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隱喻（2018年版）

所謂疾病的“隱喻”其實指向其象徵意義，之所以會成爲“隱喻”，本質上就是疾病的象徵意義被客體化和內化的過程。 作者談及疾病的隱喻，源於親身經歷過乳腺癌，當時的癌症被認爲是心緒壓抑不得釋放的結果，似乎得了癌症就可斷定其心胸狹窄、心情壓抑，至於原因，則可能是身心遭受外界重創，或是某些心理和身體習慣不當，這些附加在疾病以外的解釋使患者增加了如愧疚、羞恥以及自卑等來自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壓力。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以超前的觀念、廣博的邏輯論證把疾病背後的文化屬性揭示給大衆，書中提到了肺結核、癌症、艾滋病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疾病。它們不僅奪去了無數計的生命，還在心理、文化、道德、政治等各方面束縛着人類，如果說疾病是自然的魔咒，那疾病背後的隱喻就是人爲製造的枷鎖，由此形成了對人——作爲社會身份者的巨大控制。 雖然蘇珊·桑塔格在替作爲隱喻的“疾病”祛魅，但作爲小說敘事聚集點的“疾病”視角，絕不會只是一個敘事的能指符號，也不只是敘述“疾病”的生理或肉身痛感，關注更多還是心理、精神上的焦慮或不安，因此，“疾病”不止於作爲個體存在的鏡像，而且還是一面社會批判的多棱鏡。“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儘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這種方式的落地任重道遠，現如今社會也無法拋卻疾病的隱喻。與疾病共存是一個需要修習的人生課題。 《疾病的隱喻》中的兩篇文章，寫作及發表時間相隔了12年，1978年，桑塔格癌症康復之後寫下了《作爲隱喻的疾病》，並在《紐約書評》上連載。在寫這個的時候，她或許沒想過要寫下同樣主題及相同處理方式的《艾滋病及其隱喻》，並於1989年出版。 如幽靈般病毒的來無影去無蹤之神祕，正是隱喻的滋生地。在種種隱喻中，疾病本身彷彿也有了階級性，而這種階級性會不自覺地進入政治和種族範疇，從而成爲對付所謂“負面”力量的修辭學工具。 而這種隱喻的修辭學工具，又常常會超出道德和美學的範疇，成爲現象與本質偏離時刻的批評手法。 正如“隱喻”是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現象與本質之間的分裂也常常以現象取代本質一樣，一切修辭的本質，一切批評的目的，都只不過是——“使詞重新返回物，使現象重新返回本質”。

這本書由兩篇文章組成，《作爲隱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隱喻》。如果不是作者身患癌症多年，經受無盡折磨，很難寫出疾病對患者造成的影響和傷害。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說：疾病是生命的陰暗面，是一重更爲麻煩的公民身份。正如書中所言：每個人生活在世上都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種則屬於疾病王國。 書中還提及一些疾病，特別是傳染性疾病，結核病，麻風病，梅毒，艾滋病，以及惡性的腫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一步隱喻化，在這裏，疾病並不僅僅關乎患者個人的身體。疾病的背後，是藝術表現，是道德評判，是社會議題，是政治修辭。在這裏，特定的疾病名稱，是被抽離出疾病本身的。這些疾病在不同語境下形成了不同的聯想，而這些聯想又被加諸於患者，使患者不止在身體上受到疾病的折磨，甚至在精神上也受到外界的壓力。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提出了一個一般人不會深究的問題，那就是本來純粹是身體的疾病，卻被當作隱喻，被人們從中闡發出種種的道德、政治和文化意義。隱喻的目的不在於揭示真相，而是掩蓋真相。 不管願意與否，人的一生總會經歷或大或小的病痛。“疾病遠離這些意義、這些隱喻，似乎尤其能給人帶來解放，甚至帶來撫慰。”如果說病患是對健康的罪與罰，那麼思考則是上天對患者的賞賜。然而疾病常有，而桑塔格已不在。

很多學霸朋友推薦我這個時期看這本書。讀罷之後的確對關於疾病的隱喻有了更多層次和角度的思考。桑塔格這位曾經的癌症鬥士，雖極力剋制，只以批評家的立場儘量去客觀的從各個角度談論此種隱喻，但偶爾行文的激昂澎湃還是流露了她曾經的苦惱和窘境。她認爲讓疾病遠離隱喻，必須明確的批評、分析和解釋。 作者主要對三種疾病隱喻的形成機制進行闡述和分析，肺結核、癌症和艾滋病，有趣的是，文學作品對疾病的描述或人們一直以來的印象，這三種疾病卻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描述。人們都是以貌取人的偏見者，結核病是貴族的、藝術品般高尚的靈魂病，繁花似錦逐漸凋零的意象，物哀之美的詩意流露，有詩人感嘆命運的劫難和患者的悽美，或因憂鬱或因相思，這都是一種熱情又敏感的人才更容易患的蒼白疾病，或是失意和壓抑帶來的惡果（後期，文學藝術家把白血病也賦予了這種美感的隱喻）；癌症卻是邪惡的無限制生長，腫瘤帶來醜陋與腐敗，病態的扭曲和衰老，讓無知的旁觀者懷疑患者道德的缺失，才導致了軀體的變形，這是一種失敗者和壓抑者纔有的疾病，甚至被看做是發達資本主義負面行爲的象徵；而艾滋病這種傳播途徑較爲特殊的疾病，幾乎讓所有感染者都無法有尊嚴的繼續生活。 肺結核症狀脆弱與優雅的浪漫主義色彩，與癌症症狀邪惡和醜陋的殘酷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實背後可以看出人們對於“有尊嚴的死亡”這種狀態的期待，我們反對關於疾病的隱喻，可這種強化的隱喻卻在某種意義上，更使人理解了人們關於生命尊嚴的思考與成全。 人們對疾病的偏見跟對其他事物的偏見一樣，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偏見，或清晰或模糊，或隱晦或明顯，而每個人，因爲疾病這種常態化的存在，又都或多或少成爲偏見的受害者，或善意或惡意，或強或弱。所以冷靜狀態下的同理心是多麼重要的一種品質，它會讓你在企圖對他人持偏見的時候時刻提醒你換位思考，少一點對他人疾病的偏見，不要誇大關於他人疾病的隱喻。 所謂的疾病的隱喻，就是“人爲產生聯繫”，這是一種把多層次的複雜問題簡單化的方式，本意是幫助人理解某事物，可總免不了把問題簡單化。疾病的隱喻歸根結底源於人們對死亡和未知的本能恐懼，古老的恐懼傳承至今，幾個世紀以來，疾病同時帶來道德上的被評價與精神上的潰敗，生理病變卻使人陷入道德的囹圄，受到無形的懲罰。患者的靈魂被裹挾在與疾病無關的社會領域內，不光受制於病痛，甚至還要爲自己的疾病而感到羞恥和貶低，甚至受到審判，所有關於疾病的一切，都被人爲的妖魔化，不管是疾病本身的寓意，還是患者身上被加之的一切隱喻。 正像當年經由歐美宣傳的現象“阿拉伯之春”一樣，隱喻會把政治觀點簡單化、通俗化，是一種有效的工具，其動機纔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關鍵。關於疾病的隱喻在政治層面或傳播層面將疾病本身和患者標籤化片面化，導致人們對疾病的價值判斷有很大偏差。關於疾病的隱喻是一個標籤，有時是由於偏見，有時是由於無知，有時又是由於某種疾病的傳染途徑和治療的狀態所引申的意義，比如得艾滋病就必定意味着私生活不檢點、肺結核就意味着敏感而蒼白、對癌症的治療被譽爲一場戰爭等等，所有這些都是一種話語的人爲構建。書中列舉的三種疾病的隱喻都有着時代的特性，正如關於人體氣質之美的評價和消費方式一樣，每個時代都有其侷限性，多元化纔是我們要追求的和諧。對於關於疾病的一些隱喻解釋，比如情緒和疾病的關係，也許在預防和致病機制上是有道理的，但桑塔格反對的不是這些隱喻，而是隱喻這種解釋方式其行爲本身，她希望的，是人們糾正看法，正視疾病與死亡。 相信我們多數人都跟桑塔格一樣，希望疾病獨立於隱喻之外，希望不以非黑即白的隱喻方式去解釋疾病的存在，更希望活在一個偏見相對少一些的環境裏。聯想到如今的疫情形勢，人們對武漢人的態度，這本書的確非常值得一讀。

魯迅說要療救人們的靈魂，他棄醫從文，說文學才能救人。魯迅從什麼樣的一個立場上轉向文學（側重精神意義的救人，讓患病者揹負精神壓力的人和社會纔有病，利用疾病的隱喻和視角的倒轉達到療救的效果），蘇珊桑塔格說放棄對疾病的隱喻，人生病就是生病，不要徒增人對疾病的恐懼，不要相信文學上對疾病的渲染和隱喻，因爲文學具有幻象和欺騙性的。（側重身體意義上的救人，病人患病揹負的精神壓力是不必要的，要告訴他生病很正常） 從文學意義上我覺得不能消解疾病的隱喻，因爲隱喻理論上是不可消解的，今天是癌症艾滋病明天就不知道是什麼，而且真正的文學恰好在於它對疾病的發現，它對患病者的敘述恰恰是在說這個環境有問題而不是這個人有問題，蘇珊桑塔格如果理性地想要讓社會發現一個病人而正常地對待他恰好不應該放棄隱喻，因爲只有隱喻才能發生解蔽的效果，佔據某種發現和某個可能的位置，蘇珊桑塔格忽視了文學本身的作用，他們其實是殊途同歸的，或者說現代視角下文學對疾病的隱喻恰恰不是增強了人們對患病者的恐懼而是增強了他們對患病者的理解。這也是爲什麼文學上魯迅要以狂人的視角反過來說周遭人才是喫人的人，郁達夫要說抑鬱症，要寫自己的性壓抑性苦悶，並說祖國呀祖國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再一步就是對死亡的敘寫，爲什麼日光流年要寫三姓村的病與死亡是永遠逃不了的宿命，張愛玲金鎖記爲什麼要寫曹七巧的病態並說她用黃金的枷鎖劈殺了長安長白，又比如少年維特爲什麼要自殺，安提戈涅爲什麼要自殺，因爲他們要用身體的病與死來以身證道，我們的病與死是這個社會害的，我要復仇，我要我心裏所想的那個真正正義的世界。而桑塔格所不贊同的，是一個人爲了看起來好看而染上結核病，被歸咎於這是文學的誤導（結核病會讓人面色潮紅，而文學作品中有大量這樣的對結核病患者病態美的描寫）但正如《樹上的男爵》那樣，只要我喜歡並且已經想清楚，又沒有打擾他人，上樹生活一輩子，患結核病，又怎麼樣呢，旁人應該問他，你想清楚了嗎，想清楚了就去做吧，就算後悔也沒有關係。因爲如果生病是正常的話。

蘇珊·桑塔格將結核病、癌症、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置於文學、政治、道德與社會語境中考察，揭示了疾病不僅是生理現象，更是一種被社會不斷賦予含義的隱喻。 作者不斷在文學、藝術、政治文本之間穿插，讀者可對照維多利亞小說、現代廣告等材料，體會隱喻如何滲入大衆文化。 世界是被建構出來的，因此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意義，而意義是由人來賦予的。人是符號的動物，我們不僅符號着自身，也符號着身邊的一切。當疾病不再被單純視爲疾病，而納入政治、經濟、社會…之中。疫情被賦予戰場，狙擊戰等隱喻時，就暗含既期望獲取成功又需要有人犧牲。 書中最開始，提到結核病被視爲貴族病，或者被人們賦予一種美好病嬌感。有一種“崇拜”或“驕傲”，一種特別氣質的體現。後來，隨着醫學的發展，此病的治癒率提高，它所承載的隱喻發生轉移，結核病的隱喻一分爲二，一部分轉向精神方面的疾病，一部分轉向癌症。抑鬱症等隱喻的呈現以及癌症隱喻。抑鬱之於癌症，似乎有一種存魅。癌症則是壓抑、失敗、道德貶抑的特質。現在，癌症雖未被徹底攻克，但是隨着醫療發現，對癌症有了較爲科學的認知，此時便會有其他的替代隱喻。艾滋病出現了。 結核病被賦予“浪漫化”色彩，因爲最初患病的那些文學家都在不斷構建它的“美好”，患病後的病態感又使他們面部潮紅，還會文思泉湧，以至於有人會以感染此病而發出感嘆。後來，當白人上層階級患艾滋病後，自己有錢又有閒，還會遊說，才使這個疾病得以重視。 爲啥現在電視劇，霸道總裁總是有嚴重胃病，而不是設定直腸咽炎等疾病，因爲不雅觀。明明都是身體一部分，都在努力爲身體工作，卻被劃分出三六九等。 林黛玉嬌滴滴的咳嗽，福樓拜，濟慈，梭羅，愛默生…… 乾飯去了，未完待續……

在本書《疾病的隱喻》中，桑塔格隻字未提她的患病經歷，甚至連患病情感也不曾流露，她十分專業而成功地保持了一位優秀批評家的風度——剋制小我，但激揚卓越的文字還是暴露了疾病帶給她的複雜情緒，並且在後來的章節中她也如是表述：“十二年前，當我患上癌症時，尤使我感到憤怒的，是看到該疾病的惡名聲怎樣加劇了癌症患者的痛苦。”顯然，身處其中的桑塔格能夠感同身受於來自患癌的各個層面的苦惱：身體的病痛、對未知死亡的恐懼，還有隱形的社會偏見籠罩下的無處躲藏的羞恥感和自卑感。 縱然這些情緒在桑塔格飽受病痛摧殘的身體裏暴漲，但她並不打算向上帝和命運討債，她不怨天，只尤人，並且所“尤”因素和治療方法，但她所想要探尋的奧祕，和醫學難題一樣艱難而價值非凡。桑塔格在書末寫到：“使疾病遠離這些意義、這些隱喻，似乎尤其能給人帶來解放，甚至帶來撫慰。不過，要擺脫這些隱喻，光靠迴避不行。它們必須被解釋、批評、細究和窮盡。”她希望通過本書《疾病的隱喻》還原疾病本身，剝離附加於其上的其他意義。隱喻，“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對於桑塔格來說，當以他物命名和解釋此物的時候，此物已經不再是此物，他物作爲描繪性詞語已經背離了本質。然而，在這種貌似合理的普遍適用的邏輯中，桑塔格辨識出了它的虛假面貌，她把那些經由闡釋而形成的隱喻，稱爲“影子的世界”。 細讀《疾病的隱喻》可以發現裏面有“反對闡釋”觀。它像是“反對闡釋”在疾病領域的現實應用。爲破解隱喻製造出來的幻覺，以及由這種幻覺所引發的道德批判和倫理困境，桑塔格以結核病、癌症、艾滋病爲例，詳細分析和挖掘了這些隱喻的形成機制。十九世紀的結核病曾被闡釋爲一種優雅的貴族病，甚至籠罩於其上的死亡霧靄也是美麗和詩意的，並且，它暗示着只有生性敏感、多情、富有激之人不是她自己也非人類個體，那麼，該是誰呢？那些附着於疾病之外的痛苦、羞恥、負罪、內疚、自責，是誰創造的？基於何種原因？目的又是什麼？桑塔格苦苦追尋和思索，以求爲那些深受其害的患者討回公道。 儘管作爲人文知識分子的桑塔格從未不自量力地想要爲自己和病友找到癌症的誘發情的人才能患此病，儘管結核病人的身體常常散發惡臭，這種味道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爲優雅的體現，但結核病的優雅形象卻長期盛行於貴族階級，甚至它還普遍化至整個社會，這不能不使人驚訝和懷疑。如果結核病是貴族的疾病，而癌症則被闡釋爲失敗者的疾病。癌症被賦予的解釋是此人消沉、低落甚至無能，在現實中飽受壓抑無處釋放，終得此病。熱情洋溢還可以令人驕傲，缺乏熱情就只剩下羞恥了。生理病變，最終陷入道德的囹圄，遭受道德的評判和懲罰，這是桑塔格所不能忍受的。 鏈黴素發明之後，結核病得以治癒，因爲它不過是一種細菌感染，與患者氣質秉性、所屬階級沒有半點關係，而那些隨之附着的隱喻和神話也難逃隕落的宿命，疾病終於還原爲疾病本身。而癌症和艾滋病，因其至今依然難以捉摸的脾性爲闡釋提供了存活的空間，它們仍然在延續着結核病的隱喻邏輯。但桑塔格預言，當它們確切的誘發原因和治療方法被發現以後，那些隱喻的影子必將隨同它神祕的面紗一起煙消雲散，因爲它們本來就不屬於疾病本身，不過是權力爭奪戰中爲我所用的工具罷了。 十九世紀時，貴族階級在與資產階級爭奪話語權大戰中節節失利後，他們發現自己的優勢在於修身體得到有效調控以使其正常運轉。既然癌症是因爲癌細胞攻擊了身體，那麼最好的治療就是給予其反擊。癌症的這種治療邏輯和策略特別爲政治和軍事所青睞，它們常常將社會比喻爲肌體，將內部的失序和外在的隱患比作癌瘤，爲了獲得社會肌體的健康運轉，驅逐“癌細胞”則是分內之事。然而，社會是否真的類同於肌體，又根據什麼來區分它的健康和病態呢？癌症被闡釋爲負面話語，常常穿梭於社會口舌之間，那些患者的感受是否被照顧到？福柯曾通過考察瘋癲領教了話語建構的威力，以及人們用“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的健全”的景觀，並從中窺視到，無論是對於瘋癲的闡釋還是處置都充滿了主觀色彩，而主觀的傾向往往取決於當時的社會經濟利益所需。 比如瘋癲吧，與其說瘋癲史是一部醫學史，不如說是一部建構史。它的性質和麪貌如何，不取決於醫療科學，而取決於話語建構。而養和形象。儘管這種修養和形象無非是他們所處的特定階級的美學理念和倫理訴求的投射而已，但爲了在爭奪領導權大戰中打敗資產階級，它們便以普世的姿態呈現，並連疾病領域也不放過。而作爲疾病的結核病就成爲其利用的工具，被賦予隱喻而披掛上優雅的形象——貴族即便生病也是優雅的，或者說只有貴族才能生貴族病。當疾病成爲一類人的疾病時，結核病被塗抹上優雅、浪漫、詩意的色彩，而癌症卻被視爲發達資本主義時期種種負面行爲的象徵：“畸形增長以及能量壓抑，後者是指拒絕消費和花費。”並且，癌症的隱喻還常常爲政治和軍事暴力合法化貢獻力量。它被認爲是身體受到了外來攻擊而最終導致自然失序，治療則意味着讓身體得到有效調控以使其正常運轉。 桑塔格則沿此線路又深入結核病、癌症和艾滋病甚至全部的疾病領域。結論依舊，時至今天，一元仍然通過將另一元打入非法境地，來確立自己的合法化和話語權。甚至，當權力網絡隱祕遍佈的時候，本質真相往往被遮蔽，而顯露出來的卻是欺人的影子假象。爲了破解疾病隱喻還原疾病本身，桑塔格也曾不無偏激地反對關於疾病的一切話語闡釋。然而，作爲癌症患者的她也應該深有體會：疾病難道真的只歸因於生理病變，而與心理因素和環境毫無關係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桑塔格是不是也簡單粗暴地從這一極走向了另一極？這與她提倡多元寬容的風格相悖啊。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桑塔格曾在《反對闡釋》中解釋道，她所對抗的不是闡釋而是唯一的闡釋，即結核病是貴族病，癌症是失敗病的總體歸納，如同瘋癲曾在不同的時期分別被一口咬定爲是對上帝道德的反叛、獸性的放縱、某種體液的過剩，並依此接受相應審判和規訓。 關於艾滋病的兩種隱喻，“他者”和性；艾滋病背後一是死，二是性。無論歸因於哪一種起源，它都是一種來自“他者”的疾病——無論是地緣性的，還是文化性的，均是自視爲中心的“我”與被視爲邊緣的“他”之間的對立，而這種簡單的劃分與敵對以及隱藏於其中的狹隘、偏執和自戀一直腐蝕和粉碎着多元、寬容的理性新世界的建立。桑塔格期望真相不被話語的魔障所糾纏和控制，期望避免“意義的影子世界日益膨脹，真實世界日益貧瘠”。疾病的隱喻邏輯不僅通行於西方世界，也密佈於東方。就瘋癲而言，無論東西方，它的個人和病理因素都長期地遭到忽視，而更多被着眼於它的社會和法律因素，因此，對瘋癲的判斷與處置也都依據司法而非醫學的態度。 在我國，家庭承擔監管和禁閉的角色，外在的法律通過社會公德施壓於家庭，即將瘋癲造成的破壞歸罪於家庭的看管不到位。不僅瘋癲，其他的疾病領域亦被塗抹上超越醫學科學領域的色彩。比如，疾病在近代中國，就不只是個體性和家庭性的行爲，而越來越被規劃爲集體甚至國家、民族的行爲。西方文明強行進入後，國人被冠以“東亞病夫”，身體的康健被暗示爲對國家的效忠，而疾病則有辱民族的尊嚴。並且，西醫進入中國的初衷，也並非是從醫學角度擔當對肉體的醫治，而更傾向於思想改造——全面接受基督教文化，只是由於中國文化強大的同化能力，使其日益演變爲醫療行爲，但這被迫的醫療行爲最終也演化成了主動地通過對身體的醫治來彰顯慈善和人道的德行，從而更好地完成思想革命，達到對“他者文化”征服的目的。幾個世紀以來，疾病一直被裹挾於各種非疾病領域，而其本質和真相也始終被遮蔽，病人在遭受身體疾痛的同時，還要承擔附加於其上的其他領域的審判和責任，然而，這些都是爲桑塔格所不能容忍而欲加破解的。 桑塔格致力於剝離疾病的隱喻，並藉由癌症的例證和自己的經驗大聲疾呼：“正視癌症，就當它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儘管是一種重病，但也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它不是上蒼降下的一種災禍，不是老天拋下的一項懲罰，不是羞於啓齒的一種東西。它沒有‘意義’。”其實，“沒有意義”的何止癌症，所有疾病依然。甚至衆多的人類肉體和靈魂的真相，至今依然在隱喻中被矇蔽和遮掩，破解隱喻的行爲自始至終有效。 《疾病的隱喻》自疾病始，卻沒有終於疾病。從疾病開始到疾病結束的過程，已經不是簡單地迴歸而是完成了對疾病的超越。而這個超越的過程，是桑塔格刨根問底企圖尋找疾病背後的隱喻及其根源的過程，在此疾病也超越了生理和醫學範疇，而無孔不入於文化、政治、種族和軍事等精神和社會層面。從艾滋病的起源可窺一斑。到目前爲止，關於很多疾病的起源如同它的治療方案一樣神祕駁雜，但僅從各種流行看法仍能辨識出其背後的隱喻意義和權力機制。

《疾病的隱喻》是桑塔格一次將個人心理體驗滲透進去的一本書。作者聚焦在結核病、癌症、艾滋病這三種疾病上，書中也討論到瘟疫、梅毒等對人類歷史有重要影響的疾病。這些疾病都有着強烈的隱喻，並使用在對歷史分析之上。結核病用來形容某種特定性格的人，也被用來對人進行道德評價。癌症、艾滋病被添加到了軍事隱喻中，對艾滋病的描述更是一種軍事化的戰爭描述。由於疾病被施加了額外的文化意義，患病者又產生了額外困擾。這些困擾逐漸產生疾病的禁忌性特徵，就像是害怕死亡的人不敢面對死亡這個問題一樣。於是就出現了醫生不向患者本人透露真實病情或者患者本人避免向他人談及自己所患何病的現象。 弗蘭克·利奧伊德·賴特將早期城市與現代城市作了一番比較，認爲早期城市是一個健康的肌體（“那時的城市無害於健康”）。他說：“看任何一個大城市縱橫交錯的平面圖，就是在看纖維瘤的縱橫交錯的切片。                                  我們爲健康費盡心機，我們謹謹於飯食、飲料、呼吸和活動，我們仔仔細細地把房屋的每一塊石頭擦得乾乾淨淨；同樣，我們的健康也是一項長期的經常性工作；2020年的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世界衛生組織2020年6月1日公佈的第133期疫情通報顯示，全球新冠確診病例累計超600萬例，死亡病例超過37萬例。短短數個月，這門大炮就毀了全球的秩序，掀倒了一切，我們全力以赴，防不勝防，即便我們全神貫注，那些隱喻的疾病都會悄然襲來……

結核、癌症、瘟疫、艾滋病，整本書由此展開。 咳咳， 你得的是乳腺癌還是抑鬱症，你是該去看男科還是先正一正個人作風？ 三高是富貴病，結核是窮人病，癌症是天譴病？ 讀心理書是自病自救，看婦科是行爲不檢，長痘痘是脾氣不好？ 高以翔去世了，是被王瀝川方的？運動無用，自律早死，越健康越容易爆亡？！ 艾滋病患，國家免費救治值不值，該不該根據感染方式區分對待，是爲了挽留生命，是否也是爲了維護公共衛生、社會穩定？ 新近疫情的背後，學術論文事件很快上升到政治事件，是觸犯了道德還是違反了法律，究竟是誰隱瞞了真相，爲何隱瞞？ 撕醫護防護服，得病的到底是患者還是其家屬，這種“病”，是該醫院收治，還是警局收制，是寫上病例還是直接寫上判決書？ 以上，有啼笑皆非的，也有當下值得思考的。疾病的隱喻，是小題大做過度上升到意識，還是矛盾、聯繫與發展的對立統一？是時代強加於疾病更多的意義，還是疾病反饋給時代新的命題？ 疾病的隱喻，作者在當時創作時是持否定態度的。但隨着近些年世界公共衛生事業的演變發展和研究成果，一些疾病，並不是獨立存在，它的確和人的個性、心態、情緒息息相關。而疾病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法律所貫通的海洋。

“隱喻”通常作爲高級修辭手法存在於文學領域，疾病與隱喻的結合，表徵人類對痛苦的感知從具象走向抽象的，從而成爲一種非正常的文化現象。疾病在不同領域被賦予豐富的價值意涵，原本僅僅是人類身體現象的疾病被引申到人格道德、文學藝術乃至政治語境。 站在歷時性維度思考，遍歷“肺結核——癌症——艾滋病——電子病毒”的演繹過程，疾病一步步被隱喻化，成爲一種文化符號。有些疾病代表無知的浪漫純潔，如肺結核；有些疾病卻成爲邪惡、懲罰、災難的代名詞，如癌症。阿拉伯人稱以色列人爲“中東之瘤”，托洛茨基認爲斯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癌症，納粹將非純種血統的種族一律視爲梅毒攜帶者等等，無論是道德批判還是政治壓迫，都不由分說地將人類疾病拋入污名化的黑箱。因爲疾病的最終指向大概率就是死亡，人們對於死亡的畏懼引申到疾病上，不能夠客觀、理性地對待和接納疾病。社會經驗和民間輿論也時常提醒我們，一個人的患病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不良的生活習慣和心理缺陷。據此，我們會對疾病患者產生一種特殊情感歧視，這是由圍繞疾病產生的種種不正常的隱喻造成的。 作者寫作這本書的目的，大概就是提醒人們應該打破對疾病的錯誤直覺和低級認知，讓疾病迴歸到一個自然的狀態。人們對於疾病的看法，最好是秉持客觀、理性的態度。引言中有段話讓人印象深刻：“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既然我們不能保證自己的一生都生活在健康王國裏，那麼只有每個人站在客觀、理性的立場去看待疾病、接納疾病，才能從根本上洗白疾病的隱喻，解決疾病歧視問題。

“每個童年不幸的人都是憤怒的。我一開始（很早的時候）肯定也是憤怒的。然後我對這種憤怒‘做’了一些事情。它變成什麼了呢？自我憎恨。”多次被母親遺棄的桑塔格是在1971年，剛剛被診斷出乳腺癌的時候發現了這一令人忌諱的聯繫。大約8年後，她寫了《疾病的隱喻》。她在自傳裏說，“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到底做了什麼，才落得這樣的下場？我過着錯誤的生活，我太壓抑了。”確實如馬泰所言，桑塔格比任何人都更有力、更明確地摒棄了情感、人格與疾病之間的聯繫，而且這種摒棄還帶有苦澀與無意識的諷刺。疾病不應被視爲一個結果而應被視爲一個過程，精神、環境、生活方式，它的發生本身就是一種內外界合謀的戕害。現實是，除卻病痛，疾病往往會伴隨着無數歧視甚至是自責，這些眼光會化成第二把劍再次扎向患者。 別人得癌呼天搶地，蘇珊桑塔格得癌，寫兩篇論文…自省毫無助益，蘇珊因童年經歷而補足的性格特徵，譬如情感剝離、追求優秀等品質確實幫助她取得了社會地位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