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第2版）（當代中國人文大系）

現代政治不僅是行政體制運作的問題，而且也是每個“個人”的“身體”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面臨被塑造的問題，包括政治對身體進行的規訓與懲罰，比如醫療空間監控（楊念羣） 醫療史研究在歷史學裏面一向很偏遠比較邊緣化的專門學科，但從“現代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醫療史卻越來越走向核心的地位。不僅有德里達，蘇珊桑塔納對於醫療話語的討論，還有福柯對於生命政治中醫療空間規訓的研究，更有這次疫情中，醫療權力無所不在的滲透性和對身體的懸置，重新挖掘了阿甘本“例外狀態”，“神聖人”的內涵，而埃斯波西多更是整合了醫療的免疫概念，在詞源上挖掘了豐富的醫療政治內涵。而肯定醫療技術對身體的治理也有，比如呂克南希。所以在這本書裏，楊念羣老師運用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像福柯，關鍵討論了醫療話語敘事如何產生地方感覺，而地方感覺走如何建構出空間乃至權力體系一整套的闡釋。 是的，表面看就是西醫如何進入中國的一段社會歷史闡釋，但實質上是想挖掘現代西方帝國的“殖民品格”在中國如何逐步取得合法性的過程，而且也分析諸多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觀念如何運用“社會學想象力”，通過與本土資源的協調配合，使醫療行爲本身成爲構建中國“現代傳統”之要素，醫療行爲是如何幫助促成“現代中國”合法性之建立的？在本書中，近現代政治變革發生重大或微妙變異的歷史都在交叉反覆。 非常棒一本書，嚴重推薦！

書名中的“病人”本身就帶着隱喻。讀完後更清晰地看到，這裏的“病”並不僅僅是生理層面的，而是國家、社會與權力結構的縮影。通過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的衝突與演變，作者揭開了醫學背後的權力邏輯，讓人意識到醫學不僅治病，更在塑造國家秩序與個體身份。

本書從西方醫學進入中國社會並與之融合形成現代醫學模式雛型的角度編寫，有依有據，就是太冗長，前面兩三百業是細讀，後面粗粗翻略，知道“護士”“白大褂”“公共預防醫學”都是泊來品。西醫最早進入中國的身份是“傳教士”，並非“醫生”，站在政治立場，或許兩百年前是外國人希望先控制國人的肉體進而控制國人的精神。當初最早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想象不到西醫在中國的蓬勃發展正是站立在他們曾經的努力上。

觀點沒有什麼特殊的，但一手資料比較豐富，可讀性較強。

相較於國內某些新史學著作“衛星上天”，空談理論，文獻整理可謂紮實，特別是對建國後的梳理，但既然已經做了史料上的梳理，但田野調查上欠缺，着實是一個遺憾

感覺作者就是爲了觀點創新，生扯出來一些宏大主題，「空間」啊，「場域」啊啥的，然後蒐集一些細節材料來「佐證」。 但是材料的使用和分析很成問題，時間和地點上其實是非常鬆散的，但被強行攏在一起，建立因果關係。但如果自己分析史料的來龍去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而不是作者所說的那樣了。 唯一有價值的，是提供了一些材料，以及不錯的參考文獻，比較有助於延伸閱讀。

身體與國族：一柄手術刀下的百年再造 病人之所以被打上引號，意在表明：近代中國的“病人”不僅與古代意義上的病人有着巨大差異，更重要的是，近代“病人”不僅承載着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義，更承擔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過程中的思想與制度內涵。在近代以前，我們的身體在傳統視野中本屬一種正常狀態。西醫傳教士進入中國後，我們原有的正常狀態被判定爲不正常、不健康。人們需要通過防禦與治療，才能達到現代人所認可的狀態。換言之，評判標準被徹底改變，昔日被視爲自然的身體狀態，反而成了一種病態。於是，“病人”被再造出來。與此同時，近代打着醫治“病人”旗號積極推動變革的羣體，往往在特定時刻自身也成爲被規訓、被“治療”的對象。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楊教授希望開展新的研究，卻尚未明確方向。1995年，一位人類學家給他講了一個故事：甘肅某村有一座孔廟，20世紀50年代修建水庫時被拆除，80年代幾位老人僅憑記憶將其重新修復。在修復這一空間的過程中，諸多事件恰似不斷回溯歷史、抗拒殘酷現實的過程，並由此實現生命的完整。人類學家說：你看，這座廟不就像一個身體嗎？ 受此啓發，作者聯想到：近代以來，中國的身體一直被視作病弱不堪，中醫對此似乎束手無策，而西醫卻能憑藉獨有的外科切割技術，使處於損毀狀態的身體得以復原。這種治療方式，常被比喻爲整個中國社會如同一個感染病毒的共同體，經歷由弱變強的近代蛻變，在經受表層與內部的損毀後最終走向治癒，這正是外科手術傳入中國所帶來的結果。當西醫的手術刀切入中國的“身體”，它便成了一個現代性事件。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正是當年美國訓練西醫傳教士的核心機構，大量西醫傳教士從這裏畢業後被派往中國，校內也保存着許多關於協和醫學院及傳教士的檔案與書信。如果僅研究新教傳教士如何拯救中國人的靈魂，議題未免過於狹窄，相關研究也已汗牛充棟。作者所要做的，既非純粹的傳教史，也非典型的醫療史，放在一般史學評判框架內，無疑是“四不像”。這本書或許會讓許多人產生興趣，卻也會因其處理歷史的方式而感到陌生，難以輕易接受。它既非標準的醫療史、政治史，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史與文化史；但反過來說，它又同時兼具醫療史、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的面向。 作者試圖打破學科的習慣性分類，改變學術界的認知慣性。以往做政治史，多關注權力與利益鬥爭；做社會史，多着眼於百姓生活變遷與廟宇祭祀等民間活動；做醫療史，則側重瘟疫發生、鼠疫傳播等問題。本書的寫法有點像金庸小說裏的魔教劍法，雖非名門正派、路數不甚規範，卻可能威力巨大。它難以被輕易歸入某一專業門類，卻又儘可能容納以往歷史學各領域所涉及的政治、文化、社會、思想等多重內容。同時，作者將概念化的解釋集中置於結論部分，避免打亂全書的敘事節奏。 此書在敘述風格上也多少受到《叫魂》的影響。實證研究多依賴公開媒體或易於獲取的史料，而本書更重視私人書信與邊緣史料的價值，例如一般人較少關注的地方檔案與文獻。作者在北京檔案館查閱到警察局處理產婆、陰陽先生的資料，這些都是以往無人問津的邊角材料，作者將其蒐集並重新解讀。此外，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查閱到大量稀有資料，該地收藏的全國各地地方衛生史料極爲豐富，甚至覆蓋鄉鎮與村級衛生室。儘管僅停留四個月，卻收穫頗豐。作者還前往秦嶺山區，採訪整理赤腳醫生的口述史資料，將這些看似互不相關的史料整合運用，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史料選擇別具一格外，新的敘事方法同樣重要。這一敘事方式的形成經歷了漫長過程。作者最初研究西醫傳教士時，較爲強調運用概念進行解釋，尤其注重引入西方社會理論解讀中國，這一傾向一直持續到90年代末。當時中國歷史研究意識形態化、政治化色彩過重，需要引入西方理論加以改變。但中國歷史本身極爲鮮活，若用西方理論生硬切割梳理，容易使其淪爲刻板、刻意的機械圖景，也極易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表述邏輯。 因此，作者轉而尋求一種鮮活的情景化寫作方式，將歷史復原到具體情境之中，使其生動可感。但這又不同於迎合大衆的通俗寫作，其區別在於將理論意識隱藏於敘事之內，做到厚重而不膚淺。例如90年代熱議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理論，被直接套用於中國史研究，本質是理論的橫向移植，實踐效果並不理想。要避免生搬硬套，就必須回到歷史現場，通過歷史場景的層層推進與轉換，表達自身的歷史意識。 西方概念的一大問題在於，它們已被分門別類、固化定型，各有其既定規則、研究方法與路徑，且往往帶有西方獨有的特性。若不加反思地使用，難免落入窠臼，甚至可能損害對中國歷史的本真理解。90年代學界格外強調遵守學術規範，大力倡導引入西方方法，而作者對此展開了強烈的反思與自我檢討。他並非拒絕使用西方理論方法，而是擔憂盲目套用會傷害鮮活的中國歷史書寫。 此外，本書寫作雖多少受到史景遷的影響，卻又與之不同。史景遷站在美國人的視角觀察中國，自有其問題關懷；而作者則力圖建立真正具有本土風格的寫作方式，尤其希望以一以貫之的邏輯重寫百年中國史，而非像史景遷那樣僅截取某一歷史片段展開描寫。雖有觀點認爲本書與史景遷治史方式相近，但作者自認爲在題材選擇與內容處理上仍保有獨特個性。 以往史學著作，要麼強調宏大趨勢，行文空洞教條；要麼走向極端，過度碎片化，只挖掘細碎的生活場景與細節，最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本書以貫通的視野書寫百年曆史，展現出波瀾壯闊的近代中國進程，其宏大架構又由紮實、具體的細節支撐。全書通過數十個場景的不斷轉換，串聯起宏大的歷史脈絡。總體而言，本書背後有着相當宏大的敘事邏輯與鮮明的問題意識，但具體研究工作又極爲細緻，包括對各類檔案、內部資料、口述筆記等史料的蒐集與運用，視角均與史景遷有所區別。 對於西方傳教士的歷史作用，學界歷來存在兩種看法：或將其視爲十惡不赦、“騎着炮彈飛來”的侵略者，或將其視作中國近代化事業的開拓者之一，認爲他們助力引進醫院與科技、積極從事慈善事業，正面影響顯著。作者認爲，這兩種因素複雜糾纏，難以簡單辨析。但必須注意的是，傳教活動終究是帝國主義與新殖民擴張向中國滲透的產物，無論其名義是傳播宗教、拯救靈魂，還是醫治身體，都屬於整體殖民規劃的一部分。 作者在書中也詳細論述了傳教士如何適應中國人、將中國人納入西方體制的過程，並特別強調一個特點：中國人往往將基督教理解爲勸人向善的教化，是否信仰上帝反倒無關緊要。傳教士便迎合這一心理，以治病爲接引，再進行宣講，看似雙方各得其所。基督教通過控制醫院、介入社區生活實現擴張，中國人則在治病療傷的層面獲得實惠，二者之間形成相互協調、彼此滲透的過程。但作者認爲，不應僅從宗教角度理解這一過程，它本身極爲複雜，傳教士的正面與負面影響相互纏繞，難以截然割裂。 其次，本書與福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有相似之處，例如醫療方式、醫療機構、醫療制度與醫療空間的變革背後，均存在權力運作的痕跡。二者的區別在於，福柯採用哲學方法，而作者採用史學方法。本書可被視作對權力運作的歷史考察，但對權力運作的理解必須建立在極爲具體的歷史描述之上。從陸續出現的書評來看，讀者可從身體政治學、空間理論、制度變遷等多種路徑進入本書主題。這也說明，醫療過程本身只是切入與理解問題的一種方式。 在觀察政治運行時，醫療同樣成爲日常生活與政治運作的重要因素，並與其他因素互動，在互動中呈現近代中國政治架構的特徵，諸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傳統文化與現代制度變遷等問題，都可通過醫療體系的演變重新解讀。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中的觀點也在本書中有所體現。作者在閱讀該書後，嘗試將其理論轉化爲對中國醫療現象的分析。1952年反細菌戰中對細菌傳播的隱喻性宣傳，以及反細菌戰動員最終被制度化爲愛國衛生運動，都表明戰爭與疾病的意義之間建立起了恰當的政治關聯。 在反細菌戰敘事中，美國被塑造爲疾病的傳播源頭，“東亞病夫”的屈辱不再源於自身，而是外力強加的結果。這種“顛倒的想象”，不僅使細菌成爲政治隱喻，更使中國人的醫療行爲等個體特徵，經由政治動員被賦予集體邏輯。 本書最初的書名較爲文雅，爲《道異風同》，意在表達中西醫本源相異，傳入中國後經糅合擴散，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但作者發現這一書名過於晦澀，難以被理解，最終改用直白的《再造“病人”》。醫療史通常從生理層面理解病人，而將“病人”加上引號，則賦予其強烈的歷史感。例如“東亞病夫”這一稱呼從何而來？爲何中國人原本無病的健康狀態被判定爲異常？這背後經歷了極爲複雜的歷史過程。 當年傳教士以衛生、健康等一整套標準規訓中國人，將中國人的身體狀態判定爲不正常。例如纏足，在傳統審美中曾被視爲美，而西醫傳教士卻從醫學角度指出其造成骨骼變形，極爲不美，中國人逐漸接受了這一判斷。當時更有觀念影響維新思想家：婦女普遍纏足，導致新生兒體質孱弱，國家便無法與西方抗衡、抵禦外侮。由此，“病人”一詞被賦予反侵略、反殖民、建設現代國家等多重意涵。 西醫逐漸佔據主流、中醫日漸式微，均與時局政治緊密相關，甚至與“社會革命”議題相互呼應。1929年是關鍵一年，西醫餘巖在南京國民會議上提出“廢止中醫案”，隨即引發“中醫自救運動”，並引發大規模輿論爭論。 核心問題在於，中醫被排斥，並非完全因爲其依託陰陽五行的傳統理念、所謂“不科學”、模糊不清、缺乏可量化標準等。更重要的是，中醫與現代醫療行政制度存在根本衝突：中醫面向個體診療，而現代醫療制度面向羣體防控。例如非典暴發時，西醫採取隔離措施，動員全社會力量限制病人活動，對疫區實施封閉管理，對此中醫無能爲力。當時對中醫的批判，核心一點便是中醫無法承擔“社會醫學”的功能。所謂社會醫學，即面對社會羣體時所能採取的應對措施。中醫本身，甚至中醫從業者，都成了社會醫學需要清除與改造的對象。 作者的思考暗含四層意涵：第一層是身體層面；第二層是空間問題，即中國人傳統的空間認知如何被改變；第三層是空間如何被制度化，如何規訓個體遵從西方、醫療、政治、文化、社會等多重規範；第四層則是社會動員——這一制度化過程必須依靠大規模社會動員才能最終完成。諸如“三反五反”、愛國衛生運動、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逐步使這套制度獲得合法性。這四層意涵，如同戲劇般次第展開。 西方空間形式易引發中國人的想象。例如教堂，內部舉行復雜宗教儀式，常閉門運作，在國人眼中顯得神祕幽暗；加之教堂附設育嬰堂與醫院，便與古代“採生折割”的恐怖傳說聯繫起來，被謠傳夜間劫掠路人、挖心製藥以治麻風。 空間層面還有一個關鍵詞——“委託制”。從醫學史角度看，即把親人交由外人在封閉空間內接受治療。傳統中國人極少將親人“委託”給外人照管，更習慣在開放、親密的關係中開展診療，病人與親屬可參與醫療過程，對藥方提出增減修改意見。而福柯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空間的監控化與封閉化。外科手術需要無菌環境，手術室必須將家屬隔絕在外，形成專業化空間：一羣掌握技術權威的人，排斥親密的親屬關係，在封閉環境中對身體與生命負責。 中國人對此背景缺乏瞭解，而出生登記、死亡鑑定、疾病分類等均形成一套規範流程。生命統計員被逐步派往基層，慢慢取代陰陽先生。一度，陰陽先生開具的殃榜仍具效力，但最終殃榜失效，必須由公安局認可的生命統計員開具死亡通知單，棺材方可出城。由此，警察制度與醫療制度相互交錯、彼此配合，雖歷經分合，卻始終呼應聯動。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更依靠社會動員力量重構制度，並將其滲透至基層，使之被普遍接受。作者選擇“細菌戰”作爲解讀切入點，認爲影響深遠的愛國衛生運動正起源於反細菌戰，這也是其重要考證結論。愛國衛生運動深刻塑造了中國人的日常行爲，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城市居委會與鄉村基層普遍動員民衆打掃衛生、整治環境。這一制度的建立，可追溯至50年代的反細菌戰，即一場軍事化臨時防禦措施，如何逐步轉化爲民衆普遍接受的日常生活狀態。 細菌來襲引發普遍恐慌，國家便以此動員民衆堅持衛生習慣、參與防禦動員。愛國衛生運動亦是如此，打掃、滅鼠等行爲本身已不再重要，轉而成爲響應國家號召、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形式，串聯起民族主義教育。此時，衛生與醫療本身退居次要，成爲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手段。民衆參與的集體活動，兼具醫療防禦與政治行動雙重屬性。 “東亞病夫”的標籤由西方強加，成爲中國人長久的心理包袱，渴望擺脫。作者用“顛倒的想象”分析反細菌戰：細菌與“病”皆由外國人帶來，“東亞病夫”的困境源於美帝國主義，而非自身。這一敘事中，社會動員、民族主義等因素交織作用。 抗美援朝戰爭具有偶然性，細菌戰的出現同樣偶然。最初疫情集中於東北地區，中央採取軍事防禦策略，隔離東北與華北，派遣防疫隊前往疫區，實施隔離、消毒、撒藥、疏散等措施，臨時性色彩極強。隨後，細菌污染範圍擴散至青島、沿海乃至浙江、福建、廈門等內陸地區。相關報道稱，國民黨飛機頻繁從臺灣起飛，向沿海投放沾染細菌的兒童玩具、牀單、食品罐頭等。反細菌戰由此從東北局部軍事防禦，擴展爲覆蓋東南沿海的全國性防禦策略。1952年起，愛國衛生運動逐步制度化，並深刻影響農村基層。 在此過程中，還有針對城市的“三反五反”、針對農村的人民公社、大躍進等運動，各有側重，而作者始終緊扣醫療主題，探討具有廣泛空間意義的社會動員。 西方醫療體系在京滬等大城市的建立與制度化相對順利，但在中國廣袤鄉村，西醫推廣難度極大。蘭安生的學生陳志潛在定縣開展試驗，正是試圖尋找將西醫推向農村的方案。作爲社會改革試驗，“陳志潛模式”影響巨大，當時諸多實驗區均配套醫療改革規劃，因此在一定範圍內得到推廣，只是未能完全制度化。 定縣試驗搭建起三級保健制度框架：縣設醫院、區設衛生所、村設保健員，這一體系本身便是一項革新。彼時協和醫院診療費用高昂，堪比貴族消費，但其社會服務部每年設有專項預算，爲貧困病人提供免費治療。陳志潛將這一理念推廣至定縣，並進行嚴格成本覈算，依據普通農民年度醫療支出能力配置醫療體系，將藥品成本壓至最低。他還從定縣平民教育學校抽調人員培訓保健員，使其從鄉村中來、回鄉村中去，攜帶簡易藥箱處理常見小病。 可惜的是，定縣試驗排斥中醫，陳志潛將中醫等同於巫醫，主張徹底剷除，完全未利用中醫資源，也忽視農民對中醫的需求。作者認爲，毛澤東實際上繼承了定縣試驗的制度體系。以往觀點多認爲革命與改良勢不兩立，實則不然。毛澤東走暴力革命、階級鬥爭路線，表面上未推行改良，但其赤腳醫生制度，確實接續了三級保健體系，這一點以往學界關注不足。 與定縣試驗不同，毛澤東的思路更爲兼容幷包，吸納了中醫、草醫、遊醫等資源並加以簡化。二者根本目的亦有區別：陳志潛意在農村推廣西醫、取代中醫；毛澤東則旨在改變農村醫療面貌，並將其納入國家體制。 作者特別強調，不應將赤腳醫生簡單視作政治運動的產物。當下普遍將其定位爲“文革”產物，相關宣傳也多突出其雨夜出診、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形象。作者認爲，赤腳醫生雖伴隨“文革”出現，卻不應忽視其與定縣試驗的內在關聯。毛澤東深諳農村結構與農民需求，對農村醫療體系的運行有着獨立思考，並通過赤腳醫生制度予以實現。 赤腳醫生的特點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多數由村裏選派至縣級短期培訓，再返回本村服務。其優勢在於依託宗族與親情網絡，對農民需求抱有情感聯結，而非僅靠政治口號與訓練驅動。宗族關係與人情網絡基本決定了醫患互動模式，同時也存在利益激勵：赤腳醫生工分高於普通社員，且實行“三三制”——1/3時間出診、1/3時間衛生室坐診、1/3時間下田勞動。毛澤東的用意在於，只有與農民共同勞作，才能真正瞭解其需求。利益驅動也使赤腳醫生獲得較高社會地位。 改革開放後，醫療界強調“高精尖”技術，實則是“協和模式”的迴歸。部分協和出身的專業人士發文質疑赤腳醫生技術水平低下，只能處理小病，主張培養高端醫學人才。這一轉向與醫療體制市場化密切相關：大量資源投入城市大醫院與先進設備，農村赤腳醫生體系隨之瓦解。此後，赤腳醫生逐漸轉向私人診所，以成本覈算爲導向，傳統親情網絡徹底瓦解。如今重建合作醫療困難重重，正是因爲鄉土社會網絡與道德情感基礎已然消失。 1832年，首位西醫傳教士在廣州開設眼科診所，作者以此作爲西醫進入中國的起點；1985年，赤腳醫生體系瓦解，私人診所興起。作者試圖以此爲脈絡，展現一段波瀾壯闊的百年大歷史。讀者可從書中各取所需，卻難以將其歸入某一純粹的學科框架，但其內容又幾乎觸及近代中國的諸多關鍵面向。 歸根結底，作者關心的是現代政治問題，通過描述醫療過程、梳理醫療制度變遷、展現身體與觀念的轉型，探討現代政治的演變，以及現代政治如何影響每一箇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因此，書中所有細節描寫，都應置於現代政治的脈絡中加以理解。作者的最終目的，是揭示歷史中被遮蔽、被忽視的深層層次，展現以往較少被關注的歷史面相。

終於看完了這本書，很遺憾看得略快，細節可能沒看得很清楚。 第一，比較佩服作者的講故事能力，許多章節都是以故事開篇，我始終覺得真正好的研究應該是離不開一個個具體鮮活的人的，而在文中，我看到了許多鮮活的人，比如西醫傳教士、比如中醫、比如赤腳醫生等等。 第二，在講故事外，作者的概念運用也較爲突出，即理論功底深厚，“殖民品格”“地方感”“顛倒的想象”“身體”等可見一斑。不過這也帶來一個問題，某些概念是否過於生硬和強硬？尤其是福柯的規訓與懲罰，“規訓”一詞在文中出現的頻率有些頗高了，像國家對個人身體的規訓等等。 第三，作者以“空間”爲切口，主要想探討西醫作爲一種新“空間”如何與傳統社會的空間發生接觸、衝突與融合。“空間”這個概念選得極妙，從西醫傳教士的初步進入，到蘭安生模式在北京協和醫院，再到陳志潛的定縣實驗， 再到新中國赤腳醫生的全面下鄉，西醫確實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認知和習慣。 此外，我認爲作者有些問題還是沒有討論清楚，可以繼續延伸的。比如“病人”這個概念，作者指出，在近代“病人”作爲一種隱喻，不僅是指個人的身體疾病，更指代了民族國家的孱弱，即常說的“東亞病夫”。然而，從概念史的角度出發，我們也需要探究，這種“病人”的觀念是如何形成的？是西方列強強加之下的結果，亦或是近代中國知識精英制造的結果？如果說這種觀念在1949年之前僅僅是成爲製造“強國保種”的民族主義工具的話，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又是如何利用“病人”來反擊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的？綜上，針對“病”及“病人”這一概念在中國社會的變遷，一方面能夠探究出西醫進入中國後概念的擴展，與中醫的衝突，另一方面，也能窺見不同權力主體對概念話語進行爭奪的圖景。

昨天才被系統推薦這本書 今天就刷到了他被實名舉報 這就是大數據嗎

算是給從來沒讀過醫療史的我開了眼界，本書前面主要講西醫傳到中國以後與中醫的競爭，而在1929年餘巖、褚民誼等人提出的廢中醫案時達到了高潮，中醫也有此走上了內部團結並爭取與西醫的平等地位以融入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的道路上。在楊念羣看來，1952年的愛國衛生運動標誌着這一轉型的完成，這場由抵抗美帝國的細菌戰發展到國民的自發防疫，不僅是民族意識覺醒，也是國家自上而下規訓的結果，正反映了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於是在結論部分，作者將醫療、地方和空間政治聯繫起來，做了簡單的總結，即帝國主義將我們貶爲“東亞病夫”時，我們反過來利用這一稱呼形成了新的民族國家的認同，而看病這一古老的個人行爲，隨着國家對公共空間的控制而成爲了防疫這一羣體行爲，“病人”也從能夠表達自己身體病痛的主體變成精密儀器測試的對象，不斷映證着福柯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雖然論證過程不算嚴密，但還是能給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的政治變化提供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