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強烈推薦的好書！ 全面疏理了中國人的家國觀念和情懷；疏理了中國國民性的前世今生；旁徵博引，脈絡清晰。實爲大家。 N年前，讀了先生的《無窮的困惑》，把我國知識分子“出世”、“入世”的內心糾結描述得如身臨其位，在當時絕對是一流著述。書中之黃炎培張君勱在延安同某某關於“歷史週期律”之問，仍在腦際迴盪。 先生是真學者，是當今之世少之又少的知識人。

經常有人感嘆，當今社會，很多個人失去信仰，人生百無聊賴，倍感孤獨。爲什麼這會成爲一種普遍現象？ 傳統的中國儒家社會秩序，是一種差序格局的秩序，從個人，到家國，再到天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理想的儒家個人，核心在於修身，終極目的是平天下，而其中的齊家、治國則是實現天人合一的手段。梁簌溟說，傳統的中國文化既不是個人本位，也非羣體本位，而是把重點放在人際關係上，是倫理本位或關係本位。在傳統的儒家社會秩序中，個人並不孤獨，家國天下的關係互動，讓儒家個人自主價值與社羣、國家，乃至天下的價值可以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而在現代社會，傳統儒家秩序已經崩塌，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盛起，讓個人有了豐富的選擇自由。當代中國社會的個人，有了非常清晰的個人權利意識，也學會了公開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聲張自己的權利。但由於公共生活的缺乏，很多個人缺少相應的義務感和責任感。之所以普遍缺乏責任感，乃與當代中國缺乏各種社會、宗教和文化的共同體有關。個人原子化，在世俗社會 裏，既沒有歷史，也沒有精神，只是一個充滿了物慾和追求的經濟理性人。他孤獨地面對整個世界，而這個外部世界，是一個以利益爲軸心的市場世界，個人與這個市場世界的關係，只是物慾的和功利的關係，也就是由各種交換、佔有和控制形成的非人格化關係， 缺乏溫情，也沒有意義。 個人是社會中的個人，個人的意義依託在與社會、家國天下的互動中。那麼，在儒家崩塌後的今天，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宗教文化共同體，纔能有效寄託我們個人的社會理想？換言之，國家、民族是什麼？我們愛國，愛的是什麼？哪種價值纔是我們最應該珍視，乃至於爲其奮鬥終身的？ 首要的選擇，傳統的儒家秩序是否可以修補再持續呢？答案是不能。 傳統儒家的天下秩序也是一種差序格局的秩序，在覈心層，是以漢文化爲主體的直接控制區，如漢地十八省等；往外則是土司、藩鎮等羈縻區，如雲南、貴州等；再往外，是認同漢文化的各藩屬國，如朝鮮、越南等；對於不同文化圈的異族，在對抗的同時，爭取同化之。傳統的夷夏天下觀，並不一定要忠於某一家一姓，甚或一定是漢族政權，因此明末有“亡國”和“亡天下”之說，只要滿足儒家的治道，即使是外族政權，也仍可以說是在“天下”框架之下。 儒家的崩塌有外部性的原因，也有其內部的侷限所在。外部性原因在於，國門被打開後，突然發現，我們非但不是世界中心，而且在異族文化面前，完全沒了優勢，我們自己成了要被“同化”的那一個邊緣文化。而內部原因則是，儒家禮治型的憲政在義理上、治道上表現出色，但在政道上，對統治的合法性以及權力的有效限制則有着先天的不足。換言之，“萬國來朝”的天下差序格局，在當今世界已無法實現；而“天命”的崩塌和基層的崛起，也讓社會秩序的差序格局無法再實現。清末在外族的衝擊下，尤其是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後，儒家已經斷層，儒家的天下觀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天下”崩塌以後，中國成爲世界上芸芸衆國中相對落後的一個國家，由此誕生了兩種思潮。一是民族主義，以早期的孫中山和義和團爲代表，把問題歸結於滿清的腐敗無能，希望重振漢族的榮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在漢族文化的主導下，建立一個民族共同體。這種模式類似於德國的浪漫主義共和形式，它是一個以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族羣情感爲基底的民族共同體。後面的“中華民族”，便是從這一意義擴展得來的，只是它的含義包含了其它民族的文化價值和歷史傳統。二是政治共同體，不以一族一姓爲準，而是以同一普世價值爲基礎，在這個普世價值下建立一個共和國家，作爲一個政治共同體，實現自由主義的理想，類似法國。二者有共同點，也有不同，共同點在於都要求有一個公共的制度和法律，以普遍認同的公共文化爲前提；區別在於，前者的公共文化是民族歷史和文化情感，而後者則是自由和人權等政治觀念和理性規範。 圍繞以上主題，如何實現國家的富強和價值重建，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各個階層、政黨經過不停地實踐，努力尋求的就是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清末民初，國門打開，國家從天朝上國淪爲殖民地的危機逐漸來臨，因此大家尋求的是一種“力”的突破。從李張的洋務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到孫中山的革命，都想快速讓國家實現富強，因此，着力點都在“權力”上，也忽視了“權威”的重建。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以傳統儒家爲根本，無法解決儒家在“政道”上的根本缺陷，等到最終要改變制度的時候，民衆已經無法再繼續等待了，所以清政府只能壽終就寢。而革命派失敗的原因也在於“權威”架構的失敗。無論是孫中山也好，袁世凱也罷，爭奪的其實都是掌控國家的權力，雖然“民主”隱然已成爲共識，但對於把這個共識實際確立並予以制度化，則無論是革命派和北洋系，均未予以實際的關注和着力。最終權力的爭奪，導致整個國家陷入內鬥和軍閥混戰的狀態。 一戰的爆發，讓大家不再迷信西方國家的制度先進性。國人終於明白，“力”再如何強大，如果沒有仁義博愛的價值觀予以指引的話，最終仍會造成混戰的悲劇。因此，五四運動的價值，不僅在於“德先生”、“賽先生”，也在於新青年們開始以一種博大的世界主義胸懷來看待這個世界。國家要強大，但更需要博大的價值觀來證明它的正當性，這樣，它的“權威”也便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回望那時候的大學生，引領了中國自春秋百家以來的另一個思想高峰，實在無愧於“民族的希望”這一美譽。 富強和文明並不一定成對出現，像19世紀的德國和後面的法西斯，就給民衆帶來了深切的苦難；而文明所包含的自由主義內容，也並不一定能讓國家迅速走向富強。富強和文明，哪個更優先？這成爲五四以來社會思想角力的重頭戲。然而日本的全面侵華，讓這個爭議逐漸沉寂，因爲亡國滅種的危險迫在眉睫，不強大就滅亡。後面的黨國體制，在權力的集中上面開創了一個新局面，但至今爲止，文明與民主的追尋仍在追尋中。以前的知識分子評價西方的制度是，對內民主自由，對外則是弱肉強食，而觀察最近的內外形勢，卻彷彿有倒過來之嫌。制度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核心價值的確立，也跟我們的改革開放之路一樣，仍在探索中前進。 外部的壓力不再迫在眉睫，個人與家國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每個人心中的答案或許不一樣。民族價值如何包含在公共價值當中？民意還是公意優先？富強和文明如何實現交替上升？“小我”成爲主旋律後，如何重聚“大我”？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我們去解決。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回看先輩們在這上面付出的青春和熱血，沒有人願意再回到那樣的年代。

成系統的思想史著作遠比碎片化的思想論文集耐讀。 給四顆星不是因爲這本書不夠好，而是因爲我不夠好。 原因有二： 其一、我的知識儲備和對中西方哲學的瞭解程度太低，我無法對作者的觀點和思路做出批駁。 這本書從古中國引述到現代中國，哲學上的闡述和思考路徑的邏輯性和系統性都很強。但也正因其太過於完美，讓我會擔心這是否只是一個維度，是否還可以有另一套完全不同但是同樣可以做到合理的解釋。 其二、我個人在抗拒這本書的吸引力 輔修過政治學的我其實閱讀起來並不喫力，相反，作者從傳統文化中娓娓道來的思想對我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吸力。下午坐在湖邊看書時，一翻開我就手難釋卷。 從“天下”與“華夷之辯”到我們本應學習西方的“富強”與“文明”如今只剩下前者。每個觀念的提出都讓我把心一沉。 若是幾年前的我或許會嘗試把這本書一字一句讀下來，但我在進入社會並且接觸了更多的書籍和知識後，我開始擔心總把問題架設在過高過大的位置會很容易把問題變得樂觀。 現下的我更願意從個人的角度，比較功利的先去看問題。(這點是我學生時代欠缺的，也是作者在書中提到過的) 我變得比以前更能聊，會和各行各業的人聊，聊各種各樣的話題，把自己作爲一個觀察者去收集大家的焦慮(但我接觸的大多數是普通人，少有知識精英，包括我曾經的許多好友，也慢慢沒有了思想上的銳氣）。 我想是我不夠優秀了，所以不願意去把這麼宏觀的問題想明白。也正因此，我選擇把作者的論證過程和幾個大的思維要點理解下來，作爲日後思考的維度去豐富自己的認識。 順便寫了寫自己的思維小史，小文付給後來者。 當然，這個後來者也包括我。

比起《新文化運動百年祭》更像一部全面回顧從清末到民初，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變化與發展史的總論。不過說到底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症還是「方法論」，所有拿來主義最終依舊要麼是做帝王師，要麼身體力行內聖外王的實踐，不同階層的中國人之心依舊千百年來毫不動搖。

作者核心觀點是 共和（國家）=民意=權力 立憲（法治）=天道=權威 問題是作者自己意淫的這個所謂天道有權威根本就不存在，中國自秦以後，是一個陳勝吳廣式的中國，和類戰國的日本和基督教的西方都不一樣，天道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權威，因爲中國沒有基督教，自古只有害怕鬼神報應（也就是說只有宗教權力），沒有宗教權威，中國當下的問題固然是缺乏天道，但是天道並不是權威或者立憲。

6月15日下午在上海益豐外灘源，非常榮幸參加了許紀霖教授的講座。許教授指出：“理想的中國”不止經濟的發展，還有一種秩序，中國是一個世界性大國，是黑格爾所說的負有“世界精神”的世界民族，理應對世界承擔責任，對傳承“世界精神”承認責任，這個“世界精神”，就是在普世價值形態出現的新天下主義。許教授既博古通今又高瞻遠矚，讓人受益匪淺，因他風趣幽默，氣質儒雅，外形英俊，被公認爲“學術界的陳道明”，特此推薦。 許紀霖教授簡歷：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華東師範大學—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聯常委、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啓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啓蒙如何起死回生》《當代中國的啓蒙與反啓蒙》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一書2005年獲得首屆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到了清朝，這套雙元體制最後得以成熟：孔廟與喇嘛廟同時是國家祭祀的宗廟，六部之外，設立理藩院分管蒙、藏、回事務，而處於農耕和草原交界之地的承德避暑山莊，不僅是皇帝的夏宮，更重要的還是接見蒙、藏地方領袖和各國來朝朝貢使節的宮殿，與面向中原的紫禁城迥然有別。⋯⋯ 清朝帝國的國家認同，核心是以王權爲象徵的政治認同，王權的背後，不僅有暴力，也有文化，但這個文化卻是多義的，一個王權，各自表述。』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及“從基層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中國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新時代“天下主義”來自於中國古代的歷史智慧，又通過傳統天下主義的揚棄。家國天下，家國情懷，乃是一個認同問題，也是對國家高度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體現，是一種深層次的文化心理密碼。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代中國一方面需要以政治秩序爲核心的共同體認同，一方面需要以心靈秩序爲中心的精神價值的認同。我是誰？我們是誰？家國何在？天下何在？如何打通個人、社會和國家的橋樑，如何樹立國家自信，本書具有參考和借鑑意義。

收穫非常大。讀這本書我一直對自己說，一定要堅持認真讀完，絕對不能囫圇吞棗。今天讀完，長舒一口氣。除了內容先後有重複以外，對五四前後歷史的認識和綜述實在太精彩了。還會回來讀的！

以西方人的視角解讀中國，以西方人的思維硬套中國。對於不瞭解中國的外國人讀起來或許便於理解，但中國人這樣的思考方式是本末倒置，生搬硬套，削足適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