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拾遺（蠹魚文叢）

身後五車書 “大家好，歡迎繼續光臨‘獺祭蠹魚’。” “按理說，做讀書博主，應該是什麼熱門就做什麼，這樣纔有流量。但我和匠仔就偏要逞強，找一些鮮有人關注，但我們又很感興趣的書。其中有一部分可概括爲‘新文學史料’，以龔明德先生《新文學舊事》、陳子善先生《浙江籍》等爲代表。這次我們要聊的《文苑拾遺》也是這麼一本。” “說起來，這本書和《浙江籍》同屬於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蠹魚文叢’，和我們這個播客也很有緣分。該系列作者既有陳子善、揚之水（《問道錄》，其中部分文章與《棔柿樓雜稿》合編成《問學記》）等居學界之高的大家，也有畢亮（《如看草花：讀汪曾祺》）和本書作者徐重慶這樣處江湖之遠的民間學者。說起來，該系列之一《越蹤集》的作者徐雁就曾經開玩笑說，徐姓的‘家族文化遺傳密碼’中有着珍惜文獻的傳統，在書業一行中徐姓特別多見，”匠仔笑着說，“我們李姓也有着管理圖書館的悠久傳統，這方面可不能屈居人後。” “說回徐重慶先生，根據本書後記所載，徐先生雖然只有初中畢業，但飽讀詩書，治學和寫作甚勤，在三十多年間寫了兩百多篇研究文稿，本書就收錄了多篇，其中不乏如陳子善先生所言，‘今天讀起來，依然感到新鮮和有價值’的，”我說着說着，也頗有感慨，“做史料工作是難得不怎麼看天賦的一項事業，喜好熱鬧，交遊廣泛的人能做，潛心治學，甘坐板凳的人也能做。徐先生白天晚上分批見客，夜深人靜看書寫字，自然成就斐然，著述頗豐了。” 一場婚禮 “那我們先從今年讀過的《芸編指痕》聊起，”匠仔先打個頭炮，“鄭逸梅先生提到，南社成員王均卿曾拜託鄭逸梅續寫《浮生六記》，彌補原書缺後兩記的遺憾。鄭逸梅沒有同意，但後來《浮生六記》由世界書局刊行時，後兩記已經補齊了，鄭逸梅也不知道是王均卿自己續寫，還是另請他人捉刀。” “徐重慶先生爲解謎團，向王均卿的女婿、漫畫家季小波先生去信求證，季先生在回信中告知，《浮生六記》的後兩記，就是王均卿補寫的，”我一邊翻書一邊補充說，“季先生信中還談了王均卿的一些軼事，比如他頗爲擅長理財，也搞投資，晚年時還交了一位頗愛其詩的情婦，所謂‘忘年贈愛’，但又不幸中風，續絃爲一文盲婦女，‘爲生活而設的一位女性，溫存是談不上的’。這和郁達夫先生流亡蘇門答臘時，爲避嫌與何麗有結婚頗爲相似。” “郁達夫遇難前後的事，徐先生也撰文介紹，不過我們都讀過《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徐先生這篇發表於1984年的文章，倒是不那麼新鮮了，”匠仔苦笑道，“就像黃金時代的推理小說，在今天看來詭計都顯得陳腐一樣，徐先生談到宋淇時，還說‘凡讀過一些文學作品的，都知道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湖州籍戲劇家宋春舫。但幾乎無人知道他的兒子宋淇’。但因爲張愛玲的緣故，宋淇在今天要比宋春舫知名多了。” “說起郁達夫，徐重慶先生倒是和王映霞老人相交莫逆，甚至王老還視徐先生如子，”我不禁莞爾，這麼說起來徐先生也算郁達夫小半個兒子，“徐先生在書中談了不少關於王映霞的事，澄清了不少被世人誤讀的往事。可惜他和王映霞的通信未能出版，從史料的角度來看，是非常遺憾的。” “比如書中多次談到一場婚禮，”匠仔試圖用八卦吸引坐在一旁昏昏欲睡的高千和小兔，總算讓她們興奮起來，“趙景深先生1930年在復旦大學任教授，又兼任北新書局總編輯，當時他妻子馬寶芝已經去世，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峯的髮妻蔡漱六非常看重趙景深，經章衣萍撮合，讓趙景深與李小峯的妹妹李希同喜結良緣。” “這場婚事還是熱鬧非凡的，魯迅和徐志摩都參加了婚宴，而和魯迅同席的除了許廣平，還有郁達夫與王映霞夫婦。此外老舍還自告奮勇要做婚禮司儀，但臨時有要事北上，未能參加婚禮。遠在北平的戲劇家李健吾則寄贈了一張羅丹的雕刻《吻》的法國明信片，背面寫了祝詞，以表慶賀，”我梳理了一下書中幾篇寫到此次婚禮的文章，繼續說，“徐重慶先生稱這張明信片是‘秀才人情’，而趙景深非但不嫌‘寒酸’，反而覺得恰到好處，異常珍視。李健吾也是投師所好了。” “說起來我感興趣的是魯迅和徐志摩有沒有同桌喫席，”小兔眼裏撲閃着八卦的火苗，“魯迅不太看得起徐志摩，而郁達夫和徐志摩是知交好友，不知道婚禮現場會是怎麼個情況。” “這我倒是可以從我母校校史的角度來說一說，”我當即從書架高處取下厚厚幾本校史材料來，“徐志摩1910年進入杭州府中學堂讀書，郁達夫則於1911年考入杭州府中學堂，但因經濟等方面的原因，轉去嘉興府中就讀，1911年秋再次入學杭州府中學堂，插入初一下學期，與徐志摩同班，兩人同學一年，這是他們二人情誼的起點。魯迅先生則是在1909年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教員，工作了一年時間。這兩所學校經過發展和幾次更名，於1923年合併爲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所以我們這些後來的學子，可以稱他們幾位是校友，但魯迅在當年是絕不會認爲徐志摩是他校友的。” “感覺你爲了這段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來着，”小兔疑惑道，“這些本來放在犄角旮旯的東西都翻出來了。” “其實我是在讀《文苑拾遺》時，還意外地讀到了兩位校友的故事啦，”我笑着給大家倒上了咖啡，“然後就把校史資料拿出來對照了。” “哪兩位啊？”高千好奇地問。 “錢玄同和劉延陵。” 兩位校友 “錢玄同我知道，魯迅的《狂人日記》是在他的力促下寫出來的，”小兔表示自己大學時也聽過現代文學的課程，問我，“他也是你校友，那他和魯迅出了是《新青年》的同人，還有校友這一層關係了？” “其實和徐志摩的情況類似，錢玄同1912年9月受聘於浙江省立第一中學，這所學校是之前徐志摩、郁達夫就讀的杭州府中學堂發展而來的，所以錢玄同和魯迅不能說是校友，”我一邊對照校史資料，一邊解釋說，“錢玄同次年就去北京任教了，爾後又投身於新文化運動，他這段早年任教經歷就鮮爲人知了，同樣少有人知的是，1904年5月，錢玄同17歲時，就在家鄉湖州辦了《湖州白話報》。” “徐重慶先生書中就撰文，重點介紹了這份名義上是報紙，實際上是刊物的《湖州白話報》，”匠仔將他從數據庫下載打印出來的這份百餘年前的刊物分發給我們，“徐先生認爲，這份刊物的發刊詞就是錢玄同寫的，17歲的錢玄同已經閱讀了大量的新學著作和激進書報，深知中國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其辦報目的是想‘把天下大勢，一項一項的登下去’，以求喚醒國人的愛國覺悟，能夠發憤圖強。可以說，這期刊物就是圍繞自強與愛國兩個主題來組稿的，比如在“社說”欄目裏，錢玄同還寫了一篇《說國家思想》，通俗地敘述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表達了他的愛國思想。” “不過可惜的是，這份《湖州白話報》只辦了一期，”我補充說，“按照徐先生的說法，錢玄同因其兄錢恂催促，很快就前往上海讀書，接着赴日留學，所以《湖州白話報》開場即絕唱。但這僅僅一期的刊物，卻成爲錢玄同日後主張文學改革，提倡‘文章應該用白話做’的思想源頭。另外，前面我們介紹過的王均卿，和友人沈伯經也跟隨錢玄同的腳步，於1904年10月，在南潯創辦了《南潯白話報》，錢玄同這份刊物也是‘薪盡火傳’了。” “我感覺這裏好像有一處筆誤，”高千指着徐先生書中文字給我們看，“這裏說錢玄同化名‘黃敬軒’，和劉半農唱雙簧戲，這裏應該是‘王敬軒’纔對吧。” “嗯，是王敬軒，”幸而現在數據庫檢索方便，匠仔直接從數據庫裏搜出了《新青年》上刊登的王敬軒來信，可謂“鐵證”，“這本書裏其實有頗多可校正處，比如劉半農先生，他寫過一首詩《叫我如何不想她》，由趙元任譜曲爲歌。風靡一時，當時有年輕女郎慕名拜訪劉半農，卻因劉半農已經四十歲左右而失望。徐先生說，‘這個少女不會知道，女性特別擁有的“她”字，也還是這個“老頭”爲她們所創造’。但其實‘她’這個字古已有之，和‘姐’字同義，劉半農只是賦予了‘她’這個字新的含義，不能說創造了這個字。” “還有提到我母校時也有些筆誤，”我“憤憤不平”道，“比如提到劉延陵時，說他在杭州第一師範任教，實際上應爲浙江一師；又比如介紹包蝶仙，說他辛亥革命前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任圖畫教師，此處‘杭州’二字或嫌多餘了。” “你是看到校友，又激動了吧。”小兔笑着說。 “嗯，其實劉延陵的早期事蹟，校史資料上大部分都有，比如他是我國早期詩歌社團湖畔詩社的指導老師，和朱自清、葉聖陶共同創辦了我國第一本新詩刊物《詩》月刊，和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合稱浙江一師的‘後四大金剛’，”我將徐先生書翻到劉延陵那一章，繼續說，“劉延陵於1937年南下新馬，先後在報界、學界和出版界工作，晚年仍然筆耕不輟，遺憾的是直到去世，都未能在國內出版詩集。直到2002年，《劉延陵詩文集》終於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但實際上卻是一本選本，且缺了劉延陵晚年創作的重要詩歌《楊柳》，徐先生在文章後面附了這首詩，也算彌補了缺憾。” “說起來，劉延陵是中國新詩的大前輩呢，”匠仔有些不好意思，“我還真不太瞭解這位詩人，到楊柳霏霏的時候，我們一起讀他的詩吧。” 三個名字 “我好像看到一件有趣的事，”小兔似乎發現了什麼，“剛纔你說的包蝶仙有三個兒子，分別叫小蝶、肖蝶、幼蝶，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灘合稱‘金融三蝶’。而文學史上又有一對父子，就是翻譯過福爾摩斯的陳蝶仙和陳小蝶父子，不知道他們名字如此相似，有沒有什麼淵源。” “這就有待徐先生這樣潛心研究新文學源流的方家考證了，”匠仔笑着對我說，“老熊有心的話，說不定也能找到些蛛絲馬跡呢。雖然徐先生感慨地說，從史料入手作‘微觀’研究的界內精英，已明顯斷層。但我們這些民間文史愛好者，也未必不能找出些有趣的東西來。” “我是對徐先生書中這句話很有感觸，”我拿起書讀道，“‘文學史上未必能提到他們的名字，但沒有他們的存在，卻難產生文學史’，這說的是何公超先生，他除了創作兒童文學，還先後在商務印書館等多家出版機構工作，還是我黨早期黨員之一，與瞿秋白等人一起編輯過《熱血日報》，參加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抗美援朝時，何公超和上海文藝界同人一起捐款，捐獻了兩架‘魯迅號’戰鬥機。當時我們杭州工人之中，也掀起了一股‘增加生產，捐獻飛機大炮’的熱潮，比如華豐造紙廠就捐獻了三架‘華豐工人號’戰鬥機，”匠仔一邊讀一邊驚歎道，“當時何公超捐了近十五萬元舊幣，另外柯柏青捐了近二十萬元，靳以、馮雪峯、巴金、孫福熙捐了十五萬元，方令孺（書中誤作儒）捐了十萬零五百元，但有一位施瑛，居然捐了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二百八十元。” “這位施瑛是和張愛玲同一時期活躍在上海的小說家， 先後從事過翻譯、編撰等工作，比如抗戰期間，他從中國歷史上選擇出二十四個有氣節的‘俠士’，編寫出版了一本《俠義的故事》，其激勵國人堅持抗日之心，與蘇雪林寫《南明忠烈傳》異曲同工，”匠仔頗爲激動地說，“在序言中，施瑛歌頌俠義精神說，‘俠是捨己爲人，義是正義；以正義作前提，捨己爲人，不顧犧牲，稱爲俠義’，放在特定年代，這自然是激勵國人不顧犧牲，奮勇抗日了。” “抗戰勝利後，施瑛又創作了大量以抗戰時期爲背景的短篇小說和微型小說，揭露了日寇的暴行，戰爭的殘酷，也對戰亂中的人性提出大膽的拷問，新中國成立後，施瑛因爲有深厚的古文基礎，於1958年調任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出版了一批古典文學普及讀物，”我問小兔，“要不我們把施瑛的短篇小說集《抗戰夫人》一起找來讀讀？” “那我們今年的小目標也設得太多了。”小兔毫不留情地說，之前還說要讀《南明忠烈傳》的，今天又說要讀劉延陵的詩，還是一步一個腳印，讀完再說目標吧。 “說起來你們兩個讀書人，”高千指了指書中寫湖筆的對聯，“湖筆是‘生前三分屐；身後五車書’，你們倆呢？日校三頁紙；年購五車書？” “要是能‘月售五車書’就好了，”老闆無奈攤手，“徐先生都說了，藏書與普通百姓無緣。一是書價太貴，不敢奢望；二是居室狹小，何有空間？所以我們只能轉而賣書，至多是個讀書人、愛書人而已。” “愛書人也未必不能挖出些有意思的東西來，”匠仔鼓勵我說，“徐重慶先生就挖掘出了蘇曼殊和陳獨秀名爲翻譯，實際上是創作的《慘社會》，這部改編自雨果《悲慘世界》的作品，被徐先生稱作我國最早的一部革命的反清白話小說。他還介紹了劇作家、表演藝術家趙慧深，‘中國的惡魔詩人’於賡虞，都值得一讀。” “可惜‘蠹魚文叢’和‘日知文叢’這兩個出版社的品牌，暫時擱淺了，”我遺憾地說，“要不然我們還能羣策羣力，做一本《獺祭蠹魚》呢。” “那不如先把播客做起來，靜待這一系列‘重版再來’！” 我們四人舉杯，預祝這部未來的書大賣（怎麼可能嘛）。 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衆號“所謂大圖書館”（Rexlib）、少數派專欄“六蠹集”。

雞毛蒜皮。巴金贈款一則，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