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修訂版）

作爲國內第一部徽商與區域研究的相關專著，該書自出版伊始，便受到學界一定的關注。當年，中國大陸的“徽學”研究活動極爲活躍，每年都有至少一次乃至多次的國內或國際學術會議召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同行主持、撰寫的經濟史研究年度綜述曾指出：該書“對明代以來鹽務中‘佔窩’的變遷，徽商與康熙南巡及對兩淮鹽務的控制，‘月折’制度及對徽商發展的影響，徽商的土著化進程，徽商對東南城鎮、文化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見，從而更清晰地揭示了徽商對淮揚社會變遷的影響。”

史料考據較多，深入分析較少，未成系統，像是初出茅廬的研究者。 不過還是能稍窺淮揚昔日盛況與衰落。 “捆工數萬人，餓死太半，環監號呼乞食，而無以應之。”就想知道他們是怎麼餓死的。 “全家散陷，張死，（其妻）江氏被擄至金陵。亂後歸揚，住東關對岸草房，靠爲人洗衣度日。”不知道江氏後來又如何了。

先來個四星好評吧，距離看完時間太久，都不知道說些什麼好[敲打][敲打][敲打]

這書還是去年這時候讀過的(・・)

作爲一個徽州人，有必要了解下徽州的歷史文化

對"預流"判斷十分準確，領一代學術之風氣。 作爲國內第一部徽商與區域研究的相關專著，該書自出版伊始，便受到學界一定的關注。當年，中國大陸的“徽學”研究活動極爲活躍，每年都有至少一次乃至多次的國內或國際學術會議召開。 “對明代以來鹽務中‘佔窩’的變遷，徽商與康熙南巡及對兩淮鹽務的控制，‘月折’制度及對徽商發展的影響，徽商的土著化進程，徽商對東南城鎮、文化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見，從而更清晰地揭示了徽商對淮揚社會變遷的影響。” 以上是對本書內容的大致概括，導論部分也將全書的內容基本交代，餘下部分是解釋導論所言大觀點的小觀點。 徽州地區山多地少，歷史上遭受的兵燹戰亂較少，社會穩定，人口增殖既多，本地無法供養多餘人口，外出求生便成爲徽州人的主要手段。徽州人遍佈天下，本書探討的主要爲兩淮地區的徽州商人，所經營的行業是鹽業。徽州商人在兩淮地區鹽政經營中佔據核心地位，作者詳細地論述以徽商爲主幹的鹽商在地方上的奢侈之事以及由此帶來的淮安、揚州地區社會風氣的轉化。暴富的鹽商內心深處有強烈的文化自卑感，爲獲得士人階層的認同，他們大力資助文人、捐獻獲取官銜，揚州由此成爲一時的文化中心，有論者在此方面與西方的文藝復興的資助者相較。兩者的最大不同在於，鹽商們雖然是商人，然他們無時不刻地想"成爲"士人，進入社會認同度最高的士人階層，美第奇家族之類則是安於商業，文化上的差異使得富裕者有近乎相反的選擇。 嘉慶《揚州府志》序曰：東南三大政，曰漕，曰鹽，曰河。廣陵本鹽筴要區，北距河、淮，乃轉輸之咽吭，實兼三者之難。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鬥馬吊牌，喫河豚魚，敬畏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近日縉紳先生又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以抵掌公卿矣…… 揚州以"漕、鹽、河"富甲天下，當"漕鹽河"不再是生財之道時，揚州的衰落不可避免 當時，捐輸、報效日趨頻繁，動輒捐款數百萬以上，慣例是由兩淮運庫墊解，讓商人分年帶繳，按引派捐，致使鹽商成本加重，積欠累累而日漸疲乏。道光年間鴉片的大量輸入，也導致銀、錢比價的波動，使得銀價不斷上漲，而商人報效必須用銀，交納國課亦須用銀，但賣鹽所得卻是銅錢，一入一出，負擔加重，商人更趨沒落。 此外尚有太平天國之亂、捻軍之亂對揚州的破壞，很多存留下來的鹽商由此"家破人亡"，長期依賴與鹽利的揚州淮安及附屬的鹽務城鎮在步入近代之後，無法調轉船頭；受到鹽商奢侈生活影響而改變的社會風氣，徽州商人"本地化"，使得很多源自徽州的民俗融入淮揚民俗之中。 筆者從方言考證入手，認爲——“窩”字直接淵源於元明時期的北方俗語，鹽務中的“窩”與俗語中的含義並無多大區別，都表示空缺；由於這種空缺而包含了權利的內涵。明代成化以後“窩”的出現，與開中制度下“搶上之法”的破壞有關。 筆者認爲，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多層次的，高層次的精英文化總是植根於較低層次的大衆文化之上，從而成爲整個文化的表徵。東南地區的文化中心城市彙集了本地區較大地域範圍內的文化菁華，因此成爲主流文化模式的象徵。 由於鹽務官僚的奢侈消費，形成了大批服務性人口依附兩淮鹽政衙門的狀況。據道光中葉陶澍的調查報告顯示，當時鹽務衙門附屬有“匠作、結綵、涼篷、聯額、作坊、坐船、浴室、橋旗、撲戳、掉橋、廚夫、藥匠、鐘錶、裝潢匠等項”，衣食住行各類侍候人等，一應俱全。 綜上所述，鹽業市鎮依其腹地經濟盛衰而變化。濱海地區以鹽業爲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市鎮也明顯地呈現出單一經濟的特色，這與江南市鎮所表現出的多種類型迥異其趣。

【導言概括了本書核心觀點】從人文地理的角度，對明清時期東南文化變遷的大勢作了研究，指出：自明代成化、弘治以來，伴隨着兩淮鹽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大批鹽商輻集揚州，形成了頗具影響的河下鹽商社區。通過模仿、消融蘇州文化的特質，逐漸摻以徽州的鄉土色彩，最終孕育出獨具特色的揚州城市文化。風雅、豪侈的“鹽商派”或“揚氣”的生活方式，對於明清社會習俗之變遷，風尚之演替，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筆者認爲，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多層次的，高層次的精英文化總是植根於較低層次的大衆文化之上，從而成爲整個文化的表徵。東南地區的文化中心城市彙集了本地區較大地域範圍內的文化菁華，因此成爲主流文化模式的象徵。如果說，蘇州文化代表了東南傳統文化的主流，那麼，揚州的城市文化則是自明代中葉以來東南地區新興的徽州文化之表徵，它以集大成的形式成爲閉關時代東南地區城市文化發展的頂峯。此後，隨着淮、揚城鎮的衰落，鹽商社區文化也迅速式微。“鹽商派”的生活方式逐漸被近代新興的資本主義洋場文化所取代。原先作爲全國文化中心之一的揚州，也就蛻變而爲一個地區性的文化中心。這種文化中心地位的淪落，與淮、揚城市地位的變化恰相吻合。

分析較少，更像通史的敘事。不過作爲揚州人還是很喜歡的，非常有親切感～

這是一本有開創性研究意義的區域文化學術專著，以徽商、淮揚城市文化和鹽業爲對象，論述了徽商對於這一區域城市經濟文化的深刻影響，價值非淺

沒有對鎮江徽商的史實研究，對語言和社會生活中徽商的遺蹟，分析展開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