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宣傳部宣傳教育局
本書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教育局,編輯整理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雨花臺烈士紀念館、茅山新四軍紀念館、聊城傅斯年陳列館等單位收藏的32封抗戰英烈家書而成。這些抗戰英烈家書,時間跨度從1934年至1945年,按照家書寫作時間先後排序。家書作者既有八路軍、新四軍將士,亦有國軍將領;既有高級軍官,亦有普通一兵,展現了全民族抗戰保家衛國的偉大歷史圖景。
無產階級立場與國際主義精神的時代光芒 最喜歡金方昌和林暉二位烈士的家書。我認爲這兩篇是《重讀抗戰家書》乃至整個革命歷史文獻中極爲珍貴、光芒奪目的篇章。它們之所以與其他家書不同,之所以非常崇高,正是因爲它們在民族戰爭的烽火中,堅定而清晰地高舉了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旗幟,從而與一切“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資產階級的民主人文主義思想”和樸素的愛國觀念劃清了界限。這些文字,不僅是烈士個人的絕筆,更是穿透歷史迷霧,直指當代“中修”社會帝國主義集團背叛本質的銳利投槍。 一、 金方昌家書: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完整畫像與對階級敵人的終極審判 金方昌烈士就義時年僅19歲,但他的政治成熟度和意志的堅定性,已達到了一個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高度。他的家書,是一部濃縮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宣言。 他說“我只有仇恨和鬥爭”,這是鮮明的階級立場與革命情感。金方昌開篇即宣告:“我在敵人的牢獄裏、法庭上、拷打中、利誘中,始終沒有半點屈服、懼怕。我在被捕後,沒有絲毫悲傷,我只有仇恨和鬥爭。” 這裏的“敵人”,首要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但其本質是作爲剝削和壓迫階級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他的“仇恨”,不是個人恩怨,而是階級的仇恨;他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對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殊死階級鬥爭。他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我沒有想過我再會活,也決不會活,我只有死”),因爲他的生命意義已完全融入階級解放事業。這與那些僅出於民族義憤或家園被毀而抗日的樸素情感,在覺悟層次上有質的區別。他情感的源頭是階級分析,而非單純的地域或民族認同。 信中提到“爲民族的解放,全人類的解放而犧牲”,這是國際主義精神的核心表述。金方昌明確知道:“我是爲了民族的解放、全人類的解放而犧牲。” 這句話極其關鍵。它將中國的抗日戰爭,定位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民族解放是第一步,但終極目標是“全人類的解放”——即實現共產主義。這完全符合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即民族解放運動必須與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相結合,其前途是社會主義。金方昌超越了將抗戰僅僅視爲“中國打日本”的狹隘民族視野,看到了這場戰爭在世界歷史尺度上,是進步人類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奴役的偉大斗爭。這種胸懷和眼界,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標誌。 金方昌烈士具有徹底革命的實踐哲學,他“死前一分鐘,都要爲無產階級工作”。金方昌即使在獄中,也視自己爲“向這些罪人工作着”。他把監獄、法庭都變成了鬥爭的舞臺,向難友和獄卒宣傳革命道理。這種將一切時空都轉化爲革命實踐場域的精神,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者最徹底的戰鬥性。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後一秒,不是爲了個人成就,而是爲了階級的事業。這與他所受的酷刑(斷臂、挖眼)形成最悲壯的對比:反動派可以摧毀他的肉體,但無法征服他的革命意志,更無法阻止他“工作”。他用鮮血在牆上寫下的詩句,正是這種意志的詩化表達。 他對親屬的革命囑託是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金方昌對兄長的要求,完全超越了傳統家庭倫理,是純粹的政治囑託和階級囑託: 第一,要求他們“堅決爲無產階級革命奮鬥到最後勝利”,並明確指出這需要“把自己鍛鍊成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一樣會運用馬列主義到實際中去”。這裏,他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並列,視爲國際共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與導師,體現了對革命譜系和正統的堅定認同。他要求親人掌握的,不是一般知識,而是將革命理論轉化爲革命實踐的能力——這正是馬列主義活的靈魂。 第二,要求他們將子侄輩“培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這揭示了金方昌的革命家庭觀:家庭不是私有財產的傳承單位,而是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搖籃。革命的理想和事業,要通過家庭這個單元,代代相傳,直至最終勝利。他希望家人能在“快樂的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里生活”,並將培養下一代革命者視爲達到那個社會的必要階梯。這種將家庭倫理徹底革命化、政治化的觀念,與封建的“光宗耀祖”和資產階級的“個人奮鬥”家庭觀徹底決裂。 金方昌家書的當代批判意義:在“中修”集團統治下,階級鬥爭學說被刻意抹殺,抗戰歷史被簡化爲“民族苦難—民族復興”的線性敘事,革命烈士的精神被抽空階級內核,塑造成“愛國”的道德符號。金方昌的家書,像一道閃電,劈開了這種迷霧。他告訴我們,真正的革命者,其奮鬥的基石是階級立場,其視野是國際主義,其目標是全人類的解放(共產主義),而非任何一個抽象的民族國家。今天,“中修”集團對內壓迫無產階級,對外或與帝國主義霸權苟合(如中美“夫妻論”實質),或進行社會帝國主義擴張,早已背叛了金方昌等先烈的理想。金方昌對“無產階級工作”至死方休的誓言,正是對今日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大搞權錢交易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最嚴厲審判。 二、 林暉家書:兩種政權、兩種軍隊的階級分析與“現代化”民主的雛形 林暉烈士犧牲於抗戰勝利前夕,他的家書具有強烈的政治理論色彩和現實批判性,堪稱一份比較政治學的革命教材。 對兩種政權的本質剖析:“解放全人類” vs “大衙門”。林暉的核心論點在於對比“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和“國民黨”政府。 共產黨政府:“是解放全人類的,不是爲那一個的,也可以說是窮人翻身的日子。” “我們的縣長、區長都是從老百姓中來的……他們都知道人民的痛苦。” 這指出了革命政權的階級性質(爲無產階級和勞苦大衆服務)、權力來源(來自人民) 和與羣衆的血肉聯繫(瞭解人民痛苦)。他強調“人人有理可講”,這描繪了一種在階級平等基礎上的新型政治參與模式,即“民主的政府”。他要求父親“要有現代化的眼光講話”,這裏的“現代化”,並非指技術或消費,而是指政治意識的現代化——即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民主意識,與“過去的舊腦筋”(封建等級觀念、畏官心理)相對立。 國民黨政府:是“大衙門,有錢有勢的走得進去,窮人連衙門口站得沒有資格”。這揭露了國民黨政權作爲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專政工具的本質,其法律和機構是爲剝削階級服務的。他進一步指出,在這樣的“反動政府”裏,“大學生、留學生當縣長倒不一定當得好,因爲他們是過舒服日子過慣了,是不知道老百姓的痛苦的。” 這超越了單純的反蔣,觸及了精英政治、官僚政治脫離人民的根本弊端,與後來毛澤東同志反對官僚主義、主張幹部參加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思想高度共鳴。 對兩種軍隊的歷史唯物主義判斷:人民軍隊 vs 反人民軍隊。林暉對軍事力量的分析同樣深刻: “反動政府”的大學生無用論:他辛辣地諷刺“反動政府辦的大學生”將來連教書都不配,因爲其知識體系和服務對象與人民脫節。“小學生長大了倒還可以替民主政府做點建國事業”,這句話寓意深遠:未經舊式教育污染、在革命鬥爭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纔是建設新社會的主力。這蘊含着對舊教育制度的否定和對“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呼喚。 軍隊與人民的關係決定其存亡:他告誡父親,中央軍“遭受老百姓的反對”,因此“不要早慢自動被消滅了”。他以歷史爲鑑,指出太平天國(洪秀全)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紀律不好,殺人放火,遭受老百姓反對”。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在軍事領域的運用:一支軍隊的命運,歸根結底取決於它與人民羣衆的關係。真正的革命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地方武裝)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爲它來自人民、服務人民,與人民融爲一體。而反人民的軍隊,無論裝備如何,終將被人民拋棄。這一判斷,對於理解後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今天“中修”集團軍隊脫離人民、主要職能蛻變爲對內“維穩”鎮壓工農抗爭的墮落本質,具有直接的對照意義。 林暉家書的當代批判意義:林暉所批判的國民黨政權——“大衙門”、官僚化、精英脫離羣衆、軍隊反人民——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當代“中修”社會帝國主義政權的翻版與升級。“中修”集團竊據“共產黨”之名,但其政權本質早已不是“解放全人類”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它的政府,是真正的“大衙門”,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無處不在;它的官僚和“精英”(包括其培養的“大學生”,即高級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脫離工農、享受特權的既得利益者;它的軍隊(武警、公安及正規軍的一部分),主要職能之一是對內鎮壓,早已從人民子弟兵異化爲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林暉所說的“民主的政府,人人有理可講”,在“中修”統治下,變成了“依法治國”幌子下的法律專政,上訪被截、維權被抓、仲裁拖延,工農有理無處講。他所諷刺的“反動政府的大學”,其現代版本就是爲資本輸送“人力資源”、灌輸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中修”教育體系。因此,林暉的家書,不僅是歷史文獻,更是解剖當代“中修”社帝本質的手術刀,它清晰地揭示了:這個政權,在階級性質上,與它曾所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派,在壓迫人民這一點上,具有同構性,只是披上了一層更厚的僞裝。 三、 結論:先烈的燈塔與叛徒的陰影 金方昌和林暉烈士的家書,共同構築了一幅真正無產階級革命者在民族戰爭中的精神圖譜: 他們懷着階級的仇恨去戰鬥,視野卻超越國界,指向全人類的解放。 他們面臨敵人的死亡威脅,卻將最後的時間和空間都用於“爲無產階級工作”。 他們深愛自己的親人,卻將最深的囑託化爲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政治遺囑。 他們身處戰爭的洪流,卻能用階級分析的武器,清晰辨別“人民的政府”與“反動的衙門”、“革命的軍隊”與“反人民的軍隊”的本質區別。 這些品質,與那些僅僅出於民族義憤、或受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感召而抗日的人們,存在根本的、世界觀上的差異。他們是自覺的共產主義戰士,他們的犧牲,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戰場上的壯麗篇章。 而今天,“中修”集團治下的所謂“紀念”,恰恰在系統性地抹殺、淡化、曲解這種最核心、最寶貴的階級立場與國際主義精神。他們將抗戰史編織進“民族復興”“救亡圖存”的官方敘事,將烈士描繪成“爲國捐軀”的抽象符號,將視野侷限在民族主義,目的是掩蓋其自身作爲壓迫本國無產階級、並與國際帝國主義資本勾結的社帝本質。他們害怕人民真正讀懂金方昌、林暉,因爲那將直接照出他們自己是革命理想的叛徒、無產階級的敵人。 因此,我們重讀這些家書,就是要: 第一,恢復歷史的階級真相,確認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奪回烈士的精神遺產,明確他們首先是共產主義者,其次纔是愛國者,且他們的“國”是朝着共產主義前進的工農國家,而非任何抽象的民族實體。 第三,鍛造批判現實的武器,用先烈關於政權、軍隊、教育、家庭的革命觀點,徹底揭露“中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在所有這些領域的全面反動與背叛。 金方昌希望哥哥們生活在“快樂的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林暉告誡父親要認清“民主政府”與“反動政府”的區別。今天的我們,繼承他們的遺志,就是要認清:這個“快樂的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尚未到來,且正被“中修”集團所阻礙;而今天的“政府”,本質上正是林暉所批判的那種“反動政府”的現代變體。於是,先烈的文字,便不再是遙遠的絕響,而是召喚我們繼續他們未竟事業的戰鬥號角——爲推翻“中修”社會帝國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復興而鬥爭。這,纔是對他們最高的致敬。
書中共收錄了32封抗戰家書,作者既有吉鴻昌、張自忠、左權、彭雪楓等高級將領,也有基層普通士兵;既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將士,也有國民黨陣營裏的英雄;既有男子漢,也有巾幗英雄。他們都在爲民族而奮鬥,其中絕大多數犧牲在奮鬥征程中。正是千千萬萬先烈的流血犧牲,纔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讀書過程中多次落淚,讓人想起魯迅先生的話: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每每讀到這些家書都會熱淚盈眶,這是何等的民族大義
向先烈們的家國情懷致敬!懷着崇高的信念,可以舍小家爲國家,感人至深。
本書收錄了自1934年到1945年,32封抗戰家書,每一封家書都足以使人落淚。大多是留世一封書信後不久 甚至當天英勇就義!是家書 是絕筆信 也是遺書。犧牲時 最小的19歲 最大的時年49歲。正直青春的最好年華,正當壯年時期,犧牲在了保家衛國的抗戰之中!是祖國之子,國家之女。還有面對敵人嚴刑逼供寧死不屈 我們都知曉的女英雄趙一曼留給兒子的家書。然而先烈們無怨無悔,都報着必死之決心,奮戰到最後一刻!寫給父母 子女 兄弟 親朋 戰友!書寫於抗戰前線 被押送的列車上 敵軍牢獄之中 被嚴刑逼供後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開篇的第一句就令我悲慟,我反覆閱讀,常讀常覺痛心。“夫今死矣!是爲時代而犧牲”,是吉鴻昌寫給妻子胡紅霞的訣別信。而後的很多篇,都提及了犧牲,面對死亡他們似乎那樣的沉着而無畏!最後關頭卻能發出“人終有死,我死您也不必過傷悲”的話語勸導妻子不要因自己的犧牲而傷悲。自己從容就義。 第二篇我們的女英雄趙一曼,在被押送的當天於火車上給自己的兒子留訣別信一封,她說“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爲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作爲一名共產黨員,她對兒子寄予厚望:“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爲國而犧牲的!” 高捷成也發出“救國才能顧家,國亡家安在!”的崇高話語,他們都將國家的未來置於自己的生死之上,他寫道“在這六年中東西奔波,南北追逐,歷盡一切千辛萬苦,雪山草地,萬里長征,在所不辭!無非爲的是挽救國家的危亡!志向所趨,海浪風波在所難阻!”“誓不求中華民族之解放,當不爲中華民族黃帝子孫之一人!”錚錚誓言,感天動地,反映出中華兒女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強烈民族自尊,代表了共產黨人挺身而出、勇赴國難的崇高革命精神。 在信中,蔡炳炎痛斥了像周難這樣“無忠骨”的逃兵,發出了“國難至此,已到最後關頭,國將不保,家亦焉能存在”的吶喊,顯示了誓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奏響了氣壯山河的英雄凱歌。三天後,蔡炳炎壯烈犧牲。 “餘奉命出川參加抗日戰爭,將奔赴前線,希汝等勿忘國難,努力學習,強我中華。”短短三十一個字,字字鏗鏘,蕩氣迴腸。傅常對妻兒提出的期望和囑託,體現了殞身不恤、抵禦外侮、振興中華的家國情懷。 左權在信中寫道:“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爲我的事業奮鬥。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 郝夢齡寫給妻子“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後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爲爭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 “我的安危,我自己曉得。這麼多人都犧牲得,我又怕甚麼?”身處抗戰前線的趙渭濱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王孝慈在家書中寫道:“‘抗戰’是我們偉大的母親,她正在產生新的中國、新的民族、新的人民。”“我們要爲驅逐日敵寇出中國抗戰到底,我們要爲爭取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奮鬥到底。” 符克在家書中寫道:“國家亡了,我們就要做人家的奴隸了,抗戰救國爭取勝利,不是少數所能負得起的。”表現了誓死不當亡國奴的民族自尊。他說:“我之自動參加救國工作,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爲的是儘自己之天職。盡其能力貢獻於民族解放之前而已。 49歲犧牲的張自忠每逢出征前都會留給戰友們一封書信,若是自己生還就將信撕毀,若是戰死就權當是自己的遺書。讀到他的書信也就意味着這是他留世的最後遺言。張自忠親筆昭告部下將士:“只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爲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短短几句話,字字千鈞,表達了他“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民族氣節。“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的國家及我五千年曆史之民族,決不致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 19歲犧牲的金方昌,1940年11月23日,被日軍逮捕,25日被押解至日本特務機關。敵人威逼利誘,施以種種酷刑,砍掉了他一隻胳膊,挖去了一隻眼睛,金方昌寧死不屈。於1940年12月2日在獄中,也是就義的前一天晚上,他藉着月光,用鉛筆頭在紙菸盒上給哥哥們寫了這封絕筆信。“我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廿三號,在大西莊村被敵捕。臨捕時以手槍向敵射擊,彈盡將槍埋藏後拼命北跑,敵有騎兵追上被捉。我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並向敵僞講演。”“我在敵人的牢獄裏、法庭上、拷打中、利誘中,始終沒有半點屈服、懼怕。我在被捕後,沒有絲毫悲傷,我只有仇恨和鬥爭。我知道我是爲了民族的解放、全人類的解放而犧牲。我在牢獄是向這些罪人工作着,我沒有想過我再會活,也決不會活,我只有死。不過,我在死前一分鐘,都要爲無產階級工作。”在敵人狠下毒手後,他用剩下的手指蘸着眼睛裏流出的滴滴鮮血,在監獄的牆壁上寫下:“嚴刑利誘奈何我,頷首流淚非丈夫。”他以自己的犧牲,展現了共產黨人寧死不屈、捨身取義的崇高形象。 在信中,金方昌希望哥哥們完成自己的遺志,“能堅決爲無產階級革命奮鬥到最後勝利的時候”,“能在快樂的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里生活”,希望把本家子弟“培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表現了一個革命者頭可斷、血可流,理想信念不可丟的高尚情操。 …… 相較於他們的書信,我的文字顯得過於蒼白,先輩們於犧牲前夕的誓言震天撼地!帶來的力量是無窮盡的!我的號召未免不夠震撼,但我相信,現今生活在光明之中的每一位中華兒女,我們都是有血有肉之人,務必都會有所心靈撼動!我們都會知道如何面對當今我們的美好生活。務必要珍惜今日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生活中總是有人常常抱怨,哀嘆不公,憤怒處事,羨慕他人。那些感嘆從來沒有幸運降臨自身的人們不知道的是,我們最大的幸運是我們出生在中國,在這和平的國家 在這和諧的社會 在這美好的時代。世界每時每刻都有國家正經歷着戰爭、暴亂!今日之世界亦如此!此時此刻世界的某處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在網絡上看到這樣的一張對比圖片,現今他們國家的孩子與百餘年前中國的小孩,在戰爭廢墟中孤身嚎啕……網友們紛紛轉發這樣的一段話:我讀得了聖賢書, 卻管不了這窗外事, 心生憐憫是我, 袖手旁觀也是我, 共情是我, 無能爲力也是我,上天給了我一顆憐憫之心,卻沒有給我解救蒼生的能力,明明自己過都不盡人意,卻又偏偏見不得這人世間的萬般極苦。這情緒像尖刀一樣,不停的刺痛我的心。 願世界和平!
有幾篇書信建議納入義務教育階段語文教科書。一口氣讀完,熱血澎湃,眼角溼潤,最小年齡不過19歲,想着如今的幸福生活,腳踏的祥和大地,都是不計其數的先輩的生命所鋪成,不由得心生悲愴。 願先輩們在天有靈,看到華夏大地今日之騰起四海,威震世界,能心生慰籍,前世您爲中華家血拼倭寇,今生種花家邀您笑看鶴立諸國!
合上書頁忍不住又有點淚目。 先輩們純粹的愛國主義信仰,在國家最艱難最危險的時刻英勇無畏的前行! 仍記得左權致叔父書中寫到“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爲我的事業奮鬥。請你相信這一道路是光明的,偉大的。”這是多麼堅定的信仰。郝夢齡在與妻書中也表達了“抱定犧牲的決心,不成功即成仁,爲爭取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誓死抗戰的決心,還有許許多多有名字沒有名字的英雄都爲了祖國,爲了民族將生死置之度外,英勇作戰。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今天,也許有人已經不在有信仰,但是字字泣血的歷史書寫着就在近百年的歷史中,有無數仁人志士爲了我們如今的幸福生活努力過,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戰鬥過。越來越深刻的意識到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性了~
好看,這些革命先輩們爲了革命事業、爲了民族復興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令人敬佩! 可惜我不是會員[捂臉][捂臉]
應該與學生共讀,重讀,探尋抗戰英雄的內心世界
特別敬重戴安瀾將軍,真正詮釋了家國情懷和民族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