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茂信
本書收集了作者自1995年以來發表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刊物上的近20篇論文,涵蓋了自北美殖民地時代以來,美國移民史上的重大問題和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對契約工移民、美國移民政策的變遷及其與國家利益的關係、移民與美國城市化、“鍍金時代”的政治腐敗、非法移民、人才吸引政策的特點、亞洲科技移民以及美國學界熱議的人才流失等問題,逐一進行了系統論述,展示了作者在全球化視野下對美國移民史的認識與見解,對於感興趣的讀者認識美國的多民族社會有一定的幫助。
由於美國得天獨厚的高等教育資源、發達的經濟和豐富的就業機會,以及日益縝密的人才吸引政策體系,在“二戰”後的半個世紀中,從美國學成回國的國際留學生比例並不高。1945—1994年間,在美國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國際留學生中,最終不在美國定居的比例平均不超過20%。到21世紀之後,儘管各國留學生的回國率有所提升,但理工科專業留學生滯留美國的比例仍佔2002—2009年獲博士學位的國際留學生的三分之二左右。截至2019年,全球174個派出留學生的國家中,有三分之一國家的留學生流失率超過20%。顯然,留學生移民是一種常態化現象。從各國留學生滯留美國的歷史軌跡看,可發現某種規律性特徵。1980年之前,滯留率較高的國家是英法德和以色列,其次是來自中國臺灣、韓國、日本和印度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生。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或因處於戰後經濟恢復期,或因與美國存在難以消弭的發展差距,因此,改善經濟條件成爲各國學生滯留的主因。1980年之後,儘管來自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滯留率略有下降,但其比例仍高於50%。在2000—2017年間,歐盟成員國學生畢業後滯留美國的比例始終在73%到75%之間,加拿大學生的滯留率從72%增至76%,土耳其從67%增至77%,韓國從77%降至74%,中國臺灣從72%躍至84%。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和伊朗,以及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的滯留率更高。不過,中國留學生的滯留率從2000年的95%下降到2017年的87%,印度在同期從93%降至91%,伊朗則保持在93%到95%之間。其他地區留學生的滯留率雖然低於亞洲,但作爲一種普遍性現象也需要關注。例如,在2002—2004年和2007—2009年兩個時段獲得博士學位的國際留學生中,來自西亞國家留學生的滯留率從52%上升到59%,美洲國家從49%增至55%,其他國家從36%銳增至53%。與美國相比,歐洲的國際留學生回國率明顯高。例如,1998年在英國完成學業的國際留學生中,中國留學生的回國率佔59%、德國留學生爲57%、愛爾蘭留學生爲50%。在同年的法國,獲博士學位的國際留學生的滯留率更接近於美國。需要注意的是,發達國家也存在其留學生移居外國的現象。據2012年聯合國統計,獲博士學位後定居外國的留學生,除中國、印度、伊朗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外,還有來自英法德美加等發達國家的學生。在1999—2010年遷出英國的人才中,定居美國的比例達29%,澳大利亞佔17%,德國是6%,而加拿大和法國分別佔5%,意大利最低(3%)。同期離開美國的科學家中,英國佔11%,德國佔10%,荷蘭和意大利分別爲15%和13%。在2010年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中,多數國家都出現高學歷人才向海外移民的現象,其中美國爲0.8%,日本爲1%,韓國爲3.7%,澳大利亞爲3.9%,加拿大爲5%,中國因爲高學歷人才基數較大,移民率僅爲2%。上述數據表明,留學生作爲高學歷人才中的重要羣體,其跨國移民也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就業市場供求關係變化的一種規律性反映。儘管中國留學人員學成後的回國率處於緩慢上升狀態,但其縱向趨勢的積極意義不容小覷。例如,2004年,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的回國率高達98.87%,高於1996―2004年公派留學生96.77%的回國率。但是,由於2000年之後自費留學者比例較高,其較高的移民海外比例拉低了中國留學人員的整體回國率。例如,2007年,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爲14.45萬,其中自費留學生佔89%。回國人員佔當年出國人員的30.7%,高於1978—2007年出國留學人員26.38%的平均回國率。雖然國人在海外留學年限的計算中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有些人員從出國到回國經歷了近20個春秋,但是,學成後滯留不歸者佔1990—2017年持F—1簽證、獲博士學位的中國理工科留學生的85%,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梁茂信
俄羅斯,中國,印度,菲律賓,歐洲的科學家,工程師,醫生,專業技能人才,企業家(資本家老闆)都去了美國,美國肯定會越來越強大。美國就是戰國時代的秦國,六國的人才都去了秦國,早早晚晚天下都是秦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