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

再說梁文道：一種思想樣本 ​ ​那麼在我看來梁文道的核心框架是由什麼組成呢？我以爲有兩個最主要的因素：一個是同理心，一個是真誠。除此之外，他還有比較強烈的道德感和原則意識。關於他的成長背景我就不多說了，小時候上學他是個混子，1989年還在大庭廣衆之下脫褲子坐痰罐，鏘鏘三人行被下架也是因爲他的不當言論，他乾的“壞事”簡直是太多了，所以他能在內地撐到現在屬實厲害，但我估計他對於最後這個結果也是早有預料的。 ​梁文道是怎麼做到一直到現在都不被封殺？很多人說梁文道是一個多面手，說他很懂僞裝，乃至於虛僞。但我覺得恰恰相反。他從事媒體工作幾十年了，如果他幾十年一直僞裝，一直虛僞，他能活到現在嗎？就算他真的僞裝吧，那他這樣活着難道就不累嗎？所以我認爲他的真誠和同情心纔是長久之計，當然，也少不了對遊戲規則的熟悉與瞭解，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什麼場合應該講什麼、不應該講什麼。但他又必然會面臨所有人都會面臨的一個困境：當價值觀相互衝突的時候，我該怎麼處理？在這個矛盾上面他的解決辦法其實相當高明，我待會再說。 先講回梁文道的真誠與同理心。我們都知道梁的閱讀面極其廣泛、他的閱讀量是大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既然如此，梁文道就是最不可能不遇到相互矛盾的知識和思想的，加上他遊走於兩岸三地，還常常出走到世界各地，他也不可能像大多數人一樣活在自己的逼仄的信息繭房裏面。各種觀念的衝突，各種價值觀的矛盾，對於他來說恐怕都是家常便飯。在這種情況下，他如何自處？這裏同理心就是關鍵。小明支持A思想，小李支持B思想，A和B互相對立，而這兩個人寫的書梁文道都看了，他會支持哪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兩邊都不完全支持，也兩邊都不完全反對。梁文道想事情是很奇怪的，他首先會問小明，他爲什麼會有這種思想？小明的成長環境怎麼樣？他所處的地方的文化氛圍怎麼樣？他的成長經歷怎麼樣？問完了以後他就明白了小明A思想的來源。問完小明以後，他又會反過來問小李，那B思想又是怎麼來的呢？小李的經歷過什麼？他所處的社會氛圍又怎麼樣？完了以後才明白，哦原來B思想是這麼回事。也就是說，梁文道的同理心是如此的強烈，他總是傾向於從不同的人（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符號）的角度去想問題，而不侷限於一面之詞。他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什麼絕對的事情。而他作爲講書人，他今天給你講A書，明天又可以跟你講B書，而中間也不會有什麼矛盾。他甚至連罪犯都有可能同情，但他這個同情並不意味着他就認爲這個罪犯應該被赦免釋放，不是，而是他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因爲他確實犯了罪，但他同時又會非常關心這個罪犯他犯罪的原因，罪犯的動機是什麼，他的思想軌跡是怎樣的，在犯罪之前這又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周圍的環境怎麼樣，當一個罪犯成爲罪犯的時候，他身上是不是隻剩下“罪犯”這一個身份標籤？如果你無法回答這些問題，那麼你又怎麼可以這麼輕易就下定義？這就是梁文道的同理心。它不是無原則的“聖母心”，而是一種追根溯源的、人類學式的理解方式：任何思想或行爲都是一系列歷史、環境、心理因素的產物，脫離這種溯源，具體的人就只會變成抽象的標籤，而這是有違人本主義的。這種思維方式使得梁文道能夠“容納”相互矛盾的觀點，從而避免了價值體系的崩潰。承認各種價值客觀存在且可能無法相容，但理解它們爲何存在。他之所以從不輕易下定義，之所以從不靠邊站，就是因爲他心知肚明他不可能爲所有這些問題找到答案，也許他的知識儲備很宏大，他什麼話題都能聊得來，但當有人問他“人生怎樣能過得更好”時，他最典型的回答就是“很抱歉，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這就是他的真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有時會沉默，但他不會說謊。 ​梁文道在特定的場合，也許有些話他不會開口說，但他也僅僅是不說，而不是撒謊、說假話。對於梁文道來講，不說，並不意味着默許或者默認，也不代表掩飾或者隱藏，而只是順着遊戲規則去玩這個遊戲。在這個特定的X場合裏，他不能講A思想，那他就講B觀點、講C知識、講D事件、講E感悟唄。你又怎麼能因爲他在X場合不講A思想，跑去Y場合講A思想就說他是虛僞呢？ ​所以梁文道常常兩邊都不討喜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爲他虛僞，而是因爲大多數人只侷限在一種視角。這本質上就是思想框架的差異所致。 ​梁文道的思想框架和其他人的思想框架的差別在哪裏？就在於彈性與反脆弱性。我前面就講過，梁文道的思想框架主要由同理心、真誠和道德這幾種元素組成，而這些元素你會發現其實都是比較模糊的、抽象的、無形的、寬廣的，同理心他既可以用來同情A，也可以用來同情B。那些帶有立場的同理心就根本不是同理心。可是我們大多數人的框架，基本上都是由一些別人灌輸的意識形態所構成的，於是當遇到對立與矛盾的事情時，我們的容忍度就不可能做到梁文道那樣那麼高。這恰恰是梁文道最厲害的地方，不是因爲他知識廣博，而是因爲他知識如此廣博的同時又不會價值崩潰或者被意識形態所控制。 ​所以爲什麼說信息繭房這麼危險？他不僅僅因爲侷限了你的視野，不是，而是因爲它根本不允許你擁有更廣闊的視野。假設你長久以來學習的或者被灌輸的都是A類思想，年復一年，一直如此，沒有變化，於是你的思維體系和思想框架都是以A類思想作爲基礎材料的，那麼一旦這個人不小心看到B類思想，會發生什麼？首先，如果B類思想的入侵強度有限，那麼這個人就會通過各種認知失調的心理機制來處理這種入侵者，要麼就是用A思想去吞噬B思想，從而讓B思想以一種扭曲的形式納入到A框架裏面，使其同化、合理化。另一種方式就是要麼否定要麼乾脆假裝沒看見。可是如果B類思想如驚濤駭浪一般湧入呢？那麼A框架由於太過僵硬（脆弱）就會被衝破、會崩壞，也就是所謂的價值崩潰。這纔是信息繭房真正危險的原因。很顯然，這種價值崩潰的風險在如今變得越來越大，而梁文道卻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即使被封殺。因爲他的核心是穩定的，且框架極爲簡單的同時又具備反脆弱性。如果有交易經驗的人應該也很容易理解，一個系統如果過於複雜，那麼它的適應性必然就比較差，在某些市場狀態下它可能就會崩潰；而相對簡單的系統卻可以更加自如地去應對不同的市場狀況，甚至可以從糟糕的市況中獲利，這就是反脆弱。 那麼最後爲什麼說梁文道必然會遭遇如今這個結果呢？原因其實就在於他模糊的立場。有一句話我特別欣賞：“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爲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美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這句話已經足以說明很多事情。在一個容錯度不斷降低的環境中，模糊和溫和本身最終也會成爲一種“罪過”。

“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爲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道長這番話在八分半停播的當下也正是應景，八分半停播又何嘗不是源於這種悲哀，太有現實意義反而不能說了。十幾年過去了，重複的社會問題一直在上演，但發聲的空間卻一直在縮小。自下而上的思考總被蓋上陰謀論的帽子，傳媒如此發達也不過是方便了大衆內部消化矛盾，在網絡上各“雲”甩對方“一巴掌”也就解氣了，回到現實繼續跪着歲月靜好。但這種現實應該歸責給大衆嗎？作爲推動結構運作的一環，大衆自然有其該被歸責的部分，但我一直覺着這種歸責對評論者來說應該基於一種自我反思（自我也是推動結構的一環）與最基本的同理心品質，而非把自己摘乾淨後將對上不敢言的怨氣化作對下誇誇其談的精英式傲慢。從圓桌派認識道長以來，他的發言總讓我感受到前者知識分子的魅：謙遜，智慧，辯證又客觀，從八分到八分半不知不覺中瞭解了一些文化政治經濟的知識碎片，還學習了一些面對時事時的批判角度。八分半停播後，在微信讀書聽完了《常識》，每次聽都在想AI男聲要是道長的聲音就好了，希望八分半的停播不意味着道長被消音。

翻開梁文道的《常識》，沒有魯迅式的諷刺言辭，序言裏那句自嘲：“本書所集，卑之無甚高論，多爲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爲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 這句話像根針，扎破了我們習以爲常的認知泡沫——原來那些本該刻在文明底座上的簡單道理，竟成了需要被反覆疾呼的稀缺品。 梁文道解剖的73個社會切片，其實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爲什麼說人話這麼難？ 在仇恨裏找“愛國”：一提“百年國恥”，有些人就自動切換成“逢日必反”模式，把歷史簡化爲復仇燃料。梁文道冷峻地指出：我們要反對的是戰爭罪行，而非整個日本民族。當“清算罪惡”被偷換成“仇視羣體”，我們和當年侵略者的“種族優越論”又有何區別？ 在災難裏造“神話”：礦難發生後，倖存者被救出時高喊“感謝黨恩”的報道屢見不鮮。梁文道撕開這層溫情面紗：要麼是排練的戲碼，要麼是馴化的本能，唯獨缺了劫後餘生者真實的恐懼與傷痛。當災難敘事只剩下“英雄”與“感動”，普通人的悲鳴便成了背景噪音。 在批評裏嗅“叛國”：質疑疫苗安全被罵“抹黑中國”，批評城管被扣“破壞穩定”——彷彿愛一個地方就必須對它的問題視而不見。梁文道反問：如果批評不被允許，讚美又有何意義？ 把不同聲音等同於背叛，本質是權力的心虛。 梁文道指出是權力自己拆了常識的臺。 最荒誕的，莫過於那些一邊高喊口號、一邊親手瓦解常識的“權威”： “特供”扇了“平等”一耳光：官員享用獨立醫療通道，子女就讀特權學校，街頭卻刷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標語。梁文道一語道破：當特權階層親手拆解自己宣揚的價值觀，公平就成了糊在牆上的笑話。 “市容”碾壓了“人命”：城管掀翻賣菜老人的攤子以“維護城市形象”，逼得老人坐公交買菜。梁文道怒斥：城市是人的容器，不是領導的面子工程！ 當生存權向市容整潔讓位，“現代化”成了驅逐窮人的遮羞布。 歷史被釘死在“好人壞人”柱上：汪精衛被簡化爲“漢奸”標籤，卻少有人追問亂世中的人性困境——主戰派唐生智棄城逃跑，主和派周佛海最終投敵。梁文道嘆息：歷史若只剩道德審判，便失去了警示後人的力量。 梁文道認爲要回歸“做人”的底線。 梁文道的鋒利，在於他總能把飄在天上的“大詞”拽回地面： 企業責任？先學做人！ “毒奶粉”事件後，溫總理呼籲企業“盡社會責任”。梁文道卻戳破皇帝的新衣：“不下毒”不是企業責任，是做人的底線！ 把基本道德拔高成“社會責任”，是本末倒置的荒謬。 民主不是許願池，而是糾錯機 臺灣民進黨的貪腐醜聞曝光後，司法與媒體倒逼其公開道歉。梁文道藉此說透：民主的可貴不在選票本身，而在選錯了能靠制度糾偏。容得下試錯，扛得住真相，纔是健康的政體。 大國崛起？先治好“勢利眼” 中國媒體對非洲饑荒冷漠，卻熱衷炒作歐美明星八卦。梁文道提醒：若眼裏只有“上流社會”，再強的國力也是精神上的土鱉。 合上書頁，梁文道那句自白在腦中迴響：“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盼望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 可悲的是，十多年過去，書中現象仍在輪迴： 當“企業不該毒死人”需總理強調； 當“官員犯錯該擔責”得引用英國憲政； 當“批評不等於恨國”要自證清白…… 我們不得不承認：常識的崩塌，從來不是知識的匱乏，而是權力的傲慢、羣體的盲從與良知的沉睡共同釀成的“認知癱瘓”。 《常識》像一把生鏽的量尺，刻度本是人性與公理的基準線，如今卻量出了我們與健全社會的距離。而梁文道所做的，不過是在這個魔幻時代，堅持說着人該說的話——哪怕這些話，本該尋常如空氣。

我蠻喜歡和竇文濤對談的梁道長， 這本書卻讓我對一人靜坐冥思寫作的梁道長有了別樣的瞭解。 比如說那一篇《抗戰 爲什麼它還沒有結束》， 這是一篇精於表達、失於立場的文章。 梁道長所言從純客觀or中立的角度看確實言之有理， 但問題恰恰是人不可能懸浮於世， 我們必然腳踩土地之上、行走時間之中， 我們也必然需要通過父子、夫妻、朋友、夥伴等與他人關係來確認自我， 所以人不可能沒有立場， 沒有人可以純客觀or中立的對待世間萬物， 梁道長也不可能沒有立場or出發點的把自己家孩子當做別人家孩子。 有立場意味着：合理的同時還必須合情， 合現實之情，合爲人之情。 面對鮮活的個人、有溫度的表情、有情緒的表達， 抽象的合理有時會變得那麼冰冷、殘忍…… 郭德綱常說，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 所有人，在勸誡別人“你如何做個好人”時， 首先都應該把腳放在別人鞋裏，去感受一下鬆緊、異物等問題。 毫無疑問，這個標準對普通人來講是極高的， 但卻是對心懷“橫渠四句”的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 也是知識分子和知識工作者的根本差別。

在福州讀大專之時，追過幾期《鏘鏘三人行》，看過樑文道先生的點評，當時自覺挺好玩的，懵懵懂懂的。記得《鏘鏘三人行》此檔節目還是同歲的堂哥介紹看的，因爲本人性情一貫懶散。這次在微信讀書偶遇這本書，纔想起來，原來是《鏘鏘三人行》那位頭頂光亮的梁文道先生寫的，這書讀來也確實是很光亮的。 本書出版於09年，雖時逾十年，書中之意仍未過時，讀後，令人不知肉味，久久爲之撫掌稱奇。之前在網上也讀過一些評論的文章，於梁先生對比下，不足爲論。很多評論，像村中潑婦一般，隨口大罵而已，只圖個快感，只爲大吐怨氣。不敢不說全面消化本書的內容，就像下篇我讀來就比較費勁，畢竟個人對國外之事不甚瞭解，再則讀本書之時，心煩意亂。然後，能感受到梁先生的評風確實大雅，隱約之中感受到先生有“民本”“性本善”的思想，還有現代社會民主思想，籠統的說應該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客觀而又公正，有大儒之風範！ 歷經風霜，我常想，在點評上到底要基於什麼去評說？迷迷糊糊摸索了很久，看完本書之後，我覺得，是的，就應該如此評說——孔夫子評管子！在基於不漠視生命，尊重基本人權的基礎上去評說，以最平靜的心態根據人性、道德、法條等框架進一步評說。不能因爲個人喜歡而全部贊同，不能因爲個人怨恨而全部否定，不可愛之慾生，惡之慾死，要做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更加鞏固了我對評論之法的觀念。梁先生的評論並不是反動的，他是基於爲了使這個社會這個國家越來越好，像他書中說的，只有小孩才需要鼓勵才能進步，至於強權者，要能禁受得住不受鼓掌的批評，而更加進步（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懶得去翻書摘抄）。 閱讀的過程中，我看到了一個鮮活的個體，完全激活。使我更加徹底明白了：在道德、法條的大框下，不斷激活個體，更能促進集體的進步。有些時候，我常迷茫於許多好心人的規勸，常左右不知所措，現在想想，是我個人的思想不夠系統，不夠堅定，在好與壞之間糾纏不清。是的，不管做人也好做管理也罷，基於最基本的規矩，平靜看待人性，進而行走江湖，這就是現代江湖中，大俠應有之氣，浩然之氣。保持七分理性，三分感性，我始終認爲如果一個人十分全部是理性的話，那是沒有靈氣的，那是不可愛的，有三分感性，七分理性才能更有靈魂。要想客觀的看待，還有養成同理心、換位思考，有時候我這方面就做的不夠。當然換位思考的同時，不能摒棄最基本的原則。 看完此書，我感覺我真的孤陋寡聞了，還是要多看看一些新聞，多出去聽聽嘈雜之聲，不能總是關着，只有這樣才能更快的完成今年的目標——系統自己！寫到這裏，腦海中有出現了：“互鄉難與言，童子現，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以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社會上，很多人不會像孔夫子的門人一樣惑，也是會吐槽進步中的人，不要去管。扯遠了！ 一言以蔽之，梁先生的書，令我甘之若飴，醍醐灌頂！是一本良心的書！ ——王善烽/文 2020年4月4日19:13

【蜜書】 No.39 《常識》 梁文道/著。 在『微讀』薦書欄裏，無意中邂逅此書，我便想當然地認爲，是關於我所最欠缺的人情世故的社會常識，滿懷熱情迫不及待地拜讀，才發現大多是關於國內外、國際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的時事評論。書的內容不符合預期，倒也罷了。 然而，此書，通篇評論都是採取批評的態度，就讓我很費解了。難道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嗎？ 作者自己說：“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讚’。我瞭解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讚美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爲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 我覺得，做得不好，該批評就批評，做得好，表揚是一種積極的回應反饋，更是一種激勵啊！畢竟，政府部門當權者也是人，人天性渴望被認同啊！所以爲蒼生說的人話要說，正確的爲權貴唱的讚歌該唱也要唱！ 作者的只批評不表揚的態度，讓好多書友認爲觀點有“說話說一半”、“只爲批評而批評”之嫌而棄書。 最終，我還是忍着無聊讀完了，主要是因爲非常認同某書友的一條筆記——在倫敦一家書店看到過這樣一句話：“讀那些引發你思考的書，而不是替你思考的書”。 很顯然，這種只批評不表揚的態度，是會引人思考的。並且，書中確實也有很多批評的觀點，非常有啓發。 因此，在閱讀此書過程中，我就比其他書讀得更用心，對於某些勉爲其難能讀懂，插上點話的內容，我會一邊思考作者的評論觀點合理之處，一邊較勁地去思考怎麼從積極的方面，去反駁作者。雖然，才疏學淺如我，能反駁的太少，但也是一種獨立思考吧！哈哈！ 以下，分享書中部分精彩觀點： 其一、談論話題一定要上價值 作者說：“我時常感到國人今日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鑽、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於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纔算功德圓滿”。 非常認同。探討熱門話題，一定上升到會體制，民族性，信仰危機，教育等問題。就像是植物名字一定要加上“艹”，纔會繁茂生長一樣！ 其二、玄之又玄的“本質”和“深度”問題 作者說：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於“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 無比認同！就像我，天然對種種所謂的“本質”和“深度”問題無感，所以，當我問你幾點鐘的時候，你不要告訴我鐘錶的運轉原理！咱簡單粗暴說人話！ 其三、歷史地對待歷史 作者：“俗話說，這個世界絕不可能非黑即白，我們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寬容一下自己的貪心和過錯。可是一轉頭，我們竟不能以同等的寬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我的意思不是要寬大地對待漢奸，而是要歷史地對待歷史。 什麼叫做“歷史地對待歷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歷史的境況之中，看人的轉變、事件的出現。談論漢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漢奸”這個概念放回歷史裏頭，審視它的生成與演變”。 正如《魔鬼經濟學》裏說：人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人就是人，刺激之下，人會做出相應的反應。 比如民國時期上海大亨杜月笙，曲鱔修成龍，這一路走來，他心狠手辣，也樂善好施；殺人越貨，販賣煙土，也修建學校，佈施窮人；暗殺工運會領袖汪壽化，但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又散盡財力物力人力抗日。因而，向來社會各界對於杜月笙的評價褒貶不一，莫衷一是！ 其四、難以啓齒的痛 作者說：“凡見過地獄的人，就知道世間有言語無法形容的虛無，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是的，最深的傷痛是無法啓齒的。 其五、汽車的城市還是人城市 作者認爲，爲了汽車通行、市容規範、社會治安而驅趕流動小販不太合理，畢竟流動小販是人，也是爲了生計，也會爲市民帶來相應的便利（廉價的物品），也不會影響社會治安。 對此，非常不認同。城市當然是人的城市，這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流動小販是人，汽車車主也是人，任何政策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保證了流動小販的利益，那麼汽車車主的利益是不是受損了呢？ 然後，爲了流動小販爲了生計，那商家店鋪也是爲了生計啊，並且還要付高昂的水電費租金。 再則，流動小販確實貨物價廉，但是能保證物美嗎？沒有證件執照，出了質量問題，怎麼維權？ 再則，流動小攤販爲了爭搶好的攤位，大打出手鬧出人命的事，也是時有發生吧？再說有些素質差的攤主，比如宵夜攤，做完生意，收拾家當拍拍屁股走人，衛生都不打掃，不影響環境衛生嗎？ 事實上，作者應該是不太瞭解小縣城對小攤販的管理模式吧。 我所在小縣城，有一大學城，有小喫一條街，不在交通主幹線上，全是定點小攤販位，定期交廉價的租金即可。既不影響交通，也不影響生計。 也有夜市一條街和晨間菜苗市場，也是定點攤位，井然有序，熱鬧非凡！

多一點常識，少一點聒噪 隨着信息技術的日益發達，我們瞭解世界和時事動態的渠道越來越寬，在鋪天蓋地的信息流裏，如果我們不能做出理智的甄選，進行理智的思考，就會很容易影響我們的心情，精神狀態，甚至誤導我們的行動。 當今世界龐雜繁複，有說不完的故事，談不盡的現象。而本書中的文章就像人體切片，斷流截出其中關鍵的部分，雖然猶如管中窺豹，亦可檢視全體經絡的氣脈動向。本書是道長撰寫的關乎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聞自由、公民道德等社會諸多方面社評。文字風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論述簡潔有力，特別是適合我這樣平日裏“不聞世事”的挨踢民工，讀完本書，不覺汗顏，因缺乏應有的常識，在一些熱門事件發生的時候，自己也是人云亦云，跟着一起聒噪。 感謝道長，雖然看到有書友詬病，甚至針對書中的言論叫囂，但我覺得一本書能引導我們理性思考已經足夠，至於書中的觀點，就算道長很權威，也不可全信，聖人尚會犯錯，何況公知呼？ 理性學習，也算是一個常識吧。

1.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爲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 2.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3.正如一人偏執地懷疑伴侶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爲對方變心的蛛絲馬跡，甚或幻想出豐富的情節。表面上他很痛苦，實際上他很享受。當伴侶九牛二虎地證明了自己的忠誠之後，他那失而復得的滿足才能達到最高程度。 4.俗話說，這個世界絕不可能非黑即白，我們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寬容一下自己的貪心和過錯。 5.什麼叫做“歷史地對待歷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歷史的境況之中，看人的轉變、事件的出現。 6.歷史絕不只是一堆事實的積累，它的書寫，它的構成，全賴我們從什麼角度詮釋，而這個角度的選取就和許多價值觀甚至政治立場有關了。 7.所謂的“是非不分”，並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爲何物，而是他們雖有是非觀念但不知在具體的時空當中怎樣實踐。 8.運動競賽從來都是鞏固國族認同的理想場合。 9.人類不需要是個什麼大奸大惡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個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難以想象難以言傳的邪惡。 10.真正困擾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朋友的行爲。持續一生的友誼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摧毀，就因爲害怕錯失了加入歷史的潮流。 11.我們習慣的正常其實不是唯一。 12.語言從來都是政治的。 13.爲了正面，犧牲正常，別人是看得出來的。形象當然可以規劃，也可以設計；但再怎麼規劃設計也不能脫離正常的現實。 14.排除一種代表形象，就是維護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覺。 15.政治家是可憐的，因爲他的一切都屬於政治。 16.按照自己的學術良心與知識修養說真話，乃是一切知識分子都該共同享有共同認定的根本品格。 17.我們可以不同意一位學者的某些言論，不贊成他的既定立場；可是我們必須尊重他對着權力說出自己相信的真話的勇氣和尊嚴。 18.貪婪是種吞沒自己的可怕慾望。 19.我們躲避過度的崇高，是爲了復現人性的本來的面目。認識了人性的怯懦與卑下，我們才懂得包容和悲憤，再踏實地謀求個人道德上的進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爲理想。 20.除非我們堅持自以爲是的正確要比公認的真理還偉大，否則帶着耳朵去參與對話就是一次檢驗自我的好機會了。 21.“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牀上爬起來。” 22.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據多數決的原則下寬容少數，同情少數和保障少數；而非不斷在人羣中挑出少數甚或製造少數派，再把他們變成打擊對象。不假思索地將“極少數”和“壞分子”聯結起來，會起到使大腦遲鈍、令焦點模糊的作用。 23.凡見過地獄的人，就知道世間有言語無法形容的虛無，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24.一個理想的公民必須同時是好的統治者與好的被統治者。 25.天災並不是天譴，無須羞恥也無須遮掩。 26.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記者都應該懷疑。 27.政治就是劃分敵我。 28.“民族”這個東西的最大謎題，就是在於每一個民族都宣稱自己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偏偏從歷史上仔細去看的話，每一個民族實際出現的歷史卻又是不成比例地短。 29.對很多中國人來講，美國不是一個現實存在的國家，而是一個用來對照和界定我們自己的鏡像與座標。 30.國家依然可分南北，世界依然可分三等，只是在更常見的情況底下，同一個國家就已經包括了三個世界。 31.修辭學的核心不是前人所說的說服，而是認同。 32.缺乏經驗等於沒有歷史包袱。 33.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拒絕各種政治誘惑一輩子，卻無法在身後抗拒政權利用他的夢想，將他樹立爲一種意識形態的導師。 34.市場經濟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礎，它根本就和這些道德無關。 35.公司爲牟利而存在，這是一種社會體制；至於個人要不要行善，則是他自己的事。所謂有良心的資本家和有人性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兩者之間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結合。 36.市場經濟幫不了最苦的人，我們只能期盼個人偶發的善心。 37.言論自由是很脆弱的，它需要很多具體的條件來保證它的健康存在，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媒體所有權的分散。

梁文道—《常識》 本書集結了梁文道先生06年至09年間發表在各大刊物的時事評論文章，書中文章涉及民生事件的篇幅短小精悍，涉及國家層面的篇幅較大。他的評論筆觸多站在宏觀的角度，批判問題。被批判的問題主要包括歷史恥辱，網絡輿論，天災人禍，教育缺失，政府形象，國家大事等。而這些問題的根源事件，皆是那幾年裏發生的衆所周知的新聞事件。 梁文道先生由此衍生出的包羅萬象的思考，是當年他對熱點事件或經歷現狀的細緻觀察，他在文章中，嘗試用客觀爲主，宏觀入微的筆觸揭示事件背後的常識性問題。因而書集命名《常識》，不足爲奇。 《常識》在問題事件的揭露與批判上，給人以醍醐灌頂之感。問題本身總結起來可以是一類:“如何看待這些現象或現狀裏的特定事件？”，與之相像的是羅翔老師的《圓圈正義》，一者在民衆角度，一者在法律層面，異曲同工，互爲交叉。而《常識》在批判國人的“面子工程”上不留餘地，是極具諷刺的。 拋卻梁文道先生作爲港胞的政治立場，只看其著，《常識》一書也是值得一讀，書中文章筆法穩健，不刻意顯山露水，直擊主題，不高諷暗嘲，娓娓道來，讀來思辨意味十足。 書中有個令人尤爲深思的觀點:“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爲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這是《常識》一書給予有心讀者們最好的反省。 如若不如，魯迅先生的文章，還在時刻鞭打着當下。 思辨的意義在於自我對現象思考的去僞求真，求同存異，《常識》固然有其事件成爲歷史，咀嚼過時的侷限性，但文章那未曾失效的現實意義，卻依然能夠照亮當下。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複出現。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後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爲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