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爾·施米特
“一切浪漫現象都是受非浪漫力量的控制。超然於各種限制與決斷之上的人,變成了異己勢力和異己決斷的臣僕。”——卡爾·施米特。浪漫主義是19世紀西方的主導精神,對於思想史研究而言,政治的浪漫派問題不可小視。《政治的浪漫派》是施米特的代表作之一,初版於1919年,1925年再版並增加長篇序言,關注的是作爲政治哲學的浪漫主義,看似思想史論著,其實針對的是現實政治問題,其用意在於表明浪漫派的“永恆交談”與自由主義議會民主制的公開辯論基於相同的形而上學真理論。本書開浪漫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之先河,晚期的浪漫主義哲學研究(如伯林)尚不及其所達到的思想深度。施米特從德國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出發,討論浪漫派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闡明瞭浪漫派對現實社會生活的基本看法,並表明了它的本質是一種關於政治的趣味。本書着力在思想史的脈絡裏整理瀰漫整個歐洲的浪漫主義精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思想史力作。
和鬱說的一樣,我對卡爾施密特的病態迷戀來自於相似的一種生命體驗:我自己就是一個充滿野心的年輕人,並且相信可以通過不斷的努力最終在帝國的中心某得一份職位,並且可以在愛情上有所收穫。就像施密特本人所遇到的那些事情一樣,我在這兩件事情上都不太成功,於是我開始怨恨,這種怨恨逐漸發酵爲一種決斷的渴望。鬱告訴我:雖然我看上去溫和善良,但在我的內心中有一個暴君。這是正確的,堯舜和桀紂永遠在一念之間。沒有誰比諫山創筆下的艾倫更符合我對施密特的人格化迷戀,18歲的時候我看到艾倫鼓勵着三笠殺人,我的內心充滿着狂喜;最後地鳴的決斷時刻,那是一種非常根深蒂固的對物理消滅人類的渴望。 我不相信劉瑜這些過於廉價的民主可以否定施密特的理論,施密特是一位信徒,並非基督的門徒,而是權力的信徒,而對於這種神學,只有另一種神學可以剋制。 能夠剋制自己惡的人,纔是真正的強者,我要努力做這樣的人!
今天,傳統的教養和形式仍在迅速解體,而新社會依然沒有找到自身的形式。新社會也沒有創造出新的藝術,還在由浪漫派開啓並被每一代人不斷翻新的藝術辯論和怪異形式花樣百出的浪漫化中度日。 浪漫派就是指從bonté naturelle[天生的善良]觀念—換言之,人天性是善的觀念—產生的一切心理學的和思想性的東西嗎? 《政治的浪漫派》初版於1919年,1925年再版。 我們只需注意,浪漫派從自身出發定義一切,但又避免用別的東西來定義自己。把我自己等同於萬物,卻不允許任何人把我當成浪漫派,這就是浪漫的(romantisch)。 他們把浪漫派理解爲一個解體過程的結果,這一過程始於宗教改革,導致了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完成於19世紀的浪漫派和無政府派。這就是那個“三頭怪獸”—宗教改革、大革命和浪漫派—的來源。前兩者—即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關聯,人盡皆知,並且貫穿了歐洲大陸的整個反革命思想。 這反過來又導致了另一種概括:凡沒有無條件地認爲現在比過去更美好、更自由、更進步的人,就被貼上浪漫派的標籤。因爲,據說浪漫派是laudator temporis acti [消逝歲月的讚頌者]或prophète du passé[過去的先知]。既然如此,法國保皇派確實堪稱政治的浪漫派的楷模。 浪漫運動的擔綱者是新興市民階級(Bürgertum),其紀元始於18世紀。……浪漫派是一場市民階級運動,貫穿於18世紀反對佔支配地位的貴族教養的鬥爭。那個時代的標誌是plébéien occupé à parvenir[平民佔領的到來]。新的浪漫派藝術與民主和新興市民階級的公衆品味同步發展,它覺得傳統的貴族風格和古典章法是矯揉造作的模式,它需要真實而自然的東西,所以經常致力於徹底破壞一切風格。 浪漫派植根於塵世的痛苦,這就是人們爲何會認爲,一個民族的處境越不幸,就越浪漫和哀怨。 在現代思想史之初,有兩個重要的轉變共同構成了一場重要的反對運動。在哥白尼的天文學說中—康德很喜歡談到它的革命性意義—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笛卡爾的哲學則讓古老的本體論哲學開始發生動搖。笛卡爾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的論證,把人引向一個主觀和內在的過程,引向他的思想而不是外在世界的實在。自然科學不再接受地心說,而是在地球以外尋找自己的關注點。哲學成了自我中心論的,從它自身尋找關注點。 時代的哲學問題:思想與存在的對立與實在的非理性 上帝(舊形而上學的最高實在)及其兩種替代上帝的新實在:全人類(人民)和歷史 傳統形而上學中的最高和最確定的實在,即超驗的上帝,被拋棄了。比哲學家的爭論更爲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是誰接替了他的職能,擔任最高和最確定的實在,因此也是歷史現實的終極正當性之所在?不待認識論的討論得出結論,就出現了兩種新的世俗實在,並貫徹着一種新的本體論:人與歷史。 作爲真正的權力即人民或社會的代理人履行職務時,他就是一切。懷着迴歸自然的願望重新發現社會。實在是人類共同體,而多愁善感的個人主義感到自己正在離它而去。 革命的膽大妄爲的糾正者在於其對立面,第二個造物主—歷史。歷史是保守的神祗,它把革命之神所革命化了的東西恢復原貌。它把普遍的人類共同體確定爲歷史中具體的人民,這個人民因這種限定性而成爲社會學的和歷史的實在,並具備創造特定法律和特定語言以表達其獨特民族精神的能力。因此,爲何民族是“有機的”以及“民族精神”指的是什麼,只能歷史地加以確定。此外,在這裏,人民不像盧梭所言,是自身的主人,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求助於持續性,是公認的保守主義和傳統主義的觀點。只有持續性證明每一種事物狀態的正當。時間的久遠,是正義的終極基礎。 浪漫派解決這種困境的辦法,是把可能性說成更高的範疇。浪漫派不能在日常實在中扮演創造世界的自我的角色。他們更喜歡從未落實爲具體實在的永恆變化與可能性的狀態。這是因爲在無數的可能性中只有一個能夠成爲實在。當它實現時,其他無限多的可能性就都被排除了。一個世界因頭腦狹隘的實在而遭到毀滅。“豐沛的觀念”成了可憐的具體化的犧牲品。於是,一切說出口的話都成了謊言。它限制着沒有邊界的思想。一切定義都是無生命的、機械的東西。它限定不可限定的生命。一切基礎都是靠不住的;因爲基礎總是與限制一起出現。 時代追求實在,是爲了結束現實存在中的神祕主義的非理性因素。如果它的出現利用了一種理性化的過程,則生命的無限性就再次被它消滅。哲學家的一切精巧設計,以及許多頭腦發熱的浪漫派的言論,其意義在於他們要把握存在並解釋它,但並未放棄不可捉摸的可能性的刺激。 與古典的清晰路線相對立的,是意義無限的原始狀態。有限的實在是空洞的,是已經實現的可能性,是已經作出的決定;它是祛魅的,失去幻想的,只剩下了彩票抽獎後的無奈。它是“過期的日曆”,原始人的素樸是最幸福的狀態,但它只有否定性,而不是因爲它有肯定性的內容。它是尚未破滅的幻想,是永恆的力量之永恆的許諾,是永遠保留着的可能性,因爲它永遠不會實現。 過去是對現在的否定。如果現在是被否定了的可能性,那麼這種否定在過去被再次否定,限制也隨之消失。以往的事實有着真實存在的性質。它是具體的和真實的,不是變幻無常的詩歌。可是它並不具備眼前的現實的強迫性,後者每時每刻壓迫着作爲個人而存在的浪漫派。就此而言,它既是實在,又是非實在。它也能夠被解釋、綜合和建構。它是凝結的時間,可以從中創造出神奇的形象。 空間上遙遠的現實,也能被用作逃避當前現實的手段。 無論如何,浪漫派這一概念中的要素仍然是:時間上或空間上遙遠的浪漫主義客體—不管它是古典時代的榮耀、中世紀高貴的騎士精神還是亞洲的偉大莊嚴—本身並沒有意義。它只是反抗平凡、反抗當前現實的一張王牌,利用它的意圖是否定現在。被一些人納入浪漫派定義中的遙遠的、不尋常的、光怪陸離變化不定的、神奇或神祕的東西,並沒有內在的重要性。它們的浪漫主義功能是對當前的否定。 昔日是作爲現在的更好基礎而出現的。其實,現在變成了寄生於過去的東西。“我們仍要靠更美好的時代養活。”(諾瓦利斯)“我們在消耗着父輩的資本。”(繆勒)這裏的浪漫因素僅僅在於用過去否定現在,把過去當作逃避具體的當下現實牢獄的手段。 在黑格爾那兒已經像一種道德一樣不證自明:人類個體是在辯證過程中展開的理性的工具。某種察覺不到的、更高的必然性盤旋於人類個體之上。歷史超越個體的自覺意志,不自覺地實現着自身(謝林)。個人、人民和世代,不過是生命精神所要求的必要工具,它要在他們身上,利用他們,在時間中展示自身(盧登)。人民是世界精神的工具。他們站在它的寶座面前,充當其實現的幫手和其壯麗景象的見證人。個體變成了“理性的狡計”的犧牲品。他的理解力以及他由此得到的東西,都是“欺騙”(黑格爾)。或者,人類與階級,既是他們必須進入其各種關係中的一個生產過程的工具,也是這個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處在他們的算計能力之外(馬克思)。或者,一種不自覺的、神祕的、受壓迫的意志,以犧牲自身爲代價,導演着這個世界的悲喜劇的全部情節和事件,同時又把自己作爲旁觀者。因此“人生是一場大夢”(叔本華)。 結論是,真理根本不存在於個人理解和需要的東西之中,因爲一切都是超出他之外而發生作用的現實的作用過程(Funktion)。 這種關係怎麼有可能改造世界呢?諾瓦利斯提供了答案:“我們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是我們可以用來隨意加工的素材。一切事情都是一個無限數列中的第一位數(至此爲止,這句話仍然可以稱爲魔幻神祕主義,然而它的結論卻是浪漫主義的————),是一部無結局的小說的起點。”這段話(編號66)提供了浪漫派的真正程式。 對於既定事實,不是從政治的、歷史的、法學的或道德的背景進行客觀的思考。相反,它是審美與情感的對象,是能讓浪漫派熱血沸騰的東西。就這種產物而言,它完全依賴於主觀的領域,依賴於浪漫派的自我所補充的東西,因此正確地說,我們不能再把它視爲客體。 靠更高的他者浪漫地揚棄對立:真正的實在及各種對實在的權利主張者(自我、人民、歷史、神) 在這些著作中,對權利和國家完全是從18世紀的含義、從人類共存的角度加以解釋:其基礎是有關自由獨立的人在打算共同生活時自我限制之必要性的見解。權利是建立在一種純粹理性的和符合邏輯的一致性上。這完全是個合理計算的理智的問題,用康德的話說,一羣魔鬼如果具備必要的理智,也會建立一個國家。概言之,權利和國家是可以精心製造的東西。 這種以浪漫方式設想機會的政治,其不朽的典型是堂·吉訶德,他是個浪漫主義的政治形象,但不是一個政治浪漫派。
“政治浪漫主義在哪裏結束,政治活動就從那裏開始。”
一鍋粥。算精煉提取要點,施密特還是不好讀。
政治浪漫派就是把實在審美化、想象化、模糊化、機緣化,從而缺乏一種政治上的冷靜的理性的決斷。
無聊的檔案彙編,幽默感也很生澀。施米特的哲學素養基本就是研究生水平,看他論哲學簡直是災難。以現實主義的透鏡去看浪漫派當然能找一堆刺——反過來說,後者同樣能用類似的術語反駁施米特,譬如抨擊他是機械論等等。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