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校訂本）

周平王東遷，依靠的是諸侯的力量重新建國。 從《左傳》以及其它春秋史來看，周王室可以攻擊諸侯，諸侯可以攻擊其它諸侯，諸侯可以攻擊周王室，士大夫可以攻擊國君，可以說禮制失去了實行等級次序的作用。怪不得孔子說“禮崩樂壞”，實質上是權力分散。 分封諸侯，諸侯的經濟獨立發展，軍事不受制約；諸侯再分封士大夫，士大夫依靠血緣、聯姻、拉幫結派形成一股足以控制方國朝政的態勢；這時候，周王室土地和人民日漸減少，經濟拮据，軍備捉襟見肘，控制力下降，到最後淪爲形式上的共主和實質上的方國，任人宰割。 周王室最後的作用只能作爲諸侯霸主的傀儡，被拿來當作旗幟以實現諸侯霸主的霸業。 一切威權的形成，都要依靠強大的軍事實力，而強大的軍事實力需要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而強大的經濟實力需要廣袤的土地和廣大的人民。所以，周朝實行的“分封制”並不完善，這纔有了後來的“中央集權制”，雖然這也並不是最終的統治形態。 歷史就是這樣，在當時來說最好的出路，後來再看也並不是最好的。一切都在變化中前進，思考，糾正，完善，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總的來講，此書綱舉目張，通俗易懂，許多見解具有啓發性。但是，有些問題可能還是沒講清楚。 另外，本書最爲精華的內容恐怕還不是童丕繩先生談論春秋史的部分。首章《西周史略》附註之考證及附註所收崔東壁、錢賓四考論文字極精深賅博，鄙人歎爲觀止。

作爲中國發展的原初階段，春秋時代是非常重要的階段，紛亂爭霸的過程中，進行着民族的融合、中華文化實際疆域的擴大、經濟發展下人本主義的萌芽逐漸取代宗教觀念、國家兼併下的統一趨勢，可以說是千年未有的大變革，在民族、疆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直到現在，全書條理清晰、深入淺出，既在開篇講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用精煉的篇幅介紹了各國爭霸的全過程，寫出了從春秋自然過度到戰國時代的緣由，使得歷史進程呈現出了規律性，而從規律性去看待自己生活的時代和生活，這種收穫的滿足正是讀史的樂趣。

時代的侷限性不能避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自己的想象作爲前提，進行情緒輸出，虛構西周制度性質，那就沒有意義了。

目錄更有參考價值，原文更多是把左傳翻譯的一遍

選書之前，我習慣先看看評價。一位素來嚴謹的朋友留下這樣一句：“此書，是春秋史入門之書。”雖不知他是否真的讀過，但我信他措辭的分量。 也許是期待太高，又或者因爲春秋時代本就紛亂錯綜，初讀時總覺得這本書體系不夠明朗，創見也不夠深，甚至精彩之處似乎只集中在第一章的附註——那裏引述多家觀點，史料詳實，間有作者的獨到判斷。 可當我讀到將近八成，卻漸漸喜歡上它。它的好處是這樣的： 一、有人說書中主體不過是對《左傳》事件的轉譯。我未通讀《左傳》，很多情節也早已模糊，藉此重溫未必不好。那些鮮活的人物、跌宕的權謀、溫情閃爍的瞬間，或是污穢動盪的亂局，都是那個時代的印記。無論善惡好壞，總要親身走一遭，才能貼近那段歷史。 二、故事的串聯、脈絡的鋪展、局勢的變遷，作者其實都埋下了線索——在每章的緒論中，在事件末尾的評點裏，也在段落之間的起承轉合中。只是需要你主動去發現、留心、思考，才能領會其中的結構。 三、我尤其喜歡書中那些閃光的細節。作者常關注種種“開始”，而每一個“開始”，其實都是一次轉折。 比如：齊桓公稱霸時，曾聯合周室與秦國助晉惠公即位——這是東方國家與西方黃河上游正式往來的開端。 作者亦按地域將春秋歷史做了劃分： 初期是黃河下游諸侯的歷史（如鄭莊小霸、齊桓首霸），其次是長江流域的楚國與漢東諸國，最後發展的是黃河上游的秦晉等國（它們至春秋中期才與東、南兩方發生接觸）。 在各方勢力初初交匯滲透之處，作者都一一着墨，有所交待。 總之，這是一本耐看的書📖

同五胡十六國一樣，這也是一個混亂複雜的歷史時期，國家衆多、征伐不休，弒君者不知凡幾，權力更迭頻繁。按主線來看，晉楚爭霸史構成了大半個春秋史。地緣形勢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發展前景，晉楚秦齊四霸皆在邊陲之地絕非巧合，既有擴張空間，又無四面受敵的國防壓力。反觀鄭國，雖靠着鄭莊公這位能人在春秋初期佔有先機，但很快就後勁不足，作爲四戰之地，不僅與宋、衛長期存在衝突，而且夾在晉楚之間，被雙方輪流徵討，悲劇地淪爲大國競技場。

20260107 通過對西周與春秋初期的歷史背景的梳理，揭示了這一時期禮制文化的演變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哈哈哈 文本最後周振甫先生看作者所著“孔子的出現”實在是忍不了了的回覆。 周振甫先生通篇我只有一處略有異議。（《論語》一書雜記孔子之言，初非孔子自著之書。） 用“雜記”來形容《論語》，未免過於忽視論語的編者們（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的一片苦心。 《論語》並不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孔子的言行舉止的記錄，也不是按時間順序來編作。而是編者們爲了後世所學儒學而編作的。 《論語》的篇與篇，章與章的順序與聯繫均是爲了後來者更好的學習和體會儒學。 後世儒生只將《論語》作爲“名人名言”來記，斷章取義又如何得見道呢？ 對於作者，一個否認《春秋》《繫辭傳》爲夫子所作，只見“史”不見“經”，只見“易”不見“常”，只見“術”不見“道”之人。何足以論？

童先生春秋史作於壯年，且值日寇侵華之國難，故大有寄託。史料可謂備矣，而史識今日看可有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