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莎士比亞 謝立丹 戴文波
《亨利八世》敘述了勃金漢公爵被誅,凱瑟琳教王后被廢,大主教伍爾習被黜,安·波琳加冕,和英國支教會脫離羅馬教廷的統治而單獨成立由英國國王直接領導的英國國教等主要情節,通過這些情節,亨利伊麗莎白女王的未來統治進行了預言性的頌揚。《亨利八世》和莎士比亞的其他英國曆史劇有兩點重要差異。首先,在寫以前的幾個英國君王時,雖不都是從登基開始,但都寫到統治結束爲止;唯獨對亨利八世他只寫了他在位時期的一個片斷。當然,那也是英國曆史上關鍵的一個時期——英國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發生於此時。《情敵》是謝立丹的首部喜劇,寫於1775年。主題是通過兩對青年人的戀愛,說明資產階級所謂的健全的“常識”,或者說“理性”,如何戰勝了不切實際的、空幻的“浪漫思想”。它所諷刺的具體對象是當時資產階級貴族青年對於流行的感傷主義小說中的各種浪漫思想的迷戀。《我的國家》是自由主義愛國者戴文波對美國使命的歌頌。他擺脫了許多文化和技巧上的累贅,而以簡單動人的詩筆直率地寫出了他的認識和他的願望。他敦促美國爭取一個自由民主的各民族合成的大同世界。這理想的標幟就是美國國旗,而它的根蒂就生長在簡單和平的美國家庭裏。
《亨利八世》作爲劇作來說是平凡的。但是似乎應該從整個系列來看這部作品的作用,(或者說用心?)而且尾聲部分也頗耐人尋味。 《情敵》挺有意思。結構很典型:經典的“身份誤認”這一主題的三重奏。但是還有第四對:男主和他老爸安東尼。安東尼不是“僞裝者”,當然“配對”是結構性或者說功能性的,往往不需要嚴格遵從主題——可是,安東尼的年輕時代和“現在”,不也符合主題嗎?當然,誰是“被僞裝的身份”這裏似乎明確地不明,可是,這正是“身份誤認、身份僞裝”這一主題的更典型的含義。換句話說,比方說,貝佛齎難道就是阿布索留特的僞裝,而不是貝佛齎僞裝了阿布索留特?正因爲我們被啓發去以“更真實的維度”辨認僞裝中的主動和被動者,正因爲我們馬上看到了阿布索留特的上尉身份正是阿布索留特自以爲的核心所在而確定正是阿布索留特僞裝爲貝佛齎,我們才得以進一步看到這一事實:僞裝者確乎是阿布索留特,然而被僞裝者絕對不能夠是貝佛齎,因爲他並不是阿布索留特所用心投射的對象。阿布索留特和藍桂絮作爲主角組合,所反映的“主要性”正在於,他們共同投射出了貝佛齎這一面具。可是,貝佛齎何以具有這樣的重要性?因爲他從來不在場。和藍桂絮談戀愛的,換句話說,執行了戀愛行動的,從頭到尾只有(不考慮配角的話)藍桂絮和藍桂絮所描述、回憶的貝佛齎。因此,我們既應該說,貝佛齎實際上只是藍桂絮的投射而因此是藍桂絮的僞裝,也因此必須指出,貝佛齎不可能是藍桂絮一個人的僞裝:因爲在愛情這一點上阿布索留特和貝佛齎表現出了同樣的特徵或者說同樣的看重,因此僅僅作爲一種浪漫主義情懷的投射的貝佛齎,在同一人物的兼任(也就是說,不是一個叫阿布索留特的人僞裝了另一個叫貝佛齎的人)這一事實下是不成立的;能夠成立的只能是:浪漫主義情懷投射爲阿布索留特和貝佛齎兩者。僞裝主題總是以彰顯身份上的顯著界限爲特徵,來表現出僞裝者的自我反對或者說自虐,亦即一種享樂主義的內化形式:僞裝主題不是一種身份冒認的主題,而是身份誤認——更準確地說,是意識形態對自我的下意識的身份誤讀的主題。對財產有着清晰的社會認知和認同的阿布索留特,恰恰是整部劇中身份最多變、最浪漫化的形象,而這種浪漫化卻被如此視而不見,因爲阿布索留特的所有舉止總是在完成一個又一個橋段,彷彿他是作者筆下盡心盡力的高功能的工具人。而這又是這一戲劇當中的典型架構的典型後果(之一):主角組合往往不表現出最大的魅力,反而是配角組合最出彩、至少是最生動。傅可蘭徳和朱麗亞之間的愛情,更像是愛情;換句話說,傅可蘭徳和朱麗亞之間的交流,更像是愛情的行爲。傅可蘭徳是怎樣的一個人?不如說,傅可蘭徳是怎樣地表現出戀愛之中大腦的熱量異常:瞻前顧後,看前不看後,看後忘了前。說出來的話真誠而扭曲,想象的遠比看見的繁盛。他活脫脫像那些人們普遍認爲的浪漫主義作家筆下所應該出現的浪漫女性:四面八方的心緒,慌不擇路的總結,剛剛相信,馬上懷疑,想到懷疑的對象,立刻衍生完全的信任。惦記着“那個人”的一言一語,分析着舉手投足的微言大義,轉瞬之間,這一切全部都顯現出同心同力的要義,卻在情人面前,不堪一擊,化爲碎片,如土委地,卻只不過意味着,它將馬上在廢墟中重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傅可蘭徳正是在以“女性”爲面具,釋放(或者說發泄)他的情慾。因此劇終朱麗亞說了非常傅可蘭徳的臺詞:“那樣殘酷地對待我雖是你的錯誤,但我現在竟沒有痛恨你那些行爲的情緒,這錯誤是和你完全相同的……”彷彿不“取回面具”就無法獲得正當的終止感似的。但是面具,戲劇中的面具,它究竟是什麼呢?面具就意味着面具底下是臉。是真實的臉?不,是被隱藏起來的臉。可是這原來不過是一句同義反復:面具之所以是面具,是因爲(在常識中)臉不能成爲面具。爲什麼?因爲人們相信——無論他們如何“天真”、“淳樸”——人總是有種隱藏起來的維度,或者更簡單,總是有“見不得人的一面”。因此,人不僅戴面具,而且不可能不戴面具(因爲人“不可能”戴着他的臉)。因爲面具被默認爲是暴露的。無需隱藏。它的隱藏維度是缺失的。雖然可以說面具的面具,可是這本來就是“智力遊戲”,它的異常正類似於人的大腦拒絕無節制地嵌套的從句。因此,佩戴了面具的人,反而如同原始民族般熱情洋溢,圍着虛構的篝火恣意舞蹈,因爲他感到如此安全:自己的情懷正因爲被浪漫化而缺失了那些隱藏的維度而得以如此天真地顯現自身。 《我的國家》只看了一半。
《情敵》“這一喜劇的情節,正如莎士比亞早期的作品《錯誤的喜劇》一樣,主要是從誤認人的身份,或某角色的身份的神祕化上發生的。” 男主在兩個身份間切換,並不需要莎劇裏那麼高明的化妝術,只是利用了活動空間或地理上的區隔。當一副面孔以兩個身份示人,暴露是分分鐘的事。藍桂絮如此浪漫主義的人顯然也知道這種後果,她甚至懷疑“我的姑母的眼睛一定瞎的出奇!”相比起來,薇奧拉化成她哥哥,周圍人纔是瞎的出奇!(準確說是聾)男主想要改變聲音時,他爸直接吼道,“不要像一個扁桃腺發炎的青蛙那麼咕哩咕嚕的!”(這纔是正常人的聽力...) 男主的爸爸早年因爲愛情私奔,晚年卻生長出非常健全的實用理智:結婚就是爲了積累更多的財富。關於妻子的地位,“如果有一份地產歸你所有,你當然得把屬於那地產的一些動物一起接收過來呀”。動物的比喻真是又可笑又可氣,當然也相當真實。這位父親無意中說出李爾的臺詞,像是隔空挖苦李爾:“我決不再見他了,決不、決不、決不、決不再見他了”,轉眼就又被男主騙了。 男二是個很有趣的角色。傲嬌、自私之極。他猜疑女友時的腦回路真是絕了:自從分別後,你是如何興高采烈,如何快活,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你怎麼既沒流淚又沒瘦呢?或者你只要說一聲你唱歌的時候並不快樂!分手後自己明明很想和好,收到女友信之後卻說,你不覺得她這麼急於原諒人有些不知羞恥嗎? 幾個僕人也很有特色。作者有意把各家的僕人們放在一個小圈子裏寫,或許也只有他們之間能互相拆穿對方的小把戲、小聰明還有裝“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