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譯文全集

文潔若：晚年的周作人 文潔若 黃燦然小站 2015年4月5日 12:44 在中學當教員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爲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鬆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後，就躡手躡腳地踅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麼牽累你們。” 時間一久，監視得也沒那麼嚴了。每逢紅衛兵傾巢而出，去參加外面的什麼活動，張菼芳便把公公攙扶到門外，讓他吸點新鮮空氣，曬曬太陽。 學者型的翻譯家 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鮑耀明的信中寫道：“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無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爲這比默殺好得多” 近十年來，研究周作人這個經歷複雜的文化人的論著多了起來。五十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於工作關係，我曾與周作人有過頗爲頻繁的聯繫。我願把我直接觀察到的和間接聽到的周作人的側面，做些記載。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向周作人組稿，請他翻譯希臘及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指派我負責日本文學的組稿、編輯工作，同時，向我交代了一項特殊任務：約周作人及錢稻孫二位翻譯別人不能勝任的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當時，他們在出版社算是編制外的特約譯者。七年間，我曾向周作人組過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詩歌集》、《浮世理髮館》、《枕草子》和《平家物語》，均系日本文學史上較爲深奧的經典名著，現已出齊。我還請他校訂過一部長篇鉅著《今昔物語》，並鑑定過兩萬字的《源氏物語》中譯文校勘記，重譯過十萬字的《日本狂言選》。 八道灣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聯繫工作，事先總寫封信，並按照約定的時間到達。不論什麼時候去，他的書房裏總是窗明几淨。書桌上只擺着筆硯、稿紙和原著，此外，連張紙片都不見。多年後我曾問過周作人的長子周豐一的妻子張菼芳，是否因爲出版社有人來談工作才特別收拾了一下。她說，周作人向來極愛整潔，書稿井井有條。工具書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畢必放回原處。她還告訴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達十小時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筆正楷，從來不用鋼筆。他不打底稿，改動很少，考慮好了再下筆。 八旬高齡的周作人給我的印象是耳聰目明，頭腦清楚，反應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譯完《平家物語》後，日本文學當中他還有一部感興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可惜由於“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記》未能開譯，連已動手的《平家物語》，他也未能譯竣。 近幾年來，周作人的遺稿接連問世。《平家物語》在周作人譯了七卷的基礎上由別人續完，並於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啓明、申非譯。周作人譯的《枕草子》，與王以鑄所譯《徒然草》併爲一卷，以《日本古代隨筆選》的書名，出版於一九八八年。《浮世理髮館》與經他本人改譯過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語》、《日本古代隨筆選》一樣，作爲《日本文學叢書》的一卷，出版於一九八九年，均署名周作人。這是他生前最爲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 早在三十年，周作人就涉足於中日比較文學。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潤一郎在《冷靜與幽閒——對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寫道：“〔他〕把江戶時代的平民文學與〔中國〕明清俗文學加以比較，並稱讚了一九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和三馬的《浮世澡堂》與《浮世理髮館》的獨創性，說明他最能夠真正理解日本民族的長處。” 看看這位日本文豪對周作人學術的評價，使人感到，作爲一位五四時期的翻譯家，他確有獨到之處。十返舍一九(一七六五——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馬(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年)爲日本兩大滑稽小說家。前者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諷刺了江戶時代一些人趨炎附勢、阿諛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徑，穿插了各地的風俗奇聞。後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通過出入於澡塘子和理髮館的男男女女的對話，反映了世態人情，詼諧百出，妙趣橫生。 解放後周作人爲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適當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 我從事編輯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腳的稿子，只得啞巴喫黃連：誰叫自己沒有眼光，竟找了個不夠格的譯者。於是，爲了對讀者負責，就硬着頭皮逐字校訂，工作遠遠超過了編輯加工的範圍。周作人的稿子，我也總是搬出原文來覈對，但這是爲了學習，不僅從未找到差錯，遇到譯得精采處，還不禁拍案叫絕。 周作人每譯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幾種版本，然後選定自己認爲最可靠的版本，如果個別詞句和註釋參考了其他版本，就在註文中一一說明。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註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爲人講究作風，寫文講究文風，從事翻譯，也應講求譯風。周作人對待外國文學翻譯工作，態度謹嚴，仔細認真，是當作畢生事業來搞的。這方面，大有值得借鏡之處。 他擅長翻譯諷刺幽默作品，不但以傳神之筆，譯了日本文學史上這方面的兩部代表作；並曾從古希臘文直接翻譯過《伊索寓言》以及對希臘諸神進行喜劇式諷刺的《盧奇安對話集》(周作人的日記裏寫作“路喀阿諾斯的對話集”)。他還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訂過《明清笑話四種》，該書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問世。在引言中，他詳盡地介紹了中國笑話的歷史。 周作人搞翻譯不僅結合研究，而且每譯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記中寫些感想。譯畢《石川啄木詩歌集》，他就表示：“其實他(指石川啄木)的詩歌是我所頂喜歡的，……日本的詩歌無論和歌俳句，都是言不盡意，以有餘韻爲貴；唯獨啄木的歌我們卻要知道他歌外附帶的情節，愈詳細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講這些事情的書，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設法弄一部分到手，儘可能的給那些歌做註釋，可是印刷上規定要把小注排在書頁底下，實在是沒有地方，那麼也只好大量的割愛了。” 周作人對譯稿十分認真。他是一位學者型的翻譯家。他原希望在書後多加一些註釋，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壓縮從簡，最後只好在頁末略加幾條簡單的注。他爲此十分惆悵，甚至提起這部譯作便覺得“沒有多大意思”、“沒有什麼可喜的”了。 周作人有時給人以傲慢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託，曾爲從事日譯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譯家蕭蕭校訂過高倉輝的《箱根風雲錄》。此書當年在該社出版後，又於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出版。一次，蕭蕭笑嘻嘻地告訴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對人說：“沒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爲蕭蕭之流校訂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應下來，還是認真負責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然而在名著面前，作爲翻譯家他是十分謙遜的。關於《枕草子》，他寫道：“一九六○年起手翻譯《枕之草子》，這部平安時代女流作家的隨筆太是有名了，本來是不敢嘗試，後來卻勉強擔負下來了，卻是始終覺得不滿意，覺得是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其實，這部與《源氏物語》並稱爲日本平安時代文學雙璧的隨筆《枕草子》，周作人譯得非常出色。這段話也說明他對自己的要求嚴格。 日本文學的譯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較滿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在《秉燭談》一文中介紹了這兩部作品。五十年代譯完它們，他寫道：“我在寫那篇文章二丄十年之後，能夠把三馬的兩種滑稽本譯了出來，並且加了不少的註解，這是我所覺得十分高興的事。” 周作人在日記和書信中屢次提及希臘作品《盧奇安對話集》，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最後改定的遺囑中，關於此稿還寫道：“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唯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願，識者當自知之。”並在遺囑前雲：“以前曾作遺囑數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② 世上有幾位翻譯家寫遺囑時，還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譯事呢？ 悲慘的結局 倘若沒有“文革”這場浩劫，周作人在人民政權下，老境本來還是平靜的。 從經濟情況來說，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月預付給周作人稿費二百元，而對另一位特約譯者錢稻孫，當時則只預付一百元。這數目當然是上級決定的。一九六○年一月起，進而增加到四百元。同一時期，則只給錢稻孫每月一百五十元。當然，周作人的交稿量也比錢稻孫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來。 一九六四年，全國城鄉掀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當時周作人譯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費標準算，他歷年預支的稿費也大大超過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報酬。於是，決定把他的待遇減半。出版社領導怕我只身去還不足以說服周作人，便先後兩次派一位黨員同志陪我一道去向他說明。這樣，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預付給他的稿費就由每月四百元減爲二百元。好在當時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則付醫藥費會給他帶來困難。 我最後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是去約他翻譯《平家物語》的，他當即答應了。當年十一月上旬，我赴河南林縣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語》一、二兩卷的譯稿。次年五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掛號寄來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從他生前最後這個階段的翻譯來看，速度和質量都不減當年。倘若再給他兩年時間，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語》和《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譯竣。 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勢急轉直下。出版社的業務已陷於停頓狀態。當時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當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錢稻孫的預支稿酬。到了六月中旬，兩位不諳外間事的老人還曾分別寫信來質問此事。我把信交給了財務科，並回信向他們解釋說，這件事我實在無能爲力。那陣子，在如火如荼的羣衆運動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轟，歷史清白的著譯者尚遭貶斥，歷史上有污跡的更是活靶子。事實上，他們所譯的作品早已被斥爲“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來出版社領導在上級指示下利用他們的專長，組織他們翻譯作品，並預付稿酬，就更被痛斥爲“招降納叛”。 “文革”前，領導上常常說：“要趁着周作人、錢稻孫還健在，請他們把最艱深的古典作品譯出來，並花高價買下。現在不能出版，將來總可以出版。”爲文化積累，這本來是頗有卓見的。“文革”期間，這番話被攻擊成“爲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做準備”，當時社領導統統被關進了“牛棚”。 這項經濟來源斷絕後，周家就靠周豐一夫婦的工資來維持。那時周和子已大學畢業，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豐一自從於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爲右派後，降了好幾級，他的妻子張菼芳也因受家庭的連累，解放後從未加過薪。 六月二十五日，張菼芳陪着她老公公到協和醫院去看病，確診爲前列腺腫瘤(五月間因發現尿中有血，也曾去過一次協和，未確診)。周作人不屬於任何單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費醫療。還是一位好友，儘管自己也不寬裕，卻借給他五十元作醫藥費。不過，大夫說，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會發展。這以後，他再也未去過醫院，所以社會上所傳他死於前列腺癌一說，不確。 “文革”中，周作人當然是在劫難逃。 周氏三兄弟的母親魯老太太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兒若子、周建人的兒子豐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龕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飯食。 一九六四年，我去參觀過魯迅博物館。那是以宮門口西三條的魯迅故居爲基礎而蓋起來的。魯老太太在世時住過的屋子裏，掛着她的巨幅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景仰——因爲她的大兒子是魯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於供在二兒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着遭了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羣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魯母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紅衛兵索性把房子統統查封，並將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棍子抽打。爲首的紅衛兵看到周作人年邁，就提醒手下的小將們：“不要打頭部，得給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問題。”及至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從北圖回來喫午飯，他們便把他扣下。當時年已五十四的豐一隻好代老父捱打。小將們對豐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壞，頓時昏死過去。直到二十四年後的今天還有後遺症，經常發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幾個孫男孫女自然也跪在旁邊“陪綁”。 周家的後罩房正對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後身加蓋的一大間屋子，門就開在後院。當天晚上一批紅衛兵就佔領了這間屋子，以便監視周氏一家老少。於是，周作人只好蜷縮在後罩房的屋檐底下，後來他兩腿實在支持不住，就乾脆臥倒了。這樣過了三天三夜。幸而他們還有個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曾給他們做點簡單的喫食悄悄地送來。 及至下起雨來，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便硬着頭皮去找紅衛兵。她央求說：“我們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給我們個安身的地方吧。” 周豐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間房中，有一間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間有門相通。靠東邊的兩間半則是用牆隔死了的，所以紅衛兵便啓開封條，叫他們呆在那裏。至於周作人，只允許他睡在洗澡間。後院的東牆根下有兩間平房。北邊那間是廚房，南邊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對自己《浮世澡堂》這部譯作表示過滿意，當他進入耄耋之齡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時，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裏格外潮溼，適值夏末初秋，這位曾經是養尊處優的知堂老人，此刻給成羣的毒蚊子咬得體無完膚。 不久，周豐一作爲“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圖關進“牛棚”。半個月後張菼芳於心不忍，向紅衛兵求了情，算是在廚房的北角爲老公公東拼西湊搭了個鋪板牀，讓他臥在那裏。 紅衛兵爲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們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點玉米麪糊糊。由於營養不良，又黑間白日囚禁在小屋裏，他的兩條腿很快就浮腫了。在中學當教員的張菼芳，每天還得到學校去集中學習。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時地到藥鋪去爲公公買點維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買些鬆軟的糕點。待監視的紅衛兵睡熟後，就躡手躡腳地踅進小屋去，偷偷塞給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還不如早點死掉算啦，免得這麼牽累你們。” 時間一久，監視得也沒那麼嚴了。每逢紅衛兵傾巢而出，去參加外面的什麼活動，張菼芳便把公公攙扶到門外，讓他吸點新鮮空氣，曬曬太陽。天冷後，她還給公公裝上了爐子，並用舊報紙把窗縫糊嚴。就這樣，總算將一九六六年的嚴冬對付過去。 住在小東屋，冬天還能靠爐子取暖，真正難熬的是三伏天。不過，這位知堂老人並未活到那個時候。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張芳照例給公公倒了馬桶，爲他準備了一暖瓶開水，就上班去了。紅衛兵規定，周作人這間小屋平素是不許人進的。屋裏，只有過去做廚房用時裝的自來水管以及洗碗槽、竈頭等等，連把椅子也沒有。那幾個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鋪板上過的。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喫飯。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麪糊糊後，給周作人盛來一碗而已。他喫得乾乾淨淨，保姆並未發現他有什麼異常徵候。 這一天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那兩間屋裏的鄰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裏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也不動，姿勢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 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老公公渾身早已冰涼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來解手時猝然發病的，連鞋都沒來得及穿就溘然長逝了。 在當時的情形下，家屬不可能把遺體送到醫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銷了戶口，送到八寶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們也沒敢拿回來，就寄存在八寶山。但那裏只肯保管三年，過期不取，就照規章予以處理。然而，不出三年，這一家人或插隊，或去五七幹校，早已各奔東西了，哪裏還顧得上老人的骨灰！ 其實，周作人生前對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後改定的遺囑中寫道：“餘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爲身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 然而，周作人死後，並未“聲消跡滅”。 在五四文學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個重點。他既從事寫作，又搞翻譯。他不但與魯迅是同胞兄弟，兩人一度還曾並肩戰鬥過。他遺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個保存來信的習慣，一九六六年抄家後，其中一萬多封輾轉送到了魯迅博物館，而今均已發還給遺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價值的：如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錢稻孫以及李大釗夫人和子女們給他的信函。當然也不乏敵僞時期周作人爲街坊們幫忙而收到的感謝狀。他失過足。我們卻從賈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過許多好事。他無疑是本世紀中國文化史及文學史上一位悲劇式人物。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①一九六三年我聽說，周作人曾寫信給有關方面，要求著譯均恢復本名。上級囑他寫一篇檢討，發表在《光明日報》上，以便取得社會上的諒解。但他寫出來的文章卻通篇都是替自己辯解的話，故未予發表。 ②《盧奇安對話集》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APOLLODORUS’ LIBRARY By gathering the coils of time from my learning, come to know the myths of ancient times. Look not into the pages of Homer or of elegy, nor to the tragic Muse or the lyric, nor seek clamorous verse of Cyclic poets. Look into me and you will find in me all the cosmos holds.' 《阿波羅多洛斯文庫》 "採擷時光之索，匯吾智識淵藪， 遂曉太初神諭，古昔傳說悠悠。 莫尋荷馬詩篇，勿覓哀歌幽憂， 悲繆之音可棄，琴韻亦非所求。 煌煌史詩如沸，何須環顧周遊？ 但窺吾卷之中，萬有俱納方舟。"

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喫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且愈精煉愈好。

生在晚清，長在民國，死於“文革”。 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是隱士，他是漢奸，他是叛徒。他是一個博學的人，他是一個智慧的人，他是一個高雅的人，他是一個悠閒的人。他是一個表面冷漠內心冷峻的人，他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讀書人，他是一個懂得生活藝術的人。他是上世紀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他是“五四”時期深刻的思想家和戰士。他被時人譽爲是“京兆布衣”，他自稱是“在家和尚”。他身上有一種出世的莊子風度，他骨子裏流露出的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清高。 他感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沒落和腐朽，奮起而反抗，追求個人的精神獨立。但他身上也壓着重重的傳統中國文化，如實用理性、中庸之道、天人合一、莊子的隱士哲學等等都束縛着他。同時，作爲追求個性、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的痛苦和掙扎選擇，也打開了理解他的思想通道。 文傑若說：“解放後他爲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合適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註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學識淵博，才情極高，但略有怯懦的南方文人，這就是周作人。

知堂一生，最珍愛的作品便是此希臘對話集。翻譯，是一個人的母語水平的檢驗。此書翻譯的可謂形神兼備，不僅文意自然，更有希臘格律的氣象。

電子版每卷的各部下面沒有原始的目錄，看起來十分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