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研究（社會學前沿論叢；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成果；北京市第十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研究》 作者：馮仕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一、全書主旨 用“學術史+流派比較”框架，系統梳理西方百年社會運動研究五大範式，釐清各派假設、概念、優勢與盲區，爲中國學者提供“可直接對話”的理論地圖。 二、五大理論流派（手機豎屏導圖） 西方社會運動理論 │ ├─1 集體行爲論（1920s–1960s） │├─時代背景：大蕭條、羣衆社會興起 │├─核心假設：社會失範→非理性、情緒式聚集 │├─代表模型： ││├─勒龐“集體心智” ││├─布魯默“循環反應” ││├─斯梅爾塞“值數累加” ││└─格爾“相對剝奪” │└─侷限：忽視組織、資源與政治機會；後期式微 │ ├─2 資源動員論（1970s） │├─範式革命：把參與者視爲“理性行動者” │├─核心概念：運動市場、運動組織、資源池 │├─關鍵議題： ││├─爲何有人願意參與（解決奧爾森“搭便車”） ││├─運動組織的領導與生命週期 ││└─多組織場域與聯盟策略 │└─貢獻：打開“成本—收益”黑箱；侷限：過度經濟化 │ ├─3 政治過程論（1970s–1980s） │├─核心：社會運動=“體制內挑戰者” vs “當權派” │├─關鍵變量：政治機會結構（POS） ││├─體制開放度 ││├─精英分裂程度 ││├─精英支持度 ││└─國家鎮壓力 │├─模型：麥克亞當“政治過程模型”（組織+認知+POS） │└─超越資源論：把“政治”帶回運動中心 │ ├─4 框架建構論（1980s–1990s） │├─核心：運動成敗取決於“意義鬥爭” │├─關鍵概念： ││├─主框架（master frame） ││├─框架對齊（frame alignment） ││└─共振度（resonance） │├─關注：話語、符號、媒體、情感 │└─把“文化”帶回運動研究 │ └─5 新社會運動論（NSM，1970s起） ├─背景：後物質主義、身份政治、環保、女權 ├─核心：運動目的從“分配”轉向“承認”與“價值” ├─關鍵詞：身份認同、生活方式、文化差異、後工業社會 └─批判階級中心論，強調“文化—象徵”維度 三、橫向比較（一句話記住各派差異） • 集體行爲論：失範+情緒 • 資源動員論：成本+組織 • 政治過程論：機會+權力 • 框架建構論：話語+意義 • 新社會運動論：身份+價值 四、作者方法論提示 1. 邏輯與歷史統一：既梳理思想史，又揭示理論演替的社會根源。 2. 批判繼承：每派理論既指出“智慧”，也指明“陷阱”，方便中國經驗對接。 3. 跨學科視野：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歷史學等多學科交叉引用，提供“文獻地圖”。 五、手機速記口訣 “失範情緒要組織，組織動員看機會；機會之後搶話語，話語最終歸身份。”

科學精神並不否認價值衝突的存在，而是強調所有價值主張必須通過科學的方法和程序爲自己的確當性進行辯護，不能以武力或武力威脅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儘管科學研究本身是一個開放性過程，每次研究得到的都是相對真理而不是終極真理，後面的研究會不斷地修正前面的研究，但這並不能成爲否定科學的理由。因爲科學無論如何自我修正，它都保持着一種理性溝通的精神。這表現在，首先，它對追尋事實真相、揭示客觀規律始終保持着濃厚的興趣。基於這一興趣，科學在發展過程中儘管有激烈的爭論，但最終目的始終是爲了達到對事實真相的共同理解，而不是爲了壓迫或剝奪對方；其次，這種共同理解是通過開誠佈公的爭論達到的，而不是通過威逼、利誘和欺騙達到的，科學允許和提倡公開爭論；最後，在爭論過程中，雙方始終保持着對對手和程序的尊重，始終在真誠和理性的軌道上進行。對照這個標準，不得不承認，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總體上表現出良好的科學風範。這並不是說西方社會運動研究沒有價值和政治關切，完全是價值中立的。恰恰相反，正如此前各章所揭示的，西方社會運動研究起源於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切，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受到當時社會政治背景的影響，每種觀點和範式實際上都受着一定價值和政治取向的支配，範式的更迭背後也有政治動因在焉。但不管怎樣，各種理論始終保持着對揭示事實真相的濃厚興趣，並因此而願意與其他理論，包括與政治和價值取向相左的理論進行公開的、坦誠的交流，所有批判都基於公開而嚴格的程序進行，都力爭用事實說話。如果沒有這樣一種精神，很難想象西方社會運動研究會如此繁榮，如此專業。西方社會運動研究遠未達到科學的程度，但其中充盈着科學精神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反觀中國，無論是官方還是社會，都把社會運動現象高度政治化，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運動研究的發展，不僅對相關學科的發展不利，而且會對社會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在“講政治”的同時必須“講科學”，單憑“講政治”是做不好維穩工作的，甚至會適得其反。但遺憾的是，這恰恰是事實：很多部門和官員只講政治，不講科學，輕視甚至妨礙科學。這突出地表現在，很多部門和官員單純把“維穩”視爲一項政治任務，對相關學術研究不瞭解、沒興趣、不支持。這並不是要求國家官員都去搞科學研究，而是說，他們至少要樹立一種意識——知道這些社會現象是可以研究的，並且是應該研究的；相關的政治和行政工作是應該尊重並遵循客觀規律的。由於社會分工的不同，讓國家官員去搞研究很難，但樹立這樣一種意識並不難。中國有大批社會科學人才，只要獲得足夠的空間，他們一定能夠對社會運動現象做出很好的研究，爲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很好的理論和政策建議。但糟糕的是，現在很多部門和官員，不僅自己不研究，也不讓別人去研究，爲社會運動研究的開展設置重重障礙。舉例言之：現在集體上訪的問題很嚴重，信訪部門手中掌握着那麼多的數據，可曾開放給學者研究？信訪部門的一些官員也做一做所謂的“研究”，但畢竟不是搞專業研究的，很多“研究”一看就膚淺可笑，卻堂而皇之地被用於指導實際工作。國家有關部門不僅不主動開放數據，而且對學者主動求取數據嚴加防範。筆者曾想利用檔案資料，把某地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信訪活動梳理成一個可以進行計量分析的數據庫。令人興奮的是，在文獻調研過程中，筆者發現該地檔案館中收藏有上萬卷與信訪有關的檔案。但旋踵之間，興奮就轉變爲沮喪：儘管這些檔案並不涉密，但筆者去複印這些檔案時卻遭到“嚴詞拒絕”；儘管當地信訪部門願意爲筆者擔保並從中協調，但最後仍然只能有限制地複印，每件檔案還被臨時加蓋了“內部資料，未經允許不得公開”之類的印章，以免“流失”出去，造成“不良政治影響”。與此相類似，對現在發生的大量羣體性事件，很多學者都急於通過田野調查瞭解實際情況，卻處處受到阻撓，難以進行。沒有紮實的數據，怎麼開展紮實的研究？現在每每聽到有國家官員輕蔑地說“學者不掌握情況，他們的研究沒有多大價值”云云。可是有關部門和官員寧可讓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收集回來的數據爛在那裏，也不開放給學者使用，甚至處處提防學者使用，怎能期望他們“掌握情況”，怎能期望他們的研究有價值？換言之，“學者不掌握情況”恰恰是因爲有些部門和官員對情況“掌握”得太緊造成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民主就沒有科學；“學者不掌握情況”不是學者和科學的恥辱，而是國家和政治的恥辱。—馮仕政《西方社會運動理論研究》

14小時瀏覽一過，於對西方社會運動理論整體性性瞭解外，大概是一種看穿了整個領域發展的blasé了。但毫無疑問，馮老師的這本超大型文獻綜述以及其中體現的中國情懷和反思，對於社會運動研究在中國的發展，是功德無量的。

可與趙著對照閱讀，彌補部分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