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塞·埃爾南德斯
博爾赫斯曾說:“假如阿根廷有文學,那就是《馬丁·菲耶羅》。”《馬丁·菲耶羅》是阿根廷民族史詩,拉丁美洲家喻戶曉的文學典範,被譽爲“高喬人的《聖經》”。著名西班牙語詩歌翻譯家趙振江譯本,真正呈現原汁原味的阿根廷經典鉅著。
十多年前隨着對博爾赫斯的喜愛,也知道了他鐘愛的一部史詩《馬丁·菲耶羅》,記住了這部史詩的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1834-1886)。 博爾赫斯曾說:“假如阿根廷有文學,那就是《馬丁·菲耶羅》。”有些大作家就是這樣謙虛,明明自己就是阿根廷文學的代表,偏偏要推崇一本“鮮爲人知”的書,說是它影響了自己的創作之路。 喜歡博爾赫斯的讀者找來《馬丁·菲耶羅》一看,未必能讀出什麼意趣,這種情況非常多見。 我懷疑我以前從圖書館借過這本書,然後裝模作樣地翻過,又還了回去,可能還不忘在心裏吐槽翻譯得不夠好吧。 直到前幾天看博爾赫斯的《關於〈馬丁·菲耶羅〉》這本書,又重新燃起了我對這部史詩的興趣。 他說這本小書的目的是推廣《馬丁·菲耶羅》的閱讀,作爲一本推廣閱讀的書,這本書對外國讀者不太友好,讓人讀完全然沒有浮現對《馬丁·菲耶羅》的閱讀興趣,對我來說正因爲它不是一本優秀的推介書,才達到了“反向營銷”的目的。 如果你讀到這裏,對《馬丁·菲耶羅》產生了那麼一點點興趣,我非常推薦你讀西班牙語翻譯家趙振江老師在《馬丁·菲耶羅》書前的譯序——《高喬英雄史詩的絕唱》。 即便不讀史詩,也希望能讀讀這篇譯序,趙振江老師的文字功底了得,我是從這篇譯序才真正瞭解到一些《馬丁·菲耶羅》的藝術特色和歷史價值,也從此放心地走入他的譯本。 儘管有人說詩歌不可譯,可若是遇到優秀的譯者,我願意相信這樣一個譯本給我營造出來的文學空間。它本來的面目是什麼,因爲我沒有能力直接觸及所以變得不那麼重要,如果仍然覺得重要的人可以去學習一門語言,莫說永遠無法感受原文的魅力。 趙振江老師不僅把很多西語作品翻譯成中文,還曾把《紅樓夢》翻譯成西語,於1998年榮獲伊莎貝爾女王勳章,受到西班牙國王的嘉獎。 他翻譯《馬丁·菲耶羅》一書恰逢作者何塞·埃爾南德斯誕辰150週年,阿根廷國內要展出各種譯本的《馬丁·菲耶羅》,當時在外交上陷於孤立的臺灣當局想搞文化外交,突擊出版了繁體版送到阿根廷。在中國駐阿根廷文化參贊的要求和國內領導人的指示下,湖南人民出版社緊鑼密鼓地推出了趙振江老師的譯本,最終趕上了展覽。 《馬丁·菲耶羅》在阿根廷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也是三大高喬史詩中最完美的一部,另外兩部是伊拉里奧·阿斯卡蘇比(1807-1975)的《桑托斯·維加》和埃斯塔尼斯拉奧·德爾坎波(1834-1880)的《浮士德》。 有人說另外兩部作品描寫高喬人的生活太理想化,只有《馬丁·菲耶羅》真實地反映了高喬人的苦難。 博爾赫斯也發表過類似的見解:《馬丁·菲耶羅》是悲傷的;阿斯卡蘇比的詩句是幸福和英勇的,具有視覺的特徵,與埃爾南德斯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博爾赫斯的小說裏經常會看到高喬人的身影,從前我並不確切地知道什麼是高喬人,在我心裏他們像是拉丁美洲的牛仔,英勇無畏、勤勞質樸、放蕩不羈……直到讀《馬丁·菲耶羅》才知道是潘帕草原的特定環境塑造了他們這樣的性格。 高喬人是遼闊無垠的潘帕草原上的牧民,大約18世紀末19世紀初,少數印歐混血人和土生白人由於生活所迫,從巴拉圭和阿根廷遷往潘帕草原,以放牧爲生。“生活所迫”指的是當時阿根廷剛剛獲得獨立,這些高喬人的社會地位很低,再加上大量非洲黑奴運抵南美,廉價勞動力頂替了他們的工作,所以他們不得不離開城市,遷往草原放牧爲生。 草原上的生活塑造了他們放蕩不羈的性格,危險繁重的勞動也陶冶了他們喫苦耐勞的品性,如果有固定的住所、舒適的環境,沒人願意四處漂泊,就是這樣英勇強悍的高喬人,也帶着他們種族的悲劇性。 有人認爲高喬(gaucho)一詞源於阿勞烏科語的“浪子”(guaso或guaderio),也有人認爲源於克丘阿語guacho一詞,意爲“私生子”或“孤兒”。 高喬人無馬不歡,正如詩中所說“所有的潘帕好漢,統統有駿馬爲伴”,他們也善用短刀和套索,短刀就像是他們手的延伸。除了這些工具,高喬人爲了消解寂寞和孤獨,還以六絃琴爲伴,在潘帕草原上,幾乎每個高喬人都是歌手,歌手中的佼佼者就成了遊吟詩人——巴雅多爾。 可以說早期的高喬文學就是這些已經失傳的遊吟詩歌,如今高喬人在現實生活中已不復存在,我們所見到的高喬詩歌,也並非高喬人寫的詩歌,而是由布宜諾斯艾利斯或蒙得維的亞城裏的文化人所作,雖爲文化人所作,但高喬詩歌依然保留了率真的民間性。 這種民間性直觀地表現在高喬詩歌的受衆上,博爾赫斯在《關於〈馬丁·菲耶羅〉》的序言中描述過這樣的現象:四五十年前,孩子們讀《馬丁·菲耶羅》就像如今讀範·達因或埃米利奧·薩爾加里似的。 在1894年版本的按語中,編者還說在鄉村酒店老闆的購貨清單上,除了火柴、啤酒、沙丁魚罐頭這些日用品,就是《馬丁·菲耶羅歸來》。可以想見《馬丁·菲耶羅》這部詩歌在孩子們和鄉下人之間如此受歡迎,它的閱讀難度不會太大,故事性強且讀起來琅琅上口。 《馬丁·菲耶羅》分爲上下兩部:《高喬人馬丁·菲耶羅》和《馬丁·菲耶羅歸來》。共46章,1588節,7210行。《馬丁·菲耶羅》是按照謠曲的韻律,每行八個音節押韻,通篇可以吟唱,趙振江老師的譯文采用了較爲自由的現代漢語七言,尾韻讓韻感十分強烈,初讀時就覺得這部史詩非常適合出聲誦讀,很有音樂的節奏。 “我在此放聲歌唱, 伴隨着琴聲悠揚。 有個人夜不能寐, 都只爲莫大悲傷。 像一隻離羣孤鳥, 借歌聲以慰淒涼。” 這就是開篇主人公馬丁·菲耶羅伴着他的琴音要爲我們吟唱的故事,他所敘述的主要是高喬人的悲慘命運。在此能看到高喬人原本的生活是幸福的,正因爲原本的幸福才讓不幸的遭遇顯得更爲不幸。 “帶皮的肉塊端上, 燒烤得撲鼻噴香, 玉米粥磨得精細, 更有那餡餅酒漿…… 可命運偏不作美, 這一切皆化黃粱。” 馬丁·菲耶羅被強行徵兵,開啓了他的悲慘生活,軍隊裏的長官殘暴異常,他本是一條高喬漢子,卻被打得遍體鱗傷,幹了幾年拿不到一絲軍餉,只因爲他不在花名冊上。 詩中高喬人和印第安人是敵對關係,後來才明白,高喬人是被政府當槍使的,西班牙統治後期的政府和阿根廷獨立前期的政府利用高喬人去消滅印第安人,作者埃爾南德斯就是看不慣這樣的行徑,才述長詩以鍼砭時事。 後來馬丁·菲耶羅回到家鄉,發現已妻離子散,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兩次與人決鬥,殺死了一個黑人和一個高喬人,被官府通緝成爲了逃犯,後來在軍曹克魯斯的幫助下逃了出去。至下部遭遇瘟疫,馬丁·菲耶羅的好友克魯斯不幸染病去世,他救了一位女人返回故里,找回了兩個兒子…… 在這首長詩中能看到高喬人的生活狀態、戰鬥時驍勇的畫面、直抒胸臆的情緒表達還有作者所傳遞出的政治意圖。它的語言淺顯易懂,所蘊含的內容卻異常豐富。 如博爾赫斯所言:《堂吉訶德》的目的是爲了將騎士小說歸於荒誕,但是名聲遠遠超出了那滑稽模仿的初衷。埃爾南德斯的寫作是爲了揭示當時當地的不公正,但是作品裏的邪惡、命運和災禍卻化作了永恆。 我想我比過去十年又多了一點了解博爾赫斯推崇《馬丁·菲耶羅》這部史詩的原因,他寫過關於高喬人的小說,在《決鬥》這篇小說裏就出現過兩個典型的高喬人的悲劇,他一直強調寫這篇小說是取材於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人問博爾赫斯,這兩個高喬人的軼事裏有什麼東西讓你癡迷,念念不忘達三十年之久。博爾赫斯回答“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我不知道——你不妨問我爲什麼喜歡咖啡、茶和水。” 閱讀高喬人和追溯高喬人都是一種緬懷,緬懷一種不存在的東西,這個種族雖然已不復存在,但他們的精神好像通過什麼流傳了下來,這就是所謂的能抵禦時間的永恆。 這個在時間長河上架構的橋樑就是《馬丁·菲耶羅》。
之所以讀這本書,一則是因爲博爾赫斯全集的序言提到博爾赫斯對這本書的深深讚美,一則是因爲博爾赫斯全集中有一篇《結局》,有書友建議一定要讀讀這本書。 這是一個漫長而悲傷的充滿血淚的故事,高喬人的悲慘命運,是由於被土著壓迫和外來侵略者欺負的,他們不屈,他們反抗,艱難逃生後只能流浪漂泊,最終消失在歲月長河中,太過於悲壯和慘痛。
★★★★☆ 這是阿根廷民族史詩,阿根廷人把它奉爲經典,博爾赫斯對之推崇備至。 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原詩是用什麼詩歌體裁和韻律寫成。再一次證明,詩歌是不可翻譯的,翻譯相當於再創作了。 就譯詩來說,翻譯成七言長詩,功力十分了得。讀起來朗朗上口,剛勁有力,很有波動起伏的韻律感,確實是遊吟詩人的吟唱,也讓人想起荷馬史詩里奧德賽的迴歸。 這是高喬人的史詩,分爲兩部:高喬人馬丁•菲耶羅和馬丁•菲耶羅歸來,講述高喬人馬丁受到村長和法官的陷害,歷經各種磨難的故事。詩裏吟唱的人除了馬丁,還有克魯斯、馬丁的兩個兒子、皮卡蒂亞和黑人歌手。全詩最精彩之處是黑人歌手和馬丁的對唱,他倆一唱一和,暗流湧動,決戰於無形中。 讀完我又要去重讀博爾赫斯收錄在《阿萊夫》裏關於克魯斯的故事,肯定會有不同感受。
趙的翻譯次,一些不必要的註釋更次,不過民族史詩讀起來總能體會到超越語言落差的那股蓬勃生氣了
像是一種緬懷,可惜我無法閱讀原文,無法體會到原文的內涵。
深夜聽着Marty Friedman的吉他曲《Illumination》看完了這本《馬丁·菲耶羅》。 思緒萬千,無從講起。 命運的安排的痛苦層層疊疊,如果失去一些才能得到一些,爲何失去的總是那樣多。 克魯斯,咱們啓程! 即使如此殘酷,也要尋找苦難的終點。 可是,人生的遠處,就如荒漠,蒼涼遼闊,靜默無言。
樓上說的不盡然。博爾赫斯在《口述》中提到《馬丁菲耶羅》時只是爲了說明一個民族的代表作品往往與他們的國家、歷史所展現的不盡相同,然而這並不是說《馬丁菲耶羅》無以成爲阿根廷的代表——更有甚者,博爾赫斯不僅爲《馬丁菲耶羅》補了《結局》(見《杜撰集》)、重寫了《塔德奧·伊西多羅·克魯斯小傳》(見《阿萊夫》),還在《我們可憐的個人主義》中用它來說明阿根廷人自古有之的個人主義情結。(“阿根廷文學中一個夜晚的故事深刻地證實了這一點;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一個鄉間警察局的巡官喊道,他絕不允許殺死一個勇敢之人的罪行發生,便反戈一擊,站在逃兵馬丁·菲耶羅一邊,同士兵們打了起來。”見《探討別集》)編輯的那句話確實不明出處,但博爾赫斯絕不會是譏諷《馬丁菲耶羅》的。
費耶羅的血管裏流淌着拉丁美洲共同的命運——高喬人,印第安人,黑人,礦工,農民,還有雨林,海鳥糞島,肥沃的梯,地下的礦石與石油。馬丁·費耶羅吟誦他們的苦難,用高喬人未經打磨的衝動替所有平凡的懦弱者向它挑戰。與其說這是高喬精神,不如說這是拉丁美洲的精神——源自於苦難的對生命的狂熱和逆反。 高喬人、印第安人、歐洲白人,三者間受害者與侵略者角色的不斷倒置如倒影般——自然而清晰地——展現出籠罩着拉丁美洲的馬琳切的迷霧:開拓者還是侵略者?文明還是野蠻?一個孤兒是無父還是喪母?拉美人的身份認同是一面迷牆,後面掩藏着的是罪責問題和現代性問題。 馬丁·菲耶羅本應當像拜倫筆下的英雄那般讓生命在嚴冬跳動,但趙振江的譯文讓這一切變成了荒謬的人偶戲。無論是論文體裁還是詩歌體裁,趙振江的翻譯都流露出濃重的外語學院的主任味——以引經據典,詞源搜索,文獻查找等便於呈現在論文或會議廳或酒桌上的能力而沾沾自喜,引領着大家在文學的道路上避免任何感受和談論美感的可能。漢字組成的詩行其實是涼拌的西語——從句、語序一切都是原本的呈現,高雅詞藻和打油詩語調的雜糅,讓人不禁懷疑這是否是一臺翻譯機器的作品。但不可否認的是,多虧了這樣的譯本,才讓我們在中文世界看到了馬丁·菲耶羅,只是就如趙振江譯序最後的自謙——這的確只是一塊磚。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歌哉。 因爲博爾赫斯的阿萊夫對於此書絮絮叨叨引了又引,所以記着這本書也看完了,讀這種距離久遠的故事詩的好處就是再強烈的悲傷也知道終將會消失於時間,從而和解釋然,和看天空/學習而知無盡物理空間與智識空間異曲同工。 博爾赫斯喜歡,我也喜歡,很多人應該也是。
原作如何精妙,永遠無法得知。正如唐詩宋詞之於阿根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