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奧威爾紀實作品全集）

這是我看的奧威爾的第三本書了，相比本書，他的《1984》和《動物農場》更出名些，那兩本書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作者對極權統治的厭惡，其根源來自於他親自參加的西班牙內戰。 這場戰爭參加的各國名人衆多，有海明威、白求恩、加繆、鐵托、聶魯達、薩特等等，每個人立場不同、經歷不同、結果自然也不同。 這場戰爭後海明威寫下了《喪鐘爲誰而鳴》，那本書出版後好評如潮，海明威因此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衆多的版費。那本書我在一週前剛看完（之前我也看過海明威的第三位妻子、一位女性戰地記者自傳體小說裏也曾經描述過西班牙內戰這段經歷）。 奧威爾的經歷和海明威不同，所以他寫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把他在這段時間感受到的一切如實描寫出來：革命、激情、戰鬥、混亂、派系傾軋、爭權奪利、戰友情誼等，當然還有極權政治。這本書因爲作者的“天真浪漫”，出版時遇到很多困難，也遭到很多非議和批評，還好最終問世了，我們才能在幾十年後，通過作者的筆端，從另一個角度瞭解那場聲名赫赫的西班牙內戰。 看完這本書後，我想致敬那個年代，致敬那些充滿熱血的、爲了別的國家的革命無私奉獻的人。 我所在的城市烈士陵園裏就埋葬着一位這樣的國際友人，1938年他離開西班牙來到了中國，在太行山脈爲八路軍救死扶傷，1939年因爲手術感染而犧牲，我每天上班都會經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醫院——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感謝他，感謝那個年代爲了革命無私奉獻的所有人！

奧威爾究竟是如何從一個虔誠的社會主義者，轉變爲反極權主義的先知的？ 讀完《通往威根碼頭碼頭之路》，就急不可耐地想讀這本《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奧威爾是一個虔誠的社會主義者，這一點兒都不奇怪。事實上，在 1870年到1937年間，社會主義是歐洲知識界普遍嚮往的理想的社會模型，像米塞斯、哈耶克、波普爾這樣的反社會主義者，長期以來都是異類。 奧威爾個人的生活經歷也非常支持他接受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理念。奧威爾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中的下層階級”，也就是他所說的年收入剛剛過 300 英鎊這條線，爸爸是東印度公司在印度負責鴉片事務的副總監，因爲獲得獎學金他纔有機會入讀伊頓公學——這所一直以來只向中產階級以上的精英人羣開放的名校，比如它的著名校友凱恩斯，父親是劍橋大學教務主任，母親是一名成功的作家——奧威爾的出身很容易讓他在學校受到歧視，甚至霸凌。也就是說，在中學時代，奧威爾就已經親歷過階層差異帶來的傷害。 伊頓畢業後，奧威爾很快前往殖民地緬甸，成爲一名警察。雖然在英國並不受人待見，但在殖民地這些英國子弟卻是十足的顯貴。五年的公務員生涯，奧威爾目睹殖民地官員對當地土著的作威作福，這讓骨子裏就痛恨階級壓迫的奧威爾難以忍受，乘着回國休假的機會，奧威爾順便就離職了。《巴黎倫敦落魄記》記錄了他離職以後投身底層的生活經歷。 讀《巴黎倫敦落魄記》的時候，很難想象奧威爾怎麼能夠忍受那樣的生活，在繁華巴黎的餐館地下室做一名地位低下的洗碗工，終日與污水老鼠爲伍，累到精疲力盡半夜就在公園長椅上將息一夜。差不多同一時期，比奧威爾年長 4歲海明威也在巴黎，矢至於作家事業的海明威辭任加拿大多倫多星報記者的工作，與妻子哈德莉遠赴巴黎追夢，在《流動的盛宴》中，海明威記錄了他住在沒有下水道系統的鋸木廠公寓的潦倒經歷，最窘迫的時候，餓着肚子去見友人，爲免受沿街餐廳食物香味的誘惑，不得不走在馬路的對岸。他所謂的潦倒和奧威爾比起來，簡直有點矯情。成名之前的海明威隨意人不乏困頓，但總體上一番風順，甫抵巴黎很快就進入了現代主義教母斯坦因的圈子，莎士比亞書店的西爾維亞對他也是青睞有加。而奧威爾的巴黎生涯是一個真正的底層無產階級，其境況甚至還不如在餐館工作的越南人阮愛國——後來大名鼎鼎的胡志明。 後來回憶這段巴黎倫敦的經歷的時候，奧威爾說“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至此，奧威爾完成了他社會主義信念的型塑。但是奧威爾並不認同當時檯面上的社會主義者，《通往威根碼頭之路》是一部類似於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調查報告，當然奧威爾所做的並不是第三人稱視角的調查，而是成爲威根煤炭工人中的一員，與他們同喫同住，深入地下礦井採煤，近距離觀察工人的收入水準、衛生狀況和生活方式，鉅細靡遺，堪稱非虛構寫作的典範。在這次調查中，奧威爾反思了中產階級趣味的緣由，以及那些冠冕堂皇的社會主義者的僞善，社會主義只是他們獲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並非真正爲了實現社會的自由和正義。 事實上，社會主義從來不是一種實現社會自由和正義的手段，是馬克思將它包裝成爲了一種意識形態，並且在哲學上生造了一個歷史必然發展趨勢的概念 ，雖然這種歷史決定論早就被米塞斯、波普爾和哈耶克這些來自奧地利的思想家透徹地批駁過，但當時是資本主義運行體系造成的巨大的貧富差異和社會撕裂，幾乎全世界的人們都把希望寄託在社會主義這一以公平和正義爲旗號的新理念中，雖然誰也不知道社會主義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運行體系。理念和實踐總是存在着很大的差異，而在社會科學領域，社會實驗的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因爲參與實驗的是一個個具體人和具體的家庭，如果這種實驗只限於歐文在印第安納州1214公頃的範圍內，其傷害終究有限，問題是，社會主義的實驗動輒以國家爲單位，幾億幾十億人因此成爲這種實驗的犧牲品。 通過威根調研，奧威爾已經看清了社會主義的問題，但是，虔誠的奧威爾仍然把問題歸咎於那些宣揚社會主義的政客，天真而執着的他仍然相信有一種正確的社會主義存在。這種虔信要到他參加了西班牙內戰才真正醒悟過來。 1936年7月，西班牙右翼軍人弗朗哥發動政變，試圖推翻左翼共和政府，西班牙內戰正式爆發。參戰雙方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恰好預演了30年代世界的分裂，被冠之以法西斯主義的弗朗哥代表西班牙的是民族主義立場，至於民族主義者是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並不重要，從它的對手的角度，反法西斯主義是把各路人馬團結起來的最有效力量。而共和政府則代表中產階級、左翼知識分子和激進工人階級。戰爭雖然只發生在西班牙本土，但在共產國際的號召下，民主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都匯聚到西班牙爲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兄弟並肩作戰，先後有53個國家的四萬多人包括100多名中國人，參與到這次內戰之中，站在他們背後的則是希特勒的德意志和斯大林的蘇維埃。 在完成了《通往威根碼頭之路》之後，堅定的左派社會主義者奧威爾馬上就加入到了志願者的洪流，在和朋友談及參戰原因，奧威爾說， “這種法西斯主義，總得有人要去撲滅”。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社會一直循着一條進步主義的主線在發展，弗朗哥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立場，特別是這種立場被打上法西斯主義標籤的時候，無疑是時代發展中的一股逆流。當共產國際向全球進步青年發出號召的時候，應者雲集，其中不乏奧威爾、海明威、加繆、聶魯達這樣的進步知識分子。 但是政治的複雜遠遠超出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愛好者的想象。看起來是爲了保護歐洲的民選共和政體，反抗君主與教會等傳統反動勢力，因爲有了蘇聯和德國的參與，讓事情變得無比複雜。斯大林支持政府軍，並不是爲了反法西斯主義，其本意是在歐洲腹地建立一個親蘇聯的紅色布爾什維克政權，但是，基於現階段的形勢，他並不主張馬上就進行社會革命，將打敗弗朗哥放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這與其他派別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隨着蘇聯援助的武器到來，在爭奪左派陣營控制權的的鬥爭中，共產黨的力量不斷壯大，影響日增，幾乎控制了公共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和武器同時到來的還有蘇聯的祕密警察制度，斯大林傳記的作者寫道：“他把政治警察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導員一起派到了西班牙，他們在共和軍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組織。”工人階級爲主體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奧威爾所在的託派馬統工黨成爲主要的清洗對象。 1938 年4月，奧威爾從韋斯卡戰役前線回巴塞羅那休假，此時的巴塞羅那與他剛剛踏入西班牙時的境況完全不同了，革命氣氛已經完全消退，又變回成一座資產階級的城市。回想當初，大街上紅旗招展、高音喇叭大聲播放着革命歌曲，人們之間穿着同樣的衣服，沒有等級差異，見面都以同志相稱 ，他雖然不喜歡，但本能地覺得那就是他值得爲之戰鬥的事業。更爲可怕的是，黨派之間的奪權鬥爭正在城市裏上演，共產黨試圖解除馬聯工黨的武裝，兩軍在城市裏展開巷戰，幾個曾經同一戰壕的朋友被共產黨以莫須有的罪名拘捕。奧威爾用了很長的篇幅爲馬聯工黨辯誣，因爲其時的馬聯工黨已經被政府控制的媒體塑造成了託派分子和弗朗哥安插在革命內部的奸細。 此時的奧威爾，已經沒有了當時的革命熱情，甚至已經有點心灰意冷，他認爲戰爭結束後的政權將是一個專制政體，建立工人階級專政的機會已經過去了，西班牙大體上會朝着法西斯制度的方向發展。 三天後，奧威爾再度回到戰場，厄運很快降臨，凌晨換班的時候，敵方的狙擊手一槍擊中了他的喉嚨，子彈從氣管和頸部動脈之間穿過，萬幸的是，這一槍並不致命。這時候，奧威爾所在的馬聯工黨也被政府宣佈爲非法，認識的人中，除了還在戰場的，都被抓進了監獄。幾經周折，奧威爾和妻子艾琳終於越過邊境，乘火車抵達巴黎。 經此一役，一個朝氣蓬勃，天真而執着的年輕人，帶着槍傷的身體，終於在戰火中看清了生活和政治的真相，儘管仍抱持民主社會主義的信仰，但是他更加堅定的是對極權主義的痛恨。幾個月的戰地生涯，他的經歷中，大部分是邪惡的，唯有那些西班牙民兵的面孔和戰友的面孔，讓他相信人性本善。比起抽象的偉業，人性的遭遇纔是根本。 西班牙內戰中的經歷以及在這段時間形成的觀點爲奧威爾以後的寫作打下了基礎，10年後他總結道：“過去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將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我的出發點總是有感於黨派偏見和不公……我想寫它，是因爲有某種謊言我想揭穿，有些事實我想喚起人們的注意，我最初關心的，就是讓人們聽到我的意見。” 從巴黎倫敦的地下室，到威根碼頭，再到戰地的加泰羅尼亞，一個憤怒的年輕人，一步步走在反極權主義先知的路上。

喬治奧威爾非常精彩的紀實文學作品，甚至可以說，沒有這部小說，就沒有偉大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 現在我還記得高中歷史上是怎麼描述西班牙內戰的：1 弗朗哥將軍蓄意發動內戰，2 共產黨帶領共和國政府沉着應戰，3 國際友人紛紛加入志願者保衛西班牙共和國，4 蘇聯紅軍爲共和國提供了大量的槍支彈藥，5 弗朗哥策動共和國內部的“第五縱隊”叛變，6 共和國在法西斯的內外絞殺下失敗。 實際上，除了第3條，上面每一條都是錯的，弗朗哥的軍事行動甚至稱得上是對西班牙共產黨的自衛反擊；西班牙共產黨就是蘇共的傀儡，屬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飯桶組織；蘇聯紅軍確實幫了一點忙，但是在共和國滅亡之際，運走了西班牙國庫裏的300噸黃金，賺的盆滿鉢滿；“第五縱隊”就是西班牙共產黨給其他黨派潑的髒水，來掩蓋自己背後捅刀子的卑鄙行爲，弗朗哥和“第五縱隊”一點關係沒有，他甚至不知道這件事。 除了刷新歷史觀，我最大的收穫是更深切的感受到了戰場的醜陋（不是殘酷），毫無章法的指揮，枯燥無聊的戰壕對峙，短缺的食物，骯髒的環境，無所事事的士兵，毫無意義的自殺式衝鋒。。，最後，還要被友軍背刺，被你想要捍衛的政權送進監獄。很難想象這個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噁心的經歷。 一旦進入戰爭狀態，分清敵我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認爲的友軍會不會把你當做友軍，這是很值得懷疑的事情，西班牙共產黨就做了一個非常典型的示範。如果說被這些打着友軍旗號的政治盟友背刺是陰險的暗算，那被頭腦簡單的警察拘捕就是真正的絕望。戰爭狀態下，大部分警察會徹底失去他們本就不多的判斷力，成爲最殘暴的肅清機器，在他們面前，道理是不存在的，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思考能力的警察系統比處心積慮的敵對政黨更加難纏。 我深刻的相信，在如今的烏克蘭戰場上，一定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內敵永遠比外敵更可怕，這幾乎是所有政黨的共識（不只是西班牙共產黨）。人類的愚蠢是不可救藥的，這裏有兩層意義：1 你無法消除這種愚蠢，2 如果你被捲入其中，你也會成爲這種愚蠢的一部分

說實話我從前是不愛看紀實文學的，它相比小說太乏味、太嚴肅。現實中的歷史和政治名詞充斥其間，讓人看幾頁就想匆匆逃離。沒想到這次因爲微信讀書的挑戰賽，竟然用一個月的時間把它啃完了。 第一次接觸奧威爾是在高中看《一九八四》，當時買回來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做作業的間隙都要插空看幾頁。還記得當時還很嚴肅地思考過如果我是溫斯特最後會做出怎樣的抉擇，奧布蘭又會用怎樣的刑罰來對待我。後來長大了些，瞭解了審訊的基本原理，發現當初想的那些對抗的方法是多麼的天真——在這樣一個無孔不入的政治機器下，普通人又有如何能夠瞞過那些專門操弄人心的鷹犬的眼呢？個體的反抗就像小小的星火，還未來得及充分燃燒便被權力的海洋掐滅，黑暗中甚至不留一絲證明其曾經存在的餘溫。 讓我沒想到的是，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記錄的經歷，本是他創作《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現實靈感，卻展現出了幽默和理想主義的底色。不論是在巴塞羅那的訓練營，還是在戰事激烈的蒙特奧斯庫羅前線，哪怕後來在內鬥中身陷險境，他從沒有忘記他獨具特色的黑色幽默。 “天知道這些西班牙士兵蹩腳的槍法有多少回救了我的命。” ”有時候我想到飛機改變了戰爭，覺得很是舒心。或許在下一場世界大戰來臨時，我們將看到史無前例的一幕：一個身上遍佈彈孔的沙文主義者。” “我覺得和平主義人士可以分發印有蝨子圖片的傳單，宣傳效果會更好“ 這或許是因爲奧威爾先生天性擅長苦中作樂，但我還有不同的解釋：他比這場戰爭中的大多數人都更擅長看到美好的一面。就像在槍炮和廢墟中尋找玫瑰，他在一個困於內戰的國家發現人性的輝光。 ”西班牙人的慷慨有時幾乎到了令你尷尬的地步。要是你向他要根菸抽，他會把整包煙硬塞給你。而且他們的慷慨並不只是停留於此，他們有一種真正的大度之風” “在它發生的時候，它是野蠻的，但當我的思緒回到那個時候時，卻感覺很溫馨。“ “這兩個人都是十八歲左右的小鬼，尷尬地站在我的牀邊，努力想說點什麼好。然後，作爲表示對我負傷的同情，他們突然間將口袋裏的煙都掏了出來，送給了我，還沒等我退回去就跑掉了。真是典型的西班牙人！“ 所幸他最終找到了，所以本書充斥着的是他的幽默，而非《一九八四》中那種令人窒息的絕望。 “在這個社會里，沒有人在追求發達，雖然物資極度緊缺，卻沒有特權現象或阿諛奉承。從中，你或許能粗略地體驗到社會主義的初始階段的先聲。”

內戰。 我還不曾讀到內戰過後雙方和解的故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是這個詞的潛在含義。權力，存在和平交接嗎？革命，勢必要靠武裝發動嗎？歷史給出了回答。 共產主義是超前的願景，而我們還未能進化成符合標準的人類。形式主義外衣包裹着密密麻麻的慾求不滿，特權和階級踩着縫紉機給勞苦大衆編織美夢，同時靠榨乾每一寸思考的縫隙和時間催眠着我們。我們沉湎於消費主義的花花世界，用人民幣畫皮，尋找可以被二次壓榨的好色書生，樂此不疲。 但是有人清醒着。他們劈開混沌，分明黑白，訴說是非。他們一腔熱血地爲平等效忠，我們得以享用他們千百年來靠犧牲爭取的民主。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是喬治奧威爾以志願軍身份，講述西班牙內戰時期，各黨派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期間所發生的內部鬥爭與混亂。它的歷史性成就是高於文學性的，雖然其諷刺和幽默並未因爲作者中彈失聲而有絲毫衰減。作者作爲馬聯工黨的一員，嘗試爲這個被肅清的政黨說些實話，他的聲音在當時無異於以卵擊石，出版上的困難拋開不提，該書在英國銷量僅900餘本。其實直到如今，本書的名氣也遠小於《1984》，但我非常慶幸讀到了它。我曾有幸去過加泰羅尼亞，感受過那種單純而熱情的民族共性。我想我懂得了爲何喬治奧威爾願意奔赴西班牙的戰場，並如此讚頌這裏的人民，我想我也懂得了他想要致敬的到底是什麼。🫡

致命的子彈往往從背後射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1936年，奧威爾懷着抗擊法西斯主義的熱情，奔赴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爲共和政府而戰，旋即被派往阿拉貢前線。1937年5月，奧威爾被法西斯軍隊的狙擊手開槍擊中喉嚨，命懸一線。所幸大難不死的他被迫離開前線，回到巴塞羅那養傷。然而，奧威爾不知道的是，此時的後方，其實比槍林彈雨的前線更加兇險，因爲就在看似平靜的首都街頭，一場你死我活的內部清洗正在醞釀之中...這些經歷讓奧威爾感慨萬分。從政治中來，到政治中去。參與西班牙內戰是奧威爾開始反思極權主義的開始，爲他後來寫下《1984》打下了思想的基礎。真實的政治生活是殘酷的，在一場多方勢力斡旋鬥爭的戰爭中，並非正義都能得到聲張。

仍然是熟悉的奧威爾風格，在任何情況下都有辦法苦中作樂。此人坐在槍林彈雨下的壕溝裏閱讀一則偵探小說；在作戰中自己扭到了脖子還以爲是被敵方的彈片擊中了；在策反工作人員對敵軍進行猛烈的「可愛的奶油土司切片」宣傳攻勢時留下飢餓的口水。 即使在子彈射中他的喉嚨（離大動脈只有一毫米）之後，他的上司評論：「呼吸非常規律。幽默感沒有受到影響。」此言非虛，從他饒有興致地詳細描寫了傷兵醫院裏隔壁牀青年的翡翠色尿液就能看出。 儘管無聊寒冷的前線生活與奧威爾來西班牙之前對這場反法西斯戰爭的理想主義期待有很大不同，但仍然有很多值得記住的時刻：當黎明的曙光劈開黑暗，照在無邊無際的羣山之上，隔壁的的安達盧西亞民兵和百米開外的敵軍陣地上的哨兵，都唱起了歌。 然而西班牙內戰遠遠不止這些。在遠離前線的政府大樓裏，在黨派傾軋的政治陰謀中，在充滿偏見與虛假宣傳的國內外報紙上，那些短暫而純粹的戰場回憶都消失殆盡。遠赴前線懷抱信仰英勇作戰的各國青年（包括給奧威爾寫驗傷報告的那名上司），一夕之間被打成託派分子和法西斯，被祕密警察逮捕槍決；在蘇聯的暗示下，巴塞羅那從無產階級的革命之都，重新變成資產階級的樂園。左派政黨之間圍繞利益和立場進行的爭鬥和迫害，並不比名義上反抗佛朗哥的戰爭要來得更正義。 奧威爾一開始是爲了寫點新聞纔來到西班牙。有人說，做記者意味着你永遠做不了那個用磚頭砸碎窗戶的人，你可以看別人扔、試圖理解他們爲什麼扔、解釋這麼扔有何意義，但你自己必須置身事外。 但奧威爾顯然還挺喜歡扔磚頭的，因爲他一到西班牙就參了軍。不過他最後還是寫了點東西（aka這本書），雖然祕密警察沒收了他行李裏每一張紙。 不是作爲記者，而是作家，奧威爾說：「我知道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人能說出完整的真相。除非你親眼所見，否則很難對任何事情感到肯定，每個人都有意無意地寫出一些帶有立場偏見的話。你要警惕我的黨派偏向、我在事實上的錯誤，以及我只從自己的立場看待事情不可避免帶來的扭曲。」 願與各位讀者共勉。

奧威爾逐漸將自己定位爲社會主義者（1937 年，英國共產黨斥責他去蘭開夏郡“看看工人階級如何生活”，並主要關注他們的氣味----而從未提及他們的老闆使他們的生活變得悲慘），當西班牙共和國爆發內戰時，奧威爾向他的新妻（她自己也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可能是奧威爾的“最佳”著作《動物莊園》的未署名的代筆人（ghost-writer））宣佈，他將立即前往西班牙。 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s）是由共產國際組織的；而英國共產黨因奧威爾的反共觀點拒絕了他。 於是奧威爾得到了一封來自“激進”工黨的遊說集團（獨立工黨）的信，加入了安插在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託派民兵的英國托洛茨基分子的隊伍。 於是奧威爾得到了一封來自“激進”工黨的遊說集團（獨立工黨）的信， 加入了安插在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託派民兵的英國托洛茨基分子的隊伍。 奧威爾筆下的這支民兵隊伍中的許多英國人和其他同志最終被證明是英國（和法西斯）情報人員。 這一特點----祕密的軍事情報背景----在多年後奧威爾成爲一名成功的作家時，也在他的社交圈中的知識分子和作家那裏被揭露出來。 奧威爾被派往阿拉貢前線，幾乎沒有看到什麼行動。 然而，他被一名狙擊手打傷，被送到巴塞羅那治療。 他在那裏的時候，馬統工黨民兵發動了一場針對共和國政府的政變，奧威爾參與了這場政變。 如果奧威爾在西班牙內戰時發射過子彈，那麼他射向西班牙共產黨人和法西斯分子的可能性是一樣的。 馬統工黨政變失敗後，奧威爾被西班牙共和國的警察短暫逮捕，警察在他身上發現了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獲釋後，奧威爾在巴塞羅那過了幾個星期的奢華生活，白天在最高檔和最昂貴的餐館喫飯，晚上在法西斯分子包圍這座城市時在牆上塗鴉。 然後他坐火車去了法國，回到英國寫了一本關於西班牙的書，這本書對大多數講英語的人來說將成爲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權威歷史”。 ——《揭開聖喬治的面紗》

奧威爾面臨殘酷的意識形態鬥爭和政治的黨同伐異時內心的彷徨、無助和絕望。在目睹了許多曾經在前線共同作戰的友人沒有戰死在前線，卻死於自己人的迫害之後，奧威爾對蘇聯的政治體制產生了懷疑，從此走上了反對極權體制的道路

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以親歷者視角勾勒出西班牙內戰的複雜圖景。馬聯工黨、伊無聯戰士與國際縱隊成員，用血肉之軀築起反法西斯的防線，他們身着雜色軍裝，在戰壕中高唱《國際歌》，將麪包與槍彈分給戰友，用最樸素的信念詮釋理想主義的熾熱，那是超越國界的正義微光，讓破碎的加泰羅尼亞土地上綻放出人性的花海。 然而戰場之外，左翼陣營內部，蘇聯勢力以“託派”罪名隨意定罪，動輒扣上“法西斯分子”的帽子，將槍口轉向理念不同的同志，這種“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荒誕戲碼，讓反法西斯陣線從內部潰爛，無數理想主義者沒有死於敵人的子彈，卻倒在同志的槍口下，加泰羅尼亞的天空不僅飄落炮彈碎片，更灑落革命者的血淚。 這種以“革命”之名行清洗之實的行爲，與奧威爾在《1984》中描繪的極權陰影如出一轍。當思想審查取代理性辯論，當政治站隊碾壓共同信仰，革命便已背離初衷。但奧威爾始終保留着對人性光輝的禮讚：那些跨越語言障礙的國際主義戰士，那些爲底層正義抗爭到最後的普通人，那些爲正義燃燒殆盡的靈魂，終將在人類文明的長空中永遠閃耀，這比所有主義之爭都更接近革命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