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

讀這本書時，我很容易就被作者說服了。他的論證縝密，數據豐富，方法論精巧，以至於我在讀完前幾章時幾乎完全接受了他的框架。讀完回過神來翻看譯者序，哎好像有哪裏不太對？ 彭慕蘭研究的是1853年到1937年間山東西部及毗鄰的河北、河南部分地區——他稱之爲“黃運”。這個區域曾經因大運河而繁榮，是漕運的咽喉。但1855年黃河改道、1901年漕運廢止、鐵路繞行，黃運逐漸被拋出了新的交通網絡。彭慕蘭的核心觀點是：黃運的貧困不是自然條件決定的，而是被一套新的國家邏輯製造出來的。 他把這套邏輯叫做“自強邏輯”。晚清以前國家維持基本民生、防災減災、均衡投入，富裕地區補貼貧困地區。但鴉片戰爭以後，在外國壓力下國家轉向追求貿易順差、積累硬通貨、發展軍事工業、建設沿海口岸，資源向有效益的地區集中，黃運這種不能創造外貿收入的腹地就被放棄了。 全書五章層層推進：第一章講貨幣和信貸市場。山東存在三個貨幣利率：北部沿海利率低，核心地區中等，西南地區高得離譜。他論證這是爲了從農民身上榨取更多財政收入，縣政府人爲限制貨幣流動、操縱銀銅比價的結果。第二章講美棉推廣。同樣的新棉種，在黃運北部成功了，在南部失敗了。關鍵不在土質或交通，而在村莊社會結構：北部村莊控制鬆散、精英弱小，國家可以通過“棉業公會”直接推行；南部村莊控制緊密、精英強大，他們抵制外來滲透。第三章講燃料危機和毀林。黃運的森林迅速消失，燃料極度短缺。國家也搞植樹造林，但資源投向了沿海地區，黃運因爲沒有進口可替代而被忽視。第四、五章講治水。黃河治理在晚清經歷了體制變革：靠近沿海的河堤仍由政府直接維修，黃運的河堤被劃爲民堤，由當地人自籌資金、自行維護。國家撤走了資金和監督，地方上臨時拼湊的組織腐敗橫行。委員們故意用秸稈修堤而非磚石，因爲秸稈堤需要反覆維修，從中牟利。結果是水患加劇，每年給黃運造成的損失佔農業總產值的10%到20%。 貫穿全書的核心觀察是：國家不是在所有領域都弱，而是在不同地區有選擇地強和弱。在沿海能建設基礎設施、推動產業，在黃運退出了治水、救荒等傳統責任，卻保留了徵稅、徵兵等汲取能力。 這套框架的解釋力是驚人的。彭慕蘭面對沒有系統利率記錄的史料困境，用“糧食儲存收益≈利率+倉儲成本”的巧妙假設建立了三區域利率模型；面對貨幣流動的“黑箱”，他從檔案中挖掘出縣政府限制貨幣輸出、操縱銀銅比價的直接證據。作爲一個政治經濟學小白，這些方法初讀時有一種衝擊感。 但是，細想一下，“糧食儲存反推利率”的方法建立在太多假設之上：理性農民、無摩擦轉換、倉儲成本相同、市場有效。這些假設在貧困地區真的成立嗎？佃農交租後所剩無幾，必須立刻賣糧還債、繳稅、買口糧；自耕農留足口糧和種子後剩餘有限；即使是富裕農民也更傾向於放貸而非存糧。有剩餘糧食、有儲存選擇權的農民在整個黃運能佔多少？更何況，糧價的季節波動可能反映的根本不是利率，而是貧困導致的季節性拋售壓力。當農民被迫在價格最低時賣糧，儲存收益可能是負數。當人生存受到威脅時，哪還管的上投資收益呢？ 馬俊亞作爲本書的譯者，在序文中已經埋下了一枚精準的釘子。他引用美國領事1921年的報告：土匪橫行，在土匪的勢力範圍內做這件事風險極其巨大。省政府控制城市不等於控制鄉村道路，如果魯西南的高利率主要是無法安全轉移資金的風險溢價，而不是縣政府操縱的結果，彭慕蘭的核心因果鏈條就斷裂了。當他用“套利均衡”來解釋農民的儲存行爲時，他假設了一種本不存在的市場理性。真的可以用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去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嗎？ 同樣值得推敲的是彭慕蘭對邊界的界定方式。他堅持認爲黃運不是施堅雅式的“宏觀區域”，而是“由共享的基礎設施、生態和社會性的問題所界定的地區”。但他越是強調邊界的“流動性”和“問題驅動性”，越是需要一種固定的邊界來展開分析。他最終給出的邊界是津浦線以東、平漢線以西、石德線與隴海線之間。可這些鐵路本身就是新網絡的產物，用新網絡的邊界來定義被舊網絡拋棄的地區，感覺陷入了某種循環？馬俊亞還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反例：黃運南部在菸草種植方面遠超北部，菸草需要與英美煙公司的緊密合作和信貸支持，這說明在利益分配合理的情況下，地方精英完全可以成爲外部資本的合作者。彭慕蘭幾乎完全忽略了菸草種植，聚焦於美棉推廣這一個案例來支撐“南北差異”的整體敘事。 還有暴力的自主性問題，彭慕蘭傾向於把市場失靈歸因於政治干預，但忽視了市場本身可能製造失靈。當他說“套利可以慢慢地消除這些差異”時，他假設了充分信息、零交易成本、安全環境。但這些在黃運幾乎都不存在啊？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風險厭惡都可能使資金不流動，這些就是市場內在的侷限性。 把彭慕蘭與馬俊亞並讀，會看到更深層的矛盾：彭慕蘭的核心機制是國家“退出”導致腹地衰敗；馬俊亞的核心機制是國家“侵入”導致地方衰敗。彭慕蘭說政策轉型→資源撤出→腹地貧困；馬俊亞說權力延伸→掠奪性開發→地方崩潰。彭慕蘭筆下的國家是“服務提供者”重新配置資源；馬俊亞筆下的國家是“汲取性機器”持續運作。這兩種解釋在邏輯上是互斥的：如果國家是“退出”的，地方衰敗是因爲缺乏支持；如果國家是“掠奪”的，地方衰敗恰恰是因爲國家介入太深。 我認爲，它們指向了同一種政治經濟結構的不同面向。國家在某些領域退出，在另一些領域強化。這種“選擇性退出”恰恰是現代國家構建的特徵。它不再像傳統帝國那樣承擔“無限責任”，卻保留了“無限汲取”的權力。彭慕蘭看到了服務退出的面向，馬俊亞看到了權力延伸的面向。兩者合起來，構成了一幅更完整的圖景：國家在黃運和淮北地區，是一個只索取不給予的利維坦。 但彭慕蘭的框架有一個更隱蔽的偏見：他把“國家退出”描述爲一種政策選擇，暗示如果國家“不退出”，腹地就不會衰敗。但馬俊亞提醒我們，“犧牲腹地”的邏輯在明清時期就已經存在。淮北地區就是明清兩代公然以顧全漕運大局的名義而赤裸裸地予以犧牲的。這意味着“腹地構建”不是什麼“自強邏輯”的新發明，而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結構性特徵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變體。這也解釋了爲什麼譯者序中那句批評“至少，把黃運社會生態的衰敗全部歸結於國家的'好'政策轉成了‘壞’政策而非集權國家本質上一以貫之的自私自利，顯得有些片面。”會如此精準地刺中彭慕蘭框架的軟肋。 馬俊亞既是本書譯者，又是《被犧牲的“局部”》的作者。他翻譯彭慕蘭的過程，某種程度上是在與自己的學術關切對話，也是在檢驗自己的理論框架。但是，這本書的翻譯真的太爛太爛了！彭慕蘭原文本身就不好讀，這是經濟史+社會學+生態學的跨學科寫作，句子長、概念多、邏輯嵌套深。馬俊亞的翻譯更是讓這本書的閱讀難度更上十層樓，好多次讀到懷疑自己不識字的程度。到底誰教你濫用破折號來翻譯長難句從句的？這還是修訂版？到底哪裏修訂了？ 不過這本書還是很厲害的，1988年的博士論文，1993年出版，拿了費正清獎。作者通過黃運的個案研究，修正了1980年代中國研究領域的三大主導範式：現代化理論、內卷化理論、國家內卷化理論。本書提出了“腹地的構建”概念，即腹地不是自然地理產物，而是國家戰略重構的政治經濟產物；“國家分化”模型，即國家同時在構建和衰落，但在不同地區方向相反；“退出型內卷化”，國家退出舊使命導致服務消失、盤剝增加；帝國主義“間接影響”理論，即通過迫使國家戰略重構而犧牲腹地；“兩種核心形態”，即垂直核心與水平核心的分化。最終，本書解釋了爲什麼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伴隨着腹地的衰敗。 不過我更好奇的是，中國的現代化，是否必然以某些區域的“腹地化”爲代價？如果不是，那麼歷史上的“腹地化”是否本可避免？

彭慕蘭提出世界市場對中國的影響：一部分地區出現了現代化，一部分地區出現了“退步”的現象。彭慕蘭關注魯西南爲中心的“黃運”地區在晚清民國時期因爲政治結構比魯西北更加難以被滲透，也更難被納入市場，因此這一帶銀錢比率居高不下、高產棉難以推廣、木材運輸困難引起燃料匱乏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國家爲了現代化將資金投入沿海地區以獲得更高收益，黃運地區治水任務交給地方，因此地方士紳是否願意與城市精英合作治水決定了地方治水的水平，不僅產生不同的結果，也可以認爲治水失敗的成本高於現代化收益，彭慕蘭就此認爲“黃運從加入世界經濟中所得的利益肯定也要遠遠小於我們對一個深受壓迫的國家放棄黃運治水造成的損害所作的最保守的估計。”馬俊亞對本書的導言和批評非常到位。“被犧牲的局部”是這一區域典型特徵，只能說任何政權都會考慮犧牲這裏，說到底，沒有政權不會覈算收支，這種收益低的地方國家投入相對較少屬於理性思維的結果——尤其是在救亡圖存作爲時代主旋律的20世紀，與其像沃勒斯坦之類批評世界市場，不如更應該推動人力物料資源更加流動的市場，讓人民可以自由地移動和選擇購買商品，“被犧牲的局部”相當多的影響恰恰就是因爲市場在魯西南受到政治和傳統因素的束縛（例如限制銅錢流出、拾荒等等）導致市場價格無法下降，這也是傳統和現代碰撞的結果。

彭慕蘭這本書大概表達了兩個觀點：一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隨着國家被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在殖民者壓力下，最高政府和山東省政府採取了“自強”邏輯，即國家的重心轉移到如何防禦外來壓力、避免被殖民上，爲此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能爲國家帶來較多收入的地區更收重視，大量資源被投入到這些地方。與此同時，像黃運這樣既不富裕、也不重要的地方受到國家忽視，以往屬於這裏的財政轉移支付也被逐漸取消，導致這些地區的社會服務事業衰退。在這種模式下，中國本土呈現出了與世界範圍類似的“中心”與“邊緣”二分現象，一方面是中國有不斷發展的地區，也有停滯不前、甚至衰退的地區。二是面對宏觀層面上的戰略轉移，地方上的應對方式也會產生不同的結局。而這種應對方式的不同恰好是地方社會結構、網絡關係所決定的。黃運北部與南部就有着不同的結構，黃運北部是一個更爲鬆散、沒有大勢力豪紳的地方，這裏更容易被納入到整體控制之中，外來勢力更容易入侵；而黃運南部雖然同樣貧窮，但是這裏的鄉村勢力密集，小地主、士紳、各種經紀人的存在使得鄉村被內部控制起來，同時黃運南部的大城市還有這不少在全國有重大影響力的家族勢力，對當地發展產生影響，這種結構使得外來勢力難以侵入。無論是鬆散的黃運北部還是完整的南部，都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農業改良容易在北方普及，但北方難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南方容易捍衛自己的利益，但是農業改良項目不易普及。 該書中還有一些觀點比較重要：第一是關於這一時期中國的基本情況，存在發展說、內卷說、倒退說，作者則贊同依附說，即各地情況不同，且不同地區的現狀是相互聯繫的，存在依附性；第二，對農民來說，不僅那些可以計算的貨幣收入是重要的，那些不能計算的收入對生計也有重要影響，例如拾取的燃料等，要想完整理解農民的處境，應該綜合考慮兩種收入；第三，國家角色在這一時期發生了變化，在黃運地區由一個服務供給者變成旁觀者，這給當地造成的損失比本來要投入的成本大很多。 不過這本書還是要給差評，完全是翻譯者的原因，好好的一本書翻譯成了gou shi，還有臉寫譯後記。一些農業知識不懂就算了，還可以說你不是這個專業的，沒辦法只能勉強翻譯；但是整本書被你翻譯的不說人話，這是譯者的職業道德不夠。

閱讀的過程中不斷想要確認這書的寫作年代，感覺上彷彿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不能說他不對，但總覺得好像片面了一點。寫是寫得很細緻，翻譯也真是翻譯得不知所云。彆扭。還是推薦，畢竟是彭慕蘭，水平還是高的。

本書是美國漢學界區域史研究的典範之作，以清末民初的黃運地區爲個案，系統剖析了國家政策、地方社會與經濟變遷的互動關係。作者挑戰了將華北衰敗簡單歸因於全球市場衝擊或生態危機的傳統解釋，提出“腹地”並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國家治理邏輯、地方精英應對與資本流動的共同作用下被“構建”出來的。通過對治水、漕運、賦稅等關鍵制度的精細分析，本書揭示了國家權力從積極干預到逐漸退出的過程，如何導致該地區被邊緣化，爲理解近代中國的國家建設與區域命運提供了極具啓發性的分析框架。

力薦。 本書從黃運的角度系統分析了運河黃河改道前後對一個地區的影響，總的來說就是在缺乏外部輸入的情況下，一個地區歷經了整個社會的熵減過程，在運河暢通的時代，出於對運河的維護，此地區受益於國家在基礎設施維護投入上帶來的種種便利，在運河逐漸廢棄到徹底廢棄後，整個地區不僅喪失了運河這一黃金水道和商路，也因爲水道不暢導致其在農業，建材，燃料等諸多方面的匱乏，日漸貧困，作者稱之爲內卷，不過黃運南北也有差異，具體來說就是南部情況要差於北部，產生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南部原本的地方家族過於強大，導致在轉型中更加傾向於保守，而且由於劣幣驅逐良幣，在原有的表現良好的士紳遷移到沿海大城市通商口岸後，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北部反而在轉型中獲得諸多便利，而且要注意的是黃運南北在氣候上和地形上是有差異的，南部多丘陵，降水也更多，北部多平原，降水也更少，這也導致南北在水患的影響上也不同，其次，鐵路這種新型交通工具對南北影響也很大，舊有的運河在中斷後，止步於蘇北，而北部卻依然可以通過天津繼續運行，這些綜合的因素導致了南北差異。 給我們的啓示就是，基礎設施的維護很重要，這涉及到一個地區的造血能力，在缺乏內驅力的時候，往往強有力的外界支持是使得該地區擺脫困境的唯一方法。對個人而言，如果當地陷入內卷狀態，及時擺脫當地環境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好書，看了兩遍。作者細緻描寫了黃運區因漕運停止進而國家財政轉移支付急劇減少後，給該地帶來的連鎖反應及損失，刻畫了黃運區南北兩部不同的階層結構對美棉推廣、植樹造林、治水等事項的不同結果，深刻揭示了中央、省、市、縣、鄉、村、城市精英、鄉村豪紳、農民對同一件事的不同着眼點及處理手法，詳細計算了減少轉移支付所帶來的鉅額損失。沒錢難辦事，哪怕辦好事，也不是每個人都得利，統一思想不容易。

從趙鼎新的教材上了解到了加州學派和彭慕蘭，由此拜讀原著。

力贊！囤了很久，想來會是經典，實際是出乎意料得精彩！補了很多課。 以黃運區爲焦點，從經濟史、社會史角度分析清末民初中國國運的興衰、運河對山東的影響、地區經濟發展模式、對外關係等等。 真真是費正清獎得主的作品，令人驚歎！讀一遍不夠，還需多讀。

評分虛高。選題不錯，主要講國家注重沿海地區的發展後，黃河、大運河被邊緣化而對周邊腹地的發展影響。 翻譯扣兩星，作者再扣半星。 翻譯跟機翻一個水平，話都說不通順。作者扣半星，作爲博士論文，本可以精練的內容，卻是兩三個觀點反反覆覆表述，充字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