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

算是讀完的第一本關於寒冷地區歷史的書。一個面積達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地域，有無數的土地、森林和礦藏，但整個近代的歷史卻感覺如此的悲慘； 但另一方面，在這片土地上承載了沙俄三百多年來與當時的社會與制度格格不入的人們；孕育了“描述人類心靈全部深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推翻沙俄建立蘇聯的列寧、開闢北冰洋航線的米哈伊爾·西多羅夫；還有那些在本地紮根、自發的爲路過的流放犯人們提供食物的、篤信宗教無私奉獻的善良的老百姓們。 西伯利亞的殖民史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很矛盾的歷史，彷彿是一個水火不容的兩極所孕育出來的混血兒： 首先是從殖民的目的來說，一方面沙皇希望西伯利亞成爲一個發展皮毛貿易、開發森林與礦藏資源的寶庫，另一方面又希望它成爲一個承載溢出的罪犯的沒有屋頂的大監獄；承擔這樣矛盾的目的的殖民主力軍是那些罪犯，然而與沙皇預期的相反，這些罪犯既沒有被監獄改造，也沒有在這片土地上創造財富；他們在監獄裏發展了手工藝製作、偷竊、製造假幣等技能，在監獄外成爲了掠奪居民財富的流民； 從這片土地的利益相關方來說，統治這片土地的沙皇與被流放的政治犯們有巨大的矛盾，讓這片土地一方面幫助沙皇驅逐反對他統治的人民，另一方面又幫助這些反叛的人民積蓄力量，最終從這片土地上流傳出的各種文學作品和革命軍隊也確實摧毀了沙皇的統治； 這片土地上最常見的三種人也有着巨大的矛盾：押送犯人的沙俄官員們與流放犯，逃亡的犯人與當地的居民，這種內生的矛盾幾乎貫穿整個三百多年的殖民史，使得殖民的進展停頓不前。 另一個很有趣的聯想是和美國西部大開發的對比。幾乎是完全兩極的兩種開拓模式：美國西部大開發是嚮往財富和自由的人們，在政府土地法案的引導下西進，開發密西西比河灌溉下的肥沃土地，還有在金礦吸引下的西海岸大開發；而沙俄的西伯利亞殖民則完全由政府主導，壓迫着罪犯們在強制管理、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去幹苦力。信奉信教，獲得精神解放，崇尚自由與獨立的美國殖民者與信奉東正教、崇尚犧牲、集體，美化痛苦的俄國殖民者也非常像是冰與火的兩極。 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部分是第八章對監獄生活的細節描述，和陀翁的《死屋手記》可以交叉閱讀。監獄中的環境是我所見過最殘酷的，潮溼、污濁、夾雜着屎尿汗味的空氣保證了罪犯的每分每秒都接受着折磨；每一秒鐘身邊都有其他人是一種極致的精神上的不自由；毫無意義的工作對身心都是一種巨大的璀璨。但這樣的環境也結出了另類的果實，擅長各種手藝活兒的工匠們，規則另類但卻格外堅守自己的道德的罪犯工會，還有在西伯利亞積累知識與革命力量的政治犯們。還有一個特別痛快和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女犯人反抗暴政直接給了獄警一巴掌，在西伯利亞的土地上，既有憐憫犯人、捨己無私的民衆們，也有敢於對抗國家機器的罪犯們，就像是這苦寒大地上開出的冰花一樣。 就像《偉大的博弈》雖然描寫的是美國金融的歷史，尤其是集中在紐約華爾街的歷史，但其實千絲萬縷中串起了整個美國的政治史；這本書雖然是描述西伯利亞的殖民史，但其實也講到了大量沙俄歷史上的關鍵政治節點，這片北亞大陸上的歷史和沙俄乃至整個歐洲以及中東地區都有緊密的聯繫。 在12到15世紀蒙古人的勢力在西伯利亞消退以後，1582年俄國人首次越過烏拉爾山脈到達西伯利亞標誌着俄國“領土聚合”的殖民擴張計劃的開始； 16世紀末和17世紀是在這片土地上不斷東擴開展皮毛貿易的歷史。 18世紀皮毛貿易的衰落讓西伯利亞作爲流放場所的功能變得突出起來。在俄羅斯帝國廢除死刑後，“流放”在18世紀中葉變得普遍起來。1822年3月15日，亞歷山大一世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將犯有惡行的農奴流放至西伯利亞的決議。 自1826年以來，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不僅有對地主犯有惡行的農奴，還有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參與者。從這時開始，西伯利亞的命運和整個俄國、甚至是和歐洲的命運開始交織在一起： 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反而有機會避開俄國歐洲部分的專制統治，試驗自己的政治思想，這也間接爲1917年十月革命提供了範例； 1861年農奴制取消間接引發的1863-1865年波蘭人起義，被鎮壓、逮捕、流放的波蘭政治犯們展示了作爲一個獨立自由的人面對這樣的專制壓迫時的抗爭。看到這一段的時候其實對我是又一次的警醒，就像之前在我新加坡的同學上所看到的那樣，有不平等或不滿意就主動去抗爭並爭取自己的權益，這對我來說其實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這些政治犯們後來回到歐洲，也用他們的聲音揭露西伯利亞以及沙俄的專制獨裁的暴行，也間接加速了歐洲及俄國人民的反抗與革命； 1905年日俄戰爭的失敗以及其後在俄國歐洲部分爆發的1905年革命產生了大量流放犯，激增的流放人數讓西伯利亞成爲了革命培養皿，並最終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 然而作者藉以爲經歷沙俄、白軍、紅軍到最終又經歷大清洗的老兵一生的經歷和他的視角，看到了西伯利亞歷史的輪迴。這也是我對比閱讀之後的感受，即暴烈的革命往往帶來的是社會劇烈的震盪，最終只留下被傷害的人民；法國在大革命之後又馬上經歷專制復辟就是另一個鮮明的例子。相比之下，現在我反而更喜歡英國溫和、漸進式的社會改良。 當然，任何歷史都無法脫離地理的影響，最後一個收穫就是淺淺瞭解到了西伯利亞的地理。北極圈內的凍原，三條大河上游的泰加林，還有南部臨近中亞、蒙古的一望無際的草原；以“畢業了”來記憶的三條大河鄂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大本營託博爾斯克，鄂畢河上游的鄂木斯克，歐亞界標葉卡捷琳堡，貝加爾湖西岸的伊爾庫茨克，東岸的涅爾琴斯克礦場，太平洋的薩加林島和堪察加半島，還有原屬於清朝的恰克圖和海參崴……北亞對我來說不再是一片空白，這片土地上的地理和歷史在看完這本書後有了一個宏觀的印象。

評論：很有趣的一個悖論。沙皇最初設想“一舉兩得”：用免費囚犯勞動力開發邊疆，同時省去本土大監獄的維持成本。但懲罰的壓制屬性與殖民的建設屬性本質互斥：想要馴服罪人，就摧毀勞動積極性；想要有效勞動力，就必須削弱刑罰威懾力。雙向拉扯之下，懲罰、殖民兩大目的雙雙崩塌，流放制度最終非但沒能鞏固帝國統治，反而孕育出顛覆自身的革命力量。 《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內容總結 作者：丹尼爾·比爾（Daniel Beer），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教授 獎項：2017年坎迪爾歷史獎（全球最高非虛構史學著作獎） 書名淵源：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死屋手記》，該書基於作者四年西伯利亞苦役經歷創作 核心資料：19世紀新聞報道、官方報告、俄國小說、回憶錄、日記及俄羅斯歐洲部分與西伯利亞檔案館大量未公開一手資料 一、核心論點與研究範圍 - 核心矛盾：沙皇政權將西伯利亞作爲流放地，同時追求懲罰罪犯與開發殖民雙重目標，二者內在衝突導致制度徹底失敗 - 時間跨度：1801年亞歷山大一世加冕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覆蓋整個19世紀沙俄流放制度興衰史 - 流放規模：超過100萬囚犯及其家屬被流放到烏拉爾山以東，西伯利亞成爲"沒有屋頂的大監獄" - 研究視角：聚焦普通流放者（政治犯僅佔1%）及其家屬，還原制度對平民生活的影響與西伯利亞社會塑造過程 二、結構與主線（十四章） 1. 起源與制度設計：16-18世紀流放制度雛形，1822年斯佩蘭斯基改革確立流放體系基本框架 2. 流放之路：囚犯從歐洲俄羅斯到西伯利亞的漫長遷徙，沿途苦難與管理混亂 3. 政治犯羣像：十二月黨人、波蘭起義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政治流放者經歷 4. 苦役與礦山：涅爾琴斯克等礦山的極端勞作條件，苦役犯的非人待遇 5. 流放者社區：流放者在西伯利亞形成的"民主共和國"，罪犯自治與社會秩序重建 6. 原住民與流放者：西伯利亞本土民族與流放者的互動、衝突與融合 7. 刑罰堡與監禁：專門監禁設施的運作，暴力懲戒系統與囚犯反抗 8. 革命思想傳播：流放地成爲革命思想孵化器，政治犯與普通罪犯的思想交流 9. 追捕與逃亡：庫庫什金將軍的軍隊與逃犯之間的博弈，流放制度的漏洞 10. 薩哈林島：遠東流放地的特殊情況，最殘酷的流放形式之一 11. 暴力懲戒：鞭刑等酷刑的實施，懲罰制度的野蠻性與腐敗 12. 制度崩潰：19世紀末流放制度的系統性危機，改革嘗試與失敗 13. 收縮的大陸：流放規模縮減與制度效能喪失，帝國控制力衰退 14. 紅色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如何爲1917年革命培養力量，最終埋葬沙皇帝國 三、關鍵內容與發現 - 雙重目標的失敗 - 懲罰目標：流放地淪爲腐敗與暴力溫牀，囚犯更易變得激進而非悔改 - 殖民目標：流放者多爲老弱病殘或心懷怨恨者，無法成爲合格殖民者，反而破壞當地經濟社會秩序 - 流放者衆生相 - 普通罪犯：佔流放者絕大多數，多因小偷小摸等輕微罪行被流放，遭受最殘酷待遇 - 政治犯：雖比例小但影響力大，在流放地形成知識網絡，傳播革命理念 - 家屬：自願跟隨流放的妻子、子女，在流放地面臨同樣苦難，成爲制度受害者 - 逃犯與賞金獵人：構成流放地特殊生態，暴露制度管理失效 - 暴力與反抗 - 官方暴力：鞭刑、夾道鞭笞、鐐銬等酷刑常態化，死亡率極高 - 囚犯反抗：逃亡、暴動、謀殺看守等，1905年後反抗規模擴大 - 制度腐敗：官員勒索、虐待囚犯，流放管理體系潰爛 - 革命的孵化器 - 不同背景流放者在西伯利亞形成共同身份，同仇敵愾對抗沙皇政權 - 流放地成爲革命組織聯絡中心，列寧、托洛茨基等革命家在流放期間繼續活動 - 1917年革命中，西伯利亞流放者成爲布爾什維克重要力量，加速帝國覆滅 四、結論與歷史意義 - 制度徹底失敗：既未有效懲罰罪犯，也未成功開發西伯利亞，反而成爲帝國財政負擔與政治不穩定根源 - 歷史悖論：沙皇試圖通過流放鞏固統治，卻意外爲革命創造條件，西伯利亞成爲埋葬沙皇帝國的"實驗室" - 學術價值：比爾突破傳統研究聚焦政治犯的侷限，通過普通人經歷重構流放制度社會史，爲理解沙俄晚期社會與革命起源提供新視角

殘酷鎮壓的勝利是短暫的，而專制政權妥協的努力永遠也無法彌補“使用刺刀和監獄而投下的陰影”，鎮壓和反抗的惡性循環愈演愈烈。沙皇政權把西伯利亞當作異見者的隔離場，而革命者卻最終把西伯利亞變成了道德的制高點和沙皇的埋葬地。（閱讀時間：2019年12月14日-20日；自評：8.1；推薦指數：★★★★★）

本書堪稱《古拉格羣島》的前傳，深入探討了沙皇俄國時期的西伯利亞苦役流放制度。通過多維度剖析，本書揭示了這一制度的複雜面貌。 首先，書中聚焦於流放者中最爲人熟知的人物，如十二月黨人和波蘭革命者。這些專制政權的反對者遭受的懲罰，更多是出於政治迫害。然而，這種迫害並未能扼殺革命的火種，反而使革命者的行爲如同基督的救贖，化作神聖的犧牲，激勵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前赴後繼地投身於追求民主、共和、自由和人權的鬥爭。 接着，書中借用受害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見證者契訶夫的敘述，講述了普通流放者的故事。這些人因各種或輕或重的罪行被流放至西伯利亞，流放的目的不僅是懲罰和改造，還包含了經濟殖民的意圖。然而，整個體系的運作從一開始就混亂不堪，幾乎從未實現當局的初衷。流放者們承受了難以言喻的折磨，但這些折磨往往卻使他們變得更加墮落。 與《古拉格羣島》一樣，書中關於殘害婦女兒童的部分最令人不忍卒讀。流放制度奪走了無數無辜者的生命，將良家婦女淪爲妓女和奴隸，將兒童變成性奴和罪犯，將輕罪犯推向重罪，將重罪犯推向瘋狂的邊緣，將原本寧靜的西伯利亞農村變成了罪惡的淵藪，堪稱徹底失敗的邪惡制度。 本書對肉刑制度的探討同樣發人深省。沙俄在流放制度中實施的肉刑，不僅未能改造罪犯，反而泯滅了人性。遭受肉刑的人往往會變得更加冷漠，從而能輕易對他人施加更殘忍的行爲，執行者也在精神上變得麻木墮落，甚至旁觀者也會遭受巨大的心理創傷。肉刑實質上只是一種簡單的泄憤，其極端暴力對社會的破壞遠超其想象中的收益。 流放制度更大的罪惡在於，它將暴力的基因傳遞給了下一代。俄國的激進革命者本就誕生於沙皇專制制度的殘酷鎮壓之下，而西伯利亞的流放經歷加深了他們的仇恨。革命者們從流放中學到了沙俄政權以暴易暴、殘酷鎮壓的手段，後來不僅用於對抗沙俄帝國，也用於內部鬥爭，甚至施加於普通民衆。 沙俄帝國的主要掘墓人幾乎都曾是西伯利亞的流放犯。遺憾的是，列寧斯大林這些前流放犯並未廢除流放制度，反而利用新創造的現代極權國家體制，建立了更爲恐怖和殘酷的紅色死屋古拉格，這無疑是個巨大的悲劇。 本書結尾可諷刺地呼應《百年孤獨》的開篇： 多年後的1937年，面對蘇維埃行刑隊，老布爾什維克黨員特奧多羅維奇將會回想起他在尼古拉二世時代被流放的幸福日子。

本書前半部分寫的很精彩，可以作爲陀翁《死屋手記》的解讀本，對沙俄西伯利亞得流放制度有了一個全面的瞭解後再去讀《死屋手記》《復活》可能會有更深的理解。 大航海時代的殖民和貿易使得歐洲國家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張，受地緣政治的影響，沙皇俄國也一直在尋求除歐洲狹小的海域空間之外的新出海口。從1582年翻越烏拉爾山開始到1649年在鄂霍斯克建立海港，西伯利亞得開發是沙皇們一直可遇而不可求的夢想。但現實環境的殘酷讓統治者們望而卻步，西伯利亞這個充滿機遇的土地，從一開始就沒有被善待，沒有成爲自由移民的土地，而成爲了刑罰的世界。 統治者把苦刑犯當成開荒者，卻沒有給予其開荒的能力。他們身邊沒有工具，未來沒有希望，甚至一絲實現自我價值的精神都沒有給予過，越過烏拉爾山，誇過亞歐分界線的地標，他們就失去了爲人的權利。從重罪犯人到流浪者，從政治犯到自由主義者，流放的標準一步步的降低，流放制度從高壓政府的管理工具，變成了農民和商人用來對付自己的成員的懲罰手段。超過半數的流放者從進入過法庭或聽過法官的裁決。流放制度發展成一個由政府主導的毫無下限的西伯利亞殖民項目。 真正開始改變西伯利亞的原始的，是從十二月黨人被流放開始的。這羣被列寧稱之爲“貴族革命家”的知識分子，在俄國民主思想與現行政治模式之間的巨大沖突中成爲了第一批扛起革命大旗的人。1825年12月14日，起義被殘酷的鎮壓，十二月黨人被沙皇稱爲“弒君者”或被絞死，或被流放西伯利亞，貴族的身份也被永久地剝奪了。他們的流放讓歐洲和世界開始把目光投向了西伯利亞。他們反抗專制政權的起義僅僅在於起義的不專業性。但在西伯利亞，他們的政治理想沒有被湮沒，而是得到了昇華。那些武裝起義時都是十八九歲的小夥子，在十多年的流放苦役鍛造下成爲了成熟革命者。 謝爾蓋·特魯別茨科伊、葉甫蓋尼·奧博連斯基和謝爾蓋·沃爾孔斯基（和其妻瑪利亞）等革命黨人返回了歐洲。他們的事蹟影響了俄羅斯衆多思想家和作家。當年逾古稀的謝爾蓋·沃爾孔斯基在佛羅倫薩遇到了年輕的侄子托爾斯泰，沃爾孔斯基把自己和革命戰友被流放的那段經歷向托爾斯泰娓娓道來。後來托爾斯泰寫成了偉大的《戰爭與和平》，他的舅舅成了皮埃爾·別祖霍夫的原型，小說的主人公命名爲安德烈·博爾孔斯基也是托爾斯泰對革命黨人的致敬。 書的後半段使用大量篇幅（甚至是冗長）的實例列舉了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毫無人性的血腥和殘酷，西伯利亞就像一個巨大的流亡者墳場和革命的實驗室，很多人通過自殺否認了國傢俱有殺死他的權力，也否認國家能夠通過寬赦賜予他生命，但直到沙皇專制被推翻，布爾什維克革命席捲西伯利亞，也沒有對流放制度從誕生到取消的消亡深度的剖析和論證，總讓人覺得其故事性十足學術性不足。 另外本書的翻譯只能算是差強人意，像“兩300”這種表述經常讓人一頭霧水，大段句子的修辭順序常有顛倒，有些不僅影響閱讀感，而且影響了其原句所要表達的意思。

歷史總是存在着若干階段，很多產生的時間節點都是超過了我們想象的，對於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羣就是非常好的證明過程，似乎西伯利亞自然條件使得作爲流放之地沒有太多變化，但是對於我們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差異，蘇東坡的儋州似乎變成了我們當下理想之地，而西伯利亞似乎沒有太多變化，即使海參崴也是這樣，只是我們產生很多感慨。沙俄很多名人都到過了西伯利亞，本身居住的地方似乎就是荒涼之地就是死亡之地，發生死亡的原因很多，包括了本地的氣候原因，也會存在着各種社會因素，似乎自從十九世紀開始之後，很多我們之地的名人似乎都曾經在西伯利亞度過了一段時間，我們能夠之地陀耶妥斯夫斯基，甚至包括了二十世紀的列寧也曾經在那裏生活過，但是具體在什麼地方，距離歐洲與亞洲分界線之間的距離怎樣，本身就是烏拉爾山脈被歐洲劃分的邊界，似乎沙俄時間把流放的節點也是放在那裏，在這裏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空間的概念，儘管給出了轉移的地區，而且似乎這個狀態似乎也是存在着社會的邊界，從另外一個方面，不同時間對於流放的態度似乎發生了變化，因爲存在着一些社會因素，比如十二月黨人的流放，實際上從艱苦到更加艱苦，其實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似乎也是沙俄不斷把西伯利亞變成自己領土的過程，讀了契訶夫到了遠東地區的溜達過程，似乎我們就可以看到普這樣的結果，其實作爲巨大領土本身就是一種控制的組織能力，從當下來說俄烏戰爭對於世界的影響，以及對於世界的影響還是非常不確定，死屋本身就是沙俄擴散的一種產物，其實在十八世紀白令到達了太平洋的藍狐島之後，就可以達到了更東的地區，似乎也算是爲了控制那麼巨大的面積，死屋也是非常清楚的選擇。

終於讀完了這本，題目雖然可怕，書卻很好讀。正好和我之前讀過的幾本黑拱門形成譜系，這樣的閱讀應該多多益善。 西伯利亞的故事從十六世紀就開始了，最初爲了驅趕這個國家不受歡迎之人去開拓邊疆，也爲了至高無上的沙皇權利。這片廣袤土地上的流放故事開始了。 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們從歐洲到亞洲，從繁華歐洲來到這片未開墾的地獄，這裏的可怕也書寫出了厚厚的故事——飢餓，寒冷，鞭打，麻木，私慾，遠離家鄉，衣不蔽體，破壞面部，一次又一次加重刑法，婦女兒童的非人生活，革命者想盡辦法的追求理想……這樣悲慘的制度終究無法長久，混亂的管理和沙皇與官員們割裂的權利，國內國外日趨激烈的輿論，歷史的前進，終於還是讓這些罪惡消散。 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契訶夫……俄國曆史上那些偉大作家們的名字不斷出現在這些事件裏，他們成爲了這些歷史的一部分，也用自己的方式讓這個地方的真相留在了這個世界。 沙皇先是判處他們死刑，再赦免他們，讓他們流放西伯利亞。可是他們不要這樣被人決定生死，所以在被赦免之前，他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這樣的高壓之下，革命黨人的故事永遠是最好看的，說是革命黨，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羣爲了自由和夢想而戰的普通人們，一開始他們還是貴族，但最後他們已經成爲了平民。 可悲的是蘇維埃推翻了他們，然後建立起了自己的古拉格監獄。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對罪犯來說，經過界標、穿過西伯利亞邊界，就是走進了一個黑暗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中，弱者會落入憤世嫉俗者、無情之人和墮落之人的手中。這個界標無聲地見證着國家權力的脆弱以及男女老幼在流放途中的劫難。偉大的俄國曆史學家、保守主義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世紀初發現：​“在俄國，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處決壞人，對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後者的噩夢……俄國君主集所有權力於一身；我們的規則是父權制的、家長式的。​”一個俄國探險家在1830年評論：​“‘西伯利亞’這個名字本身就足以讓一個俄國人恐懼，俄國人在這個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會與自己的故土永遠分離，看到了一個無法逃離、始終不變的巨大地牢。​”自我傷害是另一種躲避辛苦勞動的常用手段。有些人會把針插到自己的臉上，然後在-30℃或溫度更低的冬天裏站在外面，讓臉頰腫脹。有些人會故意把手凍傷，甚至凍到手指需要被截肢。還有一種策略是通過將切碎的馬毛插入陰莖上的微小切口來模擬梅毒的症狀。膿液足以說服所有人這個罪犯不再適於工作，除了經驗最豐富的營地醫生。在亞歷山大二世及其繼承者統治期間，一大批出版物爲公衆審視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骯髒現實提供了資料，​《死屋手記》是其中之一。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幾乎每一份報告、每一篇獨立的新聞報道、每一部監獄回憶錄都對西伯利亞的監獄和刑罰堡發出了同樣的嚴厲批評：它們沒能改造苦役犯，也沒能爲他們在定居點的生活做好準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城堡的獄友託卡熱夫斯基回憶：​“在苦役犯的心中，成功地將伏特加從酒館帶到城堡的走私犯是真正的‘英雄’。​”對於雅庫博維奇來說，賭博和酒精爲他那極度粗糙的生活增添了一絲色彩：​“沒有紙牌和伏特加，甚至可能是沒有樺樹條，沒有刺激性的東西，生活對這些人而言就不是生活。​”薩哈林島上流行着一句刻薄的諺語：​“聰明的人被帶到那裏，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裏。​”

沙皇俄國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亞，主要目的是輸入勞動力，開發西伯利亞的資源，其次是懲罰。但是拉胯的治理能力讓這些都落空了：漫長的旅途摧毀了流放者的健康；混亂的行政系統滋生了腐敗和管理漏洞，花一點錢就可以互換身份；嚴酷的環境摧毀了一切道德，流放者的“罪行”包括但不限於偷盜、走私、逃亡、搶劫，甚至有人造假幣，逃亡的流放者劫掠地方， 流放者的妻女和女流放者遭受普遍的性暴力。沙皇俄國的大國崛起，代價是萬萬千千的小民尊嚴。 普通流放者要忍受苦役，環境非人的牢房。十二月黨人之類的貴族卻可以破例住在監獄外面，有書讀，甚至可以辦學校，辦報紙。拉胯的國家治理，反而給了西伯利亞的政治犯某種自由，他們傳播民主思想，凝聚革命力量。當回到歐洲時，流放者都成了英雄。沙俄的流放制度造就了顛覆它的力量。 只是當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後，流放制度並未消亡，反而是升級了，這就是古拉格了。 記不清是《二手時間》還是《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了，提到一個事情：古拉格的一羣女犯在轉移時路過一個男犯人幹活的地方，於是就走不動道了，幾乎要譁變。帶隊的無奈，給了她們半個小時，於是一人拉一個男犯人去鑽樹林，半個小時後心滿意足地出來，繼續趕路。

因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西伯利亞流放制度也被稱爲死亡之屋制度。西伯利亞就是一個沒有屋頂的巨大的監獄、死亡之屋。 這個死亡之屋有多大呢？能容納100萬人。在1801年至1917年沙皇俄國最後的一百年統治時間裏，有超過100萬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相比之下，19世紀1787年到1868年80年間，英國人只運送了16萬罪犯到澳大利亞。 這是由於當時俄國社會動盪，同時西伯利亞缺乏勞動力，沙皇政權爲了控制社會各階層，把犯罪行爲擴大。許多以前的無罪行爲都變成了犯罪行爲，比如欠債者、妓女、流浪漢、竊賊、酒鬼、乞討者。同時，將那些犯了可判處死刑的罪犯，宣判爲“公民權死亡”，流放到西伯利亞終生服苦役。 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俄國實行了行政流放制度。政府可以規避法律和傳統慣例，直接逮捕和驅逐所謂的有害於公共利益和政權穩定的公民。甚至還授權社會機構和公共機構行政流放的權利。比如授權工廠、礦山的私人所有者以及國有工廠經理申請流放表現不當的工人，還允許農奴主將那些不順從、不中用、不喜歡的農奴流放到西伯利亞。 這種制度被無限的濫用，使得被流放者的人數在19世紀上半葉激增。有超過半數的流放者，從來沒有見過法庭或者聽過法官的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