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

論從史出，小心求證，聚焦抗戰初期中國對美外交的舞臺，從苦撐待變的悲愴到苦撐求變的韌勁，探討了抗戰時期中國對美國認知和觀念取向的歷史演進，展示了舞臺主角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徘徊的心路歷程。（閱讀時間：2019年6月22日-28日；自評：7.9；推薦指數：★★★★）

胡適使美的大體過程是：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約談了胡適，讓他去美國做抗日宣傳。胡適於1937年9月初動身去了美國，這時胡適並沒有正式公職，只是在美國、加拿大各地做抗戰演講。直到次年7月胡適收到蔣介石電報，要他出任駐美大使，胡適經過多日考慮後答應了這一任職。9月17日，重慶政府正式宣佈胡適的任命。不過胡適對於這一工作有他自己的理解，在正式上任前曾電行政院長孔祥熙說：“外交至重要，當以全副精神應付。此外如借款、購械、宣傳、募捐四事雖屬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漸有政府另派專員負責”。10月28日胡適向美國總統提交國書，正式開始外交活動。結果到12月4日，胡適犯了嚴重的心臟病，住了77天的院，到次年2月 30日纔出院。1940年6月蔣介石派宋子文作爲代表來美國接洽借款等事宜。宋子文到美以後，逐步將一切對美交涉事務包攬到手，成了“太上大使”，胡適基本被架空，因此胡適於1941年7月12日致電蔣介石請辭任大使一職，蔣沒有同意。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蔣介石電報，停任駐美大使，改由魏道明任職。但是胡適卸職後並沒有馬上回國，而是留在紐約寓所考據《水經注》，直到1945年回國任北大校長。 胡適從1938年9月赴美，到1942年9月卸任駐美大使，期間主要可以列舉的工作業績如下： 1.在美國進行各種抗日演講。其中較爲集中的巡迴演講有兩次：第一次是從1938年元月3日自紐約開始，經過克利夫蘭、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然後再去到加拿大的溫哥華、多倫多、渥太華等地，於3月18日回到紐約，總共演講57場，行程達一萬七千多公里。演講密度爲平均每天一場半，基本上是馬不停蹄。期間胡適不但極度疲勞，還要忍受牙痛、眼疾和腹瀉等身體不適。第二次是胡適因被宋子文架空後，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只好又開始巡迴演講。他從1942年元月10日出發，到7月初，胡適在美國各地進行演講，總計行程近6萬公里，演講場數達200多次。胡適在駐美大使任職期間的演講次數，是外交史上無人可比的。 2.爭取美國對華援助。胡適任大使期間，協助陳光甫促成了兩筆對華貸款，其一是1938年12月的“桐油貸款”，金額爲2500萬美元，第二筆是1940年3月的“滇錫貸款”，金額爲2000萬美元。這兩筆借款主要由陳光甫在負責，但胡適也有重要功勞，第一筆借款胡適參與度較少，但是在美國認爲中日有可能談和，打算取消借款的關鍵時刻，胡適擅自修改外交部電報署名向美國證明中國抗戰的決心，挽救了這筆借款。第二筆借款胡適全程參與，和陳光甫並肩作戰，兩人因此結下很深的情誼。這兩筆款金額都不大，與抗戰初期蘇聯給中國的援助相比，可以說是杯水車薪，而且在使用方面還有種種限制；但是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因爲當時英法等國對中國的態度都是以美國的馬首是瞻。此外，美國在胡適任職大使期間還有過兩次對華貸款：1940年10月中美簽訂金額爲2500萬美元的鎢砂借款合同。同年11月底，美國宣佈向中國提供金額爲1億美元的貸款，相關協議在次年2月和4月分別敲定。後面的兩筆借款和胡適關係不大。 3.爲中立法案奔走。由於一戰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勢力興起，美國政府自1935年到1937年間通過了一系列中立法案，禁止美國向參戰國售賣武器以及相關軍事物資。這一法案成爲美國援助中國抗戰最大的障礙。外交部在胡適上任之初，給胡適的外交任務之一，就是要促使美國修改中立法。1939年初，美國總統羅斯福開始推動國會修改中立法。當時的修改議案的要點是取消強制性武器禁運條款，改爲採用“限購自運”的方式進行物資交易。也就是說美國原則上不主動向英法輸出武器和軍事物資，但是不阻止英法自己開船到美國本土採購武器並運回本國。這個議案主要考慮的是讓美國可以支援其歐洲同盟，但是忽略了東亞這邊的情況。胡適看出該法案一旦通過，會對中國抗戰產生不利影響。因爲日本可以開船到美國來自購武器和物資，而缺少海洋運輸能力的中國則要大大喫虧。胡適爲此多方奔走於白宮與國會之間，多次與羅斯福交談，力言此案與中國抗戰的利害關係，同時努力推動修法向對抗戰有利的方向調整。修改中立法議案最終於1938年7月被擱置，雖然沒有通過對中國不利的議案，但是也沒有使得中立法向對中國更有利的方向發展。不過羅斯福爲了表示對中國的補償，宣佈準備廢除《美日通商條約》。 4.與宋子文聯手阻止美日妥協。由於美國逐步加緊對日經濟約束，日本亟需緩和日美關係。美國方面因德國進軍蘇聯，美德戰事難以避免，想要緩和遠東地區的壓力，進而產生了與日本妥協的想法。雙方於1941年4月通過祕密談判擬定了一個《日美諒解方案》，並以此爲基礎持續進行談判。10月份東條英機組閣後，確定了對美外交交涉的最後期限爲12月1日零時，如不成功則發動武力。爲此日本加強了對美國交涉的努力，讓駐德大使來棲三郎赴美，與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一道向美國政府施壓。重慶政府探聽到日美祕密和談的消息，讓胡適去核實，胡適和美國國務卿赫爾幾次會談，後者都告訴他美國日和談毫無進展。但是到了11月下旬情況忽然有變。11月22日，赫爾召見中、英、奧、荷四國大使，宣佈美國有意和日本簽訂臨時協定，並告知美方草案。胡適當即表示反對，24日赫爾再次召見四國大使，胡適仍表示反對，並於次日向美國務院提出正式抗議。26日，胡適與宋子文一起見了羅斯福，二人分別向羅斯福痛陳利害，在最後關頭扭轉了羅斯福對日妥協的念頭。據說一向溫文爾雅的胡適“第一次在美國最高領導人面前發了脾氣。” 胡適在剛上任大使的時候，國內外的呼聲都很高，很多人都認爲他是中國駐美大使的最佳人選。日本方面則如臨大敵，《日本評論》發表文章說日本要派三個人才抵得過胡適一個。但在蔣介石眼中，對於胡適的外交工作是很差勁的，蔣經常在他日記裏表達其對胡適的不滿。他在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前一天）的日記裏曾寫道： 胡適、郭泰祺、陳光甫等毫無志氣，不知責任，更無國家觀念，唯以私利權位爲謀。對於此等政客奸商官僚不道非人之所謂，時起忿憤。不可抑制，豈不自我小乎哉。 1942年胡適去職後不久，蔣介石又在日記裏總結了胡適的外交工作： 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不顧。彼使美四年，除爲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總謂美國不敢與日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另撤更爲難矣。文人名流之爲國乃如此而已。 網上很多人說胡適當大使除了爲自己撈學位之外什麼都不幹，應該就是出自蔣介石對胡適的這段評價。 歷史學家對於胡適的外交評價也有各種說法，例如唐德剛說胡適使美完全就是“撈魚摸蝦，耽誤莊稼”。張忠棟認爲胡適在關鍵時刻成功阻止了美日妥協，但是在其它一些外交工作方面交了“根本交了白卷”。耿雲志認爲胡適“沒有取得什麼突出的外交成績”，但也認爲胡適使美的意義不能完全按照職業外交的標準去衡量，而是要看到胡適的另一種身份：作爲文化使節和演說家，胡適在美國行萬里路，演講兩百多次，給中美關係帶來積極的影響。 個人翻閱所及，關於胡適的外交有兩本較有代表性的著作，胡適在其中的形象各有不同。 其一是李傳璽的《做了過河卒子：駐美大使時期的胡適》，安徽教育出版2010年出版。這本書細緻地梳理了胡適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到1942年9月卸任大使的經歷活動。但是作者並非歷史學家，所用的史料也有限，主要就是胡適日記、書信、外交電報等，對於當時中國外交的局勢也缺乏整體研究。本書在寫法上接近於紀實文學而不是歷史著作，作者對胡適那段時期生活、工作社交的方方面面都有詳細的介紹和描繪，更適合讀者認識一個立體的、鮮活的胡適。書中對胡適的大使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態度，認爲正是胡適前期的工作爲宋子文所取得的成就打下堅實的基礎，而胡適本人因宋子文多方排擠被迫去職，其功勞也就被淹沒了。作者筆下胡適的形象是爲國家謀劃奔走，鞠躬盡瘁，累到心臟病發差點沒命；不僅如此，胡適的學識、風度以及他坦誠公開的外交風格，都贏得了美國從民衆到高層的一致讚揚和尊重。書中對胡適的競爭對手宋子文，則主要記述他排擠胡適的一些手段，例如宋一面根本不把重慶政府的外交電報給胡適看，另一方面又給蔣介石打小報告說胡適整天研究文學，對重慶方面的指示置若罔聞之類。作者雖然勉強承認宋子文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但宋的形象明顯是負面的。 另一本書是齊錫生的：《從舞臺邊緣到中心：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出版。這本書運用大量中美檔案、日記，對抗戰爆發到珍珠港事件前的中美外交做了全面深入的梳理。作者有國際關係和政治學的專業背景，對當時的中美形勢有很精闢的分析，從學術角度看比李傳璽的那本書更加專業。但是本書也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盲點，就是完全站在蔣介石的立場上看問題，認爲蔣的一切都是對的，胡適也好，美國也好，都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苦心。這種立場預設最終導致了全書立論的自相矛盾。 《從舞臺到邊緣》對胡適和宋子文的外交工作做了比較研究，並認爲胡適性格太溫和，過分相信美國，拉不下臉來爲中國爭取利益，導致他在擔任大使期間消極怠工十分嚴重，對於蔣介石特別着急的爭取美國借款和飛機等事情特別不情願、不上心，最後淪落成爲一個軟弱無能的外交官。而且胡適著名學者身份使得他相當自以爲是，不但經常不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展開工作，還要以國師的身份對蔣介石“諄諄教誨”，搞得蔣非常生氣。書中比較了胡適和宋子文的外交風格：胡適是一切都尊重美國的規矩辦事，不願意麻煩或得罪友邦，外交工作的接口單一，結果被美國國務院牽着鼻子走；而宋子文則非常主動靈活，利用政府、軍方、企業界等各種渠道關係，死纏爛打、見縫插針，以近乎訛詐的方式對美國政府施行360度無死角公關，完全改變了中美之間的互動方式。因此宋子文到美國後，不但爲中國爭取到更多借款，而且促成了羅斯福派私人特使居里訪華，以及美國軍事代表訪華考察這樣的重大外交突破。作者還認爲在1941年底美國對日妥協的關鍵時刻，扭轉美方態度的主要功勞在於宋子文而非胡適。兩相比較之下，齊先生對胡適有很多嚴厲批評，甚至有點剋制不住地反覆感嘆胡適的行爲“不可理解”。不過，他對胡適的外交工作還是予以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例如他認爲是胡適雖然在爭取援助方面被動消極，但在堅持主戰方面卻毫不猶疑，非常積極，甚至不惜越權進行干預。抗戰初期因爲戰局不利，蔣介石被身邊大量主和派包圍，而胡適以駐美大使的身份堅持主戰，努力阻擋中、美兩國與日談和，給了蔣介石極大的支持。 從以上的簡介我們不難看出，歷史人物的形象是相當複雜的，真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峯”，從不同角度看就會有不同結論。 要理解爲何會產生這種差異，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大背景。首先，中國自甲午以來，一直對日本施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利用西方列強不願日本獨佔在華利益的心理壓制日本。直到九一八事變前，這種策略都是有效的。九一八以後，西方國家無論對德還是對日，普遍採取綏靖政策，對阻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並不熱心。尤其是美國自因一戰以來，孤立主義勢力抬頭，舉國普遍反對美國介入歐亞紛爭。因此美國政府從1935年開始通過了一系列的中立法，阻止美國介入國際紛爭。抗戰爆發以後，中立法成爲中國爭取美援的重要障礙。不僅如此，中立法還對抗日戰爭有很大的不利影響。日本雖不能從美國採購武器軍火，但是可以採購一些非軍用物資，例如廢鐵、石油等。可以說，日本進行戰爭的能力與日美貿易高度相關，後來日本偷襲珍珠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對日本的物資禁運給日本造成嚴重的威脅。因此廢除中立法，推動美國對日經濟限制，是當時中美外交的當務之急。 由於中立法的限制，中國想獲得美國的援助十分困難。所以後來陳光甫、胡適爭取的“桐油貸款”和“滇錫貸款”都是以桐油和錫等資源作爲抵押的，實際上是鑽了中立法的漏洞，以採購物資這種商業合同的形式來掩蓋對華援助這個政治行爲。胡適之前的駐美大使是王正廷，此人是北洋時期頗有聲望的老牌外交家，曾在巴黎和會上任中國全權代表之一，後來還在南京政府擔任外交部長。但是1937年胡適初到美國時，發現王正廷受困於中立法，幾乎無事可做，每天就是在大使館打牌。由於找不到正規途徑爭取美援，王正廷走投無路，找了一個自稱是借貸代表的美國人，此人誇口說只要給錢就能幫忙在銀行界活動，可以中國爭取到6億美元的借款。其實這人是個窮光蛋，欠了好幾處房租，多次因詐騙被逮捕傳訊，堂堂駐美大使，竟然爲這樣一個混混所騙。王正廷還僱了一幫做廣告的人爲中國做宣傳，結果錢花了一點效果也沒有，最後搞得沒錢結賬，他離職後這些人繼續找胡適鬧，說不給錢就要把中國大使館告上法庭。 正因如此，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對美國也沒報太大期望，他派胡適去美國做宣傳也是試探性的，是想看能否通過宣傳的方式，改變美國輿論，間接推動美國改變外交方針。由於美國是民主國家，如果美國人民支持中國抗戰，就有可能迫使政府廢除中立法，蔣介石派胡適赴美，正是看中胡適在中美兩國都有相當的影響力，是最適合做對美宣傳的人選。而蔣介石爭取援助的重心則主要放在歐洲和蘇聯，因此當時派去歐洲的外交官，如駐英之郭泰祺、駐法之顧維鈞、駐蘇之蔣廷黼等，都是一時之選，集中了當時中國外交界最頂尖的人才。 國民黨政府最初和德國關係較好，抗戰爆發前十年，德國一直是向中國輸入武器和提供軍事顧問最大的國家。但抗戰爆發後，德日關係日漸密切，德國很快改變了立場，停止對中國出售軍火併召回軍事顧問。蘇聯在抗戰爆發初期是對華援助最有力的國家，給中國提供了總計2.5億美元的軍事貸款，1000架飛機以及2000多名駕駛員。但是從1939年7月《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蘇聯的援助就逐漸減少，同年12月因蘇聯入侵芬蘭，國聯投票決定是否開除蘇聯，中國投了贊成票，導致中蘇關係惡化，蘇聯立即中斷了軍火供應談判。英法兩國起初在道義上支持中國，也開放滇越、滇緬公路給予中國物資運輸方便。但歐戰爆發後，英法自顧不暇，法國迫於日本壓力關閉滇越通道；英國也被迫關閉滇緬公公路三個月。可以說，德國、蘇聯、法國、英國相繼對日妥協。從這個角度看，只有胡適這個駐美大使成功阻止了美國對日妥協，反而是各國外交大使中成績最好的一個。 1939年國民黨組織的冬季攻勢失敗以後，國內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亟需獲得外援。隨着蘇聯對中國援助減少，一戰爆發後英法自顧不暇，中國政府開始將外交的重心轉移到美國。蔣介石認爲，由於二戰爆發後英美兩國高度依賴美國，所以中國應該可以通過影響美國，來達到影響英法等國的外交政策的目的。這個時候，靠胡適的演講宣傳去造輿論，推動美國廢除中立法，已經是遠水不能救近火了，美國必須馬上向中國提供援助，一方面防止中國國內經濟崩潰，另一方面加強對日經濟制裁，並阻止英法對日妥協。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蔣介石派出了宋子文代替陳光甫赴美辦理借款事宜。蔣介石此時對於借款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以前他認爲借款是求人，現在他相信，如果沒有中國抗戰拖住日本，則日本向西可援助德國，向東可攻打美國，是中國替西方國家拖住了日本，因此西方國家支援中國抗戰是理所應當的。此前他在日記裏經常表揚美國，讚美羅斯福的人格，現在也開始抱怨美國對中國不上心，尤其當聽說美國可能對日妥協時候，更是大罵美國背信棄義。隨着蔣介石對美國態度的改變，他對胡適工作的期望也就跟着改變，覺得胡適沒有跟上他的思路，尤其是當他催促胡適多與美國政府交涉的時候，胡適反勸他說美國是有規矩的法治國家，一切都要按程序來。正所謂急病碰上慢郎中，蔣介石當然要上火。 英法蘇等國對中國抗戰不管不顧，使得重慶政府對同盟國越來越沒有信心。一些政府高層如孫科等人甚至一度主張要脫離同盟國，加入軸心國陣營。蔣介石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他迫切需要美國的援助，尤其希望美國能提供飛機以阻止日軍轟炸。胡適、陳光甫在爭取軍火武器方面毫無進展；蔣介石情急之下在日記裏罵他們是官僚、奸商，只顧爲自己謀權位利益，毫無任何國家觀念，這可以理解，但顯然並不公平。無論是胡適還是陳光甫，都完全沒有借赴美爲自己謀利益的想法，相反，他們都是因爲國難當頭，不得不去做自己根本不願意做的事情。但凡對胡適稍有了解，就會知道他很不喜歡做官，此前南京政府多次招他做官，都被他婉拒，他出任駐美大使，實在是因爲國家危難，不敢推辭。胡適在給夫人江冬秀的家書中寫道：“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網上很多人借蔣介石在日記裏對胡適的評價，說胡適是連蔣介石都看不起的人，可見胡適此人如何不堪云云，這是完全不瞭解蔣介石的性格。蔣介石爲人急躁敏感，經常在日記裏罵人，但這主要是情緒發泄，不代表他對人的真實評價。胡適卸任大使後蔣介石多次請他當國府委員，後來還請他參選總統，自己當行政院院長。蔣介石退守臺灣後，又把胡適從美國招回來當中央研究院院長，可見他對胡適其實一直很看重。 從胡適的立場來看，由於淞滬抗戰剛爆發不久，他就被派去了美國，所以對後來抗戰的艱難沒有切身的體會，不能充分理解重慶政府的難處，所以每當有外交電報催促他加緊借款，加緊活動廢除中立法，他就很頭痛，他在給友人的信裏抱怨說中國人被皇帝管太久了，習慣了一個人說了算，根本想不到人家美國人做事不是這樣的。此外，胡適早在1935年即預言太平洋戰爭一定會爆發，但在那之前，中國必須要獨自堅持對日作戰三到四年，而且不能期望別的國家會幫助中國，這就是他所謂“苦撐待變”的抗戰思想。但是這個“變”何時纔會到來，在胡適看來，是由國際形勢的整體發展來決定的，並不以個人的意志爲轉移。這種思想決定了胡適不會像宋子文那樣主動求變，試圖憑一人之力扭轉美國對華的態度。 在對美態度上，胡適也存在一定的思想誤區，胡適一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美國度過的，對美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都有相當的瞭解。但正如唐德剛所說，胡適只願意看到美國的好，終其一生都很少批評美國。在胡適的眼中，美國就是中國需要達到的那個理想國家的樣子，因此胡適對羅斯福以及整個美國政府都抱着友好、尊重的態度，不到萬不得已不願意違背或者反抗美方的意志。既然美方的做法總是有道理的，當中美雙方的想法發生分歧的時候，胡適自然會傾向於勸中方照着美方的意思來做，說胡適被國務院牽着鼻子走，並沒有冤枉他。 某種意義上來說，胡適和宋子文的區別，也體現了思想家和政治家之間思維方式的根本區別。歷史上思想家從政，很難有不失敗的。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家比思想家高明呢？其實並不是如此。之所以出現這種結果，是因爲思想家經常是站在人類整體福祉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而政治家永遠是利益的分割者。因此思想家看重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政治家看到的則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如何分配利益才能解決衝突。胡適是一個思想家，他從骨子裏認爲中美的利益是一致的，同盟國是代表世界的和平與平等的力量，從這個思路出發，就不存在要從美國那裏爲中國爭取額外的利益。但是在蔣介石、宋子文這樣的政治家眼中，利益總共只有那麼多，不是屬於你就是屬於我，因此如果不去爭奪，利益是不會主動送上門的。 這兩種視角究竟誰是誰非？個人看來，在對時局的觀察方面，胡適是對的，若論應對時局的態度，則宋子文更值得肯定。之所以說胡適是對的，是因爲事情的發展正如胡適預料的那樣：變化確實是等來的，而不是求來的。根據齊錫生的研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對華援助大都停留在紙面上。例如《租借法案》通過以後，美國對英法等盟國給予了很大援助，但給中國的援助只佔很小一部分，而且實際運到了緬甸仰光的軍火，只夠裝備三個中國陸軍師，如果按照美軍標準，則只夠裝備一個師。據中方資料統計，在第一次租借法案中中國政府申請的飛機和器材只有7%實際抵達中國，其中一半還是汽油。美方實際運送出口到中國的租界貨品總共不過1.3億元，只佔美國全部租界預算的2%。實際上沒有對中國的抗戰起到多大作用。 但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到三個月，美國就給予中國5億美元的鉅額貸款。1942年6月，中美又簽訂了8.7億美元的租借物資協定，美國一躍成爲中國抗戰的主要援助國家。在美方支持下，蔣介石被推舉爲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次年1月，美國聯合英國，宣佈廢除中國與英美之間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從1943年開始，美國更大規模地爲中國培訓軍官，成立美中混合空軍大隊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等，中美雙方由此進入全面合作抗日的階段。齊錫生雖然嚴厲批評了胡適外交工作上的消極被動，高度肯定了宋子文的主動靈活，實際上反而證明了胡適的看法是對的，那就是無論宋子文怎麼折騰，也難以給中美關係帶來實質性的變化，美國只有等到自己被日本打了，纔開始真心幫助中國。正如耿雲志所說：“國民黨政府人士對於胡適的外交成績過分苛求是很不公道的”，因爲“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取決於中國的需要，更不取決於中國駐美大使的才幹；而是取決於美國自身的利益和美國人對自身利益的判斷。”此外，宋子文的衝撞式的外交雖然短期看來更爲高效，但也爲後來國民黨政府與美國關係惡化埋下了伏筆。 正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以著名學者兼任大使，人們對他任職後的成績便會有格外的期望和注意。像王正廷是職業外交家，他擔任駐美大使期間不但一無所成，還上了騙子的當，惹來經濟糾紛，給國家丟臉。但似乎並沒有人像責備胡適那樣去責備他。駐英、法、蘇等國的各位大使，儘管沒能如胡適那樣，阻止自己的駐國對日妥協，但也沒有人說他們當大使不夠格、沒做事。人類具有兩種基本的意義，即象徵意義和功利意義。文化、宗教、思想或者觀念，經常給人的是象徵層面的精神滿足，它來自一個遙遠的想象世界，一個美好的烏托邦或者充滿許諾的未來，它的美好往往來自於它沒有落到實處，所以能激發人的想象、嚮往和渴望。因此它也很難用具體的標準和結果去衡量。功利的意義則正好相反，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對人的生活和現實處境有直接的改善作用。但是象徵價值往往並不能直接轉化爲功利價值，像孔孟所設想的三代政治，均田制，柏拉圖所設想的理想國，都沒有可能在現實中實現，這三位哲人在現實的政治中，也無一不是失敗者。因此人們對於象徵價值，總有一種想要看到它變成現實，成爲可以實實在在抓住的渴求。胡適作爲文化明星在身份上具有濃重的象徵價值，這就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人們的好奇，希望看到這種象徵有沒有爲現實帶來直接的利益，這就是他和當時其他大使最大的區別。人對於理想或者信念，不都抱着想要去驗證的念頭嗎？倘若這理想竟被證明對現實毫無作用，只是一種迷魂湯，那些所謂的現實主義者，或者該理想的反對者，便可振振有詞地戳穿其虛假的本質。但是正如魯迅所言：“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事非經過不知難，胡適是難得的大學者，但是不適合政壇

臺灣人+美籍 不得加以注意的身份，即使是國內學者，在改革開放以後都偏向於崇美貶蘇，何況這種身份背景的人。非常有批判性的閱讀方法才能做到不被帶偏吧。

重複略多，有些囉嗦，不過梳理的還是蠻詳細的。有一小問題是第七章第三節說本節論述居里訪華之行和任命拉鐵摩爾做顧問兩個事件，但實際上這兩個事件是在第五節進行的論述。作者對於許多論著中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以及其他不客觀公正的觀點進行了種種批駁。他的中心觀點可以以書中這段話代表：戰時美國軍方某些頭腦簡單的將領自作聰明的分析和後世一些學者的人云亦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只知參閱少數美軍將領提供的英文資料，而不去檢視中文資料，加之染上了怠惰的壞習慣和帶有濃厚種族優越感的自以爲是，就讓這些了無新意的分析變得流傳甚廣。 不過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一方面是美國對於中國的意義從邊緣走向中央，另一方面某種程度上中國對於美國的意義也從邊緣走向近似於中央的位置。

讀《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 古來國運浮沉，往往繫於折衝樽俎之間。近代百年，華夏飽受外侮，割地喪權，條約束身，恰似困於樊籠，在世界格局的舞臺邊上，難有立足之地。齊錫生先生這部大作，落筆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這五十三個月的風雨歲月，正是山河破碎、烽火連天的抗戰前期。 彼時狼煙四起，日寇步步侵凌，國土大片淪喪。盧溝橋炮聲一響，舉世多作壁上觀，遠隔重洋的美國，起初視遠東戰事如身外之事，漠不關心。誰能料到不過四年有餘，珍珠港烽火驟起，世事陡然翻轉，美方竟急欲引中國爲並肩抗敵之盟友，推爲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 這翻天覆地的變局，絕非一朝一夕僥倖得來。世人多津津樂道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中美同盟的轟轟烈烈，卻常常忽略戰前這數載暗潮洶湧的外交博弈。正如江湖交手，臺上結盟亮相，臺下早已無數回合的周旋試探。書中所叩問的，便是這一段少人深究的往事：國難當頭，我方外交決策者心中作何盤算？何人運籌，何人奔走？談判之間，幾多隱忍，幾多籌謀？美方又是如何一步步改換態度，其間得失利弊，又該怎樣評判？ 尋常論國際關係，動輒搬出“國家利益”四字，以爲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然世事終究是人做出來的。同樣的家國大義，落到不同人的胸臆之間，便生出萬千不同的取捨權衡。此書可貴，便不止堆垛檔案文卷，更撥開冰冷公文的外殼，去窺見亂世當中一衆人物的心跡與抉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諸輩，日記私檔，字裏行間，有家國的焦灼，有個人的算計，在強弱懸殊的格局之下，苦苦爲本國爭一線生機。 從半殖民地受盡欺凌，到戰後躋身世界四強，廢除百年不平等條約，登上國際舞臺中央，這份蛻變，不全靠戰場上的浴血，亦離不開外交場上的步步苦撐。只是這條路走得何等艱難，敵強我弱，處處掣肘，每一分權益，皆是費盡心力換來。 讀此書，如觀江湖大時代。大國博弈，不見刀槍，卻處處驚心動魄。昔日中國立於世界舞臺邊緣，憑堅韌外交，慢慢掙得一席之地。歷史不只是硝煙炮火，那些幕後的思慮、進退、隱忍與堅持，同樣是民族抗爭史不可磨滅的一頁。齊先生廣搜兩岸海外檔案，耗多年心血方成此卷，補了一段被人輕忽的史事空白。掩卷之後，方知世間從無憑空而來的尊榮，所有國際上的地位，都要一寸一寸奮力去爭。

本書重點研究的是七七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對外交政策的調整以及駐外大使在國家危亡時期的重要性。 老蔣想把胡適當矛使，但奈何後者是個盾，在面對國家危難的關頭還秉持着自己那一套“苦撐待變”的儒腐做法。不主動向美國政府提出要求，反而將對方的說辭用來向老蔣辯解。胡適的性格以及文人素養註定他不能擔當一位好的外交官，他沒有宋子文的“野性”及其玩弄政治的手段，他與後者在美國事務上的表現也預示了會被其取代。 以現在的政治角度來看宋子文是個“反派”人物，但他有顆愛國心，面對美方的刁難與敷衍能夠爲了國家利益一意爭取，哪怕用些不示人的小手段，給世人以狡詐多端的形象。他是個鋒利的矛，爲了對美援華道路上的荊棘。 從前四年的外交功績上看，宋子文遠大於胡適，前者爭取一切有利於中國的物質資源及國際環境；而後者更多的在於對美國人民留下東方人的好印象，至多無非給蔣介石帶來一些生理上的憤懣。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主張堅持抗戰。不過文人還是弄弄筆墨將政治問題交給政客吧。 其次從作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其對英美帝國主義的抨擊，在國際關係上不講道義，在個人榮辱上斂奪功名，固守着種族主義對中方的要求不予理睬，而至珠港事變之後才如夢方醒。苦得我中華兒女衣不遮體食不果腹苦撐求變，爾等卻作壁上觀、虛與委蛇，實屬狗心狼行之輩。其租借法案，中國獲取援助不及英十分之一，而法之乳國也遠遠多於，真是老奶奶進被窩，給爺整笑了，不如改之租英法案或租歐法案。 再者蔣介石本人所秉持的信念尤爲關鍵，正是因爲國家最高領導人力排衆議堅持對日作戰，才免於被倭奴役。如果投降了民族尊嚴將受到極大打擊，那會是幾輩人都挽回不了的。 最後有兩點疑問:  1、蔣介石（或中方）爲何與英交惡？ 2、德國在南京政府（27-37年）時期爲何將與重要的關係視爲國家大事？

讀完幾個感受1.常凱申太不容易了。但是這本書引用的日記有沒有老蔣事後自己刪改，值得驗證。2.蔣與子文推動非常有成效的個人外交得罪了整個美國國務院，國務院系統內戰時傾向延安只是表面現象，根子是子文華盛頓的遊說中，深深得罪了國務院。3.美國外交最後決策者還是總統，與總統的個人關係將決定外交利益。4.胡適真書生爾。5.外交開展個人公關的重要性不下與職業官僚的專業交流，日本搞不好外交(特別是對英美)，日本職業官僚體系不會搞關係頗有關聯。6.民國弱國外交辦的有聲有色，說穿了在職業官僚的專業技能外，中國人搞關係強項嗎。

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的中美外交工作中，最重要的三個人蔣、胡、宋，這本書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描寫：蔣戰略判斷力出色但國家內憂外患，同時不受美國人真心喜歡，他有沒有抗戰外的私心其實衆人皆知；胡適倒是美國人喜歡的類型，但精於論政的大書生參政能力薄弱，放不下身段，換不來援助；宋子文敢做敢爲，不在意自己的形象，爲爭取援助做出巨大貢獻可惜卻上不了檯面，那個年代中國的外交官爲了這個風雨飄搖的國家鞠躬盡瘁，值得後世尊敬。書前面一直挺好，後面租借法案就開始歪了，作者一直拘泥於一些數字來論證美國人多麼沒誠意，多麼歧視，考慮中國當時羸弱的國力以及低下的國際地位，要想獲得列強的尊敬只有體現自己的實力和價值，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援助如何不到位，臺灣學者在此類問題上視角相當狹隘，這也是此書並不完美之處。

感謝齊老師的分享，還原抗戰初期部分外交故事，四大家族不盡是惡人，宋子文還是奔波不少，列強不可信，背後帶刀，伺機啃我們的肉。 列強爲何欺負民國政府？因爲你弱困，因爲你一盤散沙，因爲你腐敗，因爲你缺優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