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
1894年,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生莫理循,不會說中文,沒有同伴和翻譯,靠着母親寄來的四十英鎊,自上海沿長江到重慶,然後徒步前往緬甸的仰光。一路沿途記事,寫成此書。就在莫里循旅行結束之後不久,甲午中日海戰爆發,中國慘敗,古老帝國的命運旋即跌入谷底。在鼎沸的歷史浪潮到來之前的那一刻,莫里循筆下的中國人——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即將要面對無數苦難和挑戰而最終獲得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呢? 那些生龍活虎的峽江闖灘場景、如夢似幻的驛路客棧風情、瀰漫山間的馬幫鈴聲迴響,時時在莫理循的文字裏復活,在讀者面前展開了一幅沒有裝飾的晚清中國的古老圖景。透過一位來自遙遠異域的蘇格蘭紳士的眼睛,我們重新回到了1894年的中國。閱讀本書,不僅僅是懷舊。
1894年,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生莫理循,不會說中文,沒有翻譯,自上海沿長江到重慶,然後徒步經由現在的鹽津、昭通、會澤、昆明、楚雄、大理、騰衝、德宏等地進入緬甸最終到達仰光,一路沿途記事,寫成此書。 這本書是瞭解清末中國西南社會的重要材料,作者記錄了清末西南中國的山川風物、飲食文化、官僚結構、傳教活動、婦女地位、鴉片問題、殺嬰問題、人口販賣、刑罰尺度等社會問題並嘗試以自己的視角做出討論。作者最後指出,統治着中國的衰敗的外族王朝——滿清王朝將會被推翻,就在莫里循旅行結束之後不久,甲午中日海戰爆發,中國慘敗,古老帝國的命運旋即跌入谷底。當然作者的體驗並不是完全的,其認爲英國內閣報告中說明滋長在中國西部的反洋情緒與自己的無阻的旅行體驗相悖,五年之後,以“扶清滅洋”爲口號的義和團運動在中國東部爆發,並蔓延至全國。 “我們一直堅持認爲,中國人是一股好戰勢力,就他們現在的樣子,我們還要繼續這樣認爲多久?中國的士兵人數多,耐受力強,在良好指揮下沉着勇敢,喫最少的食物配額卻幹最繁重的活,這一能力非人類的任何其他種族所能及,他們的這些潛力是驚人的。但是他們不發展,他們原地不動,他們向後看而不向前看,他們生活在過去。他們不願相信,他們的祖先用來征服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武器,已經不適合用來引領今天的戰爭。即使日本迫使中國接受條款,那些並不促進中國進步的條款也不會產生什麼影響。日本對中國取得的這種勝利,會震動其他國家,卻震動不了中國,而且對人口數量巨大的中國來說,事情的影響微乎其微。假設中國在這次戰爭中損失了兩萬人,一天之內又有兩萬人降生在大清帝國。我完全肯定,在發生戰事的直接鄰近地區以外,除了官員,全體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有戰爭(或者按他們的說法叫啓釁)在進行。中國在未來不久將開始陷入麻煩,嚴重的麻煩,因爲目前統治着中國的衰敗的外族王朝——滿清王朝——將被推翻,將有一個漢人皇帝登臨中國的王位,這一刻很快就會臨近。”
最近集中讀了幾本老外寫的中國遊記,哈利弗蘭科的《百年前的中國》、莫理循的《1894,中國紀行》、保羅索魯的《搭火車旅行記》、羅伯特福瓊的《兩訪中國茶鄉》以及葛烈騰的《天堂之下》。 遙遠的中國,熟悉又陌生,追隨老外的視角,就像坐着時光機穿梭在不同時代的故國。 有兩個明顯的分界,福瓊和莫理循筆下的中國比哈利弗蘭科和葛烈騰筆下的中國明顯是不同。前者發生在1845年和1894年,後者差不多在1920年。但1894年前的中國更接近我們隊古代中國的想象,貧窮、愚昧但是寧靜、祥和,人們的生活總體而言是自足的,福瓊在寫杭州的時候,還屢屢充滿豔羨,“大街上高視闊步的杭州人都穿着絲綢、緞子、縐紗一類的衣服”,城市富裕奢華,有6萬人從事絲織業;莫理循從上海溯江至重慶,再由宜賓而至緬甸,行程1700英里,對沿途山川風物讚美有加,所見的苦力、商人、教民、士兵也都彬彬有禮。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性情的不同,哈利弗蘭科筆下的中國看起來要糟糕不少,髒、棄嬰、狡詐,到處是亂墳,傳教士們也裝腔作勢、高高在上。僅僅只是20年時間,已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了。短短20年,恰是中國社會發生劇烈震盪的20年,在莫理循這趟遠行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戰爭即告爆發,恥辱性的失敗徹底打碎了老大帝國的僅有的幻覺,原有的倫理和秩序開始瓦解,城市擴張、列強橫行,價值崩塌,上下無所適從。 保羅索魯第二次來中國旅行的時候,是1986年,改開剛有起色,人們的自我意識正從絕對的桎梏中開始甦醒,躁動、野蠻,卻充滿青春氣息,生活仍然清貧,但未來撲面而來,城市的英語角、夜校的補習班以及恢復活力的知識分子,人們很快忘記了那場十年浩劫給予的肉體和精神上的創傷,把所有的不幸歸咎於四人集團,然後愉快地再次上路。 從羅伯特福瓊到保羅索魯,再往後還有彼得海斯勒的《尋路中國》,跨越170年,芸芸衆生,如螻蟻一般,被歷史的浪濤掀起落下,不變的是討生活的韌勁和意志,歷史怎樣變遷,生存的使命始終不變,活着,爭取比別人活得更好。其餘,並不重要。
作者的有一些居高臨下的調侃和調笑,挺讓人不舒服的,好在他主要還是就事論事,也不是太針對某一種文化共同體,至少比船堅炮利的調戲要溫和的多,所以也就不必太憤懣不平了。何況他諷喻最多的是鴉片,這個作用於神經而漫延到精神的尤物實在也是要不得。我們現在幾乎剷除了地面上的鴉片,至於精神的流毒的肅清,還需要假以時日。今天是元旦,是個說吉利話的時候,我們的文化共同體樹大根深,肯定是未來可期,況且春天也不遠了。 巴蜀之地多以女人當家,羌人摩梭人尤遺留母系氏族之風俗,大概是這裏山水縱橫,移居沒有那麼便宜,守成守業,原本是女性更爲專長。男人職責多爲防衛、狩獵,以至於茶馬商旅,船工縴夫,心中惴惴然,既無恆產也無恆心了! 現在在川渝湘黔的一些風景區,還能見到"滑竿″,依舊只是兩竿架一椅,又是四手(肩)並舉,在甲骨文中"興"(興)字就是這個樣子,真是個老傳統。我曾問過抬滑竿的鄉民這名字的來歷,聽上去好像不太安全,他們說竹竿雖滑,但綁縛的結實,彈性十足,輕捷矯健,如在山路上滑行。這些人大多開朗諧趣,雖然總感覺是在苦中作樂,但我佩服他們的通達和堅韌。興邦安國本來應該是那些坐在別人肩膀上的肉食者的事,但從"興"字的原初意義上看,天下興亡,還真的是這些肩手並用的匹夫們的責任。 昭通的原名叫烏蒙。西漢時,設朱提縣、南廣縣、堂琅縣。三國蜀丞相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已定"之後設朱提郡。這裏也是烏蒙山的北端,但烏蒙本來是遙遠的烏蒙部落的名字,應該就是唐時的烏蠻或烏夷,在南詔和大理時期就用做地名了。清雍正九年才改叫昭通的,民國《昭通縣誌稿》:鄂爾泰“奏請皇上賜名昭通,舉前世烏暗者易而昭明,前之矇蔽者易而宣通,則公之所以大造於斯郡者,誠千萬世型仁講義之勳,而非僅一時除殘禁暴之績也,此昭通之所由名也”。但從"烏蒙″到"昭通"可不是輕而易舉。改土歸流是踏破了許多腦袋的。 大理傳國也有三百多年,雖然分成前理後理,讓我驚訝的是段氏“國王共傳22主,其中七人禪位爲僧,一主被廢爲僧”,甚至大理國的官吏都從佛教徒中選拔。近三分之一的國王能禪位,雖然有爲情勢所迫者,但還是能守住青燈古佛,應該也不那麼激烈或決絕,而儒法治國者的權力慾望就要大得多了,不是把持朝政,至死不放手,就是弒父殺兄求上位的,我們崇尚的堯舜禪讓的故事,終究只是傳說。
非常好的個人遊記。作者莫理循,放在19世紀末的中國社會,莫理循綜合素養、眼界與能力,確實屬於斷層式領先,哪怕換成本土身份,也是當時頂層水準。 一、先看硬底子:教育背景碾壓同時代絕大多數國人 莫理循是正經西方精英教育出身: 1. 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學專業,拿到醫學博士學位,系統接受自然科學、邏輯學、人文通識訓練。彼時中國主流還是科舉體系,讀書人深耕四書五經,幾乎沒有近代科學、系統邏輯思維,知識結構完全脫節。 2. 精通多門語言,讀寫能力極強,寫作、思辨、信息整合都是職業水準。晚清能做到熟練運用外語、兼具書面表達與現場觀察的本土人才,寥寥無幾,且大多集中在通商口岸極小圈子裏。 單純論知識體系、學習能力、認知框架,他已經甩開了九成以上傳統士人。 二、“行萬里路”:閱歷與視野不在一個維度 1. 環球遊歷打底 在1894年深入中國西南之前,他已經走遍大洋洲、東南亞多地,見過不同文明、社會形態,是全球視野。而晚清普通讀書人、官員,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本省、周邊府縣,很多人一輩子沒走出過鄉土,對外部世界全然無知。 2. 深度沉浸式考察 他不是走馬觀花觀光,而是徒步穿越險地,直面底層民生、地方治理、民俗弊病(鴉片、瘴疫、基層生計等),還會主動觀察社會運轉邏輯。這種帶着思考的實地調研能力,當時國內只有少數駐外使節、早期維新派具備,屬於稀缺能力。 三、綜合能力:從旅行者到記者、顧問,全程體現頂級素養 1. 紀實寫作:1894遊記細節飽滿、敘事客觀、觀察入微,放到晚清文壇,也是第一流的紀實文筆; 2. 情報與輿論把控:後來執掌《泰晤士報》駐華報道,精準研判時局,玩轉國際輿論,在“二十一條”、一戰、巴黎和會等事件裏,運作能力遠超同期很多北洋官員; 3. 政治判斷力:反對帝制、力主參戰、維護國家利權,格局和遠見,勝過不少身居高位的政客。 四、補充客觀視角 1. 差距本質是時代與文明代差 不是單純“個人聰明”,而是近代西方教育體系、社會環境,賦予了他這套能力。晚清整體社會、教育、資訊、交通全面落後,天然限制了本土人才的成長上限。 2. 並非全能碾壓 他不懂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不通古文、不深諳官場潛規則,這是短板。但放到近代化、全球化、現代實務能力這個賽道里,他就是當時的“頂流”。
從一個外國人的角度看晚清時期的民生狀況,雖然作者具有很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許多言論帶有偏見,當然這是由於時代的侷限性導致的。所以我們的關注點應更多放在他對於當時中國晚清的社會的描寫和感受,以及他在中國旅行的這段時間所經歷的風土人情,都是非常有助於我們去了解那個時代民生現狀以及訪土人情,總而言之,作者的語言有時候相當諷刺幽默,譯者的翻譯水平也很高,這種譯製作品好不好看,六分在原作,四分在翻譯。在此也要對其表示感謝,可以翻譯出如此優秀的一部作品。
2022年八月讀完實體,翻譯的書名叫《1894年,我在中國看見的》。今錄入微讀。 此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角度,讓我們借百年前的外國人之眼去目睹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光景。能夠忍受在語言不通的環境下的長距離徒步旅行,此人已經完成了一個壯舉。 儘管此書的作者會站在傳教士、殖民者的立場去描繪、說明他的所見所聞,我認爲他已儘量用客觀的語言來記錄。誠然,其中不乏反諷的口吻,只不過他諷的對象很多,不僅僅是當時的中國。 “愛具體的人”這句話說得不錯,於我而言,還須加上後半句,恨抽象之事。莫理循的確認爲中國人是異教徒,是“蠻族”的國家,可他亦說此處是文明古國。他同情僱傭的苦力,亦將其中一些人當作友善的旅伴。當然,在途中休息中轉之際,遇到其他傳教士總是令他開懷放鬆的,畢竟他鄉遇故知。 有一件事顛覆了我的認知。當時全國各地都種植鴉片,這東西在人們眼裏已經見怪不怪。因爲它是慢性的,人們在短時間內感受不到威脅,纔會有那麼多人還閉着眼。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國家的生命力,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持久。(現在還有人的思想留在大清呢)正如當下的也門,舉國上下都在嚼阿拉伯茶,國家經濟岌岌可危,如此荒謬,似乎也不會就此忽然崩潰。當時百姓的麻木,或許正是那世道的生存法則吧……當然,我並沒有肯定此事的意思。此書寫明瞭當時人們對罌粟的態度,部分有識之士想要改變現狀,但阻撓他們的不僅是當時打開市場的英國,更有本土的既得利益者。 過去的宗教,在這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教人忍耐,逆來順受,試圖解釋人世間之困窘、苦難都有其緣由,使人認命地麻痹自己。文中“中國女人的地位大體令人‘滿意’,但它決不是西方女人會嚮往的。”這句,是當時人們將自己的遭遇合理化而生的“滿意”,無力改變世界的弱者只能麻木接受。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見過光明。現在的我們,是絕對無法容忍當時非人的待遇的。
此書也許因是翻譯本的關係,好些段句較難理解甚至無法理解,旅行遊記必然是零散的感覺。之所以推薦,它是一本完全是外國(英國)人寫的,以外國人的眼光和觀點見證了中國十九世紀末中國人生存的落後情境,其真實性可比中國人寫的歷史來的真實,不看不知道,看了令人不敢相信。
《1894,中國紀行》這本書中有許多看點,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寫四川種植鴉片之盛,不但徹底擠跑了英國鴉片煙土,還可以向其他省份輸出鴉片,這裏讓我對當年林則徐禁菸失敗,有了更爲深入剖析,作爲當時一般地方官商,在鴉片販賣中獲取大量收益,他們對禁菸是心裏反對,陽奉陰違,再加上英國直接發動戰爭,打敗了清王朝,最後煙土種植販賣簡直成爲一種產業了,在清末出現一次大饑荒,也是土地被用於大量種植鴉片而糧食產生欠缺,終究釀成鉅變! 莫里循在雲南的遊歷,就是爲英國進一步侵略佔有雲南而探路,想想那時中國真的處在存亡十字路口! 結合《我的曾祖左宗棠》來看,正反對比,相當強烈,英俄法忘我之心,此起彼伏!左公在與林則徐交往過程中,深刻洞見危機!也正有左公帶來一幫有血性的湖南子弟東征西討,新疆才能收回,臺灣才能抗法成功,友誼關才能大捷!
一百多年過去了,如果現在有一個英聯邦國家的人以同樣的方式完成一次同樣的旅行,又會發生些什麼故事呢?
值得一看,可以瞭解雲南地理地貌風土人情 以及當時的人文特點,重要的是相對真實。對於作者反覆提及的麻木愚昧野蠻。確實,都喫不飽怎麼能夠文明禮貌呢?!衣食足知禮,但可以看出善良熱情勤勞的根本特性。相信作者知道他們的歷史,因爲他曾經提到,當他們的祖先還是叢林野獸時(比如公元前60年,凱撒的高盧戰記說看到的人樣的碧眼野獸),東邊的西漢已是禮儀之邦,歐的發展是1492後,建立在侵略美洲澳洲的基礎上,才迎來大發展,按作者的看法,這纔是強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