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教訓（居安思危·世界社會主義小叢書）

所有黨員幹部都應該認真對待的一本書。蘇聯的教訓不是不能忘記，而是不能不瞭解，嘴上說不能忘記絲毫不能起到警示作用。 蘇聯亡黨亡國難道就是幾個處心積慮的壞人的所做所爲嗎？他們不過是幾個一心想讓國民族好起來的蠢貨而已。是蘇聯先變壞，腐化纔有想變好的蠢貨。是失去方向，丟掉初心，沒有信念的羣衆纔會使社會精英也無比愚蠢。 在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本來也生存困難，言論太過自由，會讓豺狼有機可乘，不自由，也會造成反彈。在失去蘇聯的今天更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面對着巨大的危險。 我們總說佔領意識形態陣地，這本書也這樣說，這是完全錯誤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需要意識形態來控制被統治階級，並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發起意識形態戰爭。蘇聯之所以在敵人意識形態進攻面前潰敗，不是他們沒有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而是隻要他們認爲需要做這種工作就一家做不好。產生了腐敗，特權和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他們想用意識形態來維護的，也不過是利益集團的腐敗、特權和官僚主義，而不是無產階級事業。無產階級事業是不用意識形態來維護的，而是用揭示真實的世界來維護的，難道馬克思寫《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是在做意識形態工作嗎？ 絕不是，他是要用科學的方法把資本主義世界揭示給廣大工人階級，有可能的話，他想讓所有人都瞭解資本主義世界的真實面目，包括奴役工人階級的資本家，讓他們知道，他們即使榮華富貴，也是被物奴役的對象，而且物通過他們奴役着全人類。共產黨的責任是要把馬克思揭示出來的真相想方設法告訴工人階級，不管他們現狀如何，也要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處境，讓他們明確方向，站穩立場。唯有用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世界才能教育羣衆。在生死存亡的關頭，無產階級纔會不被西方列強利誘，策反，而是爲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無產階級子孫後代的利益，爲了解放全人類堅定的站在共產黨一邊。做意識形態工作，只不過是爲了維穩的需要，是爲了不讓人反對自己。瞭解自己使命和任務的無產階級才能義無反顧的投身到自己的事業中，在紅軍長征時期，美國記者都發現“連一個紅軍小戰士都瞭解自己要做的事情。“ 誰不想成爲人，誰不想做爲人活着，誰不想活得有尊嚴，誰不想實現自我。現在人沒有方向目標，空虛無聊，危害社會，貪污腐敗，正是因爲他們沒有方向，不知道何爲有意義的人生，爲什麼活着。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這不應該成爲問題，馬克思早就給我們指明瞭方向，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實現自我，成就自己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 一個人可以自私，解放戰爭年代，向前線運糧的農民就是自私的，他們知道，只有共產黨勝利了，自己纔有好日子過。現在，人們卻連自私也不會，不知道背叛無產階級事業對自己也不利，反而覺得相信西方意識形態那一套把自己和子子孫孫置於奴隸地位的危險中對自己有利。當局真正最高的目標，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通過各種有效的方式教授給人民，而不是讓馬克思主義成爲廟堂裏的學問，甚至廟堂裏都讓人覺得枯燥乏味的說教，西方騙人的把戲卻由於生動活潑被文人、學者、專家、官僚、”有志青年“奉爲圭臬，從而葬送了無數革命先輩開創的事業。 不要以爲我們沒有做蘇聯做的一些事情，就沒有了蘇聯的危險。只有正視這種危險，不把腦袋藏起來，才能避免這種危險。只有知道矛盾的主要方面，危險的主要來源，才能穩操勝券。

蘇聯解體殷鑑不遠，這一小冊子爲討論蘇聯的意識形態工作提供了相當簡要但也足夠令人得到一定啓發的基準參考。 蘇聯的意識形態工作之失敗，於此書中大致可總結出有邏輯的幾個方面：首先是意識形態工作陷入僵化和照本宣科，不實事求是，政治原則成爲派系攻訐的工具，理論創新缺位，引發羣衆不滿的“低級紅”盛行，並且缺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意識，缺少“混合”的精神，過分自守而失卻了開放心態。其次是精英階層在此背景下意識形態逐漸喪失免疫力，開始走向失守乃至瓦解，知識階層的隨波逐流成爲普遍態勢。最後是外部的滲透和演變——這樣，本已缺乏免疫力的蘇共一旦遭遇外部意識形態的衝擊，便迅速投降並讓出陣地。

一個新政權的問題，往往不是後來纔出現的：從蘇聯早期制度建構談起 討論蘇聯歷史時，人們常常會把問題集中到斯大林時期：大清洗、強制集體化、古拉格、個人崇拜、極端高壓統治等。這當然有道理，因爲斯大林時代的暴力規模和制度化程度都極其突出。 但如果把蘇聯的問題全部歸結爲“後來變壞了”，也會遮蔽一個更深的問題：很多制度性隱患，其實在建國初期就已經埋下了。 也就是說，蘇聯的歷史悲劇並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而是在革命、內戰、國家重建和意識形態建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強烈路徑依賴的制度結構。 一、從“代表人民”到“壟斷代表人民” 蘇維埃這個詞本來是“會議”“委員會”的意思，早期確實帶有基層代表會議和羣衆政治參與的意味。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後，工人、士兵和農民蘇維埃大量出現，它們並不天然等同於某一個政黨。 但問題在於，革命政黨很快把“蘇維埃權力”與“本黨領導權”綁定起來。 這個轉變非常關鍵。 原本的邏輯是： 工人、士兵、農民通過蘇維埃參與政治。 後來逐漸變成： 黨代表工人、士兵、農民； 黨中央代表黨； 少數領導核心代表黨中央。 這就出現了一個現代政治中很常見的風險：“代表”逐漸替代了“參與”。 當一個組織聲稱自己最懂人民的真實利益時，現實中的人民表達反而可能被視爲不成熟、被誤導、甚至是反動的。這樣一來，政治不再是不同羣體之間的協商和競爭，而變成了由某個組織解釋“歷史正確方向”。 蘇聯早期解散立憲會議，就是這種邏輯的重要節點。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中並未取得絕對優勢，隨後以“蘇維埃民主高於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爲理由關閉立憲會議。從革命政權的角度看，這是爲了保衛革命；但從制度史角度看，它也意味着一種危險原則被確立： 當選舉結果不符合革命目標時，選舉可以被否定。 這爲後來政治競爭空間的消失埋下了伏筆。 二、非常時期的手段，被做成了常規制度 任何革命政權在建國初期都會面對混亂：戰爭、饑荒、財政崩潰、舊官僚體系瓦解、敵對勢力反撲、邊疆問題、城市供應危機。蘇俄也不例外。 因此，早期蘇維埃政權採取某些強力措施，有其歷史背景。不能脫離內戰環境，只做道德化批判。 但真正的問題在於：非常時期的手段，後來沒有退出，而是被制度化了。 祕密警察、政治審查、行政逮捕、對反對派的壓制、以政治忠誠決定人的社會資格，這些手段最初常常以“臨時保衛革命”的名義出現。但一旦它們成爲國家治理的常規工具，政治生態就會發生根本變化。 這也是很多革命政權容易遇到的困境： 革命需要動員； 動員需要敵我區分； 敵我區分需要紀律； 紀律需要組織控制； 組織控制一旦制度化，就很難自然退出。 蘇聯早期的“紅色恐怖”、契卡系統、對反對黨和獨立媒體的壓制，不能簡單看作後來的偶然偏差。它們構成了一個新型國家機器的雛形。 三、“階級敵人”概念改變了法律邏輯 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是：一個人是否有罪，應當取決於具體行爲和證據。 但在革命政治中，常常會出現另一種邏輯：一個人是否危險，不只取決於他做了什麼，還取決於他“代表什麼”。 比如舊貴族、資本家、教士、自由派知識分子、舊官僚、富農等，可能被視爲某種“歷史落後力量”的代表。這樣一來，人的身份、出身、職業、思想傾向，就可能先於具體行爲成爲政治判斷依據。 這會帶來一個很深的制度風險： 法律處理的是行爲； 政治定性處理的是身份。 當身份被政治化之後，邊界就會變得非常模糊。今天的“反革命”，明天可能擴大爲“思想不可靠”；今天的“舊階級代表”，明天可能擴大爲“潛在敵人”；今天的外部敵人，明天可能變成黨內敵人。 1922年驅逐一批反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些人中有哲學家、神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他們未必都參與了武裝反抗，但被視爲舊俄國精神傳統、宗教思想和非馬克思主義知識體系的代表。 從政權安全角度看，這是清除思想風險；從制度史角度看，這是國家開始決定哪些思想有資格存在。 四、思想壟斷削弱了自我糾錯能力 一個國家要長期發展，必須有某種糾錯機制。 糾錯機制不只來自領導人的智慧，也來自社會中的多元反饋：學術批評、新聞監督、地方經驗、專業共同體、獨立司法、民間組織、公開討論。 但如果意識形態被高度壟斷，很多問題就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會變成路線問題。 經濟政策失敗，可能被解釋爲敵人破壞； 基層痛苦，可能被解釋爲思想落後； 學術爭論，可能被解釋爲階級立場錯誤； 政策批評，可能被解釋爲政治不忠誠。 這種環境下，真實信息很難順暢上達，基層也會傾向於報喜不報憂。時間久了，國家可能擁有很強的動員能力，卻缺乏穩定的糾錯能力。 這正是蘇聯制度的深層矛盾之一：它可以集中資源完成某些大項目，但很難容納持續的、多元的、非敵我化的社會反饋。 五、戰時共產主義留下了命令經濟的路徑依賴 1918—1921年的戰時共產主義，原本與內戰環境密切相關。國家需要糧食、軍需、工業供應和城市穩定，於是採取強制徵糧、工業國有化、配給制、勞動動員等措施。 後來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重新允許一定範圍的市場活動。這說明布爾什維克也意識到，純粹依靠行政命令難以維持經濟運行。 但戰時共產主義留下了一種強烈的治理想象： 國家可以通過集中命令組織生產； 市場和自發秩序是不可靠的； 農民和商人需要被管控； 資源可以通過政治動員被重新配置。 這種思維後來在斯大林時期被大規模擴展，尤其體現在強制集體化和計劃經濟之中。 當然，不能簡單說斯大林經濟政策只是戰時共產主義的重複。兩者歷史背景不同。但早期形成的命令式治理經驗，確實爲後來的高度集中體制提供了制度記憶。 六、農民問題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解決 俄國革命的一個巨大矛盾是：政權聲稱代表工農，但國家建設又需要從農民那裏獲取糧食和資源。 革命初期，布爾什維克承認農民分地的現實，獲得了重要支持。但內戰和城市糧食危機很快使國家與農民發生衝突。強制徵糧、鄉村暴動、鎮壓、再到新經濟政策，反映的正是這個根本矛盾。 從長期看，蘇聯國家需要工業化，而工業化需要資本積累。由於無法像西方資本主義那樣通過海外殖民、市場金融和長期商業積累完成，蘇聯最終選擇了從農村提取資源。 這說明，蘇聯的問題不僅是政治壓制，也是現代化路徑問題： 一個落後農業國家如何快速工業化？ 工業化成本由誰承擔？ 國家是否有權以未來目標爲名犧牲當下羣體？ 這個問題在建國初期沒有解決，後來以更劇烈的方式爆發。 七、黨內民主被組織紀律吞噬 早期布爾什維克黨內並非沒有爭論。相反，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之間存在大量路線分歧。 但內戰環境強化了集中統一的組織原則。1921年，黨內派別活動被禁止，理由是避免分裂、維護革命政權。 從短期看，這有利於政權穩定；從長期看，它使黨內失去了合法反對機制。 當黨外反對派被清除，黨內派別也被禁止，政治鬥爭就很難通過公開辯論和制度程序解決，最終容易走向組織清洗、人事鬥爭和政治定罪。 這也是蘇聯體制後來高度封閉的重要來源之一。 八、民族問題被制度化地保留下來 蘇聯名義上是多民族聯邦，各加盟共和國擁有一定形式上的地位，甚至理論上擁有退出權。但實際權力集中在共產黨中央。 這套結構很複雜。一方面，它承認民族身份，建立民族共和國、民族語言和地方幹部體系；另一方面，它又通過黨國系統壓制真正的政治自主。 結果是：民族問題既被整合進國家結構，又沒有被真正解決。 在中央權威強大時，這種結構可以維持統一；一旦中央權威衰落，原本被制度化保存下來的民族邊界、地方精英和共和國框架，就可能成爲國家解體的路徑。 所以蘇聯民族政策不是簡單失敗，也不是簡單成功，而是一種長期凍結矛盾的制度安排。 九、最大的問題：相信自己掌握“歷史真理” 如果把上述問題歸納到最深層，可以看到一個共同點：蘇聯早期國家建構中，有一種強烈的歷史目的論。 它相信歷史有確定方向； 相信某個階級代表未來； 相信某個政黨最理解這個階級； 相信爲了未來解放，可以暫時壓制現實中的反對意見； 相信政治權力可以承擔改造社會、改造人、改造思想的任務。 這套信念的吸引力在於，它提供了強烈的道德目標：平等、解放、消滅剝削、建設新社會。 但它的危險在於：一旦某個組織相信自己掌握歷史真理，它就很容易把反對者看作歷史障礙，而不是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意見者。 從這裏開始，很多事情都會發生變化： 批評不再只是批評，而可能是反動； 異議不再只是異議，而可能是敵對； 失敗不再只是政策失敗，而可能是路線鬥爭； 個人不再只是個人，而可能是某種階級力量的代表。 這正是現代政治中非常值得警惕的地方。 十、如何評價蘇聯早期制度遺產？ 我傾向於用一個比較平衡的判斷： 蘇聯的問題不是斯大林時期才憑空出現的；列寧時期已經形成了一黨壟斷、祕密警察、階級敵人、意識形態控制、命令經濟和黨內高度集中等制度工具。 但同時，也不能簡單說“斯大林只是執行列寧”。斯大林時期的個人權力、工業化壓力、國際孤立、黨內鬥爭和制度擴張，把這些早期工具推向了更大規模、更極端、更恐怖的方向。 所以更準確的說法是： 列寧時期建立了工具箱； 斯大林時期把工具箱擴展成完整機器。 這不是單純的個人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問題。 結語：建國初期的選擇，往往決定了國家的長期邊界 很多新政權在創立初期都會面對真實困難：戰爭、貧困、分裂、外部威脅、舊秩序反撲、行政能力不足。強力動員有時看起來不可避免。 但歷史給我們的提醒是：最危險的不是非常時期採取了非常手段，而是非常手段被永久化、合法化、神聖化。 一旦政治競爭被取消，思想被壟斷，法律服從身份定性，黨內反對機制消失，國家又相信自己掌握歷史真理，那麼後來的問題就不再只是某個領導人是否開明，而是制度本身已經缺少自我限制和自我糾錯能力。 蘇聯早期歷史最值得研究的地方正在這裏： 它不是告訴我們“某個人壞”，而是提醒我們—— 一個以解放爲目標的政治工程，如果缺乏權力邊界、制度制衡和真實反饋，也可能在建國初期就埋下走向僵化與高壓的種子。 歷史悲劇往往不是從理想破滅那一天開始的，而是從理想認爲自己可以不受限制地改造現實時開始的。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絕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如果說國民黨爲我們提供了一個丟掉本民族政權的反面教材，那麼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則是丟掉社會主義政權的前車之鑑。我們務必警惕，最大的和平演變不只是對人民，更是對上層的滲透與策反。盲動的人民以其鬆散性，註定不會帶來鉅變，而高層的背叛與傾軋往往能造成萬劫不復的苦難。意識形態的鬥爭歸根結底要落實到確保純粹性的工作上去。請繼續加大力度，匡正風紀，整飭吏治，奪回思想陣地吧！

蘇聯的很多表現，在中國都曾經出現過，因此很值得總結和反思。但是這本書卻非常失敗。作者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因此通篇充斥着大量極端感情色彩的表述，只是羅列現象而缺乏原因的分析，或者因果倒置。查了一下作者頭銜挺多，但是從內容來看，缺乏一個學者應具備的提出好問題的能力，浪費了一個好的題材。

讀完了。以前我只是知道蘇聯是內部蘇共的領導人集體脫離羣衆，腐敗了，加上美西方的宣傳活動，洗腦和收買了那些蘇聯的羣衆和知識分子，最後，是因爲被美西方忽悠了的新的蘇共的領導人和智囊們集體叛變，集體向資本主義轉向，拋棄社會主義，導致了蘇聯崩潰。 今天讀完了這本書，真是讓我心情鬱悶，我好想大喊：“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乾的是什麼啊！“以後或許我得找些講蘇聯歷史的書，來讀一讀。明明蘇聯曾經是一個特別強大的國家，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最後竟然這樣被內外勢力，歡天喜地地分裂掉了，一個曾經特別牛的超級大國啊！就這麼沒了。 頗爲唏噓。實事求是和不脫離羣衆，真的是特別重要的事，

蘇聯的失敗是放棄社會主義的結果，可戈爾巴喬夫爲什麼放棄社會主義？ 列寧同志與盧森堡同志的爭論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列寧說盧森堡不集權沒有先鋒隊的方式不能成功革命，盧森堡說列寧強調集權的方式必然導致腐化甚至失敗。 普列漢諾夫的觀點也差不多是盧森堡的。 這兩個相矛盾的觀點究竟誰對誰錯？按矛盾律而言似乎二者不可得兼，但歷史用辯證法開了個玩笑：他和她都對了。 可惜列寧走得早，沒能活到他找到辦法的時候。 列寧走了，他最憂心的事情發生了，他的幾個政治繼承人爭權奪利起來了。這很有可能導致分裂。 歷史又開了個玩笑，蘇聯沒有分裂，甚至還更加鞏固了。他能料到繼承人爭權奪利，但不能料到的是斯大林同志的韌性與能力，他竟然能將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等實力派打得爬不起來並自己登上總書記的位置。 分裂的危機是沒有了，但混亂的困難是存在的。大清洗，高壓政治，衛國戰爭，斯大林被形勢逼成了20世紀的老年朱元璋。 蘇聯也在混亂與戰爭中漸漸失去初期的社會主義模樣，成爲了一個披着紅旗的沙俄。 形勢裹挾着所有人前進，這是誰也不可控的。 待到赫魯曉夫時代，欲改前非，正大道，但不切實際，胡作非爲，非但沒改變問題，反而使問題加深了。 勃列日涅夫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普遍性危機，而蘇聯卻如日中天，本來是社會主義事業千載難逢的機遇，卻被他完全錯過了。 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聯半個世紀成果的薈萃，他是個守成之君，但不是個開拓之主。 但不開拓，便意味着癌變的危機。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不僅蘇聯的一切優勢發揮出來了，蘇聯的一切問題也暴露無遺了。這些問題往往是隱形的存在，只待時機之至，則可覆滅巨國。 可勃列日涅夫不願意去改變，他不願意糾錯，卻不知道錯誤之積是無法致遠的。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匆匆而去，把蘇聯最後一絲曙光帶走了。 然後就是戈爾巴喬夫。 承平久已，他們早已不相信先人的告誡了。他們不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不再相信歷史必然，不再相信共產主義，而只看得見眼前的苟且。 於是他聽信了西方的揶揄，天真地把自己的魂魄——馬列主義——扔掉了。 失魂落魄的蘇聯活不了半年，就走了。 總之，我認爲，蘇聯的失敗，勃列日涅夫要付主要責任，因爲在他手上蘇聯失去了唯一的自新的機會。他是蘇聯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很像《動物莊園》的“拿破崙”。在他手上，蘇聯徹底腐化，而完全沒有社會主義，卻只是修正主義與工人階級貴族。 戈爾巴喬夫要付第二大責任，他的改革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也是最悲哀最可惡的原因。就像他自己說的，蘇聯解體本是可以避免的。 赫魯曉夫要付第三大責任，他不切實際地改革沒有爲蘇聯帶來任何轉機，反而因錯誤的否定歷史爲蘇聯帶來思想大亂，形成歷史虛無主義的隱患。不過他也在努力改變，他只是愚蠢，不是無恥。 斯大林要付第四大責任，在他手上才形成如此短視的模式與體制的。但他的責任更多的是形勢所迫，他受制於各種侷限與問題而迫不得已如此，這需要後來人的改革，可後來人卻都失敗了。 列寧同志也不是完全沒有責任的，就像他與盧森堡同志的爭辯，這種過於集中、過於專政的方式確實無法持久運行，除非有一個新的列寧與新的布爾什維克——可惜沒有。戈爾巴喬夫有一句話說的好，中國能繼續下去是因爲有一個鄧小平，可惜蘇聯沒有，蘇聯好像有個安德羅波夫，但可惜早逝了。爲什麼蘇聯沒有而中國有呢？我認爲這是毛主席的功勞，他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只認可忠誠者，而是認可真正有思想有才能的人，加上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革命與建設所調動的民心更加廣泛有力，人民更願意去思考而非否認歷史。所以這不是英雄史觀，這是有現實依據的。但列寧同志的責任則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如果說斯大林的責任有一部分是因爲他的多疑與主觀的話。 綜上所述，我認爲蘇聯的失敗是一次具有相當必然性的事件，但同時也是完全可避免的事情。不過這需要實權者的明智判斷。我們中國也不是天生的勝利者，在《中國崛起不可承受之錯》一書中提到了中國的多種危亡的可能性，在《八次危機》中也詳細記載了中國的多次風險。蘇聯就是死在了其中某次危機與困難的中國，我們萬不可掉以輕心！

這本書主要是介紹了蘇聯滅亡的前因後果，主要就是蘇共忘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根本，動搖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產主義的決心意志，被西方敵對實力趁機進行了“和平演變”，最終走向了衰敗，頃刻遭到了滅亡。再就是蘇共後期的國家領導人以戈爾巴喬夫爲首的國家領導人 沒有認清國際國內發展大勢，一心只打自己的小算盤，妄圖通過否定列寧斯大林的功績，以推動改革，在改革失敗時又犯了機會主義，妄想通過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身處援助之手，經濟救市，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使一個超級大國瞬間覆滅，支離破碎，走向滅亡。最後就是蘇共內部有些領導貪污腐敗，紙醉金迷，唯利是圖，把自身置於黨紀國法之上，作威作福，貪贓枉法，脫離羣衆，最終被人民所拋棄。其中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放鬆了意識形態管控，致使民衆思想被裹有“自由主義”“人權至上”的資本主義思想所腐蝕蛻化，最後都反向倒戈，反對蘇共的領導，致使蘇共垮臺，國家滅亡。有人形象地講，蘇共在擁有20萬黨員的時候奪取了政權，在擁有200萬黨員的時候打敗了兇悍的德國法西斯，卻在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時候丟掉了政權，國家分崩離析。其緣由令人深思，教訓極其深刻。

雖然有套話，但是不缺乏真知灼見與分析，讓我對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這倆難繃之類印象極深，可堪輕輕一讀。

每一代領導人對前一代的修正都只表明他們沒有把握實事求是的要領。這種否定是否是一種形式上的對於合法性危機的補丁，只是這個補丁並不是真的解決當時的問題。 意識形態戰爭是一場在存量上“不公平的戰爭”，就總量而言，是必敗的。歐美在自由主義等方面的理論發展已經有數百年積累，與此相比，蘇共的理論發展只經歷了一兩代人。 再者，俄國到蘇聯的轉變時日尚短，舊的封建、農奴、地主、官僚這樣的鬼魂還在作祟，所以在面臨內部積弊以及外部敵人的情況下，不按客觀規律而對前輩進行否定的行爲後果會明顯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