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外交官羣體的形成（1861-1911）

看的是三聯書店2025年的修訂版。作者稱：“此次重版，主要是刪除了初版中較爲冗餘拉雜的內容，增加了部分新出的史料，糾正了初版以來熱心讀者和同行朋友們指出的諸多訛誤。”此外，還增加了一篇“再版序言”。 一 本書所涉及的“外交制度”，是外交史與政治制度史“兩類專門史的交叉”。作者認爲，儘管“現代史學界對於檢討政治制度進而爲今所用的經世傾向並不表贊同，或至少不希望予以彰顯”，但時至今日，外交史、政治制度史作爲經世之學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爲“19世紀中國外交延續下來的遺產”還“在影響着現實”。只不過“這些問題的思考並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開出方案，它是在翔實的、儘量減少偏倚地處理史料的基礎上，進行數據和問題分析。在學術研究的範圍內，進行縝密的推斷並儘可能得出一些穩妥的結論，爲思考現實提供一種視角和素材”。 因此，本書所遵循的原則是：“用證據充實需要論證的議題”、“謹慎推導結論”、“避免跳過論證、僅憑想象進行宏大敘事”。作者在本書後記中說： “2005年8月的一天，導師茅海建吩咐還是碩士一年級的我，陪同來訪的政治大學唐啓華教授參觀遵化東陵。在咸豐帝定陵的長長甬道上，兩位老師海闊天空，講起各自的研究心得，談到國內與國外、前輩與當世學者的學問。我聽到最多的關鍵詞，是檔案、史料，是樸實、守拙。在老師那裏，我逐漸明白，學問有其高深處，但路徑卻並不複雜，是材料的、史實的、說明的。讀史料集、跑檔案館，從原始材料出發，由點滴解析入手，謹慎前行，持久用功，成爲我努力去問學的基本方向。自信心也在細微的操作中，逐漸樹立了起來。” 本書的研究視角是： “關注近代的外交人事及其效果，從制度與結構角度檢討外交人事發揮的功能。書中的重點有兩個：一是機構的設計，一是人員的結構。具體而言，機構設計包括總理衙門、外務部與駐外使館的建制；人員結構包括諸多機構官員的教育背景、來源、考覈、升遷、去向。” 二 作者認爲： “既往研究中一個最大的遺憾，是關於人物的，尤其是外交人物羣體的研究。” 有鑑於此，本書論述的是“近代外交官羣體從萌芽、出現到逐漸成長、成型的經過”，書名“中國近代外交官羣體的形成”即由此而來。作者所謂“近代外交官羣體”，指的是“總理衙門、外務部、駐外使館三機構的人員”。以往的研究受制於“史料的限制”“只能侷限於上層官員”，本書則利用了檔案、日記、書信、筆記、回憶錄與其他資料來研究上述三個機構的中層與下層人員。 所謂“外交官羣體的形成”指的是外交官專業化、職業化的過程，作者引入了“本職與差使”、“勞績保獎”的概念對此予以探討，指出二者是“對外交人員羣體發展影響最大的”因素。其中“勞績保獎”是附屬於“差使”的。 作者指出： “在晚清官場壅滯、京官經濟困窘的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的正途官員敢於衝破清流藩籬，進入總理衙門任差。事實結果，也正如其所願。總理衙門章京藉助勞績保獎，或補缺升職，由候補中書、主事而任實缺，然後繼續上升，外放道府，仕途上升的同時，經濟情況也得緩解。於是，一批又一批的京官滿懷希望地進來，獲得保獎後，又如願以償地出去，身致榮顯，風光榮耀。但與此同時，清朝的外交專家卻並不因此而增多，交涉局面也並未因此而改觀。而他們在總理衙門積累的辦事經驗，也無法由此而得以傳承。” “差無品級，因此較難在本系統內合理、依序升遷，他們的上升必須依據本職品級而進行。這一點，駐外人員因多爲候補官吏，情況稍好，總理衙門問題最爲顯著。本職爲部院司員的總理衙門章京，級多不過五品，而作爲堂官的總理衙門大臣，則多爲二品官。品級的懸隔，導致多數人以外放各省海關道、知府爲任差的歸依，不拘常規、以三四品京堂作爲階梯最終出任總理衙門大臣的章京，寥寥無幾；大多數人的經驗與智慧，只能隨着外放而流失。” “外務部的改制以及清季一系列的外交改革，絕不僅限於名字的改換，而確爲制度上的重大變革。它改差爲職，使得本部人員得以專任一職；廢除與差結合的勞績保獎，讓藉此經營仕途者有所卻步。” 三 就機構層面而言，本書“將總理衙門、外務部與駐外使館看作是養成外交官的三個機構，並且將側重點放在前兩者上”，因爲“晚清外交的重心”在“總理衙門/外務部—各國駐華公使”一面： “在近代中外交涉的實踐中，列強對在華利益強調的分量，遠高於清朝對自身海外利益的關注；發生在中國境內的交涉，遠多於中國外交官在海外的交涉。這種特殊性使得被稱爲中國外交史的內容，通常是在內不在外，即絕大部分都發生在國門之內。” 作爲一部制度史的研究論著，作者對制度的意義論述道： “制度是一個框架結構，結構造就相應的功能；制度又有邊界，邊界限制人的能動性；制度還有自己的理路，從而形成獨特的演進規律。” 通過“外交官羣體的形成”這一課題，作者指出了“近代制度變革的普遍路徑”： “以既存制度爲基礎，就地取材，利用舊制度的彈性來適應新的功能和需要，先融匯中西制度，再適時進行調整，最終走向更深入的改革。因舊制度存在慣性，故而難允突然間新起爐竈；但舊制度又有彈性，提供了在既存框架中求變的可能，且能因點滴累積而最終達到質變。近代的制度變革雖講中體西用，最後卻是西用日漲而中體日銷。這是一個無法跳躍而去走捷徑的過程。”

原先了解近代的外交，都在“事”上，而且受國家落後所累，基本是不好的事，對外交官這個羣體毫無認識，只有一個不太好的總體印象。看到標題覺得新穎，激發了好奇心。 開讀以後，讀得是真累，但讀得特別踏實，看得出來基本功和坐冷板凳的決心，從沒擔心作者過分自我發揮。從職官志入手，用詳實的材料非常清晰地撐起了外交官羣體的來源，成長，制度變遷。 書的本意並非“經世”，但堅持讀完後，結合現實能咂摸出一點奇特的味道，對成事在於用人，以及制度對一項事業的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認識。

7年半前，面對李文傑老師在銀行史研究室考試面試中展現的善意，我以對經濟與算術並無興趣而婉拒。當時的我並不認識和知曉李文傑老師，僅僅因爲沒有錄到近代史專業就放棄了碩士的擬錄取。 如今，三十一歲的我看完了李文傑老師的全部專著，才知道當時的自己失去了什麼。

2005年8月的一天，導師茅海建吩咐還是碩士一年級的我，陪同來訪的政治大學唐啓華教授參觀遵化東陵。在咸豐帝定陵的長長甬道上，兩位老師海闊天空，講起各自的研究心得，談到國內與國外、前輩與當世學者的學問。我聽到最多的關鍵詞，是檔案、史料，是樸實、守拙。在老師那裏，我逐漸明白，學問有其高深處，但路徑卻並不複雜，是材料的、史實的、說明的。讀史料集、跑檔案館，從原始材料出發，由點滴解析入手，謹慎前行，持久用功，成爲我努力去問學的基本方向。

寫得很嚴謹，很詳實。所以其實中國外交官羣體的起點還是挺高的，這就爲民國時期的外交官羣體打下了基礎，曾有西方人評價過，彼時中國各級官員中，唯有外交官是最專業的，可能跟這個羣體的形成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雖然早就知道沈曾植出身總理衙門章京，可是從來沒想到過這也屬於外交官範疇……

買了紙質書兩週就讀完了，作者真是一個甘於做冷板凳的學者，中國近代史研究近年來的飛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們的悉心研究與偉大付出，真心感謝你們。 作爲國際關係領域的一名普通學生，對中國近代史感興趣的原因直接來源於對清王朝被迫融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而帶來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切思考，並由此引發了我對清帝國與他國交往方式的轉型發展進行探究的強烈興趣。近代中國的外交與國際關係實踐，除了被強迫的屈辱之外，一定有着對今時今日強烈的借鑑與反思之意義，更深刻地折射出其本身極強的研究價值，絕非一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能一語幷包。 從甲午、海軍、近代化，到近代外交與國際關係，以及我們這一代人肩負的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發有爲的光榮使命，共同凝結爲我願爲之探索一生的動力與期許。願未來的某一天，我也可以寫出如本書一般的學術佳作，我將爲此而不懈努力。

是我老師推薦閱讀的書，這本書在保證學術嚴謹性的同時又兼顧了文本的易讀性。文字簡樸通俗，十分易懂，雖然是一本學術著作，但一點也不晦澀難懂。對了解近代外交史大有幫助的一本書。

標記一下。李文傑老師的博論，除了佩服還是佩服，紮實、清晰，從制度與人物出發，考察晚清的總理衙門和外務部，尤能發現從譯署到外部這一過程背後的制度邏輯，這需要從浩如煙海的奏摺上諭中探尋，實在不易。不僅是晚清外交史的必讀書目，也是一本很好用的工具書。無論是初具近代外交部性質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是改組後西式的外務部，或是常駐各國使館，都是中國傳統所無，而拜西方列強之所教。然而，清朝對外人所教制度，並非得其精髓，予以複製。新式的外交機構從一開始，就是從傳統的母體中生長，此後逐漸改造、糾正，最後落地生根。唯一的遺憾是，個案研究少了一些。

李文傑教授的這本書，確實落入細節，卻也不大觀。晚清的外交，是在一點一點的邁向近代化的，它孕育在傳統制度的土壤中，故而在最初的幾十年，它並不能高效率的運轉，幸運的是，它還是在不斷的向前，以至於在晚清最後10年，它終於向着近代化邁出了一大步，並且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外交官。使得羸弱北洋政府依然能夠在外交領域，取得一定的成就。

非常值得一看的一本書，作者運用了大量史料檔案向人們勾畫出晚清外交人員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