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姆斯·沃森
沃森的《雙螺旋》是一部以個人名義寫就的回憶錄,記述了科學家們發現DNA分子結構的故事。這一發現及其隨之引起的影響促使生物學界發生了一場革命,堪稱20世紀科學界最爲重大的事件之一。《雙螺旋》把新概念的誕生描繪得栩栩如生,把許多扣人心絃的場面逐步推向全劇的高潮,同時又將科學家們的日常生活娓娓道來,爲讀者揭示了一個神奇而又平凡的世界。此書一經出版便引起科學界巨大的興趣和爭議,是一部獨具風格的科學史。因過於“尖刻”而被哈佛大學出版社退稿,最終出版後引發學界巨大反響與爭議。定義生命與人類存在的偉大科學發現,科學界的八卦與角力,年輕科學家的野心與追求……這些背後故事解構了大衆印象中神祕難解、高高在上的科學研究世界。
讀完《雙螺旋的故事》,最大的感受是:科學史並不是冷冰冰的事實堆砌,而是一羣普通人,在迷茫、爭吵、偶遇和堅持中,意外地撞上了突破。 沃森的故事尤其打動我。他博士畢業後陷入迷茫,選擇去英國劍橋做博士後,某種程度上只是“standby”,等待機會。但正是這種茫然的闖入,讓他遇見了克里克。一個方向不明的年輕人,一個沒有博士學位的物理學轉行者,兩位“邊緣人”在科學的邊緣相遇,竟然成爲改變世界的搭檔。 克里克的物理眼光,沃森的直覺嗅覺,兩人互補成就了DNA雙螺旋的模型。而關鍵時刻,威爾金斯拿出富蘭克林的衍射照片,讓他們柳暗花明,果斷出手完成論文。那一刻,科學的偶然與必然交織在一起。 書中最讓我反思的是科學家的多樣命運。沃森的直率既是優勢也是負擔;克里克的跨界探索讓他不斷尋找新戰場;富蘭克林的嚴謹貢獻長期被忽視,成爲科學史的遺憾;威爾金斯的低調讓他成爲“隱形人”。科學的發現不是完美英雄的獨奏,而是不同性格的合奏。 這讓我體會到:科學的進步需要異想天開,也需要一絲不苟。靈感和嚴謹,就像交響樂中的旋律與低音,缺一不可。而更重要的是夥伴的智慧。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提醒我們:突破往往不是一個人的完美,而是兩個不完美的人的互補。 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中,沃森和克里克的成功帶有很強的偶然性和幸運色彩。他們並不是在自己長期深耕的主戰場上厚積薄發,而是在一個新的領域裏,憑藉直覺、合作和機緣,一戰成名。正因如此,他們的故事格外迷人——它不僅是科學的勝利,更是命運的戲劇。 體會:科學史的魅力在於,它讓我們看到光環下的普通人。他們的成功提醒我們:不要害怕迷茫,不要害怕殘缺。找到能補上你缺口的夥伴,哪怕只是暫時的,你也可能迎來屬於自己的突破。
沃森是真敢寫,反正都諾獎了,得罪人也不怕。那個年代的科學家還是很純粹的,要現在,保不準wc會被人說道學術不端。看過的很多書都在爲富蘭克林抱不平,但從沃森的這個回憶錄看起來,更像某種程度的打拳。 25歲少年成名,導致了沃森天不怕地不怕,當然有可能生來如此,晚年因爲種族言論的政治不正確而遭受隔離,美帝也是沒誰了,說好的言論自由呢? 比起隔壁講pcr的那本書,這本精彩多了。
沃森、克里克,高中生物課本上的兩個名字,當時介紹他們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時隔多年再次獨到他們的故事,最大的感觸是,歷史上偉大的人也曾是小人物,本書帶着我們透過光環看到最真實的他們和科學成果取得的過程。對於他們的成功,如果要歸因的話,我覺得可以借用AI的語言,他們有足夠多的context,專業方面他們不是最強的,有很多知識是現學現用,有很多素材要通過各種渠道獲取的,有一個足夠明確的will,持續收集context,然後就出現了神奇一刻。這個對於個人成長的借鑑意義也很大。
詹姆斯沃森的《雙螺旋》講述了他在發現DNA雙螺旋結構之中發揮的作用,科學的不斷自我否定過程也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作爲一樁歷史懸案,作者對這個過程進行了詳細的講述,但是仍然不能解除我心中的疑惑。 DNA結構發現的競爭者有三組:鮑林、威爾金斯/富蘭克林、沃森/克里克。其他兩組的發展進展對於沃森/克里克幾乎是透明的,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掌握最新消息。 沃森和克里克最初構建了一個三螺旋模型,結果被富蘭克林當場指出錯誤,慘遭失敗,並被上級叫停該項目。 轉折點在沃森從威爾金斯那瞭解到了富蘭克林未發表的、關鍵的第51號照片。這張照片清晰地顯示了DNA的螺旋結構和“X”形衍射圖案,強烈暗示了它是雙鏈螺旋。但是,作者強調富蘭克林本人認爲雙螺旋結構的不可能,這種論述極端不合理。 得知鮑林也提出了一個錯誤的三鏈模型後,沃森和克里克感到了巨大的緊迫感,知道必須搶在鮑林糾正錯誤之前解決問題。 沃森意識到鹼基配對應該是 A-T 和 G-C ,這種配對方式不僅完美解釋了查加夫法則(A=T, G=C),更意味着兩條鏈是互補的,完美揭示了遺傳的複製機制。他們從富蘭克林的數據中得知,磷酸骨架在外側,鹼基在內側。 沃森對於克里克是不尊重的,不管是否調侃,對於克里克的評價比較負面。而他的本人屬於業界菜鳥,他們的組合能夠得到最後的成就,雖然不乏他們的探索,但是這些探索大多數建立在他人(特別是羅莎琳德•富蘭克林)的成就基礎上的。作者做出瞭解釋,但是這種辯解是乏力的。
值得記憶的一段科學發現歷史。 非常羨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有志同道合的人,沒有勾心鬥角,和被摘桃子的擔憂,可以純粹的研究。 作爲一個普通的個體,也只有在羣體之間,能討論,爭辯,質疑,友善建議,個體才能取得長足的進步,發現更多未知,擴展邊界,組織也能得到發展。
很寶貴的書 印象最深刻的點有,一個是沃森的自我導航很強,始終堅持做他認爲正確的事情並且無視別人的否定 第二個是,沃森並不像學東西很快、邏輯判斷力很強的那一類人,他很多次提到他搞不懂一些數理內容很多的研究,所以他的做法是避開這些東西,去和懂這些的人合作。但是他對於他關注的DNA結構問題有遠超常人的專注,同時他有很強的想象力和創造性,這些讓他充滿靈感 第三個是,他對人有很強的競爭感和敵意。從他自己的回憶錄裏,我看不到他對於人的愛,他基本把別人視爲敵人或者可以在利益上合作的夥伴,或者視爲看不上或者看得上。這和費曼的回憶錄給人的感受完全不同。但是,他坦誠的提供的科研圈裏的這種比較陰暗的視角也很寶貴,這讓我知道這些不那麼光明的東西,暗流湧動的東西,實際上也是挺普遍存在的
初生牛犢。。。 這是一本獲得巨大影響的書,也是在當事人間爭議最大的書。 James Watson1968年的書 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在1998年被Modern Library(成立於1917年的一個美國出版公司)列爲“20世紀100部最佳非小說書”的第7位;2012年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將其命名爲88部塑造美國人書籍(Book that shaped American) 之一。 Crick及Rosalind Franklin的同事對Watson在本書敘述的一些事件表達過嚴重不滿。Franklin 的傳記作家Brenda Maddox 在“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一書中也有批評。記述DNA發現歷史的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 (Horace Freeland Judson 著)一書中也有批評。
1953年,生物學家沃森和物理學家克拉克提出DNA雙螺旋結構,這是科學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因爲這一成果開啓了現代分子生物學研究的大門。 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這位才華橫溢的女科學家,做出的傑出貢獻,是她的DNAX射線衍射圖譜爲他們的研究提供了關鍵線索。強調一下,他們是沒有經過同意偷看的,那時的劍橋對女性還有歧視、偏見,威爾金斯對富蘭克林很是排擠。在沃森、克拉克和威爾金斯三人獲得諾獎發表獲獎感言,沒有一句提到富蘭克林的貢獻,這一直被科學界所爭議的,不知怎麼評價,贏得榮譽,輸了人品?可能不同人執着的東西不同吧,我情願往好的方面想,是他們視科學成就爲生命,正是這種推動力才促進科學的進步。 人類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不是一個人的功勞,和所有人的努力分不開的,合作精神永遠是主題。
從《實驗室女孩》過來,這本書裏作者的科學研究之路與前者非常不同。書中穿插了很多人物,並且涉及科學界各個領域,作者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無論是生活上還是研究上,在自己一次次假設後又進行推翻的數次循環中,終於發現了DNA結構奧祕。
20 詹姆斯·杜威·沃森 《雙螺旋:發現DNA結構的故事》(1968年) 沃森在《雙螺旋》開篇不久便談論道:“科學幾乎不會像外人想象的那樣,直截了當地按照合乎邏輯的方式進行。”在他對自己和英國同事弗朗西斯·克里克的DNA“發現”之旅的描述中,充滿了錯誤的開始,被剽竊的研究,科學家之間的領地之爭,以及厭女症。(沃森評論過:“像她這樣一個女權主義者,最好還是另找去處,分道揚鑣。”這是他沒有魅力的時刻之一。) 儘管書名如上所述,沃森的這部回憶錄卻並不是關於一次“發現”,而是關於一個理論結構的建立。克里克和沃森決定確立一種模型,它將:①與被稱爲脫氧核糖核酸(即DNA)的核酸物質的化學和結構特性一致;②能夠讓信息傳遞——於是他們想到了雙螺旋。1953年4月,沃森和克里克在一篇發表在《自然》(Nature)上的短文裏提出了這一模型,文章用一個簡潔的句子(由克里克寫作)作結,主張雙螺旋結構能夠讓核酸物質形成氫鍵(hydrogen bonds),這就意味着DNA可以進行自我複製。在論文的總結部分,克里克寫道:“我們當然注意到了,我們提出的專一鹼基對直接揭示了遺傳物質的一種可能的複製機理。” 這一模型令人信服:與觀察到的DNA特性相符,而且顯然能夠進行自我複製。弗雷德裏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喬治·伽莫夫(George Gamow), 馬歇爾·尼倫伯格(Marshal Nirenberg )和海因裏希·馬太(Heinrich Matthaei)等生物化學界的傑出人物也都對這個模型做了詳細說明。等到詹姆斯·沃森於1968年出版《雙螺旋:發現DNA結構的故事》之時,DNA的雙螺旋結構及其在生命繁衍中的作用已經被當作信條接受了(儘管克里克對這部回憶錄有反對意見,指出書中許多地方和他的回憶並不吻合)。 但是,要到20世紀70年代末,科學家纔會有製作真正詳盡的DNA染色體圖的技術工具。沃森和克里克沒有“發現”DNA,而是像哥白尼一樣,創建了一種可信的理論,非常巧妙地解釋了幾十年間觀察到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