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際文化精神的演變

看完《祥瑞》一書後，決定重新讀一遍此書，儘管很久以前讀過，不過一來沒有讀完，二來時間太久，一些細節已經記憶模糊。 此次是一口氣讀完的，作者比較了前漢後漢儒生的政治態度，認爲前漢儒生保持着傳統儒家從道不從君，致君堯舜上的理想，用聖人之道，規範現實的君主。而當儒生心目中的“聖人”王莽真的當了皇帝，結果卻是讓儒生無比尷尬，天下不僅未因“聖王”而臻至太平，而且還引起了巨大混亂。所以後漢儒生再也不敢像其前輩那樣，對政治提出理想主義顛覆性的變革主張。班彪做《王命論》，用前漢作爲漢家天下批判武器的讖緯之學變爲論證劉漢家天下神聖性的資源從外戚到儒臣都變得畏畏縮縮，將劉漢看做是天命所歸，只能恭行天命，不敢有批評之聲。後漢儒生逐漸變得狹隘而平庸，太平時以歌頌爲事，衰亂際以保身保家爲務，再無先儒公天下之弘毅氣象。所以作者將前漢歸納成“聖王”之道，也就是以聖人之道規範現實君主；後漢是“王聖”之學，即如何將現實的君王直接辦成聖人。歸納的雖不中不遠矣！ 相比《祥瑞》一書，比書對兩漢思想的底蘊深很多，其對兩漢經學，如《白虎通》，《公羊解詁》以及劉歆，桓譚，王充，王符的著作都有非常精要的理解，這也是這本書最有可讀價值的地方。以它爲線索，尋相關典籍閱讀，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但是，這本書的問題也很突出。第一，也是最大的問題，這本書的文人氣太重，對兩漢尤其是後漢政治的根本問題並未把握到位。後漢儒生和前漢儒生最大的區別，不在精神狀態上，而在社會地位上。後漢處光武，明，章，和四帝（和帝還短命）外，皇權之彰尚不如前漢之成，哀，皇族經濟上，文化上，家世上，社會名譽上皆不如累世經學，就連政治上，皇權在外戚和宦官之間危如累卵，尚需這些儒生不斷論證以維持其合法性（作者簡單地將這個說成是隻知歌頌，不知批判）。在當時的情況下儒生無論從現實的政治需要還是從個人身家來講，批判皇權會成爲其當務之急嗎？ 其次，作者對很多經典的解釋，並不能產生太強的說服力。如對董仲舒《春秋繁露》與何休《解詁》，說後者三統三世說相比董氏更加偏向於神化王權。至少我沒看出來。書中這種情況很多，有興趣可直接讀本書後三章。 第三，作者雖然對儒生道德理想主義的梳空迂闊有所批判。但他認爲這是必不可少的對皇權的規範和制約。這就限於理論上的專制—民主的理論濫調，從而忽視了當時歷史的真實發生和發展，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歷史態度。至少對於後漢儒臣那裏，對具體的皇帝進行權力制約，這是南轅北轍的想法，他們甚至認爲應該振興皇權，漢末王符也好，仲長統也罷，甚至希望利用法家思想來限制大族，伸張皇權。至於作爲抽象的皇權，對於後漢儒生來說，他們可能根本不會這樣抽象思考問題，即使想到，也並非當務之急。 最後，作者書中無論是在行文還是引述中，都無意間透漏出對具體政治事務（行政）的漠視甚至輕視。認爲儒生專注於此是小道。這恰恰是儒生空梳迂闊的原因之一，具體事務一無所知，卻想在重大政治生活中擁有話語權，這是文人的通病（無論中西）。當然理想也是必要的，但需要有個平衡，不能空論理想，但也不能只顧實務。文人的呆氣，工匠的銳氣都是難能可貴的，但並不值得過於提倡。這點我比較喜歡王夫之的看法，道在器中，勢到不得不然之處方是理之所在。 另外，我對現在研究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中的王權批判並不是很認同。第一，這是理論優先，不符合實事求是原則，上面已說到。第二，王權主義批判，但其實質效果卻和王權張揚一樣。將王權說成破壞一切是無限的專制獨裁和把王權說成無所不能，爲所欲爲效果是一樣的。結果只能加重社會對權力的無限崇拜，這應該並不是這些作者的初衷吧。 總之，這本書作爲一本學術著作，功力還是挺深厚的，學術價值和資料價值都很高。但作者的視野略微有些狹隘，所以，其論述之處，個別見解並非高明。

王充，則主要羨慕桓譚的文采，吸收桓譚對巫怪災異的清澈健朗之思想，至於其中的“興治”之意則被忽略了。璨如珍珠的思想結晶只有寂寞和散亡的命運，這是歷史的一大遺憾！

作者觀點比較明顯，不會帶來太多“難防”的誤導，選取的史料基本上能夠佐證其觀點，在經學上也確實有所瞭解，作爲一本入門作我想還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