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

周作人是魯迅先生的二弟，是著名的文史學家，與魯迅先生兄弟鬩牆，關係交惡，曾經任職日僞政府，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刑十年。俞平伯先生家學淵源深厚，是著名的紅學家，亦是著名的文史學家，曾經師從周作人先生，與周作人先生是相交一生的摯友。文本輯錄了周、俞二位先生的往來書信數百篇，通過閱讀這些書信，我們既知道了兩位先生的友情，亦從字裏行間感受到文人相交的平淡如水，卻情意綿綿。再者，兩位先生都不負大師盛名，每篇書信都言簡意賅，又意韻高雅，值得吾輩一讀賞析。

唉從前時候覺得俞平伯先生是一本正經極其細緻的學者，這本書的效用就是大變活人，好可愛啊，還會逃課。

民國聞人周作人，魯迅的大弟弟。早年留學日本，娶日本妻。 其之散文即興發揮，隨手拈來。情致極高，極爲俊雅。 其人思想與政治立場與其文章做對比，顯然糊塗落伍很多。 其之抗戰時投靠敵僞，並任僞職，成爲其一生無法洗刷的人生污點。 難道說，留學日本與娶日本妻或是欣賞日本是爲其寧願一意孤行、賣身投敵、不惜自甘墮落而當了可恥的漢奸的動機或是註腳嗎？ 做爲一箇中國人，縱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如果思想與立場發生搖擺與偏差，入了歧途，無疑是爲人生之大敗筆。古往今來，不勝枚舉。 在今天世界如此紛繁複雜的局勢下，仍然有思想立場搖擺不定、自自爲是的人。此爲讀書人抑或學者的悲哀！ 自古言讀書可以明事理，可是星移斗轉，早已是物是人非也。思想意識之混亂與缺乏正見，已成爲學界、民間的一大亂象與危機。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絕非危言聳聽。 讀書，思索。成熟，正見。

在散文作家中，應當數朱自清。五四以後談及寫美麗散文的，常把朱、俞並舉，即朱自清、俞平伯。《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與《西湖六月十八夜》兩篇文章，代表當時抒情散文的最高點。敘事如畫，似乎是當時一種風氣。（有時或微覺得文字瑣碎繁複。）散文中具詩意或詩境，尤以朱先生作品成就爲好，直到如今，尚稱爲典型的作風。至於在寫作上有一種“自得其樂”的意味，一種對人生欣賞態度，從俞平伯作品尤易看出。對朱、俞的文章評論，鍾敬文以爲朱文無周作人的雋永，無俞平伯的綿密，無徐志摩的豔麗，無謝冰心的飄逸，然而卻另有一種真摯清幽的神態。有人說，朱、俞同樣細膩，不同處在俞委婉，朱深秀。阿英以爲朱文如“歡樂苦少憂患多”之感。因此對現在感到“看花堪折直須折”情形，文字素樸而通俗，正與善說理的朱孟實文字異曲同工。周作人則以爲俞平伯文如嚼橄欖，味澀而有回甘，自成一家。 摘自《沈從文的文學課》。俞先生散文寫的極好，可反覆閱讀。

書中所附信札影印圖片較少，以文字謄錄爲主，內容多問候、邀約、教學瑣事，亦不乏文字佳品，尤愛1929年6月25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言及宴飲時見其與妻兒飲茗談心，遣人相邀，遠望脫帽謝絕，非是臆想，此種文字，配以一個遠景，真是風流蘊藉。   寫信札者“輕鬆自然地流露”，讀者自亦當如此。相較於書中所涉及的時事背景、高談妙論以及大量的人際交往，通信往來雙方纔是本書之重點。這裏不是文章之作者，而是平常之周作人與俞平伯，廢名跋《苦雨翁書札》言：“苦雨翁我們常見，苦雨翁的信札我亦常有之，但這樣擺在一起觀之，我真個的彷彿另外有所發現，發現的什麼又說不出也。”我姑妄言之，睹信思人，按日期裝訂的信札正是寫信者每一幕定格的形象，文字照片也。比之日記，此種交流“抓拍”顯然更具文學魅力。本欲在通信中看到周、俞言及國難之語，但只偶一帶過，可惜信札之散佚，不得多睹其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