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路如荷：我在荷蘭當醫生

平實的文字，不渲染，不煽情，不自負。每個行業都需要這樣的文字。大家都盡心盡力做着自己的工作，有小小的競爭，願意競爭的人自有廣闊天地；而願意退一步的人，也有海闊天空。想各種選擇都擁有，比如臨牀、科研都強大，那還真得需要超人。一般人只適合其中之一。

同爲醫學背景，在荷蘭讀的醫學博士，作者更加細膩描述荷蘭的醫學教育以及醫療制度，同時將中西方醫療制度進行對比，我覺得西方的飯不一定能夠適合中國的路徑。但是荷蘭始終用開放包容文明去接納新的事務，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讚賞的。

如果我們希望在自己或者家人生命危急時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最及時的救治，那我們或許不得不在大多數情況下給這些真正的緊急情況讓路。即便我們同樣是病人，甚至我們也情況緊急，也還是要讓行更危急的病人。 這個路口你有優先權，爲什麼要讓別人？你這樣阻礙交通，讓後面的車怎麼開？ 這事兒跟素質壓根兒無關。讓警車、急救車、消防車先行是白紙黑字寫在交規裏面的；當自己有優先權時，應先行且不能阻塞後方交通，這也是交規。因此如果是綠燈，駕駛員們都應該儘快通過路口——這與其說講素質，不如說講規則。荷蘭的醫院有點像馬路，想要插個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規則是每個人都根據約定時間就診，遲到了見不到醫生，早到也未必能見上，插隊更是休想。 我內心雖然有些牴觸，因爲傳統觀念認爲止痛藥是在無法忍受疼痛時喫的，但美女醫生耐心解釋，說保持良好的狀態對於控制傷勢和迅速恢復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千萬不能因爲強忍疼痛而產生負面情緒，從而影響抵抗力以致最終影響恢復效果。這一席話後，我默默地吞下了藥片。 冷靜下來想想，醫學畢竟是一門專業的學科，病情的急緩很多時候和大衆想象的很不一樣，並不是患者或家屬能夠判斷的。醫生之所以需要專業學習數年，也是這個道理。小朋友病情是否穩定，是需要醫生飛奔把他推入搶救室，還是需要固定住受傷的身體以防止二次傷害，取決於醫學專業上的判斷，並不會因爲我們的主觀“情感”而改變，因此，着急並不能解決問題。 急診裏最有可能出危險的一般不是那些進門之後吱哇亂叫、哭爹喊孃的病人，而是那些一言不發、蜷在角落裏的患者——那些真正重病在身的人大多不會有力氣去着急、插隊、叫喊。而在急診室這麼嘈雜的環境裏，重病病人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醫生作爲專業人員，不能因他人“着急”而影響自己的專業判斷。 讓我們想象一下，如果一個因普通割傷而需要縫合的患者去了大醫院的急診，又遇到更緊急的患者，他可能就需要等待，以至於遇到被插隊的情況，最後滿腹怨氣地回家。事實上，醫院急診被投訴最多的往往都是這類情況。而進入急診室後，通過各種綠色通道被我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患者，都是對醫生充滿感激的。 首先，大夫應該在患者就診的時候儘可能提前告知患者可能需要花費的時間。 比如患者可能以爲劃了道口子到醫院急診縫一下半小時就好了，但實際上完成一整套診斷、檢查、治療的過程往往需要幾個小時。當大夫幫助患者建立合理的預期之後，患者再碰到等待的情況，心理上會好受很多。我清楚地記得我準確預測出泌尿外科不少結石患者的病情變化，以及什麼時候藥物起效而使疼痛減輕之後，他們看我的眼神絕對不是等了兩個小時之後抱怨的眼神。 在荷蘭鹿特丹醫學中心工作的這幾年裏，儘管我沒有在急診輪轉過，但每次去那裏似乎都只看到一兩個病人。開始我還誤以爲這是因爲荷蘭人口實在太少，沒有病人呢。後來我才知道，因爲家庭醫生制度篩掉了很多不需要來大醫院的患者，使得大醫院的急診醫生能夠集中精力救治重病人。那裏的大夫告訴我，如果有病人來了，他們整個團隊就會圍上去開始搶救。我就曾親眼見過在醫學中心的停機坪上，直升機剛停穩，一個團隊就衝上去對剛抬下來患者進行搶救，那個場面和我們在電影電視裏看到的歐美醫學劇中展現的一模一樣！ 醫療的目的很多時候是“讓病人做個正常人”。 鹿特丹醫學中心開發了一個配型系統。這個系統巧妙得不得不讓人拍案叫絕。 其實這個系統的原理非常簡單：它把同一段時間內需要進行腎移植的供體和受體的免疫信息都收集起來並輸入計算機，計算機會通過配對運算獲得最佳的匹配組合，以使移植之後患者的免疫反應降到最輕。這樣移植過後的器官排斥反應就會小很多，患者術後的恢復情況也會更好。 我們之所以不告訴家屬，是因爲即便患者本人要求堅持治療，醫生也有權根據醫學證據做出是否繼續治療的判斷。”荷蘭、德國等歐洲國家明確規定，如果在醫學層面上出現不可能挽回的局面，醫生可以判定是否終止搶救。在荷蘭，患者個人的知情權以及對治療手段的參與度要比患者家屬的重要得多。即便病人是未成年人，他們的意見也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只要患者滿12歲，就需要和家長一起參與對治療過程的選擇和判斷；患者滿16歲，他們就可以對自己的醫療措施做出決定。當然，多數針對未成年人的治療，家長還是會被告知的。另外，如果患者要求醫生向其家屬和親友保護其疾病隱私的話，患者親屬可能根本無法參與患者的診療過程——因爲他們可能連自己的親人得了什麼病都不知道。這種情況雖然不常見，但卻受到法律的保護。 同事曾跟我解釋說：患者家屬對醫學知識的瞭解通常都比醫生少，而他們對患者的瞭解也未必夠多——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家屬不會比患者更瞭解自己的身體。湘潭產婦事件中的婆婆爲了讓兒媳生第二胎而不同意切除子宮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提醒我們：家屬未必都是“爲了患者好”，家屬的意見有可能夾雜了私念。 在非緊急情況下，如果再次遇到就診過程中其他患者突然闖入的情況，我們患者與醫生能否共同阻止這樣的行爲呢？不僅因爲秩序，也因爲隱私。 在我的想象中，在拯救患者的生命之後，醫生應該繼續上演把壞蛋交給警察，然後警察藉助線索查出驚天販毒大案的劇情，但實際情況卻出乎意料。醫生把患者肚子裏的毒品取出後交給了警察，但當警察問及毒品從哪個患者身上取出，以及患者的性別、年齡、身高、外貌特徵等問題時，醫生們的答案一概是“不知道”。 咦？這不是包庇毒販嗎？同事解釋說：“這種行爲在有的國家確實是違法的，但在荷蘭卻不是。荷蘭的法律保護並且支持醫生的這種行爲。”荷蘭人認爲，對於醫生而言，拯救患者的生命是最要緊的事情。這些毒販所吞食的每一袋毒品的計量都遠超過致死劑量，所以袋子一旦破裂，就必須將此人立即送往醫院進行搶救。如果毒販和其同夥因爲擔心事後醫生向警察舉報會帶來牢獄之災而產生遲疑，延誤了就診的最佳時機，那患者就九死一生了。 此類情況一旦出現，分分秒秒都是生與死的距離，醫院通過這種徹底保護患者隱私的方式來換取患者的充分信任，以保證這些人的性命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治。這樣的隱私保護也能夠確保即便將來還有類似的情況發生，毒販同夥也能夠在第一時間將患者送往醫院救治。“真正十惡不赦的大毒梟是不會親自吞下毒品的，這些馬仔很多都是被逼上絕路才這麼幹的。他們應該受到怎樣的審判歸根結底是司法部門的事情。”我同事這樣解釋道，“我們作爲醫生負責救人，至於他是好人壞人，法律不要求醫生做出判斷。這使我們遇到類似狀況時能更方便地開展醫療工作。” 這樣的事例畢竟罕見，而如此敏感的狀況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也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果脫離社會實際情況去討論孰對孰錯並無意義。荷蘭的法律如何在醫患信任的問題上發揮促進作用是值得我們每個人思考的。 應該說，國人所熟知的“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病牀前“展示”的。 其實，荷蘭老人看病不需要子女陪同的原因在於他們的專業醫務人員相對國內而言還是很多的，他們可以代替病人子女去完成很多陪護、照顧的工作，子女也可以放心地把家人交託給醫院。而且這份“專業”有時比“孝”對治療疾病更有效。荷蘭的專業醫療服務能夠部分取代我們所熟知的 “孝”，這對於解決我們轉型期的中國醫療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是不是也可以作爲參照呢？ 只是目前來看，這份“專業”在國內還比較稀缺。醫院裏的多數護工的服務僅停留在家政服務的水平，並不能給予病人真正的專業醫療看護。我只在極少數團隊中看到過護工在專業護士的指導下給患者做科學有效的康復訓練。或許是我太心急了，畢竟在大多數老人看病還是兒女陪伴的狀況下，市場或許還沒有嗅到患者和家屬對於專業服務的需求。但我也承認我真的很着急，因爲我也漂流異鄉遠離父母。我急切希望將來有一天，我的父母長輩因疾病需要住院，我能找到比我更專業的人同我一起照顧他們，這在我看來纔是真正的“老有所依”。 不同文化下的醫療行爲會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差異並沒有好壞對錯之分。 在荷蘭，很多癌症的早期篩查工作做得比較全面，很多患者在癌症早期階段就被診斷出來了。這時告訴患者真實情況可以幫助患者在更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配合醫生進行早期治療。因此，這類壞消息並不是“死亡通知書”，更像是醫生和病人共同接受的一項挑戰，而這時開始的治療就像是挑戰中的一項項任務，病人接受起來也相對輕鬆一些。 荷蘭爲什麼沒有舉國哀悼。這是馬航事件發生之後荷蘭迅速流傳開來的一則報道。表達的意思是：儘管那麼多同胞命喪烏克蘭，但是荷蘭人卻不喜歡全國性的哀悼，也沒有全國性哀悼的傳統。而荷蘭政府也更着力於調查事件真相，而不是通過全國哀悼來作秀。 生命之於荷蘭，遠不是“排場”二字可以概括的。 亞洲文化背景下，很多人都希望盡全力延長患者的生命，中國就有俗語“好死不如賴活着”。我在參加外科會議的時候，很多亞洲科學家提出的手術技術常常被西方的同行認爲只在乎延長生命，而忽視生活質量。因此，一些西方醫生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味追求延長生命，什麼時候纔是個頭呢？ 即便在歐洲，各國醫生在醫療行爲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儘管終末期病人的鎮靜療法甚至安樂死在荷蘭已經被社會所接受，但同樣的話題放在英國，就會讓那幫英國紳士吵翻天。爭論歸爭論，醫學發展依然昂首向前。還是那句話，醫療行爲的差異來自文化的不同，但很難分出孰優孰劣。 老人應當去追求自己的精彩人生……但轉念一想，其實很多中國的爺爺奶奶輩是很樂於把自己奉獻給後輩的，勸說這些老人可能純屬瞎操心了。所以，這篇文章應獻給那些內心對自我還有些小悸動的爺爺奶奶，以及將來可能成爲這樣的爺爺奶奶的人們：這個時代，我們每一箇中國人已經有機會過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不吹不黑的客觀態度提高了可讀性。任何國家都沒有完美的醫療制度，HAQ指數進入世界前三甲的荷蘭也不例外。 看病慢（俗稱小病等好大病等死），看病貴（每月必須繳納的醫療保險貴），看病摳門（不給輕易做檢查）是作者主要的槽點。 除卻這些，可以說病人在荷蘭生活的相當有尊嚴：醫生態度堪比服務業；患者享有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比如知曉自己所患疾病，安樂死合法化）；老有所依（比如醫療服務專業，老人看病不需要兒女陪同。更讓我驚訝的是阿姆斯特丹還有專門爲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病人設計建造的村落，村裏的收銀員、雜貨店老闆、理髮師等都是由醫護人員假扮的，在這裏病人可以過着普通人的生活） 是否值得我們借鑑呢？國情、經濟和文化差異產生了醫療差異，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更多需要我們自己去摸索。

挺薄的一本書介紹荷蘭醫療情況。有這麼幾段印象很深：像國內這種小痛小鬧，花幾百塊，都可以找三甲醫院頂尖的醫生看，估計也就中國，沒誰了； 荷蘭採用分診制，小病一般都先通過家庭醫生解決，當然家庭醫生也要預約，有時也很難約，碰到那些十分疼痛但又不是很緊急的病，呵呵，這時候就忍着吧，忍着忍着，預約到了反而可能病自己好了，跟在比利時的經歷挺像[捂臉]； 除非有家庭醫生的轉診單，才能去更大的醫院，當然你如果牛逼，也可以跑瑞士去享受高端私人醫療服務，當然這是後話了。而直接去公立醫院看急診，經查如果沒那麼嚴重，屬於佔用醫療資源的情況，事後的醫療費分分鐘教你做人。

中國的醫改究竟路在何方？將來老了的我們會面對怎樣的醫療環境。也許作爲60後的我們，很多事情都讓我們第一次來體驗。即將退休老去的我們，真心希望醫療環境越來越好。

“做臨牀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今後能明確回答今天還不能回答的問題。” 因爲荷蘭等西方國家有着多種多樣的臨牀研究，才使得西方的整體醫學水平比我們高。 而看似高福利的西方全民醫保，卻因時間等待和醫療資源逐級分配的運作流程，陷入了“小病等好，大病等死”的囧境。

沒有一種完美的醫療制度，但是渴望安全的醫療環境……可以有時間用在治病上，而不是在所謂的醫患關係，科室內鬥上耗盡所有……

斷斷續續看了很久纔看完。樸實的文字和語言似乎更能觸動人心，對荷蘭醫療的介紹也提供了更開闊的視野。作者本人的思想境界令我敬佩同時也很感動。 “苦澀的旅途中只有堅持與熱愛，自己的夢想才能夠最終實現”

在荷蘭生活多年，這本書真是讓人覺得受益匪淺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