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與禾：中華文明4000年融合史

強烈推薦此書： 這是一部4000多年的中華文明的演變史。4000多年前，中華大地上出現了星星點點的史前文化，一路走過商周秦漢、三國兩晉到唐宋元明清，也走過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統的清朝。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古人們是如何突破語言、宗教、習俗的隔閡，互相理解，互相學習，最終塑造了中國的呢？ “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是指哪裏？又有何不同？爲什麼多個朝代的和親獻貢策略會時不時地失效呢，遊牧民族是怎麼考慮的？爲什麼匈奴龍庭不停遷移？鮮卑人創立的北魏爲何執意遷都洛陽？安祿山造反是草原各勢力博弈的結果？金朝皇帝還會被大臣打板子，誰纔是誰的主子？華夏的“任督二脈”是大運河打通的嗎？ 本書從多個角度觀察對中國歷史走向影響巨大的華夏文明與草原文明之間數千年的碰撞、互動、融合過程，尤其強調了兩種文明如何協調自身，如何呼應對方，如何選擇文明“”方向，如何不斷演進，最後融合成璀璨耀眼的中華文明。這是一部宏大的中華歷史作品，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來處，從而更好地理解國家、民族和未來。

我覺得是讓我重新更加全面地看待中國古代歷史的一本書。雖然沒有列出引用的文獻，很多論證邏輯不夠完善或者太絕對，但我覺得依然是很棒的一本書，好像把以前我所學到的中國歷史裏那陰影的一面展示了出來，並且全面的分析了中國的古代史。 以前我的歷史認知裏，對中原王朝、農耕文明之外的遊牧文明瞭解非常少，甚至分不清他們的名字——漢朝是匈奴，到了唐朝是突厥，然後又是蒙古、滿洲，名字不停的變，又都好像是憑空冒出來的一樣，學校的教材裏從來沒有說過他們怎麼來的，有什麼不同，唯一的共同點好像就是都頻繁的侵擾邊境，好像就是不愛好和平，和我們不是一類人。包括兩個很重要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大元和大清，我也不明白他們是怎麼突然變得那麼強大，也不瞭解他們是如何去統治一個多民族、多區域的龐大國家。這些疑問，我原本都沒有深入的視角。 這本書幫我建立起了更全面的歷史觀。關於古代遊牧民族，它讓我形成了兩個重要意識： 第一，在火器時代和工業時代以前，草原和農耕區的衝突是永恆的。草原民族擁有更好的馬匹，帶來了更高的武力值，同時他們永遠依賴我們的糧食、鐵器、布匹。地理環境造成的這種特性差異，製造了無盡的衝突。 第二，相比侵略，遊牧民族其實反而更想要和平、更渴望穩定。他們希望中原王朝或農耕文明能有一個穩定的領頭者，這樣他們就可以持續獲取財富。對他們來說，獲得財富遠比攻城略地重要。目的是獲得財富，最棒的手段是開展貿易，其次是朝貢體系，最次纔是武裝侵略。反過來，農耕文明似乎更關注佔領土地——可能是因爲我們的生產方式需要更多耕地。而對遊牧民族而言，非草原的土地沒有太大用處，他們需要的是那些土地產出的財富。我覺得這個思維方式的差異我還蠻意外的，草原文明似乎更像是現在我們熟知的西方海洋文明的思維方式。 書中還提到一些在傳統歷史教材裏較少涉及的著名改革，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以及滿清爲什麼要大力推行藏傳佛教、蒙古爲什麼信奉藏傳佛教。我對這些有了比較清晰、全面的認識。宗教在我國，尤其是清朝，同樣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不只是歐洲纔有宗教影響邊疆地區，我們的邊疆治理中，宗教也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我對古代政治策略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古代中原王朝對草原勢力的分化、讓他們互相制衡，這讓我聯想到大英帝國。我覺得海洋文明和草原文明很像：它們更傾向於獲取財富、開展商貿，而不是佔領實際土地；同時也會用武力來保障貿易。本質上，古代是農耕文明對抗武力值更高、依賴商貿的草原文明，而今天變成了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抗——這種永恆衝突的模式依然存在。 在民族問題上，我也有一些思考。看書評時常看到很多爭論。我覺得很多時候只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同，不能雙標。我們享受清朝創造的巨大疆域，就不能一邊覺得這是“我們”的領土，視其爲理所當然，另一邊又在罵清朝不好的地方的時候把它視爲“別人”。好像光榮是我們的、壞事全是他們的。既然我們把這段歷史看作自己的一部分，就要共同面對。如果那片疆域是我們應得的，那清朝就是我們的一部分，只能說是內部問題，而不能視他們爲“異族”或“他者”，我覺得有點雙標。 總之，這本書讓我瞭解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以及一個全新的看待中國古代歷史的視角。最近也有體驗騎馬，真實的感受草原文化。期待接下來去大同、去錫林郭勒看元上都，以及去壩上騎馬的旅行，可以更深刻的瞭解草原文明。

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中有云：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原上草的堅韌正象徵着古代以來的草原民族，他們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生存，磨練了生存意志，每隔幾百年就會敲擊一次歐亞大陸。 李紳《鋤禾》中有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們中原是農耕民族，勤奮刻苦是我們農耕民族的基本特徵，爲華夏文明創造了極大的物質和精神文明。 經過幾千年的不斷融合與塑造，應了管道昇《我儂詞》的話： 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 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 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從此華夏再無農耕與草原的戰爭衝突，實現了更大更廣闊意義上的大一統，草中有禾，禾中含草，不可分割。

第810期 | 我們對遊牧文明有什麼誤解？ 2019年9月17日摘抄於得到app，版權歸得到所有。 策劃人：李子暘 和你一起終身學習，這裏是羅輯思維。 今天我給你介紹一本書，中信出版的新書，波音老師的《草與禾：中華文明4000年融合史》。咱們得到裏面有精排版的電子書。 這書名裏面有兩個字，草，野草的草，禾，禾苗的禾。這是兩個象徵物了，說的當然就是農耕和遊牧，這兩種文明方式。爲什麼這本書很重要，因爲它糾正了我們的一個觀念。 晚清的李鴻章有一句話很有名，他說，這西方人來了，是中國歷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聽慣了這句話，難免就有一個心理暗示，讓我們對古代中國有一個想象，本來中國就是一個安靜的山村，日升月落，男耕女織，現在西方人來了，打破了這裏的寧靜，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但哪裏是這麼回事？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中華民族自古多災多難，近代的大變局出現之前，是一個更久遠，更殘酷的文明衝突和融合過程，那就是遊牧和農耕的衝突。波音老師的這本書就是講這個過程的。看完了之後，更新了我很多觀念。 比如，請問，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那個在前？一般的理解是，遊牧文明比較簡單，農耕文明比較複雜，所以，遊牧出現在前，農耕出現在後。不對，事實正好相反。 你想，在農耕和遊牧這兩種生產方式出現之前，人類靠什麼生存？女的採集，男的狩獵，大自然就是我們的糧倉啊，餓了就去取啊。植物摘了帶回家，動物打死帶回家。後來，人類對植物和動物的認識水平都提高了，出去找，就不如自己養了。自己養植物，這就是農耕；自己養動物，這就是畜牧。 那農耕和畜牧，又是哪個在前呢？ 應該是農耕。因爲種子種下去，並不需要人看守，早期甚至也沒有什麼除草施肥這些複雜的操作，基本是靠天收。但是畜牧不一樣，得有很穩定的定居生活，才能把動物圈起來，每天還得照顧，要求的技術水平比較高。而且，只有農耕水平到了一定程度，纔有剩餘的糧食來養動物，有點肉喫，提高點生活水平。 但是請注意：剛纔我們講的，不論是農耕還是畜牧，這時候沒有遊牧。只有當定居到了一定的水平，動物也馴化得差不多了。這個時候因爲氣候等等一系列變化，或者一部分人覺得，把草弄回家給動物喫，還不如趕着動物去喫草，然後才發明了逐水草而居，遊牧生活方式這才分化了出來。所以你看，先有農耕後有遊牧，這個發育順序，和我們原來想當然的看法，正好相反。 那下一個問題就來了：爲什麼遊牧文明後來集中到了長城以北的地帶呢？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線以北。 剛開始可能是混居的。後來，遊牧文明發現他們更適應草原。爲啥？可不是因爲草原上有草。 看看地圖就知道了。歐亞大陸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塊陸地，面積足有5000多萬平方千米。在這片巨大的陸地中央偏北，有一條歐亞草原帶。從歐洲的多瑙河下游開始，到黑海北岸，向東，穿過中亞，一直到中國東北地區的大興安嶺，跨度上萬公里。這條草原帶，在中國的這部分，也就是阿爾泰山、天山到大興安嶺之間，幾乎是一馬平川。 可以假想一下，我是一個先秦時代的人，我要是從北京一帶，走到杭州一帶，距離大概1500公里，但是太難走了。我要跨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每走一段，氣候都不一樣，植被和作物也不一樣，社會環境也不一樣。所以遊牧民族不可能在中原一帶走。 但是如果我騎馬從大興安嶺腳下的草原向西跑1500公里，那就很爽了。我不必爲馬匹準備飼料，隨處都是草場。一句話，南北方向的遷徙路線要比在草原帶東西方向遷徙困難多了。 而且一旦一些大型動物，比如馬、牛、駱駝馴化成功後，草原就變得更誘人了，因爲這些動物可以作爲草原上的運輸工具，甚至可以和人類一起並肩作戰，讓狩獵變得更加有效率。這個時候，遊牧生活就正式誕生了。 你看這個過程：不是有了草原纔有了遊牧。而是遊牧的人最終選擇了草原。這個因果關係也跟我們想象的不一樣。 那又有了一個問題：遊牧文化是比農耕文化落後嗎？答案又是一個“不”。 別的不說，就拿文化和技術的交流來說，遊牧文化是有優勢的。從現在的考古發現來看，草原深處的那些早期文化的墓葬，打開之後發現文明水平一點也不低，甚至比中原文明更高。原因也很簡單，從世界範圍來看，西亞文明當時是領先的。鐵的冶煉和使用、小麥種植、馬車等等，都是從西亞傳入中國的。那傳播通道當然是，先從西亞傳入北方草原，再從北方草原傳入中原。 想想也是，遊牧者對環境的敏感性要比農耕文明高得多。周邊發生了什麼事，天氣是否有變化，附近是否有強盜，是否有野獸等等，最好都能心中有數。而且，遊牧者自給自足的能力差，更需要商人，更能獲得遠方的信息。所以，如果回到幾千年前，誰的文明水平比較高，還真是不好說。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其實是沒有後來的那種鄙視鏈的。 後來的鄙視鏈是怎麼形成的？除了文明水平的差距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原文明有自己的文字，而且有着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連貫的歷史記載。農耕和遊牧在歷史上的碰撞和融合，我們這些後人聽到的，其實都是一面之詞。都是農耕文明自己記載的：遊牧民族如何野蠻和兇殘，農耕文明如何文明和善良， 一方沉默，一方說話，幾千年下來，我們只能是這麼個印象。 波音老師的這本《草與禾》就是想提醒我們兩點： 第一，農耕和遊牧，長城南河北，從來就不是兩個文明。他們在源頭上都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是後來才分居的兄弟。 第二，《二十四史》記載下來的歷史，只是整個中國史的一半。另一半的草原史，因爲沒有連貫的歷史記載，他們故事，連同他們的道理和委屈，都被歷史的煙塵隱去了。但是，就算是這樣，我們還是可以知道，遊牧民族就在中華文明之內。雖然看不到，記載也很少。因爲沒有遊牧民族，中原的農耕文化根本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比如說，中國的概念是怎麼形成的？我們知道：內部凝聚，從來是要靠外部壓力。就像現代中華民族凝聚力，就是在抗日戰爭這個殘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當年的中國概念，也是因爲一場慘禍。那就是公元前771年，西戎攻入鎬京，殺死周幽王，然後周平王東遷洛陽。 現在我們說起這段故事，已經變成了很香豔的“烽火戲諸侯”了。但是在那代人的心中，這和後來的“靖康之恥”“甲午戰爭”差不多，那是創鉅痛深的歷史故事。 我們學春秋那段歷史的時候，有句話可能一直覺得很奇怪。齊桓公成爲春秋五霸，是因爲他打出了一個旗號，叫“尊王攘夷”。尊王，好理解，就是號召大家尊重周天子。而攘夷呢？代表華夏和夷狄死磕。奇怪，他的齊國，不是在山東嗎？他和那些遊牧民族發生了多少大戰，又能贏得了多少尊敬？歷史記載有一些痕跡，但是都語焉不詳了。反正後來孔子評價齊桓公和輔佐他的管仲的時候，說了一句：“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沒有管仲，我們就要變成夷狄了。你看，那代人記得他的功勳，主要是他們和異族之間的戰功。 但是現在我們說起齊桓公和管仲，甭管是小說還是影視劇，都是他們怎麼搞內鬥，怎麼在中原爭霸，甚至怎麼首創妓院，都是更有名的故事了。說明我們現在心目中的歷史，已經是被扭曲了，殘缺了一半的歷史了。 那把遊牧文明放進來，擺脫了中原文明的單一視角，我們又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歷史呢？明天我們接着聊。 羅輯思維，明天見。

要有文明優越性的自信 自1840年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船堅利炮蹂躪之後，知識精英們對以農耕文化爲代表的中華文明逐漸喪失了自信。在工業文明的技術優勢面前，他們甚至開始對遊牧民族卑躬屈膝。本書也秉承了類似的觀點，雖然聚焦於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但卻強調了草原文明的文明程度並不遜色於傳統中原文明，只是他們沒有文字流傳作爲記載，有內藤湖南的影子。 我認爲，作者忽略了糧食和人口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性，首先應該承認農耕民族就是比遊牧民族先進，因爲農耕社會在食物生產效率上比遊牧民族高，有利於人口的繁殖，這是不爭的事實。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的一段往事，我小時候宣傳《草原英雄小姐妹》爲了救護生產隊的羊羔而凍傷的故事。當時我們小孩子很天真羨慕的問大人，牧民是不是每天都能喫肉呀？如同現在的孩子覺得農村多好，每天可以喫到自己養的新鮮雞蛋，家禽和豬肉，因爲自己養的嘛。 實際上，畜牧業的產出轉化率相較於農耕種糧食的效率較低。牧民們捨不得食用牲畜所生產的肉蛋奶等產品，往往需要用它們去換取糧食。這讓我想起了與青島嶗山漁民的交談，他們回憶起兒時的艱辛，需要揹負着魚乾前往內地換取糧食。在棉花尚未廣泛種植的時代，禦寒也是一大難題，因此關外地區的人口死亡率相對較高。人們在生存壓力之下，被迫成爲強盜以搶劫爲生。 此外，本書關於商朝青銅鼎鑄造的目的是爲了傳播文化的論述，實際上存在一定的誤解。在當時，青銅器並不僅僅是文化輸出的象徵，更是一種強大的力量體現。青銅器的問世，代表着當時已經掌握了先進的冶煉技術(需要高達千度以上的高溫),從而鍛造出了鋒利的武器和堅固的鎧甲。然而，大型冶煉過程對於原料和燃料的需求極爲龐大，這隻有在農耕定居的社會中才能夠得到充分滿足，因爲這種社會擁有充足的人力來採集豐富的燃料和原料，而遊牧部族則難以滿足這些要求。因此，青銅鼎的鑄造實際上是一種基於資源和人力的優勢所形成的綜合實力展示。 在農耕社會中，糧食的儲藏成爲了一種可能。相比之下，遊牧民族的放牧模式並不具備定居的條件，有時甚至不得不淘汰老弱病殘，導致經驗無法傳承和積累。只有當農耕社會形成定居並發展出城市時，足夠的人口才能支持階級分化的出現。隨着階級分化的發展，教育和文化得以興起，進而催生了文字的出現，使得知識得以積累。正是這一系列的演變過程，最終促成了高度文明的發展。 在此，我們暫且不談西方所謂的僞史論，而是根據現有的西方正史來看，地中海文明的羅馬帝國正是在適宜發展農業的亞丁寧半島崛起，從而積累發展出城市和文明。世界現存的三大文明源流——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皆是建立在農耕社會這一基礎之上的。 中原王朝長期以來對草原民族的侵擾，一直難以找到與對方決戰的機會。深入大漠後，後勤補給始終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直到清朝時期，才找到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法，那就是宗教的力量。乾隆皇帝曾寫下了這樣一句名言：“一座喇嘛廟，勝抵十萬兵”。這句話意味着，通過建立喇嘛廟這樣的宗教設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遊牧民族的力量，從而更好地維護中原王朝的統治。 草原民族在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的貢獻，是新鮮血液，爲中華民族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遊牧民族身處惡劣的生存環境，卻憑藉着頑強的毅力和強悍的個體實力，一旦接觸到中原地區的先進技術(如馬鐙、鐵器刀劍、火藥、攻城機械等),便如同虎狼添翼，成爲推動歷史進程的重要力量。無論是鮮卑、隋唐、蒙古還是滿清，這些北方的新鮮血液都在中原技術的滋養下，得以崛起，顛覆舊有秩序，橫掃天下，但應該充分認識到是野蠻摧毀文明，每個王朝的覆滅（宋，明和清）都伴隨大量文化和文物的毀滅，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任何彪悍的開國氏族都難以逃脫三代衰落的命運。當一個朝代走過了140年，戰鬥力退化，但會發展燦爛的文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再苟延殘喘100年，基本上就意味着改朝換代的時刻即將到來。在這個關鍵時刻，中華文明以其獨特的包容性和融合力，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創新發展，使得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始終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本來是一本非常好的書，也非常推薦，但是作者的有些觀點實在無法認同。 “中國是一個僞裝成國家的文明。” 中國人背後的詞含義豐富，我們在說“我是中國人”時，是說自己是華夏子孫，是在歷史裏締造這個民族的三皇五帝、唐宗宋祖，是文人墨客，是琴棋書畫，是君臣父子，是推己及人，是齊生死一物我，是忽必烈，也是朱元璋，還有亭臺樓閣、長江大河。 我完全認同作者所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可以從草與禾的融合來看待。中國或者華夏代指的，是以上所有融合後的產物。並且草原文化也有其先進性、創造性、獨特性，特別是其在冷兵器時代的軍事力量與對待商業的態度。 但是中國的根，到底是什麼，這些燦爛的文化遺產又是怎麼創造並且保留下來的。我認爲把草原文化放到完全與農耕文化對等的地位，有失偏頗，尤其是對於商朝青銅器工藝來自西方的闡述，字裏行間還有貶我揚人的態度！！ 中華文明能一代代創造並傳承，與我們的特有的地緣政治、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並且就是這一方土地上的人，由於上述原因，創造出來以農爲本的體系，不管世界怎麼變化，人類是否會衝出地球，世界是否會重啓，都要回到農耕形式上來。 在我心目中，農耕文化永遠優於草原文化與海洋文化！！ 農耕文化是創造，是和平！草原與海洋文化是交易，是擴張！！ 我們需要好好理解什麼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本書視角獨特，不同於傳統的史學敘事，值得一看，當然，也有不少皇漢的擁躉，覺得貶低了傳統華夏的地位。 文明，是歷史的產物，是一定物質條件的產物，必然是一定地理條件限制下的產物。 中華文明就在幾千年的草與禾的鬥爭中不停的融合，不停的發展，鑄就了不朽的輝煌。 今天，我們面臨着傳統的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激盪與鬥爭，回望歷史，我們必須秉持開放的心態，擁抱變革而不是拒絕變革，在曲折的全球化歷程中勇立潮頭，把我們的文明傳承好、建設好，是我們這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對歷史的貢獻、對人類的貢獻。任何唯我獨尊的念頭，孤立封閉的做法，只會導致自身的衰落。 20多年前，我們視世貿組織爲洪水猛獸，如今，特朗普已經把美國的大門關上，這就是攻守之勢異也。在如今變革的關口上，我們一方面對外開放的大門要打開，另一方面，對內開放的壁壘更要革除，真正做到公平公正的市場條件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聚天下精華，鑄就和平繁榮的千秋基業！

前些年曾讀過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國史》，高先生已經指出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只看那個“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的華夏曆史，那就只看到了中國史中的一半——漢族視角的那一半。高先生的書敘述了對中國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另一半——主要少數民族的歷史。書中也不可避免地體現出少數民族與漢族政權的互動，和與戰，交流與融合，有時候對漢族政權的一場敗仗彷彿推倒多米諾骨牌，會引發從北亞到歐洲的一串連鎖反應……但那本書的重點畢竟在於把少數民族作爲中國史的主角推向前臺。我們還必須讀波音先生的這本《草與禾》，才能清晰地看到那條歷史的脈絡和那片宏觀的圖景：北方草原地區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究竟是怎樣熔鑄成今天統一的中華民族的，他們各自有着怎樣的特徵，怎樣初步接觸，怎樣反覆互動，怎樣嘗試了單一華夏政權、單一草原政權，分別以華夏和草原文化爲主體的混合政權，直至大一統政權，雖然屢屢統一失敗，但融合終歸是歷史的大勢。這本書所提供的視角和思維方式，是極其有價值的。推薦閱讀。

文明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的、動態的歷史過程。融合之路步步遞進，也反反覆覆。推動文明融合的幕後力量，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一方，而是十分複雜的。華夏自身在不斷演進，草原自身也在不斷演進。同時，對於文明融合來說更重要的是，華夏與草原面對彼此時，也在不斷調適自己的戰略。

可讀，宋之前可看，進入元明清後作者歷史立場就歪了，一個人是環境，文化，教育的共同產物，作爲蒙古族作者對征服王朝具有美化傾向，相對的也誇大了元朝的歷史地位，在描述元朝和清朝時，書中傾向於強調其“天下一家”的包容性，而對於征服過程中帶來的巨大破壞、民族壓迫政策（如元朝的四等人制、清朝的剃髮易服）則輕描淡寫。爲了強化草與禾的二元對立觀點，青藏高原的吐蕃（藏系文明）、西南的山地民族以及沿海的海洋文明，在書中被嚴重邊緣化或完全忽略。這種“非草即禾”的二分法，實際上抹殺了中國多民族融合中的其他重要維度。另外作者簡化了歷史的複雜性，滿篇都是可能不可能之類的推測性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