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曾參 [戰國]子思
《大學》將人的修身作爲核心基礎強調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治國平天下就應該以德爲本。《中庸》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典籍,儒學,特別是理學,許多概念、命題出自《中庸》,《中庸》對中華文明的形成有着深遠的影響。本書將《大學》《中庸》整合編撰成了一本書《大學·中庸》,裏面包含了很多先聖哲人的價值反思和體驗,由此也向當代讀者展示了他們卓越的思想表述才能,有着很好的閱讀價值和收藏價值。本書內容有四部分組成:原文、註釋、譯文、讀解。註釋簡要明瞭,讀解到位,對讀者有很好的啓迪作用。
(時間1小時37分鐘,進度7%) 我一直告誡自己:絕不要做盲從的信徒。 盲從於外界的偶像與盲從於內在的幻象,說到底,是同一件事情。 《周處除三害》裏有一幕,我看過之後,很久沒有辦法忘記。確切地說,不是沒辦法忘記,是每一次想起,都覺得十分震撼。 場面是一衆信徒,形如行屍走肉,麻木地哼着歌,沉陷在虛妄的靈幻執念裏。他們甘願被蠱惑,被裹挾,被一個並不存在的嚮導牽引着往前走。主角冷眼相向,一槍又一槍,終結着那份羣體性的愚昧沉溺。 槍聲響起的時候,我在想:那些人,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被欺騙嗎? 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但真正可怕的是,他們把“相信”本身當成了救贖。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判斷,把靈魂交出去。他們以爲自己在信仰,實際上在跪下的那一刻,就已經掐滅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加繆在《西西弗神話》裏討論過一種他稱爲“哲學自殺”的行爲。他的本意是:當人察覺到自己與世界的荒誕斷裂之後,如果求助於某個超越性的、能給出一切確定答案的思想體系(比如上帝、絕對理性或某種歷史必然律),以此來消除荒誕帶來的不安與負重,便是讓自己的精神在虛假的安寧中窒息。他批判的不是盲從某個教主,而是一種思想策略:用現成的答案來回避“人生值不值得活”這個根本問題。 那些信徒肯定沒讀過加繆。但他們放棄自身判斷、死死攫住“確定感”的衝動,在精神實質上,與加繆所批判的那種逃避自由思考之重負的傾向,何其相似。 在我看來,他們不敢面對茫然,不敢面對不確定,於是把靈魂寄存在別人嘴裏。 然而,我們不必在山林野廟裏尋找這種信徒。他們就在身邊,就在“修行圈”裏,就在“靈性圈”裏,甚至就在哲學愛好者羣體裏。但凡執着追逐靈通感應、妄求頓悟開悟之人,究其本質,皆是困於執念的信徒。他們以爲自己在追尋光明,實際上只是在乞求一劑“不用再費力”的麻藥。 借用禪門常說的那八個字:“理可頓悟,事須漸除。”太多人只想要前半句裏那一拍腦門的爽利,全不要後半句裏日復一日的笨功夫。他們捨棄了獨立的思辨,卻把“放下執念”本身當成了最新的執念,盲目膜拜,再也看不清自己腳下並無寸進。 我自己呢?我有沒有在某個時刻,也曾想過找一個外在的東西把自己交付出去? 想了的。在深夜裏翻來覆去睡不着的時候,在讀了無數道理卻發現自己仍然做不到的時候,在那種“明知有一條路卻邁不開腿”的暈眩裏。 是的,我無數次想過,要是有個什麼東西、什麼人、什麼學說,能替我把這一切困惑都扛了,該多好。 我看過的那句話怎麼說來着?哲學,用在恰當之處,是渡己的救命稻草;偏執拘泥、奉爲教條之時,反倒成了桎梏身心的枷鎖。這道理誰都懂。可當你真的站在懸崖邊上的時候,稻草也好,枷鎖也好,你只會求有個東西讓你抓住。然而,唯有將書本里的義理,落地融入現實百態,不盲從、不迷信,知識才真正擁有了重量與價值。沒有“落地”,沒有“融入”,再偉大的哲學都像是懸在半空的漂亮假花。 在我痛苦的時候,假花是救不了我的。 也是在這樣叩問自己的過程中,我重新捧起了《大學》。 不是把它當成聖賢書去頂禮膜拜,而是當成一塊粗糲的磚石,去看看能不能在腳下的爛泥裏,爲自己鋪出一條能走的路。 我實在太愛那句千古箴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知止。不是“我要發狠”,不是“我非要做到”,是先承認自己的邊界,先承認有些事做不了,然後才能定下來,定下來才能安靜,安靜了才能心安,心安了才能思考,思考了纔能有所成長。 知止、定、靜、安、慮、得。沒有一步是“頓悟”,每一步都是水磨工夫的“漸行”。從無刻意求神通、逐虛妄的功利之心,只源於心底純粹地喜歡。“學而時習之”,若總盯着“得沒得到”,你得到的一定不是真正的教養。因爲這六個字,步步是臺階。多少人覬覦那個“得”,卻翻遍書本也未曾嘗過“靜”的滋味。 而這一切的落點,是湯之《盤銘》上那九個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刻在商湯沐浴盤上的銘文,鄭玄解爲“誠也”,朱熹解爲“誠能”,意爲“確實、果真能”。沐浴洗去污垢,引申到道德層面便是:如果今天能夠洗去舊染之污、日新其德,那麼明天也能,後天、大後天同樣能。 我以前讀這九個字,注意力總落在後半截的“日日新,又日新”,覺得那是鞭策自己不要停下、不斷進取的號角。這一次我忽然意識到,根基在第一個字“苟”。這個字的前提是:唯有當真、切實地想要日新,後面的“日日新”纔不是一句空話。它意味着不抱僥倖,不幻想一步登天,而是在每一次具體而微的選擇裏,實實在在地去惡遷善。 這是我讀出的個人心得:“苟”字如同一道防波堤,攔住的是那種“我已覺悟”“已然完成”的自滿。 那些靈性壇場裏求“頓悟”的人,求的不是“苟”,求的是超越“苟”的一步登天。他們想要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他們要的是解脫,而不是修行。 《周處除三害》裏的槍聲爲什麼重要?因爲“除”的動作,正是一種“苟日新”。一槍一槍,不是屠殺,是清除,是割捨那些已經腐爛的、阻礙自身新生的東西。不是否定信仰本身,而是割捨盲從;不是否定對意義的追求,而是割捨對“確定答案”的依賴。每一次你對自己說“再想想”“再自己試試”,你都完成了一次微小的自殺。 那種想把自己的靈魂寄存在別處的衝動,被你自己勇敢地扣動了扳機。 說到這裏,我必須坦誠一個麻煩。 加繆與《大學》,一個來自現代西方的荒誕哲學,一個來自古代東方的德性之學。它們在根本上存在張力:加繆反對任何超越性的永恆意義,主張在沒有未來的反抗中堅持荒誕;而《大學》恰恰肯定一種可以積累、可以趨近“至善”的道德意義。讓它們在書齋裏爭辯誰更高明,對我深夜的困境毫無幫助。 我關心的不是理論體系的自洽,而是一個更切身的問題:什麼能幫我扛住那種想把自己交出去的衝動? 加繆告訴我不要用“哲學自殺”來逃避思考的負重。他負責診斷“不要做什麼”。可他只說了“不”,卻沒有具體告訴我“那要怎麼做”。《大學》恰好補上了這一步:它具體地示範了“可以做什麼”。 這不是一次性的頓悟,而是“日日新”的笨功夫,是“知止→定→靜→安→慮→得”這條漫長到令人沮喪的臺階。 我並非在構建一個“加繆-大學綜合哲學”。我只是在個人困境中,同時抓住了兩件工具:一件用來拆除虛假的答案,一件用來鋪築腳下的路。它們的終極目標或許矛盾,但那是一個值得詢問的問題。對我這個站在懸崖邊上的個體而言,能拉住我的繩索,就是好繩索。 被棄絕的“哲學自殺”,正對應着被續命的“苟日新”。 目前,我面對哲學與存在之問,如果只有一條出路可選,那就是: 永遠不把自己的思考能力,出賣給任何一個聲稱知道答案的人。 永遠不要做信徒。 ------------- 全文白話翻譯(完整通行本): 第一章 大學的宗旨,在於彰顯人本身天賦的光明德性,在於使百姓革舊更新、向善自新,在於堅守並達到最完美的至善境界。 知道應達到的至善境界,而後志向才能堅定不移;志向堅定,而後內心才能寧靜不躁;內心寧靜,而後才能安穩泰然;安穩泰然,而後能夠周密思慮;思慮周全,而後纔能有所體悟、有所收穫。 萬物都有根本與枝末,凡事都有開端與終結。懂得分清主次先後、本末次序,就離聖賢大道不遠了。 古時候想要把自身光明德行彰顯於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邦國;想要治理好邦國,先要整頓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想要整頓好家庭家族,先要修養自身品行;想要修養自身品行,先要端正自己的內心;想要端正內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想要意念真誠,先要充實自己的學識智慧;想要充實學識智慧,在於窮究萬事萬物的道理。 窮究萬物道理之後,智慧就能通達完備;智慧通達完備之後,意念就能真誠;意念真誠之後,內心就能端正;內心端正之後,自身品行就能修好;自身品行修好之後,家庭家族就能和睦整肅;家庭和睦整肅之後,邦國就能治理安定;邦國治理安定之後,天下就能太平和順。 從天子到普通百姓,所有人一律都把修養自身作爲根本。如果根本被擾亂敗壞,卻想讓枝末得到治理,這是不可能的。本該重視的根本之事反而輕視,本該輕視的枝末之事反而看重,這樣想做成大事,是從來不會有的。 第二章 《康誥》說:“能夠弘揚天賦的德行。”《太甲》說:“念念不忘上天賦予的光明本性。”《帝典》說:“能夠發揚光大崇高的德行。”這些都是說要自己彰顯自身本有的光明德性。 第三章 商湯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說:“如果能夠一天自我革新,就天天自我革新,持續不斷地自我革新。”《康誥》說:“激勵人棄舊從新。”《詩經》說:“周朝雖然是古老的邦國,但它稟受天命、時時更新。”所以君子無時無刻不自我警醒、自我革新。 第四章 《詩經》說:“京城千里方圓,都是百姓安居的地方。” 《詩經》又說:“黃鳥棲息在彎彎的山丘林木間。”孔子說:“鳥兒尚且知道棲息在合適的地方,人怎麼可以不如飛鳥呢?” 《詩經》說:“品德高尚的文王,爲人莊重恭敬,始終堅守至善的德行。”作爲君主,要做到仁愛;作爲臣子,要做到恭敬;作爲子女,要做到孝順;作爲父親,要做到慈愛;與人交往,要做到誠實守信。 第五章 孔子說:“審理訴訟案件,我和別人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要使人們不再興起訴訟爭端。”沒有真情實意的人,無法矇蔽衆人的視聽,使人心真正敬畏天理、本心歸正。這就叫懂得根本。 第六章 所謂致知在格物:是說要想充實自己的認知智慧,就要窮究萬事萬物的本然道理。人心生來都有靈知,天下萬物都有定理。只是人們對事物的道理沒能窮盡,所以學識智慧有所欠缺。因此大學教人,但凡面對天下事物,都要依據自己已知的道理去推究探求,探求到極致,久而久之,就能豁然貫通,表裏精粗無一遺漏,內心的整體認知就會完備無缺,這就叫物格,這就叫知至。 第七章 所謂誠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騙自己。如同厭惡難聞的氣味、喜愛美麗的容貌一樣,發自本心、順其自然,這就叫自我滿足。所以君子在獨處無人之時,也必定謹慎守心。 小人在獨處的時候,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見到君子,便遮掩自己的惡行、標榜自己的善行。別人看他,就像能看清他的肺腑真情一般,遮掩又有什麼用處?這就叫內心有什麼,外表就會顯露什麼。所以君子一定在獨處時堅守誠意。 曾子說:“十隻眼睛看着你,十隻手指指着你,監視何其嚴厲!” 財富可以裝飾房屋,德行可以潤澤身心,心胸寬廣則身體安舒安泰。所以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誠。 第八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自身有所忿怒,內心就不能端正;有所恐懼,內心就不能端正;有所偏愛喜好,內心就不能端正;有所憂愁思慮,內心就不能端正。 心思不在所應當專注的事物上,就會看東西看不清,聽聲音聽不明,喫東西嘗不出味道。所以修養自身品行,關鍵在於端正自己的內心。 第九章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人對於自己所親近偏愛的人,往往有所偏袒;對於自己所厭惡疏遠的人,往往有所偏見;對於自己敬畏尊崇的人,往往有所偏倚;對於自己憐憫同情的人,往往有所偏心;對於自己傲慢輕視的人,往往有所偏頗。 喜好某人又能看清他的缺點,厭惡某人又能看到他的優點,天下這樣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有俗語說:“沒人知道自己孩子的短處,沒人滿足自己禾苗的茁壯。”這就叫不修養自身品行,就無法整頓好自己的家庭。 第十章 所謂治其國在齊其家:不能管教好家裏的家人,卻能管教好一國之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君子不出家門,就能完成教化國人的德行。 孝順侍奉父母,可以用來侍奉君主;恭敬順從兄長,可以用來侍奉尊長;居家體恤晚輩慈愛族人,可以用來治理百姓。 《康誥》說:“愛護百姓,就像愛護自己的孩子。”內心真誠去愛護,即使不能做到事事完美,也不會差得太遠。沒有先學會教養子女,再去教養別人的人。 一個家庭推行仁善,整個邦國就會興起仁風;一個家庭推行禮讓,整個邦國就會興起禮讓之風;一人貪婪暴戾,整個邦國就會作亂生事。關鍵的影響就是如此。這就叫一言可以敗壞大事,一人可以安定邦國。 堯舜用仁愛統領天下,百姓就跟着崇尚仁愛;桀紂用暴虐統領天下,百姓就跟着崇尚暴虐。上位者倡導什麼,下位者就會跟從什麼。君子先要求自己做到,再去要求別人;先改掉自身的過錯,再去指正別人。自己身上不具備的德行,卻去教導別人,是從來做不到的。所以治理邦國先要整頓好自己的家庭。 《詩經》說:“風姿美好的兄弟和睦相處,和睦之後又能教化家族宗親。”家族宗親和睦了,纔可以教化一國百姓。 《詩經》說:“儀容舉止端莊不差,匡正四方邦國。”能做好一家父子、兄弟、夫婦的倫常禮法,百姓纔會效法遵從。這就叫治理邦國在於整頓好家庭。 第十一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身居上位的人,要體恤百姓的好惡。百姓所喜愛的,自己也喜愛;百姓所厭惡的,自己也厭惡,這就叫作體恤民心、成人之善。 君子身居高位,要做天下人的表率。行事要有規矩法度,待人要有寬厚度量。依仗權勢財富,不可自以爲是;依仗車馬服飾,不可驕縱傲慢。能容納別人,才能保有衆人;能寬容待人,才能保有祿位;子孫後代才能守住福澤。 《詩經》說:“殷商沒有喪失民心之時,德行配得上上天天命;應當以殷商爲鑑,守住天命來之不易。”這是說得到民心就能保有國家,失去民心就會失去國家。 所以君子首先要修養德行,有德行纔會有人擁護,有人擁護纔會有土地基業,有土地基業纔會有財富資用,有財富資用纔會有日用生計。德行是根本,財富是枝末。捨棄根本、追逐枝末,就會助長百姓相互爭奪掠奪。 所以財富聚集在君王手中,百姓就會離散;財富散給百姓,百姓就會歸附。言語悖逆而出,也會悖逆而歸;用不正當手段得來的財富,也會以不正當方式失去。 《康誥》說:“天命不會恆久不變。”意思是行善就能保有天命,作惡就會失去天命。 《楚書》說:“楚國沒有什麼珍寶,只把善人當作珍寶。” 舅犯說:“流亡之人沒有什麼珍寶,只把親愛親人當作珍寶。” 《秦誓》說:“若有一位忠臣,忠厚誠懇,心胸寬廣,沒有什麼技能才幹,卻能包容他人。別人有才幹,如同自己擁有一樣;別人德才兼備,內心由衷喜愛,不只是口頭讚許。這樣的人可以保護我的子孫百姓,實在是大有裨益! 反之,別人有才幹,便嫉妒厭惡;別人德才兼備,便刻意壓制阻撓,不容他人得志。這樣的人不能保護我的子孫百姓,實在是危險有害!” 有仁德的人會把這種容人之心推舉出來,造福天下;沒有仁德的人則會排斥這種善人,禍亂天下。 只喜好親近善人、遠離惡人,卻想有所作爲,是不可能的。 君子有大道:必定忠誠守信就能獲得一切,驕奢放縱就會失去一切。 生財也有正道:從事生產的人多,耗費享用的人少;創造財富的人勤勉,揮霍財富的人節儉,財富自然常常充足。 有仁德的人用財富修養自身、造福他人,沒有仁德的人不惜犧牲自身去聚斂財富。上位者崇尚仁德,下位者就不會逐利爭財;朝廷上下都爭相逐利,風氣敗壞就難以挽回了。 不要任用只想聚斂財富的臣子,那樣的人就算身居高位,也是國家的禍患。國家的災禍到來,就算有賢能之人,也無力挽救。這就叫治國以義爲利,不以財利爲利。
所謂的孤獨,本身不值得歌頌,孤獨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光明的人看待孤獨是光明的,黑暗的人看待孤獨是黑暗的,光明的人和黑暗的人沒有一個人是清醒的。 周國平有一本書《敢於孤獨的勇氣》,所謂孤獨,是需要面對的,什麼是孤獨從來不是問題,怎麼樣面對纔是,《中庸》說,“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其實,你喜歡的,不是孤獨,而是獨處,其實,你害怕的,不是孤獨,而是獨處。 所以,問題不是孤獨,問題是怎麼面對孤獨,怎麼慎獨。 我將引用一句話,我認爲,對這句話的認知就像是掘地三尺方得水一樣地感動,仔細思索,仍有茹毛飲血的回甘——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很奇妙的一件事是,儒家講的是“性”,但留下來的十六字心傳卻突出“心”,這說明心性一體。陽明先生功不可沒。 我喜歡孤獨,我不喜歡孤獨,這只是判斷,不是事實。人們喜歡判斷,卻從不聯繫事實。哲學家都在討論孤獨,生死,哲學家們的哲學就像草地上的蒲公英一樣,風一吹,傳播的廣,但它們幫助不了衆多的草。草在羨慕蒲公英能飛,蒲公英自以爲是地高傲下去。蒲公英是蒲公英,草是草,蒲公英幫助不了草。哲學家們都在認識世界,卻只有馬克思提出了改造世界,孔夫子提出了改造自己,然後改造世界(忠,恕)。 光明的人說喜歡孤獨,這是片刻的真理,不是永恆的真理。黑暗的人說不喜歡孤獨,這是片刻的謊言,不是永恆的謊言。因爲孤獨是狀態,而獨處是行動。 什麼是“危”?即方,寸,就像不往這裏偏就會往那裏偏一樣,就像稍有不慎就會歪倒一樣,這本是微小的變化,但一不慎,就墜落千丈,稍有不慎就是喜歡,稍有不慎,就是不喜歡,這種情況下,喜歡也不是真的喜歡,因爲喜歡是一時的喜歡。所以喜歡孤獨,不喜孤獨,本不是一個重要的事,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是人生的選擇中的干擾項。(毋意,毋必,毋我)談論喜歡不喜歡,享受不享受,嚮往不向往,從來不是人生的解,而人生不是無解的,而是有無窮多解的,但是一經給出,就是唯一解。(ε具有任意性,一經給出,視爲固定=謀定而後動=果斷) 光明的人就是一直光明的嗎,黑暗的人就一直是黑暗的嗎?光明是美好的,但不是永遠的,這一點是殘酷的,也是作爲一個人要如刀割心一樣刻骨銘心記住的,光明會來臨,但不會一直存在。如何讓它一直存在?——恆。(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孤獨永遠存在,從悄無聲息,到以息相吹而成的生物,到永不止息的永遠。孤獨一種是話題,卻不是方案。從今以後不言孤獨,看他如何獨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加油!
關於《大學》所講述的第一性原理—— 作爲儒家“四書”之首,大學構建了一套從個體內在修養到外部世界治理、層層遞進的邏輯體系。 一是以“內明”爲根本起點。 “明明德”。 第一個“明”是動詞,意爲“彰顯”; “明德”是人天生具備的、光明的德性。 這意味着一切改變和成就的起點在於向內的自我認知與覺醒,而非向外索取。 這是所有行動的“第一因”。 二是以“修身”爲絕對中樞。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無論身份高低,一切事業的根基在於自我人格的完善。 這是連接內在世界與外在實踐的 “1” ,沒有這個“1”,後面所有的“0”(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毫無意義。 三是以“至善”爲終極目標與校準尺度。 “止於至善”不是一個靜態終點,而是一個動態的、需要不斷趨近的完美狀態。 它要求在任何事上(爲人、爲政、處事)都找到並堅守那個最恰當、最美好的分寸與境界。 第一性原理強調從事物的最基本公理出發,進行邏輯推演,而非依賴類比或經驗。 而《大學》的體系完美體現了這一點: 從“元起點”推演:它不從“如何治國”的具體技術出發,而是追問“治國的基礎是什麼?” →是齊家→“齊家的基礎是什麼?” →是修身…… 一直追溯到“格物致知”、“明明德”這個最根本的、無法再追溯的“元起點”。 嚴密的邏輯鏈條:每一步都是後一步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心不正,則身不修;身不修,則家不齊……環環相扣。 這要求行動必須從根源入手,標本兼治,而非頭疼醫頭。 普適性與穿透力:這套原理超越了具體時代和情境。 它討論的不是“古代帝王術”,而是任何個體或組織實現有序與卓越的底層邏輯。 無論是管理一個家庭、一個企業,還是自我成長,其內核相通:由內而外,由本及末。 《大學》的第一性原理在今天依然極具價值: 在個人成長中: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成功始於深刻的自我認知與品格的鍛造(修身)。 在追逐技能、人脈、機會之前,先構建穩定而強大的內核。 在組織管理中:它指出,領導力的根源是領導自己。 一個能“明明德”、“誠意正心”的領導者,才能凝聚團隊(齊家),進而引領組織發展(治國)。 在問題解決中:它提供了“迴歸本源”的思考方法。 遇到複雜問題,不妨沿着“八條目”逆推:問題出現在哪個環節?是執行(外部行動)問題,還是戰略(知)的問題,或是初心(意、心)的問題? 在目標設定中:“止於至善”激勵我們追求卓越和意義,而不僅僅是完成任務。 它要求我們思考所做之事的最高標準與終極價值。 總的來說,《大學》是一套關於“如何通過內在秩序的建立,來實現外在世界的和諧與卓越”的根本性指南。 深邃而簡潔,將宏大的社會理想建立在清晰可循的個人修養路徑之上,爲華夏文明奠定了經世致用的精神基石。 今天重讀《大學》,一定能爲我們提供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定力與智慧。
《大學》三綱八目;《中庸》致中和;修身明德之根本。常讀常新,以下二篇之概要,讀千遍萬遍也不厭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大學》與《中庸》都出於《禮記》。 《大學》以修身爲核心,提出“三綱領”和“八條目”。 三綱領: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強調的是“內修”;“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的是“外治”;“修身”則成了連接“內修”和“外治”的樞紐。 《中庸》闡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其中強調“誠”,認爲“誠”是實現“中庸之道”的關鍵。並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方法。 於今天來說,《大學》和《中庸》不僅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對普通人而言,書中的精華部分也具有學習價值。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成年人的道訓,或許成熟的真正區別就在於此。年少可以輕狂,可以無知,可以無所畏懼。但,當青春不再時,我們應該懂得的是“不再莽撞”。本末、因果,正如四季輪迴,冬(陰)至極時一陽生,世間所有事的發生都有前兆,成年人看規律,看因果,看自己,人不爲(修爲的爲)己天誅地滅。 簡單總結從“中庸”裏看見的幾個字——誠,靜(或專),知,辨,行。 道心,人心,無論聖賢與否,誰人都是兩心俱備。而如果向聖、向賢,我們要做的就是篤定。 知:知道“道心”之心是什麼,區別哪些可行(做)?哪些不可行(做)? 辨:記得有句話是“女子無才辨是德”。時代背景不同,古時女子進學堂的機會相對小於當下,但辨別大是大非就是大智慧,所以有這句話的口口相傳。也許實例是最好的證明,如:孟母三遷。孟母絕對是大智慧👍👍👍 誠、靜、行,當我們識“道”,知“道”之後,篤定,專心,並付諸於行動,大概就是我們這一生的修行。正如王陽明先生說:“知行合一,致良知”。 最後,讀得膚淺,本是想對比看南懷瑾先生怎麼講“中庸”,所以匆匆讀完。但,老祖宗文化或許是一生都應該反覆讀的書。感恩🙏🙏🙏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稱爲“四書”,皆爲儒家經典著作。其中,《大學》《中庸》收錄在《禮記》中,宋代以前並沒有獨立成編。南宋理學家朱熹首次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彙集起來,同時還爲其作章句集註,編纂成《四書章句集註》一書,此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本書選取“四書”中的《大學》《中庸》兩本進行解讀。 《大學》這部書,由夏、商、周傳承至孔子,曾子,孟子,後到了宋朝再由程顥、程頤、朱熹傳承發揚。主要內容就是介紹古代大學教學的原則和方法。自從人類降生以來,上天就賦予每一個人本性,都是以仁、義、禮、智作爲品行的基本內容。 《大學》以修身爲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同時指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主要方法。強調在修身養性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內省,而且還要同外物相接,窮究物理而獲得知識,培養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當然,《大學》強調修身的目的在於引導人們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志向,其中尤爲重要的是以德爲本。 《中庸》爲了什麼而寫的呢?子思(孔子的嫡孫)擔心“道學”會失傳才寫了《中庸》這本書。 大約從上古時候的先聖帝王繼承天命建立極理開始,到了道統年間便已經流傳下來。這些都被記錄在了經書上,“言行符合中庸之道”,這是堯帝給舜帝說過的話;“人心,道心,只有精微專一了,才能夠堅守中庸之道”,這是舜帝給禹帝說過的話。堯帝的話,已經將道理說得非常清楚了!舜帝又說了這幾句話,也是爲了進一步對堯帝的話做說明,必須這樣做才能夠真正理解“道”的精髓之處。 《中庸》一書早在西漢時代就有人專門對其進行研究,而且還有人專門寫書對其進行解釋。《漢書·藝文志》中載錄了兩篇《中庸說》,從此以後,各朝各代都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朱熹所著的《中庸章句》,他將《中庸》《大學》《論語》和《孟子》融合到一起,統一起來,稱爲“四書”,最終使其成爲後世讀書人求取功名必讀的主要著作。 《中庸》是儒家重要典籍,它同《易經》一樣,都是儒家的理論淵藪。不過《易經》的影響要比《中庸》大,涵蓋範圍廣,而《中庸》是宋朝以後儒家學者們研讀的重點,它強調“誠”,認爲“誠”是實現“中庸之道”的關鍵。 本書將《大學》《中庸》整合編撰成了《大學·中庸》,其中蘊含很多先聖哲人對生命價值的反思和體驗,向當代讀者展示了先哲們的深刻思想內涵,有着很高的閱讀價值和收藏價值。 本書內容由四部分組成:原文、註釋、譯文、讀解。原文主要參照了中華書局版本,註釋簡要明瞭,讀解到位,對讀者有很好的啓迪作用。
本書讀到114頁選擇停讀。 113頁 【原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譯文】 孔子曾經說過:"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實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聰明的人總是自以爲是,認爲自己知識淵博,自信過頭;而愚蠢的人因其自身智力有限,根本不能完全理解中庸所講的道理。當然,中庸之道最終不能得以弘揚的原因我也瞭解了:賢能的人自以爲是,做得太多;而不賢的人根本不想去做。就像我們喫飯一樣,雖然每天都要喫喝,但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地品嚐出飯菜的滋味。" 越讀越感覺讀岔了,不對味。 把“道之不行”歸咎於“聰明人驕傲”和“愚笨人不懂”,感覺誤解。 1. 對“知者”=聰明人 把“知者過之”理解成“自以爲是、自信過頭”。 · 不是品德問題,是認知問題:真正的“過”,是聰明人覺得“中庸”這道理太簡單、太平常,不值得去下功夫。總想去追求一個更高妙、更玄遠的道。 · “過之”,是超越了中道:就如同走路,目的地是正堂,愚笨的人還沒走到,而聰明的人卻覺得正堂不夠宏偉,非要跑到更遠的樓閣上去。方向雖對,卻超越了目標,這便是“過”。孔子曾感嘆:“道之不行,吾知之矣。”真正的障礙,是聰明人不屑於走這條平常之路。 2. 對“愚者” 把“愚者不及”理解成“智力有限,不能完全理解”,這恰是通俗解釋最大的問題。把“不及”等同於智商低,這是從根本上偏離了儒家精神。把“不及”歸因於智力,是把人的根本價值給否定了。 “不及”不是不能,是不爲:孔子說的“愚者不及”,是指能力或認知不夠,達不到那個標準。 儒家堅信“下愚”可移:如果“愚笨”指的是天生智力,那“道”就成了天才的專利,這與儒家“人皆可以爲堯舜”的根本信念徹底衝突。 所以,中庸之道之所以難行,不是因爲它需要超人的智慧,恰恰相反,它平常至極。它難在,聰明人不願守其“平常”,愚笨者不敢信其“平常”。 3. “賢者過之” ≠ 做得多。 “賢者”不是普通的能人,而是那些有德行、有追求的人。其“過”,不是多做幾件善事,而是心性上的偏離。 4. “不肖者不及” ≠ 不想做,而是“日用而不知” “不肖者”指德行尚不充足、心智尚未完全開發的普通人。其“不及”,不是懶惰不想做,而是認知和能力上達不到。 把“不及”解爲“根本不想做”,這就把孔子對人的那種悲憫與理解,變成了對一個有選擇卻選擇不爲的人的指責,情感基調完全錯了。 將“平常”理解爲“平庸”,將“真味”理解爲“深味”,儒家所說的中庸,是剝落繁華後迴歸的極致平常。 曲解了古典哲學語境:把“中和”講成“心平氣和”,“慎獨”被解爲“小心謹慎”。
《大學》以修身爲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同時指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是修身的主要方法。強調在修身養性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內省,而且還要同外物相接,窮究物理而獲得知識,培養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當然,《大學》強調修身的目的在於引導人們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志向,其中尤爲重要的是以德爲本。 古代所有想在天下弘揚光明正大品德的人,都要先學會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可是要想學會管理自己的國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最先要做的就是修養自身的品性;要想修養自身的品性,應該先端正好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學會使自己意念真誠;要想使自己意念真誠,應該先使自己學會獲得知識;而讓自己獲得知識的最重要途徑就是學會認識,研究萬事萬物。 假如一個人做事不分輕重緩急,本末倒置,根本不可能將事情做到最好! 三綱八目”的追求。古人所謂的“三綱”,大多是指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三部分。就研究儒學而言,主要包括“內修”和“外治”兩大方面。“八目”中前面的四級“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強調的是“內修”;後面的三級“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強調的是“外治”。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作爲自己的畢生信條。 如同太極圖,有陽就有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有好就有壞。完美狀態當然是無善無惡,可惜完美是用來追求的。所以弘揚美德善良不假,但我們也要有勇氣去承認心裏偶爾邪惡的想法然後正視它,接受它,並告訴它自己並不不需要它。切莫爲自己偶爾有邪惡的想法自責。知錯就改好孩子 專心地研究學問,就好像加工骨器一般細緻,不斷切磋;修煉自己就好像打磨一塊美玉,反覆琢磨。 “知其所止”,即找準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但願世間人無病,何愁架上藥生塵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格物致知是儒學一大進步,直到陽明先生知行合一,才真正實現理論聯繫實際。想做什麼?能做什麼?怎麼做?用格物(認真)的態度去研究良知(事物的客觀規律),然後再知行合一(理論聯繫實際)結合自身情況去做事情。 慎其獨:在獨自一人時也小心謹慎,一絲不苟,不敢有絲毫懈怠。使自己意念真誠,就是教育我們不能自欺欺人。要像厭惡腐臭的氣味一樣,或者像喜愛美麗女人那樣,所有的思想都要發自內心。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即便是獨處,也要小心謹慎。 喜愛某個人同時又知道他的缺點,厭惡某個人同時又知道他的優點,這樣的人天下很少見了 原諒自己的時候先原諒別人,自己做到了在要求別人去做 德行比較好的人愛憎分明。發現了人才卻不提拔,提拔之後而不重用,這就是輕慢;假如發現了奸佞的人卻不罷免,即使罷免了也不將其驅逐,仍然留在身邊,這就是過錯。 大家都厭惡的人他反而喜歡,衆人喜歡的他反而厭惡,這是一種違揹人類本性的行爲,災難必然降臨 世道人心,上行下效 “德本財末”思想,強調修養德行是治國平天下的第一要務,這便牽涉到用人的問題。事實上,在用人這個問題上,德行仍然是第一位的。在選才用人時,即使一個人沒有什麼大的才能,但只要心胸寬廣,有容人的度量,就可以對其委以重任。相反,即使一個人表現得很有才能,但他嫉賢妒能,心胸狹隘,終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樣的人絕對不能任用。 仁與不仁的區別就是怎麼對待別人---仁者疏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愛的人仗義疏財以修養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爲代價去斂錢發財。 “天”的運行方式就是不斷循環,所有已經過去的道理或者事物終有一天會再次出現 那些品德高尚的人無論在人前還是人後,都是小心而謹慎的,即便是沒有人能聽見他說話,他也絕對不會亂說,也定是有所戒懼。其實,這樣的做法是正確的,越是隱蔽的地方越是明顯,越是細微的地方越是顯著。所以,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即便是在獨處時也小心謹慎。 真心誠意地順着人類的天賦本性做事,按照道的原則進行自我修養。 在一個人表現出喜怒哀樂的情感之前,心中仍然平靜淡然,這就被稱之爲“中”。可是喜怒哀樂是每個人都有的情感,所以,只要出現,必然會表現出來。表現出來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有節度,這便是“和”。二者互相協調,謂之“中和”。 做得過分和做得不夠都是一樣的。”(《論語·先進》) 換句話說,無論是做得過分,還是做得不夠,性質都是一樣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最重要的要求是恰到好處,就好像宋玉描繪大美人東家之子一樣:“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登徒子好色賦》) 君子之所以可以遵守中庸的理論,是因爲他們隨時都知道什麼樣的行爲合適,不會做得太過,也不會做得不夠;小人之所以違背中庸的理論,是因爲小人做事肆無忌憚,容易走上極端。” 正因爲中庸被認爲是最高的德行,最高的道德標準,所以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個標準,孔子曾經說過:“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實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聰明的人總是自以爲是,認爲自己知識淵博,自信過頭;而愚蠢的人因其自身智力有限,根本不能完全理解中庸所講的道理。當然,中庸之道最終不能得以弘揚的原因我也瞭解了:賢能的人自以爲是,做得太多;而不賢的人根本不想去做。就像我們喫飯一樣,雖然每天都要喫喝,但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地品嚐出飯菜的滋味。” 品德高尚的人和順卻不隨波逐流,這纔是真正的強大啊!秉承中庸之道的人能保持中立卻不偏不倚,這纔是真正的強大啊!國家政治清平時能夠不改變自己的志向,這纔是真正的強大啊!國家政治黑暗時能夠堅持自己的操守,寧死不改變自己的志向,這纔是真正的強大啊!” 強並非只有一種,它可以分爲體力的強大和精神力量的強大,其中精神力量的強大更爲重要。這種強大體現爲和而不同流合污,柔中帶有剛強。這就是中庸之道的內涵,同時也體現了真正強大的人能夠堅持自己的信念不動搖,寧死不改變自己的志向和操守。 老子曾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荀子曾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這兩句話想要表達的意思都是“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要想在行事過程中實施中庸之道,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從力所能及的當下做起。所有的事情,最爲合適的解決方法就是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否則,“欲速則不達”,不但不能取得良好效果,反而很可能適得其反。 想看都看不見,想聽也聽不到,可是它卻存在於萬事萬物中,誰都無法離開它。無論是中庸之道還是鬼神,都像空氣一樣,雖然看不見,聽不到,但它是無處不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它。 由此可見,儒學並不是絕對地排斥功利,只是不提倡急功近利的做法。換句話說,儒學所強調的,就是要修煉自己的內功,講究修養自身,提高自身的品行,然後順其自然,獲得自己應該獲得的一切。 這其實就是中庸之道所倡導的精神——凡事都不能走偏鋒,更不能走極端,應該循序漸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往下走。 做事情之前要想明白,做好準備工作,比如自身適合不適合做這事情,能不能做這件事情,能不能承擔失敗的後果。如果發生意外情況要想好怎麼處理,把各種情況想齊全,想明白,總之,做最好的準備,做最壞的打算。 喜歡學習的人就接近了智,努力實行的人便接近了仁,知道羞恥就離勇不遠了 要麼不學,既然學了,如果沒有學會就絕不能罷休;要麼不問,既然問了,如果沒有弄懂,就絕不能罷休;要麼不想,既然想了,如果沒有想明白,就不能罷休;要麼不分辨,既然分辨了,如果沒有明確目標,就絕不能罷休;要麼不實行,既然實行了,如果看不到成效,就絕不能罷休。別人可能用一分努力就能做到的成就,我們可能需要一百分努力去做;別人用十分的努力就能做到的事,我們就必須用一千分努力去做。如果真能夠做到這樣,即便愚笨一些,也可以聰明起來,雖然柔弱,最終也能剛強起來《荀子·勸學》裏的名言“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態度,也就是俗語中所說的“笨鳥先飛”的辦事態度。 生命不息,真誠不止。這是儒學修身養性的根本要求。 心是空虛的,靈是有知覺的,每個人只有一個心。可是也有人將人心、道心區分開來,這是因爲人心生於個人形體氣質,道心源於人性命中的正理,由此才造成人的知見和覺悟有所不同,人心無法識別就會感覺危險而不安,道心無法識別是因爲其精微很難顯現的緣故
很久以前,我是排斥儒學的,它總有各種條條框框,做人要怎麼樣?溫良恭儉讓。每一條我都做不到,我覺得它是在磨滅我的個性,思嘉麗式的暴風雷霆,風雨俱來,纔是我。我不懂它爲何嘮嘮叨叨,總像個不厭其煩的老者一樣,在我最開心的時候提醒我要樂而不淫,想要放聲大哭的時候哀而不傷。也不懂爲什麼身處最高位了,還不能偶爾放縱,時刻保持慎獨的姿態,小心翼翼地對待每一個細節。我批判它,它是統治者的工具,它想讓我變成容易馴服的愚蠢之人。 後來,聽趙老師講《周易》。《周易》有64個卦,每個卦有六個爻位,不同的爻位對應不同的處境。她講了第一個卦:乾卦,乾卦對應的六個爻是初九—潛龍勿用(對應初入社會的人,潛伏在地下的龍),九二—見龍在田(對應基層的幹部,有一定經驗,社會上幹實事的人),九三—終日乾乾(對應有一定才能但未受重用之人,比如大學教授),九四—或淵在龍(離最高統治者最近的人,很危險,只能奉獻,不求回報),九五—飛龍在天(最高統治者,九五至尊),上九—亢龍有悔(退位的最高統治者,過盛必衰)。每個爻都強調了小心行事,謙遜做人,這和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它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玄學難懂,而是實實在在教會我怎麼做來迎接人生的每個階段。 老師有一句話,我聽完十分感動和慚愧。她說:“這個社會,不能所有人都逍遙自在,也不能所有人都六根清淨,遠離世俗。每天一睜眼,醒來就是一羣嗷嗷待哺的人,一堆讓人頭疼的事情等着處理,這是身處五爻,九五至尊之位所要面對的事情。五爻之位所做的每一個決策,都關乎千萬條性命,不是常人所能承擔的。” 縱觀儒家所做之事,也是如此,“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子要承受這麼多的苦難,練就常人不能達到的本領和品性,才能完成他們的使命。天要下雨,人間有災,總要有庇佑之處,而儒家就承擔了這項最沉重的責任。它不高尚,不飄逸,不深奧,只是一羣人的喫喝拉撒,很少人會記得這羣人勤勤懇懇的人。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他們小心謹慎,謙和溫讓,用最少的人力維持了社會的運轉,保證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你可以不信奉儒學,但不能不感激。你可以認爲儒學有被淪爲統治者思想掌控的武器,但你不能否定有人真的兢兢業業地踐行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