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荷包

本書主要探討兩個問題，即內務府的收入與支出，內務府掌管皇室財政，因此本書叫做《乾隆皇帝的荷包》。 作者運用了大量資料，中文、英文、日文，特別是用了諸多檔案資料，這種啃檔案的精神確實值得敬佩，也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學術態度。 但是缺點就是比較冗長無聊，很多都是數據和表格的羅列。對於我這種討厭經濟史的人來說，真的看的很無聊啊！！只能粗略翻翻，略作了解吧。

歷史的運轉並不在於那些宏大故事中，而是在具體的經濟資源和財政資源的運用和調配的過程中。

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

此書詳細分析了收歸內務府的項目，以及用於乾隆帝的個人消耗和佛教上的資金支出項目，但關於乾隆十全武功與下江南的錢從哪來，則沒有分析，不知有沒有書籍分析這部分的具體支出

超讚的一本書，已入實體，需要借閱的朋友可以私我

“弘曆的荷包”之內務府的錢從哪兒來？“山澤陂池之稅，及關市之資”皆爲天子私奉養，內務府搞錢的途徑也差不多。 內務府有四大收入來源，第一爲清初圈地投充及陸續沒收貪官地產所形成的官莊，交由莊頭管理，租額長期穩定不變，光緒年官莊的面積隨比康熙年擴大六倍，然收入不變，可見官莊的經營管理之差，地租所得長期維持在十萬至十五餘萬兩；第二是關稅的盈餘，清代採取關稅定額制，即交代某關一年的稅額是某某兩，超出此部分的水銀即上交內務府，內務府歲入六十萬至八十餘萬兩，約佔國家財政中關稅收入的15%--20%；第三爲內務府的商業活動，包括販賣東北的人蔘、玉石、皮毛、外國的貢物及開當鋪等等；第四爲利用特權從鹽稅中剝離一些出來，一部分是從鹽政部門直接移交內務府，另外的屬於鹽商們的捐獻。 內務府利用皇權或一般經營特權得來的錢財供養皇室，修廟、修陵等等工程開支，有時候內務府存銀不足時便需要戶部的協助，且戶部的角色相當重要。家天下體制下要真正做到公私分明極爲困難，清代做得相對較好，前元前明則因家國部分，直接導致國家經濟危機。 皇權的代表--內務府直接插手經濟的後果是民間商業力量萎靡，兼之傳統經濟思想的制約，儘管乾隆以來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然而1753年和1812年的關稅收入基本上不變。紙面上的關稅額度沒有變化甚至有所削減，暗地裏各種附加稅則進一步重重打擊民間商業的發展。 修建喇嘛寺廟，內務府有一定的參與，實際上戶部支付一半及以上的開支。信仰黃教之後的蒙古人再不復以往之雄風，蒙古人都變成和藹的佛教徒。清政府通過在北京和熱河大量修建喇嘛廟，逐漸將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心從西藏轉移到北京、熱河，皇帝再利用每年例行的朝拜活動對蒙古王公們進行恩威並施的教育。 弘曆--將大清推上最高峰，同時也是他將大清推下深淵。晚年好大喜功、奢靡浪費，同時透支內務府和戶部，兼之銀價不斷提高、人口迅速增長，大清的危機愈發嚴重。後繼者無能爲力，得過且過。

基於清宮檔案研究皇室財政的專著，揭示乾隆時期皇室財政高度依賴商業性收入的特質，這種以特權壟斷資源、介入商業領域斂財的模式，使得皇室財政與戶部國家財政形成既競爭又共生的複雜關係。乾隆將鉅額財富投入邊疆治理的“宗教長城”戰略，於北京、熱河等地大規模修建藏傳佛教寺廟，以宗教網絡替代軍事威懾的策略，降低了邊疆治理成本，還衍生出寺廟周邊的朝聖貿易圈，間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但過度依賴商人捐輸與官吏罰沒的財政模式，也加劇了乾隆後期吏治腐敗與商業壟斷，成爲清帝國衰落的潛在誘因。作者將經濟史與邊疆政治勾連的視角，呼應“新清史”對多元統治策略關注，深化了“宗教治理”與財政動員之間關聯性討論。不過，全書對皇室斂財與王朝衰敗的因果關係缺乏縱向比較，在章節結構上，邊疆宗教政策與財政主線的銜接顯得鬆散，削弱了整體解釋力。

從歷史看那個時代，書裏數據太多了，看的累[發呆]總結起來 第一，乾隆皇帝存了不少私房錢，這些錢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內務府的官莊和當鋪，二是挪用財政收入，三是鹽商的報銷和貸款利息。 第二，乾隆的私房錢除了用來支付皇室的喫穿住用，遊山玩水，還用來在北京和熱河等地建了大量藏傳佛寺。在這些佛寺裏住着大批喇嘛，還定期舉辦法事。 第三，從乾隆皇帝的荷包可以看出清朝的一些時代特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皇帝自掏腰包建藏傳佛寺，主要是爲了拉攏蒙古和西藏，這說明皇帝本人就是多元一體國家的樞紐。

計量史學與財政史看的不多，本書的文字閱讀體驗也不好，姑且作爲相關領域思維訓練的起點與入門。

把國家的錢往自己的兜裏掙，然後使勁花，這不是敗家子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