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

一、什麼是信－任型君臣關係 1.信－任型君臣關係的表現： 第一，能夠“與上臥起”、“出則驂乘”。臣下和嬪妃，能經常出入皇帝臥室侍奉皇帝，或者駕車出行時能和皇帝同坐一輛車，就表示受信任。因爲在過去，無論是皇帝的寢宮，還是出行時的車駕，都是非常私密的個人空間，如果臣下能進入其中與皇帝進行面對面地溝通，自然表示十分受信任。 第二，能夠獲得皇帝的額外賞賜，讓皇帝到家裏做客。當時西漢官員工資普遍不高，皇帝會有各種定期賞賜、慶典賞賜、功勞賞賜。當然，受信任的官員除了這些常規賞賜之外，還會經常獲得各種額外賞賜，並獲得皇帝上門做客的殊榮。 2、信－任型君臣關係的內涵： 作者將君臣關係分爲了兩類：“禮儀型君臣關係”及“信－任型君臣關係”。 在帝國體制下，大部分臣下是通過進入官僚體系和皇帝建立君臣關係的，但是帝國官員千千萬，能真正進入皇帝視野的官員是很少的，大多數官員窮其一生，不過是通過文書的上傳下達和皇帝維持某種聯繫罷了，作者將這種普遍性的君臣關係稱爲“禮儀型君臣關係”。 無論是皇帝爲了加強統治，還是臣下爲了施展抱負，都有動力在一般禮儀型君臣關係之上，去追求一種更加親密的關係。作者將這種極少數臣下與皇帝之間發展出的親密關係，概括爲“信－任型君臣關係”。當然，臣下受皇帝信任的程度也有親疏遠近之別，其中最極致的信任關係被稱爲“寵”。 二、信－任型君臣關係如何建立和終結 1、君臣信－任型君臣關係是如何建立的： 首先，要有與皇帝有長期共同生活經歷，日久自然生情。其次，與皇帝因緣際會，受到皇帝的寵愛。再次，就是通過投其所好，媚上以求寵。最後，如果你對治國理政有什麼高見，還可以給皇帝上書言事，以言辭高論打動皇帝。 以上就是作者梳理出的一些“求寵”的典型路徑，實踐中“求寵”之法可能遠不止這些，但究其根本都是投其所好罷了，即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當然，無論何種措施也不過爲受寵增加一些可能罷了，還要再加上各種偶然的幸運，才能最終贏得皇帝的信任。 2、君臣信－任型君臣關係是如何終結的： 第一，君臣一方死亡了，信－任型關係自然終結。如果皇帝先死了，除非受臨終委託擔任輔政大臣，否則這種信任關係很難延續到新皇帝身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纔是歷史的常態。至於寵臣能否善終，主要受制於和儲君和大臣的關係，只有小心翼翼、維持好多方關係者方可能全身而退，現實中真正能做到的寥寥無幾。 第二，皇帝變心了，信－任型君臣關係也就終結了。很多寵幸來得突然，去得也令人猝不及防。比如，武帝時期衛子夫曾備受寵幸，但最終也難免色衰而恩絕，畢竟後面還有“王夫人”“李夫人”“鉤弋夫人”輪番等待寵幸。君臣之間亦如是，曾經的寵臣，一旦現實政治情勢發生變化，很可能就會被無情地拋棄。 三、信－任型君臣關係的動力及深層歷史意義 1、君臣雙方建立信－任型關係的根本動力： 第一，從皇帝視角，主要是爲了保障自身安全、滿足個人偏好。首先，皇帝雖然是國家最有權力的人，但也有其脆弱一面，要想維護自身安全，有效統治帝國，必然需要一批值得信賴的臣子。其次，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有許多個人偏好需要滿足，渴望身邊有一些值得交心的朋友或長輩。 第二，從臣下視角，主要是爲了獲得各種好處。在帝制時代，皇帝掌握着一切名號、資源與利益的最終分配權，大臣想要快速獲取高位，贏得皇帝的信任是一條終南捷徑。此外，在帝制格局下，大臣想要施展抱負，也必須得到君主的信任，所謂“得君行道”，所以很多正直的大臣也會刻意迎合皇帝。 在帝制時代一君衆臣萬民的格局下，君臣雙方的需求共同構成信—任關係存在的基礎，並通過這個關係，重新分配社會名望和財富。 2、信－任型君臣關係如何深刻影響歷史： 第一，“信任型君臣關係”爲皇帝介入朝政提供了力量。 西漢一朝，皇帝雖然是最高權威，但實際日常政務主要是由丞相負責的，皇帝若想幹預某事，需透過丞相來施加影響。這種格局，被歷史學家稱爲“君相委託制”，最初對皇權形成了有效制約。歷代皇帝，爲了擺脫這種制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不斷任用親信，插手傳統上由丞相負責的事務，以此擴張皇權。 第二，信任型君臣關係是全國行政得以實施的根本動力。 古代社會是熟人社會，處理日常事務時，明面上講究按規章禮法辦事，但暗地裏其實更信奉關係，講究看人辦事。隨着歷史的演變，我們逐漸建立起了大一統的帝國，爲了管理這個廣土衆民的大帝國，統治者逐漸摸索出一條最高效的治國利器，即官僚制。畢竟帝國太大了，靠皇帝及其親屬根本管不過來，只能找一羣幫手，這就是官僚制的源頭。那麼官僚如何幫皇帝管理國家呢？依靠皇帝制定的各種法律和制度辦事，大多數官僚據此與皇帝建立了“禮儀型君臣關係”。但是帝國太大了，絕大多數官僚對於皇帝都是陌生人，皇帝信不過，怎麼辦？培養一批親信，即與個別臣下建立“信任型君臣關係”。 信—任型君臣關係，作爲一種結構性存在，是皇帝在利用熟人世界中形成的關係資源與行爲方式，維護自身安全，進而統馭“陌生世界”的一種重要手段。當然，順道還可以用來結男女之歡、申一己私意。而且，皇帝所“寵”的臣下，雖然常產生於熟人、親友之間，卻也並不限於此，具有半開放性，所以吸引無數臣民競折腰，積極投身到“信任關係”的追求中。最終這種關係被複制到全國各個層級，實際上主宰了漢代國家，甚至後來帝制時代行政運轉的基本邏輯。

作者的核心觀點是:“寵”（信—任型君臣關係），是西漢政治中皇帝與臣下們共同追求與努力達成的一種暫時又持久的狀態。它作爲一種以大量言行在歷史中直接、反覆出現的結構性存在，並非後世史家的概念抽象。信任型君臣關係在政治運行中形成“關係過程”，與禮儀型君臣關係的“事務過程”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 結合全文來看，即使是很多人表示讚賞的序言也不夠好，正文論述與註釋看似豐富實則太過枝蔓，作者想要破除史家的目的論、（權力結構、集團）實體化的線性歷史，最終卻是藉助“關係”與“事件”分析與歷史學的傳統技藝產生了耦合，由此抵抗社科理論先入爲主的概念化分析，但最終仍想以“關係過程”對韋伯費孝通等人關於古典帝國統治方式（家產製官僚、差序格局等）的宏大設問提供一個回答。而這一回答的限度，恐怕也是中國史在認識自身中遭遇的限度。 最後是本書比較有意思的點是作者更爲強調個人間感情（而非權、勢）在信任型君臣關係中的意義，並且在分析中構成感情、權勢與後起的道德與（帝國、天子）想象這三者相互交織的關係。但這種不斷建立、爭奪、維持與廢止的關係在被對象化的過程中，似並不能作爲一個獨立的分析單元，否則既無法解釋其在後世的變遷、其與更宏觀的權力禮法秩序的結構關係，同時也無法與對這一段時期中吏與“宦皇帝者”的區分、未央宮、官寺和障燧的空間構造、出土簡牘中的文書與私信體現的“關係流”等既有研究成果形成內在的結合。

感覺浪費幾個小時時間，作者也浪費一個好題目。開頭結尾，把政治史研究的幾位大拿批判一番，結果自己所謂的突破等於沒有。文章如會要類書一般排比列了一堆漢代的事件，既沒有優美的文筆，也沒有縝密的分析。關注“關係”，是政治史早有的提法，鄧小南提的“活的政治史”就包括這樣，作者也沒有新突破，只是創造了“寵”“信—任”關係這麼一個拗口的名詞，其實還是老一套。而且對所謂的信任關係也沒有明確定義，比如舉的例子有很多權臣，難道當權就是“信—任”型關係？霍光在宣帝時，宣帝已經如芒在背，還對霍光“寵信”嗎？只是力不能逮不能除掉罷了。作者把這種權臣也算在“信任”型中，可見概念的混亂。此外，所謂關係分爲禮儀型和信任型，在於任何朝代，任何社會，現在也有，西方中世紀也有，現在西方所謂民主社會一樣有，這是人類社會共性，西漢有什麼特點？對西漢制度和政治文化有哪些影響？完全沒有分析。

在代序中，作者對目的論式的研究以及線性歷史觀在歷史研究中或隱或顯的流露進行了批判性反思，頗具啓發性。此外，其對“二重君臣關係”的論述，對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君臣關係的複雜性有很大幫助，其中，“信——任”型君臣關係，是作者結合西漢歷史而總結提煉的觀察這一時期君臣關係的重要視角，其啓示意義不僅限於西漢。該提法及其實踐是作者致力於突破線性歷史觀且基於歷史史實，而對西漢君臣關係乃至王朝統治進行再認識的一種嘗試，應該說極具見地，絕少目的論色彩。至於哪些臣下能被納入信——任型君臣關係以及更深層次“寵”的討論中，似乎不易界定，由於史書書寫的格套化使得相關用詞或只具有象徵意義，再加上作者用於界定的標準難免存在主觀性，從而最終使得對信——任型君臣關係以及“寵”的論述不可避免的帶有一定片面性，當然，這是結構性問題，不能苛責。最後，作者以反對線性歷史觀爲致力目標，但一個概念一旦提出，就很難不以其爲視角來考察和梳理歷史，這在無形中又形成了一種視角上的遮蔽，也可能會落入目的論及線性歷史觀的窠臼。

好書，對了解西漢中晚期的歷史很有幫助，註釋內容非常豐富，可見侯旭東先生治學之嚴謹

西漢政治的敘事，長期被兩種框架所主導：一是“事件/制度/文化”三足鼎立的割裂式研究，二是“階級論”“集團論”“出身論”等實體性思維下的靜態分析。 本書正是要打破這兩種慣性。這本書初以長文形式發表於《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成書，同年入選《中華讀書報》年度十大好書，並在學界引發了持續至今的方法論討論。 侯旭東的核心判斷是：中國古代帝國的君臣關係並非單數，而是“禮儀型”與“信－任型”的雙重結構。禮儀型關係通過策名委質、朝儀文書等儀式確立，具有普遍性、制度性與規範性，是所有臣民與皇帝之間最基本的名分紐帶。但在這層制度性關係之下，還存在一套以情感、信賴與私密空間爲標誌的“信－任型”關係——同乘一車的親近、允許入寢殿的默契、在私密空間中交談的人情溫度，構成了皇帝與少數心腹之間可被感知的“親密圈層”。 ①“寵”爲何是一種結構性存在，而非偶發的偏心或道德墮落。 侯旭東指出，西漢皇帝面對的是一個“廣土衆民而皆爲陌生人”的帝國——六千萬臣民在名義上皆爲臣屬，絕大多數卻只是文書上的姓名或戶籍上的數字。在這種陌生統治結構中，皇帝需要一條“有溫度的通道”，用可信之人來駕馭陌生多數。信－任型關係不是制度的對立面，而是制度運轉中“不可見、不穩定、甚至不可控”的部分的補充機制。用侯旭東自己的話說，“寵”駐紮在制度的縫隙裏，託舉着歷史的細微震顫。 ②侯旭東對“寵”的理解有着明確的方法論自覺。他在代序中系統批判了“倒放電影”式的線性歷史觀，認爲以結果推導原因、以必然性遮蔽可能性的敘事方式，壓制了歷史中人的能動性。他試圖以“關係過程”與“關係的關係”兩個維度重新審視古史，爲擺脫碎片化實證研究與抽象結構分析的疏離提供一條可能的出路。這一取向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視野下展開，使全書呈現出一種“深描”的氣質——不是尋找規律，而是捕捉關係在時間中的建立、維持、廢止與重構。 但本書的爭議也恰恰源於這種野心。有論者指出，侯旭東試圖用西漢一朝的個案來回應韋伯“家產官僚制”與費孝通“差序格局”這樣宏大的理論命題，但西漢本身是一個極具特殊性的過渡性帝國——它的平民化程度高，升官模式化程度低於科舉時代，寵信與富貴無常的現象尤爲突出。因此，“寵”在西漢的顯著性與它在其他王朝的表現，並不能簡單等同。侯旭東本人在回應中也承認，他“只對漢代進行研究，由於王朝的政治構造的不同，其他時期可能會產生一些變化”。 更實質的批評來自方法論層面。有學者認爲，侯旭東對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的批評存在誤讀——田著的敘述並非線性史觀，而是在皇權與士族的博弈中展開對歷史可能性的探索，其“王與馬共天下”的結論恰恰是多種可能性失敗後的形態，而非目的論的必然。這一批評如果成立，意味着侯旭東在“破”的層面用力過猛，而在“立”的層面尚未完全兌現其方法論承諾。 不過，即便存在這些商榷，《寵》的學術貢獻仍然不容忽視。它推進了學界對君臣之間特殊親密關係的研究。尾形勇在《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中發現君主對某些臣屬“以家人之禮相待”的現象，甘懷真區分了“義合”型與“父子化”型兩種君臣關係，增淵龍夫則考察了任俠習俗對官僚體制的影響。侯旭東的“信－任型”概念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不同於任俠式關係與復恩式關係，“信－任型”所依託的“寵”在人際結合的方式上更具一般性，在君臣間特殊親密關係中佔更大的比重。更重要的是，他將這種關係置於“熟人世界”的廣闊社會空間中，自上而下地重新審視國與家、公與私的對立統一，這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 ③回到書名中的“寵”字。侯旭東說：“‘寵’，不是羞恥，是關係。”這句話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指向一個更深的問題：當我們習慣於用道德判斷來消解那些無法被制度完全容納的政治現象時，我們是否也在放棄理解權力真實運作方式的機會？信－任型君臣關係既可能扶持賢能，也可能滋生危機；晁錯是“智囊型寵臣”，石顯是“宦官型寵臣”，兩者共享同一套關係邏輯，卻走向截然不同的命運。侯旭東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但他至少讓我們看到，在禮儀型君臣關係的規整表面之下，還有一層由信任、情感與私密空間編織的關係網絡，始終在塑造着西漢歷史的走向。

作者一開始就把所有的派別，大部分的名家批評了一通，這裏問題，那裏偏頗，我就感覺不妙，作者真有什麼絕世高論麼？ 抱着試試的心理繼續讀下去，越讀越失望。作者是典型的先立論，寵信關係，再把這個論點分成幾個方面，找來沾邊的史料來說明闡述。首先這個做法不對，應該先有歷史，再歸納出規律；其次這個寵信觀點就是過於簡單，不算什麼高明新穎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作者是把觀點切成幾個方面，而沒有深入挖掘，比如劉邦一開始和盧綰那麼要好，爲何決裂呢。只是平鋪史料，索然無味！再次，作者缺乏對史料的辨析，比如史料中高官皇帝的話很多是大話套話，後面代表了什麼意思，史料真僞，靠譜度如何，史料與史料之間的聯繫如何，比如作者提到兩次王商，分明是兩個人，一筆帶過，也不做說明。 總之，作者眼高手低，對比戰國歧途，真是高下立判。

“事務過程不斷通過例行化的運作使得帝國體制得以延續，關係過程往往會滲透到事務過程中，催生變化；兩者交織，實現了變與不變的統一。”但制度和人事互浸已然足夠表示，文字翻覆繞了一圈回到常識是本書給我的最大感覺。政治史研究多關注事件過程而很多隻是環節語，《東晉門閥政治》考證“帝親觀禊”就能看到翼戴之功是真的，關鍵事件卻是虛構的。史家記錄裏這樣的後推前是很多的，這涉及到歷史如何記述、記憶如何形塑，以及人的認識畢竟逃不開通過具體事件爲介質。以關係過程代替事件線索也許有一些獨到之處，但以這樣的常識上升到歷史動力令人存疑。

5/3 1:30 只看了序言就給我看力竭了，開頭對前輩庫庫一頓開炮結果根本沒轟到點子上，虛空索敵自說自話非常之搞笑。。看法太過片面和絕對了，而且我真對短短十幾萬字的書能論證這麼深的東西存疑，書友的評論證明我的預感完全正確。不否認有些話說的確實挺對的，但是含量堪比史裏淘金，唉！ 二編在5月27三點：因爲不可抗力看完了，雖然我還是覺得他這個，比起論述什麼不如說是一堆整合起來的史料精讀，論少述多，雖然作者總是說擺脫線性史觀，但我覺得直接看第一章和後三章的論述就足夠了……唉，一想到當時人削尖了腦袋擠進官場，用一些，今人看來甚至有點荒謬的方法去賭仕途，低聲下氣去求人，我就覺得好難過，雖然這甚至已經是制度的一部分了

《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 書評： 1.濃縮的前漢史，圍繞寵、信、任幾個字寫出漢天子與身邊臣子、宦者、外戚等之間的互動，歸納出一個“求寵—得寵—寵衰—下場—他人求寵”的循環往復過程。 2.羅列《史》《漢》史料，就事論事，確實無甚發明之處。 延伸：自秦始皇登上皇帝之位到溥儀退位，幾千年的中華帝制社會並沒有什麼大變化。皇帝集權、郡縣制、三公九卿制（在血緣外拓展用人途徑）等定於始皇處，但一個成熟的中國古代框架脫胎於前漢。太祖高皇帝所建立的王朝是此後所有王朝的縮影，武帝、宣帝爲帝制統治加上了外儒內法的核心手段。 一方面，帝制時代的人，大多數是忠誠的。在至高皇權之下，任何人、任何集團也只能通過正當或卑鄙的手段來竊取，藉助皇權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不敢明目張膽取而代之（除非利慾薰心如陳弘志弒憲宗天子、或者力量早就超過皇室如楊堅篡北周趙匡胤篡後周），只因怕天下羣雄心繫“劉家”。 另一方面，帝制時代的人又是最不忠誠的。“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相比於英王、鬼子國之所謂天王萬世一統，帝制時代的國人信天命流轉，以此作爲自己取而代之的依據，如哀帝天子的再受命終將沒法爲後代抵抗住王莽的託古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