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

因爲伯恩哈德的不分段，所以三篇都是一口氣讀完的。 伯恩哈德的小說或者散文小說，被冠以反敘事小說，或者說以破壞故事的寫法。這三個中短篇中，嘗試與外界尋求精神交流的波斯女人和保爾，還有希望得到他人理解的制帽匠，都希望與人交流，最後發現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三人的結果都是自殺，去世，自殺。死亡是伯恩哈德寫作的主題之一。 伯恩哈德筆下的人與人的交流大都以獨白的形式出現，如波斯女人篇中“她說”“她接着說”“她其實想說”“在我來說”“我想”“我仔細想來”等等，讓讀者感受到波斯女人不斷飄散的思緒，也是她自我的不斷重複；至於伯恩哈德文字的音樂性，是不是就是“她說”……這些敘事人的字眼起到了分隔號的作用，不得而知（不懂德語，無法感受到伯恩哈德文字的音樂美。） 總結一下：一個人呆久了會偏執，一個人遇到一個和自己一樣喪到爆的人也不會有長久的交流和輸出；一個人和一個精神富足即使有點瘋癲的人也可以成爲真正的摯友；一個人有話想說，隨便拉一個人傾述，是不會得到理解的。

在托馬斯·伯恩哈德的《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中，天才的陰影比其光輝更令人窒息。這部小說以冷峻的筆觸剖開維特根斯坦家族的精神廢墟，暴露出智力與道德的荒誕悖論——當語言哲學家路德維希用邏輯解構世界時，他的侄子保爾卻因無法承受音樂天賦的重量而癲狂。伯恩哈德並未沉溺於對天才的浪漫化想象，反而將鏡頭對準那些被遺落在天才光環下的殘缺靈魂。 保爾的瘋癲並非隱喻，而是赤裸裸的生命困境。他被困在音符構築的迷宮裏，既不能創造又無法逃離，這種撕裂感最終將肉體與精神一同碾碎。與之形成鏡像的，是維特根斯坦家族對“異常”的暴力規訓：醫生用診斷書作爲道德審判的工具，家人則通過冷漠疏離維護表面的體面。伯恩哈德以近乎外科手術般的精準，揭示了所謂“正常”不過是權力話語的建構產物。 小說最辛辣的悖論在於，維特根斯坦窮盡一生試圖用邏輯照亮人類精神的黑暗，卻間接證明了他所憎惡的庸常之惡纔是維繫社會運轉的基石。當保爾在瘋人院用摩斯密碼向外界發送破碎的樂譜時，那些無法被理性翻譯的音符恰恰構成了對理性主義的致命反諷。伯恩哈德在此宣告：真正的瘋狂，或許正是未被馴化的創造力最後的反抗。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天才在疾病與困境中的精神共鳴 伯恩哈德沒有用任何溫情脈脈的筆觸描繪友誼，而是以冷酷的鏡像對照、否定性的契合、疏離的默契，寫出了兩個被世界放逐的敏感天才，在肺病與精神病的雙重死亡威脅、以及資產階級社會的絞殺中，如何成爲彼此唯一的精神證人。他筆下的共鳴不是“互相取暖”，而是“互相映照”——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命運，在共同的毀滅中確認存在的意義。 一、疾病鏡像：身心同構的“異類”身份 伯恩哈德將兩種疾病塑造成精神共鳴的物質載體，讓身體的痛苦與精神的痛苦形成完美的對稱，成爲兩人無需言說的共同語言。 - 疾病的二元鏡像：敘述者“我”患的是慢性肺病（身體的、漸進的、不可逆的死亡），保爾患的是週期性精神病（精神的、爆發的、反覆的毀滅）。伯恩哈德直言：“我們倆都是病人，一個身體有病，一個精神有病，我們都被這個健康的世界拋棄了。” 肺病讓“我”永遠活在死亡倒計時裏，精神病讓保爾永遠活在清醒與瘋狂的邊緣，兩種疾病都讓他們脫離了正常的生活軌道，成爲社會眼中的“廢人”。 - 醫院作爲共同的囚籠：1967年兩人同時住院，病房僅相距200米卻互不探視，這一極具張力的細節，恰恰是精神共鳴的極致體現。他們都深知對方最需要的不是探望和安慰，而是不被打擾的孤獨。“我知道他不想見我，正如我不想見他一樣。我們都不想讓對方看到自己最不堪的樣子。” 這種“心照不宣的迴避”，比任何擁抱和問候都更能證明他們的互相理解。 - 疾病帶來的透視能力：疾病讓他們獲得了看穿世俗虛僞的“第三隻眼”。“我”因肺病看透了生命的虛無，保爾因精神病看透了人性的本質。正如書中那句著名的話：“他作爲富人看透了窮人，作爲窮人看透了窮人，作爲健康人看透了健康人，作爲病人看透了病人，最終作爲瘋癲者看透了瘋癲者。” 這種共同的“看透”，是他們精神共鳴的基礎。 二、否定性共鳴：以共同厭惡爲紐帶的精神契合 伯恩哈德筆下的友誼，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熱愛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厭惡上。兩個天才對整個世界都持否定態度，他們的精神共鳴，本質上是一種“同仇敵愾”的否定性契合。 - 對資產階級維也納的共同憎恨：他們一起嘲笑維也納的虛僞、僵化和附庸風雅。一起在薩赫酒店的露天咖啡座觀察行人，一起吐槽糟糕的話劇首演，一起鄙視那些把藝術當裝飾品的資產階級。“我們每天都在咒罵這個城市，咒罵這個國家，咒罵這個世界。我們的友誼就是建立在這種咒罵之上的。” - 對平庸與虛僞的共同蔑視：他們都無法忍受任何形式的平庸和虛僞。保爾會因爲一場糟糕的歌劇演出而大發雷霆，甚至中途離場；“我”會因爲一個愚蠢的評論而與整個文學界爲敵。他們都認爲，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是“行屍走肉”，只有少數幾個天才是真正活着的。 - 對維特根斯坦的共同敬仰：保爾堅定地維護叔叔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聲譽，反對家族成員對他的嘲諷和誤解；“我”則對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人格深表欽佩。這種對真正天才的共同敬仰，讓他們在精神上站在了同一高度。伯恩哈德寫道：“保爾與他的叔父一樣擁有非凡的大腦，只是叔父將思想訴諸文字，而他將其付諸生活。” 這句話既是對保爾的最高評價，也是“我”與保爾精神共鳴的核心。 三、疏離的默契：不打擾是最深的理解 伯恩哈德顛覆了傳統友誼的書寫範式，他告訴我們：真正的精神共鳴，不需要形影不離，不需要噓寒問暖，只需要一種“疏離的默契”。 - 保持距離的相處方式：他們很少見面，即使見面也很少說廢話。他們會一起在維也納的街頭散步幾個小時，一句話也不說；他們會一起駕船出遊，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裏。“我們不需要說話，因爲我們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這種“沉默的陪伴”，比任何語言都更有力量。 - 互不干涉的獨立人格：他們從不試圖改變對方，也從不要求對方爲自己做什麼。保爾揮霍完了所有家產，“我”沒有勸他節儉，也沒有給他錢；“我”寫作遇到瓶頸，保爾也沒有給過任何“建議”。他們尊重對方的選擇，哪怕這種選擇是毀滅性的。“我們都是自由的，我們都不想成爲對方的負擔。” - 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他們在對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自己的命運。“我”在保爾的瘋狂中，看到了自己內心深處的絕望；保爾在“我”的肺病中，看到了自己最終的結局。這種“鏡像式的自我認知”，讓他們的友誼超越了普通的朋友關係，成爲一種“精神上的孿生兄弟”。 四、絕境中的互證：在毀滅邊緣確認彼此 當現實的困境和疾病的折磨將他們推向毀滅的邊緣時，他們的精神共鳴反而變得更加堅定。他們成爲彼此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證人，證明對方曾經真正活過。 - 保爾的破產與墮落：保爾從一個億萬富翁變成一個身無分文的窮光蛋，被家族拋棄，被朋友疏遠。在這個時候，只有“我”還願意和他來往。“我”沒有同情他，也沒有可憐他，只是像以前一樣，和他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咒罵這個世界。這種“不變的態度”，對保爾來說是最大的安慰。 - “我”的寫作與孤獨：“我”的寫作不被世人理解，被評論界攻擊，被讀者冷落。在這個時候，只有保爾是“我”的忠實讀者和知音。保爾會認真地讀“我”寫的每一個字，會和“我”討論寫作的問題，會給“我”精神上的支持。“他是唯一一個真正懂我的人。” - 共同面對死亡：整個故事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他們一起討論死亡，一起嘲笑死亡，一起準備迎接死亡。“我們都知道自己活不長了，所以我們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當保爾最終孤獨地死去時，“我”感到的不僅僅是悲傷，更是一種“被遺棄的孤獨”。“他走了，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人懂我了。” 五、書寫的獨特性：反抒情的真摯 伯恩哈德用最冷酷、最刻薄、最否定的語言，寫出了最真摯、最深刻、最動人的精神共鳴。他拒絕任何形式的美化和煽情，他說：“沒有什麼可以美化的了，在這個社會和這個世界上，不停頓地進行着的是什麼，是美化一切，而且是以最令人厭惡的方式。” 這種“反抒情”的書寫方式，恰恰讓他們的精神共鳴顯得更加真實可信。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友誼，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互相吹捧，而是互相理解；不是形影不離，而是即使相隔千里，也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在這個充滿虛僞和平庸的世界裏，兩個敏感天才的精神共鳴，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雖然微弱，卻足以照亮彼此的生命。

伯恩哈德第二本，與《阿姆拉斯》相比，語言更加流暢和完整，沒有那麼多譫妄般的痛苦的囈語（伯恩這個名字，總讓我想起《諜影重重》中馬特達蒙飾演的傑森伯恩）。不過，不論是《波斯女人》還是《維特根斯坦的侄子》，與《阿姆拉斯》一樣，都是在寫病態的人。 當然我說“病態”，是站在自認爲精神健康的健康人的傲慢的立場，在《阿姆拉斯》中，一家人，父母和兩個兒子，因爲母親和弟弟的遺傳性癲癇，以及父親的生意失敗，決定自殺，雖然兩兄弟自殺失敗，最終弟弟還是因爲癲癇帶來的巨大的身體和精神痛苦而死亡。 伯恩認爲，心理醫生們只能不斷的變着花樣折磨患者，給病人安上不同的疾病名稱，卻不能對他們的狀況帶來絲毫的有意義的改善。即使在現在的臨牀診斷中，精神疾病的診斷仍然面臨諸多問題，此處不一一贅述。 在一篇有關心理疾病的研究綜述中，作者提到，對於未明確診斷的Disorder，建議使用更加中性的Condition來定義，Disorder無疑會受到更大的關注，甚至是疏遠，排斥和惡意，Condition則比較溫和。一種疾病的存在往往會超出疾病的本身，而會有其隱喻，比如“肺病”曾被浪漫化爲一種優雅、敏感的疾病，與創造力和激情聯繫在一起。而精神疾病則象徵着“非理性”和“失控”（《疾病的隱喻》）。 在《波斯女人》中，主人公原來一直將房屋中介當做自己的“垃圾桶”，不論對方是否願意，一遇到心理的障礙，都一股腦的傾倒在中介先生的腦袋上。後來他遇到了波斯女人，瑞士男人的生活伴侶，她將瑞士男人看作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唯一最高依託，一生致力於將瑞士男人“催化”爲成功人士，她也的確做到了，可是瑞士男人絲毫不感激她，更何談愛。於是她的生活崩塌了，她的人生信念也坍縮了，自己的“作品”卻與自己毫無關聯，那條唯一將她與現實生活（生）聯繫起來的細線斷開了，她一下子掉入了虛無之中。 主人公和波斯女人都以爲她們是同樣的人，應該能互相救贖，可是相處下來，兩個人的電量都被漸漸耗盡了，原因在於他們兩並非構築新的生活，而是互相將對方看作救命稻草，狠狠抓住，其實兩人的精神之根系連自己本身的養分都難以維持。這裏邊也沒有愛情的成分，《愛的多重奏》裏說，愛情是以“倆”的視角重新抵達真理，是以差異重新體驗世界。而主人公和波斯女人顯然沒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在《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中，主人公被肺病和精神疾病所困擾，而他的朋友，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保爾同樣遭受着嚴重的精神疾病。不過他們二人卻保持了長達十多年的友誼，直到保爾去世。同樣是兩個“病人”之間的友誼，主人公和保爾的友誼能長存的原因在於，保爾不會把主人公當做宣泄的對象，相反的，他總是毫不留情的揭露主人公所面臨的情感的困境，毫不留情的揭露生活的荒誕。他們兩個人可以共同審視和批判這個世界（病人與健康人、家庭、頒獎、音樂、報紙、戲劇、運動、哲學），他們在諸多方面都可以產生深刻的共鳴。共同喜愛，共同批判，這是長久友誼的原因。 《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中主人公和保爾“療養”的威廉米恩山，與托馬斯·曼的小說《魔山》中的療養院所在地——魔山，似乎都有一種奇怪的魔力，不過其魔力不在於“藥到病除”，而在於下沉，在於腐壞，在於死亡。

僅僅看了一下同名篇目——應該說是掃了一下。很糟糕的書，也不知道爲什麼會受人熱捧。 我一貫確信自己對反諷很敏感，也相信自己能夠辨認“敘述者和作者之間的距離”，知道作者本人的態度和敘述者的立場大概是什麼關係。《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度擊穿了我的篤定。毫無疑問，小說的敘述者正是作者本人的代言人，前者的所言即是後者的所想。可是我不敢相信作者就像書裏展現得那麼偏執、自私、妄想、愚蠢——然後還渾然不知。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精神病人，可以跟《喧譁與騷動》裏的傑森有一拼。 行文也糟糕透頂。同樣的意思要重複三到五遍，每次都很長，而且還是連續重複（這點也像足了傑森）。作者把“展示而非講述”的教訓徹底顛倒了過來。他多次盛讚保爾的音樂評論，吹得天花亂墜，吊足了我的胃口，直到最後我才明白，作者什麼也不會告訴我，只會一個勁瞎吹。“我現在可以講述許多保爾的軼事趣聞，有成百上千個以他爲中心的故事，在他所在的那個所謂高雅的維也納社交圈裏，這些故事膾炙人口，衆所周知。”——放心，他一個也不會跟你講。全篇都是他的一面之辭，沒有多少實例。 作者顛倒黑白的功夫也是大膽了得，宣稱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那個大哲學家）被他的至親憎恨。然而權威傳記《天才之爲責任》表明的情形恰恰相反。 作者對於自己的失德也渾然無覺，坦然講述着自己拋棄朋友的事。作品名爲《維特根斯坦的侄子》，然而更多篇幅是在講自己，經常拋開保爾的痛苦經歷，大談個人的私事。此外我也不理解，既然講的是保爾，爲什麼要強調他跟維特根斯坦的關係。 伯恩哈德差不多就是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萃淨以後剩下的有毒殘渣。 這部作品基本上湊齊了差評的諸多要素：冗長枯燥，三觀不正，翻譯生硬。許多可觀的作品因爲這些指控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然而這部作品湊齊了所有卻能安然無恙，包括喬治•斯坦納都對伯恩哈德讚譽有加，對此我也是無可奈何（當然嘍，以前就覺得斯坦納不太對勁）。

伯恩哈德是讀起來會中毒的作家，你會在他一口氣綿延不絕的敘述中淹沒，也會在他口無遮攔的傾吐中沉浸，他的特立獨行體現在每一個文字裏，他的桀驁不羈在他的每一篇文章裏，你會一本接一本的讀他的書，知名的、知名度沒那麼高的，然後在一聲接一聲的感嘆中沉迷在他的瘋狂和荒誕之中。他每本書都有相同的氣質，永遠卓爾不凡，永遠無拘無束，他每本書都有個性的獨特，絕不雷同，絕不在以往的榮耀中疲沓、躺平。我還在對他的加深認識中，爲此，我在讀完這本《維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場友誼》之後，買了一盆花，花名叫伯恩哈特😂，期待花開，期待讀伯恩哈德的書再有驚喜。

1967年，我和我的朋友保爾·維特根斯坦（即著名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侄子）同時住在維也納的一家醫院裏，我接受肺病治療，他接受精神病治療。我們忽然同時住院，又一次瀕臨生命盡頭，我不認爲是偶然。但我也不讓這一事實承載太多的宿命。我在赫爾曼病房，想到我的朋友保爾住在路德維希病房，就不感到孤獨。 ------- 我不打算再欺騙自己，不打算美化什麼，沒有什麼可以美化的了，在這個社會和這個世界上，不停頓地進行着的是什麼，是美化一切，而且是以最令人厭惡的方式。

深夜睡不着寫之，這本小說真的很好看，伯恩哈德將是我的年度靈魂作者，照出我循規蹈矩的肉身下始終喃喃自語的內耗靈魂： 在托馬斯·伯恩哈德的《波斯女人》中，主人公逐漸沉入一種與外界疏離的生存狀態，並非出於孤傲，而是源於一種內在的、無休止的自我搏鬥。這種搏鬥耗盡了與他人深入交往的心力，使他只能退回自我的疆域。而這份看似遼闊的“內在自由”，恰恰是他痛苦的源頭。 當一個人切斷日常交際與社會形式的制約，當他人思想無法、也不願介入其精神世界時，他便被拋入一種絕對的、無人分擔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帶來輕盈，反而成爲一種沉重的負擔——因爲他必須獨自承擔由此而來的全部責任。沒有旁人可責怪，沒有世俗可歸咎，每一個念頭、每一次判斷，都完全落在自己的肩上。這種精神狀態，極易導向瘋狂。思考者在無際的內在曠野中漫遊，同時也被這曠野的重壓碾磨。正如歷史上那些深邃的靈魂所揭示的：絕對的自由要求絕對的責任，而能承擔此責者，往往已在瘋癲的邊境行走。 爲了暫時卸下這副重擔，他必須偶爾向外傾訴。然而一旦傾訴，卻又發現無人真正理解，無人能替他分擔那自由的核心重量。這便形成一種矛盾的循環：孤獨難以承受，交往卻又失效。 他與波斯女人的關係，正是此一困境的註腳。他們看似親密，所言甚多，但本質上卻像是在“對着鏡子說話”——二人的思想太過相似，對話近乎獨白，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碰撞與回應。波斯女人無法替他承擔自由，他亦不能爲她分擔。最終，相似的靈魂反而演變成彼此的鏡像式厭惡，分離成爲必然。 而波斯女人自身的命運，則揭示了自由若施加於他人之上所帶來的災難。她曾將個人意志與價值實現，寄託於對一位瑞士男人的塑造與控制。她通過他的世俗成功來印證自身思想的正確，卻也因此剝奪了他自主生長的空間，使他承受長達數十年的精神痛苦。瑞士男人最終的報復——將她遺棄在沼澤地未完工的破屋中——是他對這份被剝奪的自由最沉默也是最激烈的控訴。然而，這場報復最終卻陷入虛無：波斯女人並未在他設定的牢籠中崩潰，而是以主動的自毀，奪回了對自己結局的最終主導。控制與報復，在此都走向了意義的瓦解。 小說在此與加繆《墮落》形成了一種精神迴響：後者通過無盡的傾訴與懺悔，試圖在他人眼中爲自己的無罪辯護，實則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由之負重。而伯恩哈德筆下的角色，則是在沉默與瘋癲的邊緣，承擔着思考者無可轉移的孤獨責任。

荷蘭作家伯恩哈德的三個令人過目難忘的人物故事，充滿音樂節奏感的散文敘述與傳記性刻畫，文風介於非虛構真實和小說樣的戲劇性變奏之間，帶有極其強烈的語言和人物命運衝擊力，折射了人物生存的窒息善良和天真、扼殺天才與個性、追逐庸俗與從衆的腐朽現代社會，展現了好人與思想獨立者必將最終孤獨的人生現實，探討了死亡本身的悲劇意義，和不可抵擋。其中“維特根斯坦的侄子“描述了和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同樣叛逆與聰慧的侄子保爾瘋癲的非同尋常一生，他和作者同病相憐、心有靈犀的難忘友情，令人感慨不已。伯恩哈德的文筆堪稱語言大師之一。

通過不斷閱讀伯恩哈德我逐漸意識到一件事，我們談論藝術和哲學其實不是在談論藝術和哲學本身，而是在通過談論藝術和哲學來爲展示自己搭建舞臺，也是在通過談論藝術和哲學來爲隔絕他人築造壁壘。我們渴望表達自我又強烈排斥他人。基於此，我越來越相信任何關於藝術和哲學的談話從根本上來說都是無效的，也是反藝術和反哲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