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爲什麼會減少

《人性中的天使》核心觀點是：人性並非被自私主導，合作、共情、利他等“天使性”是人類演化中形成的核心本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力量。 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爲三點： 1. 顛覆“人性自私”論：反駁“人性本惡”“自私是生存唯一法則”的觀點，指出人類在演化中，除了競爭，更發展出合作互助的生存策略。 2. 解析“天使性”的來源：從生物學（基因傾向）、心理學（共情能力）、社會學（社會規範）等角度，論證利他、公平、寬恕等“天使特質”的科學依據和形成機制。 3. 探討“天使性”的實踐價值：說明個體如何培養自身的善意，以及社會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如激勵機制）激發羣體的“天使性”，以應對沖突、促進共同繁榮。 說實話，我並不認同“人類暴力會隨文明發展持續下降”的說法，覺得暴力從未真正消失，只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演變出了各具特色的形態，從古代的部落衝突、近代的戰爭，到現代的局部對抗等，其根源、發生場景和表現形式雖變，但本質未減，沒法用“下降”簡單概括。而且現在所謂的相對和平，並非文明自然帶來的穩定，更像是核武器威懾下形成的脆弱“微平衡”，是靠威懾維繫的特殊階段，只是暴力的代價大小罷了。 至於人性中所謂的“善良、共情、公平感”，我也不覺得是純粹的本能向善，反倒認爲它們源於基因自我選擇、自我保護的利己本能——人們表現出這些，核心是怕自己遭遇分配不均、利益受損，是從自我角度考量，而非真正的純粹利他或出於真善美。對於未來，我也不看好暴力會延續“下降”趨勢，若各國因經濟、國際地位等產生髮展矛盾，“囚徒困境”可能會讓大家傾向“先下手爲強”，屆時爆發的暴力或許會比以往更具毀滅性。不過，即便帶着這樣的悲觀底色，在接觸相關書籍時，我也能認可作者邏輯的合理性，只是覺得其觀點偏於樂觀，推測作者或許是想借這份樂觀鼓舞他人、推動世界向好，而我自己習慣帶着質疑視角看書，即便書中部分觀點與我的認知有偏差，也確實爲我的悲觀心態增添了些許樂觀因素 。 是適合我看的一本書。 附上書本簡概內容，以備日後回憶。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各章主要內容如下 ： 第1章 陌生的國度：描述了史前人類、荷馬時代的希臘、希伯來《聖經》時期、羅馬帝國和早期基督徒等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和暴力水平，展現了人類歷史上暴力的存在和表現形式。 第2章 平靖進程：指出人類從狩獵、採集和園藝社會向農耕文明過渡時，無政府自然狀態下的常規劫掠和打殺減少，暴力死亡下降到原來的1/5，這一和平階段被稱爲“平靖進程”。 第3章 文明進程：從中世紀晚期到20世紀，歐洲國家的兇殺率下降了10-50倍，作者將這一暴力下降趨勢稱爲“文明進程”，認爲中央集權大國的形成以及商貿發展的架構對此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4章 人道主義革命：探討了17和18世紀“理性時代”和“歐洲啓蒙運動”時期，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推動廢除專制、奴隸制、決鬥、嚴刑逼供等暴力形式，形成了和平主義的第一個高潮，即“人道主義革命”。 第5章 長期和平：二戰結束後，超級大國和發達國家之間停止了彼此之間的戰爭，這一時期被稱爲“長期和平”，作者分析了長期和平的根源。 第6章 新和平：自1989年冷戰結束，各種武力衝突在世界範圍內一直在下降，儘管從新聞報道中難以察覺，但這一趨勢被作者稱爲“新和平”。 第7章 權利革命：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標誌着戰後時代的到來，人們對少數族裔、婦女、兒童、同性戀的暴力侵犯和虐待動物等較小規模的侵犯行爲越來越反感，民權、女權、兒童權利、同性戀者權利和動物權利等人權概念的延伸逐一登場，作者將此階段稱爲“權利革命”。 第8章 心魔：剖析了將人類推向暴力的“五個心魔”，包括捕食或工具性暴力、支配欲、復仇心、虐待狂和意識形態，指出侵犯性是多種受環境觸變、內在邏輯、神經生物基礎以及社會分佈形態影響的心理系統的共同產物。 第9章 善良天使：闡述了將人類帶離暴力的“四位善良天使”，即移情、自制、道德感和理性。移情讓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制使我們能抑制衝動，道德感將規則和戒律神聖化以約束行爲，理性則引導我們超脫有限視角，思索改善生活的途徑。 第10章 讓天使引導我們：總結全書觀點，提出對未來的展望。作者指出，國家和司法壟斷武力使用、商業發展、女性賦權、世界主義的力量以及知識和理性的作用等外生力量，有利於人類的和平動機，驅使暴力成倍下降。

平克以跨學科數據論證：人類暴力在發生率、殘酷性、死亡佔比上呈長期下降，我們正處於歷史上最和平的時代；關鍵在於文明與制度激活“善良天使”、抑制暴力心魔。 美國的行爲證明戰爭暴力成爲必不可少。

平克的書，都很長，但讀起來不累，原因是他超強的駕馭語言的能力。本書對暴力下降的論述相當硬核，尤其是N多的統計學圖表，讓人不得不相信。 但我始終對這一結論表示懷疑，爲何？原因是我看不到人類的未來，即便今天的我們手持智能機，即將進入AI時代。我認爲人類心智跟5000年的祖先沒有差別，雖然有了強有力的利維坦和蓬勃的全球貿易，但文化和思想的偏見卻毫無改善。尤其是當今世代，全球的思想被西方主導，而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裏埋藏着血腥與毀滅。 相信平克的人性善良天使論，就如看着後視鏡開車，危險的很。這讓我想起黑天鵝和火雞問題，感恩節的時候，火雞們永遠不知道，美好的生活在感恩節的時候戛然而止，而且將要付出覆滅的非對稱代價。與其相信平克的觀點，不如相信塔勒布的哲學。這個世界是凸性的，非對稱風險無處不在，未來是不確定的，人類的科技越發達，就距離整體覆滅越近 。 人類如果按照現在的狀況一直沉淪下去，要不了多久，核大戰必然發生。將會摧毀當今的一切，空留一時繁華。還好，現在的中國已經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央，但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文化和擔當，不知道天人合一的體認文化將會怎樣塑造整個人類，最重要是西方主子們也不認可我們的文化，確切的說，他們看不懂我們的文化，這就是所謂的遮蔽性。 能拯救人類的只有東方思想，這是關於體認的思想，是關於心的文化；而西方的思想是關於思辨的，是關於腦的文化。 當今的大部分同胞都沉浸在對西方文化的崇拜與迷戀之中，看不到儒釋道三家的學問底層，更看不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西方化的結果只有一條，共同覆滅。

我覺得這本書對我最大的一個改觀在於我內心暴力形象的徹底轉變，內心關於暴力一團模糊混亂的認知，逐漸有了架構、骨肉、甚至是它本身的形象和邏輯，暴力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我也不再懼怕暴力本身和我身體內湧動的類似衝動。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暴力徹底讓我感到迷惑的，可能是某樁匪夷所思的新聞，某件成長過程中從天而降的糟糕事件，面對暴力的發生，你會覺得難以去信賴和理解人類，更深的，作爲人類一份子，會覺得我又是怎麼樣的存在，把情感當成一件完全感性的東西很明顯是不容易的，你總是會感覺到感情背後那一套套沉默不語的神祕東西。 說真的，看完這本書長舒一口氣，覺得自己可真是較真，當然作者本人要更較真一些，這種感覺就是，我和作者兩個人彼此拉開小板凳，一個拿出小黑板和計算器，一個拿出小本本開始記·······（skr） 歸零，作者一摁鍵，從非常遠古的時代就開始講起，霍布斯陷阱/利維坦模型/博弈論/腦科學/數據統計/建模/心理學探索，當他說出一個非常隨意的名詞，似乎全球人都知道的那種，那就要小心了，這是詭計，因爲你一查就會在百度上找到一個足以持續震撼十分鐘的概念，奧姆真理教/恆河猴實驗/薩德侯爵/滴流畫/海兔/烏比剛湖效應/熵……我很驚奇，一個人得活多久修煉成什麼級別，纔會對這麼多知識有這麼龐大和清晰的整理。 根據這本書的觀點來講，我們正生活在暴力新聞的誘導中，爲了引起我們神經的興奮，媒體建造那些危機四伏的新聞，但實際上從數據統計上來看，暴力事件是正在減少的，人們總喜歡對過去抱有懷念，可能是因爲單純的掌控感吧，人們會想，夢會唐朝，修建大唐不夜城，但因爲安史之亂沒有視頻沒有前線記者送來第一新聞，所以人們很難想到，大唐的輝煌敗落時必有慘痛的過程 ，安史之亂的死亡人數和程度排列在世界前十······ 這麼一想，我覺得一直籠罩在被拐賣割器官的恐懼中的我，終於能大膽一點了哈哈哈 除非少數的兇殺案具有明確目的，更多的案件起於一時衝動，可能是停車場的剮蹭，可能是文化造成的偏見，暴力案的雙方都是普通人。而最讓人納悶的希特勒，令人無法接受的，他也可能抱着一種看似光明的願望。 書中很多觀點，對於人的認知都是一種解構重塑，實在讓人驚奇。 最後獲益匪淺的，我可能再也不會覺得擼起袖子幹架徹底擊敗誰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了，也不會覺得使用暴力的人是純粹的邪惡，影響因素已經孕育了N年，它本身變成了一個複雜難解的事情，當你看完這本書後，暴力會變爲本身的樣子，就僅僅是暴力這個東西而已，對於體內的善意和同情也變爲了本身的樣子，就僅僅是一種情感而已。 我依然覺得，每個人黑白皆藏，善惡皆有，區別在於邏輯體系的思考和選擇，我們選擇了暴力或者善良，是人砍倒了樹，而不是斧頭。

1，對暴力變化趨勢是在上升還是下降的判斷也離不開我們對人性的理解。雖然基於生物學的人性理論通常將暴力視爲宿命，心智白板論認爲暴力是後天生成的。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人類之初的自然狀態和人類歷史進程的開端？覺得暴力在增加的人認爲，我們創造的世界已經毒化了人類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經無法逆轉；而覺得暴力在減少的人認爲，我們的起點確實很低，但文明將我們引向崇高，我們可以期望這一向上的進程將會持續下去。 2，暴力的邏輯 達爾文的理論告訴我們，生命爲什麼具有現在的特質——不僅是機體的特質，還有決定其行爲的基本思維模式和動機。《物種起源》出版150年之後，自然選擇論在實驗室和野外得到大量證實，並被來自數學和科學新領域的思想充實，從而形成了對生命世界的一套系統的新理解。這些領域包括遺傳學，它解釋了使自然選擇成爲可能的複製因子；還包括博弈論，它勾畫出在一個存在其他智能主體的世界裏，各有追求的單個主體的命運。 爲什麼進化竟然允許一個生命尋求傷害其他生命？答案並非如“適者生存”所說的那樣簡單。《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顯然認爲，人們對司空見慣的生命世界往往缺乏反思，他力圖通過結合了遺傳學和博弈論的現代進化生物學，幫助他的讀者增加對生命世界的理解。他要讀者將動物想象成按照他們的基因設計的“生存機器”（基因是在演化進程中唯一不斷地複製自己的主體），然後推想這些生存機器會如何演化。 對於某個生存機器來說，另一個生存機器（不是前者的子女，也不是其他近親）是它環境的一部分，就像一塊岩石、一條河流或一塊麪包也屬於它的環境一樣。這個充當環境的生存機器可以製造麻煩，但也能夠被加以利用。它同一塊岩石或一條河流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它往往會還擊。因爲它也是機器，擁有寄託着其未來的不朽基因，而且爲了保存這些基因，它也不惜赴湯蹈火。自然選擇有利於那些能夠控制其生存機器並充分利用環境的基因，包括充分利用相同和不同物種的其他生存機器。 任何人，只要見過鷹撕碎歐椋鳥，成羣的蚊蟲叮在一匹馬身上，或者艾滋病毒漸漸地吞噬一個男子的性命，就會對生存機器冷酷地利用其他生存機器的方式有第一手的觀察。在大部分生命世界裏，暴力是默認選項，是某種不需要解釋的存在。當受害者屬於其他物種時，我們將進攻的一方稱爲捕食者或者寄生蟲，但受害者也可以是同一物種。很多不同種類的動物都有殺嬰、手足相殘、同類相食、強姦、致命傷害這樣的記錄。 道金斯還措辭謹慎地解釋了爲什麼自然界中不存在大規模的血腥殺戮。首先，動物不傾向於傷害自己的近親，因爲任何促使動物傷害親族的基因，都極有可能傷害親族體內所攜帶的自己的基因副本，所以自然選擇過程淘汰了有自傷害傾向的基因。更重要的是，道金斯指出，與岩石和河流不同，生物傾向於反擊。任何一個進化出暴力傾向的生物體，其所屬物種中的其他成員也必然（在平均水平上）進化出同等的暴力能力。如果你攻擊你的同類，你的對手可以和你一樣強壯、一樣好鬥，而且裝備同樣的武器和防衛手段。攻擊同類會傷及自身，是一種極有力的選擇壓力，它排斥了不加選擇的進攻和消耗，也排除了暴力的“壓力”釋放說和大多數民間暴力理論，比如嗜血、死亡願望、殺手本能，以及對毀滅的渴望、索求和衝動。進化中的暴力選擇永遠是策略性的。物競天擇的結果是，生物只有在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成本的情況下才會動用暴力。智能物種特別具有辨識力，他們巨大的腦容量不僅讓他們能夠計算進化全過程的平均勝算，而且能夠精確計算特定情況下的成本收益。 當同一智能物種的成員間關係進入暴力邏輯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是霍布斯的自然世界。《利維坦》中有一段名言，霍布斯用簡短的篇幅分析了暴力的動機。他的分析至今無人能超越： 因此，在人類的天性中，我們發現存在三個造成爭吵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猜疑，第三是榮譽。人們攻擊他人的第一個原因是求利，第二個原因是求安全，第三個原因是求名譽。在第一種情形下，人們使用暴力奴役他人、他人的妻子兒女和牲畜。在第二種情形下，則是爲了保護自己。在第三種情形下，則是由於一些瑣事，比如一言一笑、一點意見上的分歧，以及任何輕視他們的跡象，無論是直接指向他們本人，或是針對他們的親友、民族、職業或名字。 霍布斯認爲，競爭是能動主體追求自身利益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今天認爲競爭是進化過程固有的組成。誰能夠將競爭者逐離有限的資源，如食物、水和理想領地，誰就能夠得到更大的機會繁衍，在數量上超過競爭者；誰能夠適應這一競爭，誰就能夠在這個世界生存。 我們也知道，爲什麼“妻子”也是男人應該競爭的一種資源。在大多數動物中，雌性動物在後代身上的投資都大於雄性。對哺乳動物而言，這一點更加顯著，母親在體內孕育後代，並在孩子出生後照顧他們。一個雄性可以和數個雌性交配，以增加繁衍後代的數量——同時可能讓其他雄性沒有後代。而雌性即使和多個雄性交配，也無法增加生育的數量。因此，在許多物種中，包括人類，雌性的生育能力就是稀缺資源，成爲雄性競爭的對象。但所有這些並不等於說，人是由基因控制的機器，強姦和攻擊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原諒的，婦女只是被動的性感戰利品，人都是試圖儘可能多地生養孩子；也不等於說，人不受文化的制約。這些觀點都是對性選擇論的誤解。 爭鬥的第二個原因是缺乏自信。在霍布斯的時代，缺乏自信意味着“恐懼”，而不是“羞怯”。第二個原因是前一個原因的結果：競爭產生恐懼。如果你有理由懷疑你的鄰居，感覺他蓄意將你從競爭中剷除，就是說，要殺死你，那你自然會想到要先發制人，搶先幹掉鄰居，從而保護自己。即使你是一個連蒼蠅都不願意傷害的人，只要你不想放棄，不想被殺，你就會感到要去殺人的誘惑。悲劇在於，你的競爭者也完全可能因同樣的計算而憂心如焚，儘管他也是一個連蒼蠅都不願意傷害的善良之輩。事實上，就算他知道你本來無意冒犯，他還是有正當的理由憂慮，他會認爲你滿心疑竇，擔心他將要傷害你，因此準備消滅他；而你也有同樣先下手爲強的動機。以此類推，無限循環。政治學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做過一個類比，持槍的屋主和持槍的竊賊，爲避免自己被射殺，都有先開火的動機。這一悖論有時被稱爲“霍布斯陷阱”，在國際關係領域，則被稱作“安全困境”。 智能主體怎樣才能讓自己擺脫霍布斯陷阱？最顯而易見的方法就是威懾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準備充分，挺住初次打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項可靠的威懾政策會打消競爭對手出於謀利而進行侵犯的動機，因爲回擊產生的成本可以抵消進攻的全部預期收益。同樣，因爲你承諾不會率先動手，對手失去了出於恐懼而進行侵犯的動機。更重要的是，因爲威懾消除了進行第一次打擊的動機，也就減少了對先發制人的需要。威懾政策的關鍵在於威脅報復的可信度。如果你的對手認爲第一次打擊就足以消滅你，他當然沒有理由擔憂報復。如果對手認爲，一旦發生攻擊，你有可能理性地剋制報復行動，那他就會利用你的理性攻擊你且不受懲罰。你只有持守承諾，不暴露軟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且錙銖必較，唯此威懾政策纔會有效。因此，我們也就明白爲什麼些許小事——一個字眼兒、一聲冷笑或任何一點點輕蔑的跡象，都能夠引發爭端。霍布斯稱之爲“光榮”，常用的說法是“榮譽”，而最準確的用詞應該是“信譽”。威懾只能用暴力威脅來遏制暴力，因此這一政策能夠確保的和平是非常脆弱的。各方必須對任何失敬的信號，哪怕是非暴力的輕蔑，做出宣示實力的暴力反應，因此，一種暴力行爲可能導致另一種暴力行爲，進入無休無止的復仇循環。自利偏差是人性的一項主要特徵，這一特徵讓各方相信自己的暴力是正當的報復行爲，而對方的暴力是無端挑釁。 霍布斯的分析適用於無政府狀態的生活。他的著作的標題指出了擺脫困境的途徑：利維坦，即君主制或者其他體現民意並壟斷武力使用權的政府權威。利維坦通過處罰侵犯行爲，抑制了侵犯的動力，從而化解了先發制人的焦慮，也打消了每個人爲證明自己的決心而時刻準備出手的緊張感。因爲利維坦是一個公正無私的第三方。利維坦的邏輯，在每一個暴力行爲中，都有三個利害關係人：侵犯者、受害者和旁觀者。三方都有暴力動機：侵犯者要捕獲受害者，受害者要進行報復，而旁觀者要儘量減少另外兩方爭鬥產生的連帶傷害。兩個參戰者之間的暴力可以稱爲戰爭，旁觀者壓制參戰者的暴力可以稱爲法律。簡而言之，利維坦理論就是法律好過戰爭。 因爲沒有資料，人們可以隨意揣測原始人的生活狀態，當然很快也會有人提出相反的理論。霍布斯的對手是出生於瑞士的哲學家讓-雅克·盧梭，他的觀點是：“沒有什麼（人）能夠比處於原始狀態更溫和……野蠻人的例子……似乎確證人類本來應永遠停留在這一狀態，以後的種種改進……都是指向物種的衰敗。” 雖然霍布斯和盧梭的哲學遠比“混亂殘暴短命”對“高貴的野蠻人”這一簡單概括更深奧精妙，但他們對自然狀態下的生命抱有的成見引發了長久的爭議，一直延續到今天。在序言中所說，以生物理論解釋暴力導致宿命論，而浪漫人性論則對人類充滿樂觀，這兩種觀點都是本末倒置。 3， 喬治·奧威爾最早提出這一構想：“統治的祕密就是將相信自己一貫正確和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的能力結合起來。” 自欺是一種奇特的理論，因爲它本身就是一種矛盾，一種叫作“自我”的東西，同時是欺騙者和被欺騙者。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證明人們很容易陷入自利偏差，比如肉鋪的秤，總是有誤差，而且總是對肉鋪有利。但是，要證明人們的自欺傾向並非易事。 在人們評判他人行爲和評判自己行爲的標準之間，存在一個差距，這就是典型的自利性偏差。 自利者真的真心實意地認爲他們的行爲是公平的嗎？或者，只是他們大腦中的一個有意識的“政治公關”告訴他們要這樣說，還有一個下意識的“自我”明白什麼纔是真實的？爲了找到答案，心理學家設計抑制有意識思維，他們要求一組實驗參與者在評估實驗，包括裁決他們（或其他人）的行爲是否公平的同時，牢記一個七位數的數字。在有意識思維被分神的情況下，可怕的實情顯露了出來：參與者對自己的評判與對他人的一樣嚴厲。這印證了特里弗斯的理論：在人們的頭腦裏，真相是一直存在的。 雖然認識人類自身不完美的真相屬於我們最痛苦的經驗——弗洛伊德有一整套防衛機制來推遲這可怕的時刻，這些手段包括否認、壓抑、揣測和反向形成——但是，至少在原則上，認識我們自身的真相還是有可能的。它也許需要嘲諷，需要爭論，需要時間，需要被分神，但是，人有能力認識到自己不是永遠正確的。說到底，我們還是不能在自欺這個問題上自我欺騙。 一旦人認識到我們心理上這種宿命的怪癖，我們的社會生活，以及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看起來都變了個樣子。不僅是每一個爭端都有來自兩個方面不同的故事，而且雙方都堅信自己的版本，也就是說，雙方都堅信自己是無辜的、長期受到侵犯的受害者，而另一方是邪惡和危險的虐待狂。各方都有自己對事實的歷史描述和數據，並對之堅信不疑。 比如： • 十字軍是宗教理想主義的浪潮，雖然有一些過分行爲，但它給世界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碩果。十字軍是一系列針對猶太社區的暴行，是歐洲漫長反猶歷史的組成部分。十字軍是對穆斯林家園的野蠻入侵，是基督教侮辱穆斯林的漫長曆史的發端。 • 美國內戰是廢除邪惡奴隸制的必經之路，它保護了一個以自由和平等立國的國家。美國內戰是中央集權的權力爭奪戰，目的是要摧毀南方的傳統生活方式。 敵對雙方的分歧不僅在於他們各自相互競爭的說辭，還在於他們量度歷史的歷法，以及在他們的記憶中事件重要性的順序。衝突的受害者是一絲不苟的歷史學家和記憶的耕耘人，而施暴者則是實用主義者，堅定地立足於當下。本來，我們一貫認爲歷史的記憶是好事情，但是每到歷史事件被牢記爲一塊無法癒合的傷口而呼喚平反的時候，它很可能就是在召喚暴力。“牢記珍珠港！”以及“牢記‘9·11’恐怖襲擊事件！”這些口號不是在建議人們重溫歷史，而是戰鬥的號角，帶領美國人介入戰爭。 與受害者過多的記憶相反，施暴者的記憶往往太少。一次衝突事件，無論是室友爲學年論文吵架，還是國家發動世界大戰，事件的各方都相信自己是正義的一方，並且還有歷史記錄支持自己的觀點。但是，這些歷史記錄中的一些內容很可能是一些彌天大謊，也很可能只是由於偏見省略了一些我們認爲有意義的事實，同時神化了另一些陳年舊賬。現實令人不安，因爲我們認識到，就分歧而言，對方很可能是對的。我們很可能過於自以爲是，將會彼此攻擊對方堅信不疑的立場，沒有人會尊重對方，因爲每個人都能看得見對方自欺欺人的弱點。 比如，今天幾乎沒有美國人會非議“最偉大的一代”參加正義之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是，當重讀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富蘭克林·羅斯福發表的歷史性演講，我們仍然會感到某種不安。這篇演講是受害者控訴的典範。演講中可以找到全部鮑邁斯特實驗的元素對記憶的癡迷（“它將永遠成爲國恥日”），受害者的無辜（“美國與那個國家一向和平相處”），入侵行動的瘋狂和殘暴（“這種卑鄙和怯懦的進攻”），傷亡的慘重程度（“昨天對夏威夷島的進攻給美國海陸軍部隊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很多美國人失去了生命”）和報復的正當性（“美國人民一定要以自己的正義力量贏得……”）。對今天的歷史學家來說，這些響亮的言辭，從最好的角度看，也是似真非真。美國已經對日本實行嚴厲的石油和機械禁運，並預計到日本可能發動襲擊，保證了儘量小的軍隊傷亡，最後則是因爲在珍珠港喪失的2500人而犧牲了10萬美國人的生命，將無辜的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最後的勝利還是通過燃燒彈和原子彈才取得的。扔在日本平民頭上的原子彈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戰爭罪行。 在沒有合適的第三方出面質疑孰是孰非的那些問題上，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戴上心理學家的眼鏡，看看惡魔是如何覺得自己是有德之士的。不過，戴上這副眼鏡，讓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當你看到“試試從希特勒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時，千萬留心你的血壓——此外也可以從本·拉登的角度。然而，即使是希特勒，也像所有有感知的生命一樣，有自己的觀點。歷史學家告訴我們，他的觀點甚至可以說是道德高尚的。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未曾料想的突然戰敗，並得出結論：戰敗原因是內部敵人的背叛。他對戰後協約國謀殺式的食品封鎖和報復性的戰爭賠款義憤填膺，他還見識過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混亂和街頭暴亂。而且希特勒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有自己的道德觀，相信英雄式的獻身能夠帶來千年盛世。

說實話，本書我並沒有真的看完。原因很簡單：本書是採用大量數據的堆疊，來爲作者的結論——也就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做輔助證據。而其數據只統計肉體層面的暴力、兇殺率、戰爭發生的概率等，所以在這個維度上，作者對暴力的定義比較單一，並沒有將廣泛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隱性暴力，也就是精神暴力和更宏大的結構性暴力納入其中。 現實中，家庭中的語言暴力與情感操控、社會結構性壓力與分配不公、消費主義文化將人工具化的壓迫和自我價值否定、以及無處不在的網絡精神攻擊與輿論裹挾，都是隱蔽且持久的暴力。這類隱性的精神暴力和結構性暴力非但未有所減少，反而有增加趨勢，這也是當下這個時代抑鬱、焦慮等心理問題高發的重要原因。它的威力之大，以至於讓大家談“鬱”變色，也在某種程度上變相助長了暴力行爲的發生——太多人拿抑鬱等心理問題作爲擋箭牌，爲自己的暴力行徑辯解。 這種結構性暴力在經濟發達地區尤爲突出，持續走低的生育意願與生育率便是最好的說明。這本質上是個體在無形壓迫、生存空間被壓縮的結構性暴力之下，對自身繁衍與未來延續的主動放棄。這類隱形暴力相較於肉體暴力的可見性和及時性，容易被忽視，卻能通過侵蝕羣體延續的底層本能，產生更根本、更深遠的影響。因此，現代社會的暴力並未真正消失或減少，只是呈現方式發生變化。 另外，作者身上存在一種精英階層的傲慢、偏見。他將底層暴力行爲簡單標籤化，把精英圈層包裝爲受教化後的“文明紳士”，卻視而不見這種差異性存在的社會與制度原因。如底層民衆因知識欠缺、資源匱乏和生存空間受擠壓，難以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採取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而這種生存困境，又與上層的精神操控、規則制定與解釋權、資源分配權和系統性壓迫有直接相關。這就好比指責古羅馬鬥獸場角鬥士爲何要如此拼命一樣，本身就脫離現實。而上層所謂的“低暴力性”，蘿莉島和愛潑斯坦案件的存在已經足以說明：他們不過是被文明規則包裝後的變異野獸，極其兇殘。 即便僅討論肢體傷害（包括兇殺）和戰爭的減少，也並非源於人性天然向善，而是基於多重現實條件共同作用的選擇。 文明是建立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基礎上。科技與生產力的提升，讓社會整體資源大幅增加，絕大多數人擺脫了絕對貧困，出於生存目的的高風險暴力衝突需求顯著下降。也正因爲生存不再是首要難題，人們纔會有更多精力關注個體尊嚴、公平正義與文明進程，這是道德與人道發展的底層現實基礎。所謂人道主義革命與權利革命，也基於這一前提：當資源不再極度緊缺，向弱勢羣體傾斜資源不會普遍威脅多數人的基本生存利益，社會才具備追求平等與人道的可能。這類道德進步高度依賴物質條件，一旦資源重新緊張便可能出現倒退，印度居高不下的強姦率便是典型寫照。 同時，在個體和國家這兩個維度，剋制暴力衝突的邏輯也並不相同。 人與人之間，因爲現代武器致命性更高，施暴代價沉重，加上社會教化程度的提高，文明成爲了塑形衣，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個體的暴力衝動。 而國與國之間，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具備無差別殺傷力——武器沒有階級等級，一旦戰全面開戰，任何人都難以豁免，包括決策階層。這就使得各國在戰爭決策上會更加剋制、謹慎和理性，避免全面戰爭升級。比如當前美伊對峙局勢，美國有意和談緩和，以色列卻不斷通過小動作挑起摩擦、阻撓和談，但終究竹籃打水一場空，至少目前上看是這樣。 因此，和平並非來自善意，而是源於相互威懾與代價平衡。無論是個體還是國家，對暴力的剋制，本質上都是對極高代價的理性迴避，是趨利避害的本能選擇，和人性本質的善惡並沒有直接關聯。 再加上，無論是國家與國際層面日趨完善的法律與制度體系，都進一步抬高了個體和國家施暴成本，從外部強力約束了各類顯性暴力。 長久以來，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的辯論，始終沒有唯一答案。倘若人性本善，善良與生俱來，那作者試圖通過暴力下降來論證善良增強的邏輯便顯得冗餘；倘若人性本惡，反而更能凸顯善良的珍貴——即便本性存有幽暗，卻能通過後天教化與自我約束走向向善，這本身就極具意義。 在我看來，人性本沒有絕對的善與惡。比起先天本性，後天環境、制度規訓與自我教化，纔是決定人行爲的關鍵。所謂的善良天使，從來不是環境平和後的自然溫順，也不是文明規訓下的被動剋制或刻意僞裝，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是在看清世界充斥結構性、精神性暴力之後，依然不轉嫁傷害，選擇與人爲善；是在功利化的社會中，不將他人視作競爭工具，尊重每個人獨有的存在價值；是即便自身深陷壓力與精神內耗，依舊保持溫柔、包容與同理心，堅守人性深處的善意與韌性。 真正的文明進步，也從來不是徹底消滅暴力，而是主動選擇不將暴力施加於他人。 版權聲明：本文爲原創思考，未經作者書面許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轉載、摘抄、改編與商用，侵權必究。（只是爲了以防萬一哈）

大三的讀到過的最難忘的兩本人文社科書之一了，文學類那就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三本書。 真心建議可以買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來看看，可以讓人樂觀，我剛剛發現劉瑜的評價是，認爲這可能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書之一。 對我而言，至少這本書是在我讀過的所有人文社科書目裏面能排到前三名的。 ​如果單單要從知識含量或者營養來講的話，我覺得讀完這套書相當於上了一個研究生的學位一樣。就是那麼多課在課上學到的東西差不多接近於這本書所帶來的知識量。 但是這本書的刪節有點過分，我記得這個月月初的時候，我去昆明官渡區世界書局局看到了2015年的版本，那上面大概有1220千字左右，可是等到2019年版本就只有990千字了。離譜。m的東西就不用說了，還刪掉了錢永祥先生的序文，刪掉了詳細的註釋，也刪掉了很多跟mels甚至和俄毛有關的內容，刪掉了紅色高棉等等。不過英文版也好找，會發現有些語段邏輯不通。英文版一找就找到了，其實刪掉了好多有價值的內容，但是依然精彩。 ​錢永祥也在一些專訪中提到這是他這十年來讀到過的最難忘的書，沒有之一。

心智是一個具有認知和情感功能的複雜系統，這些功能由大腦實現，而大腦的基本構造又源自進化過程。隨着社會的進步和人道主義的發展，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呈現下降的趨勢。 人類的文明進程，經歷了六大趨勢：平靖進程、文明的進程、人道主義革命、長期和平、新和平、權利革命。 引起人類暴力心理的五個心魔：捕食、支配、復仇、施虐狂、意識形態。 引導人類遠離暴力的四位善良天使：共情、自制、道德、理性。 有利於人類的和平動機和驅使暴力大幅減少的五種歷史力量：利維坦、文明商業、女性化、擴大的圈子、理性的滾梯。

往昔恰如陌生的過度：那裏人們的行爲與我們全然不同。書中提到：當這個世界的媒體正在全方位轟炸暴力事件的同時，我們的世界其實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當然不能以此而滿足，而是要反省爲何現在會與往昔全然不同，我們一直講落腳點放在弄清楚什麼抑制了我們的進步，其實，我們也需要清楚是什麼促進了我們的進步。一部很迷人的書呢，五顆星~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們（Angels）》這本書旨在打破一種認爲二十世紀充滿了戰爭與毀滅的 “今不如古” 的錯覺，併爲暴力的在漫長曆史中的總體下降趨勢尋找諸原因。作者指出這種錯覺其實是由於心理因素引起的：爲未來占卜凶兆的人總是能博得更多眼球，我們總是現實地看待現在，並將已經無關利害的過去的回憶浪漫化。然而數據統計卻清晰無誤地指出：前國家形態社會中的暴力遠遠大於國家形態下的，而階級社會或強意識形態國家中（以及之間）的暴力遠遠大於民主國家中（以及之間）的暴力。本書作者是哈佛心理學教授，心理學的研究是對心理幻覺的研究，如果不是對幻覺的研究就不存在心理學：光在不同介質表面的折射，這是一個物理學現象。只有當你腦補水中的筷子是彎曲的時，纔是心理學幻象。心理學研究就是對幻覺的戳破，幫助人類鼓起勇氣，嘲笑哈哈鏡裏的扭曲幻象。例如他在談到21世紀反恐戰爭時認爲對恐怖主義的過度關注是純粹的心理作用而已：恐怖分子活躍了許久，我們曾經對他們不屑一顧。他們之所以今天引起注意，恰恰是更兇殘的暴力已經消失的結果。恐怖分子製造的傷亡率微乎其微，而恐怖主義者之所以採用這種戰術，恰恰說明了原教旨意識形態已經只能使用 “製造恐怖情緒” 的手段製造心理打擊，無法進行有效的物質打擊。他們除了垂死的瘋狂之外已經再無力氣。此書的最重要觀點其實類似於（作者提到了很多遍的）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自中世紀晚期以來的八百年間，發生了兩個進步：其一是個人的行爲越來越受到教養的約束，取代了古代的野蠻好鬥，其二是政治秩序越來越穩定，並取代了古代的雜亂、相互衝突的諸特權、效忠私人的政治模式。內在和外在的變化共同促進了世界的和平化進程。但作者比七十年前的埃利亞斯做得更好的地方在於，他反思了這種歷史進步的不均衡性。進步更多地屬於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可見半個世紀以來的史學研究拓寬了人們對歷史 “全貌” 的理解。城市、中產、印刷文化的崛起和鄉土、口傳文化的萎縮與浪漫主義改造的過程伴隨着穩定性的建立，對此城市史和印刷史的研究已經有足夠多的證據。作者指出，社會底層的文明進程速度遠沒有上層那麼快。古代社會上至王侯下至農民都很暴力，現代社會總體進步很大，但統計結果表明底層人明顯比上層更暴力：因爲他們更有使用暴力的需要。移情能力有助於消滅暴力，但在一兩百年前移情能力的培養卻仍然只限於中產以上的 man of sentiment / man of feeling；印刷文化極大地開拓了人的視野，令人們不再是心胸狹隘的井底之蛙，但這一進程在底層社會同樣效果被削弱了。文明進程其實伴隨着城市化，它有助於減少暴力，而窮鄉僻壤仍然比城市（以及靠近城市的、較開放的農村）暴力得多。就性別而言，女性政治參與度越高的地方越少發動戰爭，戰爭的減少與女性政治地位提升有關，也與一人一票制增加了那些只想過自己小日子、不在乎國家 “榮譽” 的福爾斯塔夫們的權力有關（《亨利五世》中，君王視戰爭爲幸福，士兵視戰爭爲苦役，福爾斯塔夫視榮譽爲空氣）。過去幾個世紀內，男人之間的殺戮事件大幅減少，而家庭內的暴力兇殺卻減少得不那麼明顯。作者對這一歷史現象的解釋是：家庭中的殺戮源自某些更根深蒂固的人性。但實際上歷史學對它的解釋，首先要區分古代的家庭殺戮和現代的家庭殺戮的不同來源：古代人很少因爲無法滿足感情需要而殺人，因爲古代人的婚姻本身就不建立在愛情上。古代的家庭暴力更赤裸裸、冰冷、無情。而現代家庭內部的殺人，則是因爲傳統社區和傳統大家族消失後，核心家庭成爲唯一真實的共同體，人們找配偶就是爲了情感滿足，自然要求更高。這樣一種歷史解釋使得這本書其實已經相當程度上偏離了它的標題，它所討論的是 “歷史” 而非 “自然” 的力量，因此實際上更應當叫作 The Better Angels in Our History。本書中還提到了一種生理學的解釋：現代人之所以遠比石器時代的人更熱愛和平，是因爲暴力傾向過強的基因會在漫長的歷史中被日漸淘汰。然而他忘了提到：暴力傾向過弱的基因同樣也會被日漸淘汰。但這一疏漏並不妨礙他解釋暴力在歷史中的降低：因爲剩下來的那種既不熱衷暴力、又不過於懦弱的基因在現代人的基因庫中佔大多數，這種人是組成一個穩定社會的最佳個人類型。如果古代社會同時淘汰了過於暴力和過於不暴力的基因，那麼現代社會只淘汰那些過於暴力的基因，給過於不情願使用暴力的基因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秩序。“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採取了一種分析性的，有些時候是不敬的腔調，因爲我相信，這個主題激發起了太多的虔誠，太少的理解” ——這些例子主要有他對荷馬史詩和聖經中的暴力的描述，比如引用荷馬 “掠奪性奴” 爲戰爭目的的話，和聖經中鬥士參孫 “製造了一起類似911般的事件，摧毀了建築並殺死了三千人”。這是因爲這本書的研究對象非常簡單：暴力本身。作者在做一件統計學的工作，統計歷次戰爭的死亡率，不關心這些暴力事件背後的意義。因爲正如肉體痛苦、對暴死的恐懼是非文化的，這是唯一可以跨越諸歷史時代和諸文明形態、被普遍尺度衡量的東西（換言之也是克服相對主義的唯一方法）。這些意義被作者視作有毒的、激發出心理殘忍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篡改了“道德”的真實定義（作者雖未明說，但明顯採用的是功利主義的 “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使得人們能夠在施暴時心安理得，將施暴行爲正當化甚至崇高化。本書的缺陷和遺憾在於它的某些對現象的分析流於表面。例如它對政治語言與暴力的分析中認爲，那些操持着 “絕對” “無可辯駁” “決定性” 等詞彙的政客，比那些喜歡說 “或許” “一定程度上” “一般而言” 的政客要來得更好戰。我完全相信，這個結論在統計學上是真的。然而問題在於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原理？性格猶豫、思前想後的哈姆雷特，比莽撞無腦的雷歐提斯更不願意殺人嗎？但思慮過度的哈姆雷特一直不願殺人，卻把矛盾積累下來，最後殺了仇人、愛人、自己的全家還順便害死了自己的同學。如果哈姆雷特莽撞些，且不信什麼祈禱時被殺會上天堂這樣的意識形態，他可以一上來就完成報仇。再比如小布什喜歡說絕對化的道德詞彙，比如 “邪惡軸心” 而奧巴馬不喜歡說。因此小布什很暴力，奧巴馬不那麼暴力。但奧巴馬的不那麼暴力卻沒有能夠鎮壓住各種獨裁者的暴力：如果2012年美國派少量的空軍干涉敘利亞，今天就根本不會有ISIS，也不會有敘利亞難民問題。過度的猶豫和思前想後並不比過度的莽撞狂熱更能減少暴力。莽撞者會在不該使用暴力時使用它，而猶疑不決的人卻會把小問題拖成大問題，把小衝突拖成大戰爭。本書的作者所討論的是一部橫跨幾千年的暴力史，換言之，他所看見的案例中絕大多數都是狂熱而莽撞的古代暴力，然而既然作者承認在我們時代這種狂熱的暴力已經大幅降低，當代人在提防它的同時，也要反過來提防那些爲了讓血不染上自己的手，而什麼都不敢做的人：當你什麼都不做時，其實也是做了什麼的。有軌電車問題中，如果你沒有鼓起勇氣扳過鐵軌，而是任由電車多軋死四個人，就能繼續在 “死更多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手沒有染血” 的心理自欺中心安理得？作者主張將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正義” 換成 “如果追求和平，就追求和平” ——其實這兩句話都是意識形態宣傳的廢話。前者可能滑向對“正當（right）”的無休止意識形態爭論而導致意識形態戰爭，後者卻可能滑向對惡的視而不見與對暴力手段的無理由拒絕（幸好作者其實反對了這一點，因爲單方面的和平只是空想）。總而言之我還是想說：Take care of language, and justic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總體而言，這本僅正文就有800頁的書算得上是通俗易懂且分析得較爲中肯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忌憚得罪任何讀者，蔑視政治正確，對所有意識形態進行了一視同仁的批判，對無論基督教還是伊斯蘭、保守派還是平權派的某些謬論都進行了無情嘲弄。在談到當今世界時，用了相當的篇幅指出伊斯蘭國家的政教合一狀況是其暴力傾向的根本原因。但某些分析還是不夠嚴格，偶爾流露出一些類似 “反戰白左小清新” 的偏見（儘管作者認爲搖滾的60年代是文明退化），有時也偶爾流露出保守和稀泥的傾向這些漏洞一定程度上是因爲這本書篇幅太大、涉獵過廣而導致。幾千年因意識形態狂熱而導致的戰爭史和因莽撞好鬥導致的私人流血史，使得作者主要將暴力歸咎於此。由於大多數人都讀不完這本正文800頁的書，它可能引起的誤解恐怕是很多讀者會以爲暴力越少越好，人越小清新越好。讀者不應忘記兩件事：第一，並非暴力越少的地方幸福度越高，例如在朝鮮真實使用的暴力明顯是少於ISIS統治區的暴力的，但朝鮮人不一定比ISIS統治區裏的人更幸福。朝鮮的暴力使用較少，不過是因爲一方完全鎮壓了另一方，這種壓迫本身就是痛苦。第二，作者提及過（雖沒怎麼強調）：正如霍布斯指出的，人類的政治狀態和從林狀態之間的差異，是規則的差異而不是人性的差異。當今的和平時代並非基於對暴力放棄，而是以對暴力的規則使用，達成對暴力的引而不發。“政治人” 是talking wolves。“人是有暴力的動物” 和 “人是有語言的動物” 永遠是構成 “人是有政治的動物” 的兩大支柱。最後，大家要多讀書，才能真正瞭解自己！ 因爲讀書，可以讓我們懂得很多東西！ 如果你不讀書，你肯定不知道： 太上老君竟是紅孩兒的親爹！想知道爲什麼嗎？ 爲什麼讀懂孫子兵法的人，都能成爲一個有錢的人？以《狂飆》爲例，告訴孫子兵法背後讓人發家致富祕密所在！ 失傳的屠龍術，爲什麼毛選第五卷不再出版？ 爲什麼讀完毛選5卷，就能看透社會基本運行規則，看穿人心，預知未來！ 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麼？ 點關注，告訴你。或在公號【六大串】留言666，告訴你答案！ 我們一起讀書，一起成長，一起看懂這個複雜的世界！

這本篇幅千餘頁的鉅著，用大量的數據、事例向我們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儘管有波折，但整體上呈一條上升的曲線，換言之，人類的確在進步。一個最爲關鍵的指標就是，人類社會中各種形式的暴力呈下降趨勢。作者認爲，人性中既包含“心魔”也包含“天使”，不同的環境使兩者發揮不同程度的作用。幸運的是，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物質條件、文化發展，使得人性中的同情心、自制力、道德感和理性獲得了更多的發揮空間，越來越有效地抑制了人性中的掠奪欲、支配欲、復仇欲、施虐欲和意識形態偏見。法制的普及有效地抑制了個人之間的暴力行爲，奴隸制、活人獻祭、酷刑等殘酷的制度和習俗普遍廢除，血腥遊戲、生死決鬥、政治謀殺等的數量減少，對婦女、兒童、同性戀、殘疾人等弱勢羣體（甚至對動物）的照顧都越來越普遍。暴力的減少，是人類取得的偉大成就，它一方面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客觀的價值和目標，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有理由對人類的歷史和未來保持比較樂觀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