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瑟·克萊曼
鼻塞、腹痛、關節疼痛,這些對身體異常和不適反應的切身感受,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生命體驗。疾痛的主要問題,在於它給日常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困難。腰痠背痛使我們分神,影響工作效率;頭痛會讓我們無法集中注意力,成績下降;而有些疾病引發的性無能,甚至會導致婚姻破裂。對一位單身母親而言,高血壓不僅意味着要少喫鹽,還跟女兒的失學和早孕有關;而作爲一位弱勢羣體的成員,社會的歧視、不公以及孤立,或許纔是其身體持續疼痛的根源。長期緊張的父子關係,導致病患的雙腿突然麻痹癱瘓;而換一個壓力不那麼大的工作環境,也會使一度惡化的哮喘慢慢痊癒。然而,在大多數醫生眼中,疾病纔是問題所在。現代醫療系統,將我們鮮活的疾痛經驗,解釋爲一種生物結構或是生理功能的變異,僅僅與身體有關。對此,哈佛精神病醫師與人類學家克萊曼博士,從其20年來的臨牀治療和數百個真實病案中發現,疾痛不僅屬於身體,而且連接着自我與社會。講述這些疾痛故事,不但對於病患、家屬和醫護人員有着極大的使用價值,而且,對於認識醫患關係和人性化的醫療體系改革,意義深遠。
40年前的書,很多東西在今天還適用
凱博文先生醫學人類學的著作,實際上拋開醫學人類學來看,也是一本很震撼人心的著作。 不得不佩服凱博文先生深厚的理論基礎與細膩的文筆,對患者故事的描述彷彿這位患者在面對着你娓娓道來,讓人有很強的代入感,痛患者之所痛。 文中醫學人類學的觀點對於非人類學、醫學來說,有點過於專了,比如疾痛與疾病、疾痛敘事、醫學體系下的民族誌等。 凱博文先生通過此書最想傳遞給大家的,就是醫學不是道德與文化的對立,而應該承載着道德,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患者不只是醫生的治療對象,也是和醫生一樣平等、活生生的人。醫學必須包含着人性與道德的光輝。
還原了疾痛本來面目與意義,發人深省!
“醫學的目的是既要控制疾病過程,也要治療疾痛的經驗。”治療慢性疾痛,是系統改善人的生存質量
醫患雙方都需要同理心,任何事情站對方立場思考下就能雙贏了。
那些由實質性疾病引起的疼痛不是本書所關注內容,這裏提到的疾痛都是由神經系統的異常所帶來的,神經系統的異常大部分都是因爲人的成長經歷、生活環境、意外的打擊等不利因素造成的,而且這樣的疾痛通常很難治癒,因爲人的精神狀態或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作者做爲精神疾病的專家在這個領域有廣泛的研究,但從他提供的案例來看,他的病人的症狀得到改善的不多,這是一個令人沮喪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讀這本書,想起一位醫生的墓誌銘,就是後來被奉爲醫學真諦的一句話:“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書摘: 人生的真實意義永遠是同一個永恆的主題——婚姻,也就是一些不同凡響的理想。然而,不管它們如何特別,都總是與男人和女人的某種忠誠、勇氣和毅力有關,也都伴隨着他們的痛苦。——威廉·詹姆斯(《給教師的講座》) 作者說: 病患的疾痛經驗與醫生對疾病的注重是有差異的——這就是我將在此書中展開討論的主要問題。 事實上,我認爲對疾痛的研究,是教育我們每個人認識人的境況,包括普遍的苦痛和死亡的一種基礎。 沒有任何東西像嚴重的疾痛那樣,能使人專注於自己的感受,認清生活的真實境況。 慢性疾痛教會我們認識死亡,讓我們懂得,撫慰失卻是治癒過程的重心所在,也是生命漸漸老去的主要部分。 其實我認爲,詮釋疾痛經驗的故事,是醫生的核心工作 悲觀消極的社會心理因素是慢性疾痛的致命共謀。 疾痛的意義與許多情感問題緊密相連,也與大量的利益問題相依附。 苦難是不會輕易被生物醫療科學排除在外的,它始終是疾痛經驗的中心,是臨牀醫護的關注重點。 要想真正認識和理解他人的所作所爲,必須把他們的現實行爲與他們的生活經歷聯繫起來作歷史的考察。不僅要分析他們個人最在意的事的變化的前因後果,也要探究他們活動和遭受苦難的歷史背景。 醫學所關心的是使你繼續活着,但嚴重的疾痛向你提問:活着爲了什麼? 如果疾痛有教育我們珍視自己生命的一面,那就是如何面對我們都必有一死的事實,如何對此作出反應。 醫療在本質上一定是道德事業,否則,何以這麼多年來它都能如此被信賴,有權威? 我認爲,把患者看作同事,把治療看作是一個合作的過程,會大大改善患者—醫生關係的質量。 慢性病人的醫生應該做的工作就是:在經歷苦難的處境中,與患者及其家屬站在同一條戰線;醫生與他們共患難,在疾病可以施行醫藥處理的時候給予協助;當醫學技術干預受阻時,在最壞的時刻,醫生也要在疾痛經驗對患者和家人造成的後果中,參與等量的道德調節工作。 醫治者的經驗,可以是對人類智慧的探索,對容忍和勇敢典範的追求,對人性本質的善良、美德和教益的渴求。
本書中所涉及的案例大多提及的是由於慢性疾病帶來的疾痛對患者自身及其周圍人的影響。一方面,常人難以忍受的持續不斷的痛苦影響着患者自身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工作、社交、家庭關係、情緒性格、生活方式等等幾乎每一個角落。患有嚴重慢性疾病的人,疾痛已經影響到病人的正常生活,他們幾乎失去了在某些方面的自理能力,需要在別人的幫助下繼續生活。然而,在與他人接觸的同時,因爲文化、思想、道德、修養、知識水平等方面上參差不齊的水準,結合患者自身的性格特徵等因素,導致的結果往往令人唏噓不已。另一方面,不同社會狀態下對待不同慢性疾病的態度也影響着疾痛患者。在醫學方面,由於疾病帶來的病人與社會關係的不睦或由於不幸社會關係帶來的病人精神上的“疾痛”並未取得太大重視。然而,有時醫生過度對疾病本身病理方面的重視,卻往往在患者的治療過程中帶來心理有時是生理上的不適。在社會方面,書中的“文化印記”“烙印”等詞令我映象深刻。在此之前對於疾病我從未有過類似的思想:疾病本身就帶有着某種偏見。書中所提及的擇偶觀:選擇結婚配偶時會關注其家庭有無精神病史等遺傳性疾病。原本在我看來這是人性趨利避害本能中正常的一方面,現在反向思維來看,卻也沒有理由說服自己這不是一種偏見,同時卻也難以去改變這種觀念。這種種的社會不公也難怪會在慢性疾病的治療過程中雪上加霜。 本書中一個奇特的案例——格斯的自造疾病令我映象深刻。作者將其原因與格斯幼年來家庭生活的影響相關聯,在精神疾病方面給予抑鬱症的判斷,似乎他所有的所作所爲都是由於少時生活的不幸導致了成人之後格斯行爲上的出格。對此,我雖贊同幼時生活的影響確實對格斯的“自殘行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各種無法預知的因素是否也是雪崩之前那無辜的雪花? 作者做爲精神疾病的專家在這個領域有廣泛的研究,但從書中他提供的案例來看,患者的疾痛大多由於精神上的因素而來。不同的成長經歷、生活方式、文化環境、人生遭遇等不利因素影響着患者本身的精神狀況。這種情況難以感同身受,難以理解體會,以至於難以及時解決,這對於醫療人員來說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旅程。 在本書提及的病例中,很難看到作者提及疾病治癒後患者的狀態。對於此,我雖贊同醫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對疾病治癒的積極作用,但也認爲這是一場艱難的醫學革命,最終實現的結果如今看來積極效果佔據主要地位,但無獨有偶。 實際過程中機遇與挑戰並存,積極與消極交雜錯綜。未來猶未可知,但願積極向好。
當今時代商業化的自我形象,腐蝕了利他主義,把生命的正派變成僅僅是一種職業姿態。隔離人性的需求,對人遭遇的種種偶然和來自結構性命運的必然僅做出部分科學的解釋。然而人終究需要感性的宣泄,撫慰與詮釋。那麼,科學的醫學終究是無力的,特別面對人性,人生的複雜化和文化的多樣性。 醫者的經驗,可以是對人類智慧的探索,對容忍和勇敢典範的追求,對人性本質的善良、美德和教益的渴求。
疼痛與止痛,惡魔與天使。我們該如何應對,服藥還是自然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