：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鈞鑒：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爲犧牲。綏東戰起，羣情鼎沸，士氣激昂。丁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乃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蔣委員長介公受羣小包圍，棄絕民衆，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爲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徹底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爲我等及西北軍民之愛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爲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爲功爲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待命之至！ 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占山、于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澄流叩文。

中共在制定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過程中是具有波折和動搖的，張聞天和周恩來對這一方針的確立作出了重要作用。喜歡本書，有乾貨供享用。

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西安事變改變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中國歷史邁入了由分裂走向團結、由內戰走向抗戰的新時期。時局的轉換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經歷了一個過程。但需強調指出的是，西安事變對時局的轉變起了關鍵作用，它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

張學良雖然過於信任蔣介石，把自己送上叛軍的位置，以致於顯得愚鈍，我還是很同情他。換個方向想，如果不感情用事，做過於理性的那種軍人政客，反而沒有東北易幟。推動歷史的人不僅僅有那些聰明人，笨一點也沒關係，承擔自己該承擔的，衝動之後嘆息也值得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