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授課

受教！ 成不了北大學生， 所幸， 可以是餘老的“學生”。 哈哈~

《北大授課--中國文化四十七講》，餘秋雨老師的第四本書，雖然和《中國文脈》有不少重複的內容。正好讓我有機會通過反覆的閱讀，加深記憶，且在重複的閱讀中，收穫不同的感悟。 此書亮點之一，北大和臺大學生與餘秋雨先生之間的“閃問”，“閃答”，涉及當代社會大量的艱澀話題，在一來一往之間，乾脆，痛快，幽默，充滿了閱讀愉悅感。 其次，雅俗共賞。書中提到的人物，幾乎都是耳熟能詳的，老子，孔子，墨子，司馬遷，曹操，屈原，諸葛亮，李白，杜甫....這些名字即便普通老百姓也都很熟悉。說它高雅，書中涉及了許多宏觀而重要的命題，文化是什麼？歷史是什麼？文化審美的標準是什麼，以及人生的終極意義等。 餘秋雨老師筆下的幾個人物形象特別鮮明，非常精彩。原本我對墨子的僅有認知是來自歷史教科書，記憶裏他的“兼愛 非攻”是他的主要思想主張。相比孔孟儒家思想更理想化。但是在餘秋雨的筆下，墨子的形象一下子豐滿起來了。黑色是他的主要特徵：他趕路在黑夜，伸出黝黑的手，在黑夜的衣衫上，撕下一條黑色的布條，去包裹受了傷的黑色的腳，連他的名字也是黑色的。而狂奔了十天十夜來到楚國國都郢的目的是爲了說服公輸班停止幫助楚國攻打宋國的行爲，而他也終於以他真誠，堅持和實力成功阻止了這場戰爭，不至於讓百姓流離失所。記得餘秋雨老師在《中國文脈》一書中說： 孔子是堂皇的棕黃色，近似於我們的皮膚和大地；老子則是縹緲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際的雪峯和老者的鬚髮，至於黑色所喻指的墨家，則被餘秋雨特別奉爲“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餘秋雨老師希望，我們在概括中華文明的傳統精華時，不要遺落了墨家這八個字：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墨子，墨家，是中國的黑色的珍寶。” 關於司馬遷，我們多數人都會認爲，司馬遷的《史記》是“發憤”之作，但餘老師的觀點是： “發憤”會發的那麼從容而宏大嗎？一切憋氣之作，解恨之作，泄怨之作是不可能寫好的。司馬遷寫作的動力不在這裏。他的動力，是當時意氣風發的中華文明給予的，是漢武帝的大地給予的。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已經用自己的腳步觸摸過這片遼闊而又統一的土地，成了當時最的最遠的青年學者。記錄下司馬遷行走的足跡：出發地是現在的西安，後經過河南南陽，湖北江陵，到達湖南長沙。在長沙，他去汨羅江悼。唸了屈原。沿着湘江南下，到沅江後，他沿着長江向東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廬山。再順着長江東行，上岸後到了紹興，並紀念了大禹。然後由浙江到江蘇的蘇州，再到了淮陰，並去了淮陰侯韓信的故居。之後他北上山東，到了曲阜，參觀了孔子遺蹟，又到了北方齊國的都城臨淄，再到鄒城，滕州，南行到了徐州，沛縣，宿州，拜訪了陳勝吳廣起義以及楚漢相爭的地方。最後他去了淮陽，訪問春申君的故地，再到河南開封，訪問戰國時期魏國的首都，返回長安，也即現在的西安。這一路，中原一大半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僅是中原，當時的長江流域，甚至一些還沒被開發的地方，他也到達了。這僅僅是他二十歲的一次旅行，得到了官方有限的資助。一路上感受很多，後來都反應在了《史記》裏。總的來說，他爲大漢帝國的遼闊疆域和悲壯的歷史感到驕傲，並由此意氣風發。在司馬遷二十三四歲的時候，作爲“郎中”，他隨漢武帝出行，到了陝西的鳳翔，山西的夏縣，萬榮，河南的滎陽，洛陽，陝西的隴縣，甘肅的清水，寧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走了不少，然後再回到陝西淳化的甘泉山，漢武帝的別墅行宮所在地。二十五歲時，司馬遷接受了一個使命：到雲南和四川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去考察和慰問。通過這次艱難的行程，促使他更清晰的認識了大中華的遼闊版圖，複雜生態，險峻山水。從西南迴來後，又跟着漢武帝出行，到了山東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盧龍，內蒙古的五原。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萊州，河南得濮陽，之後又去了寧夏得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寧遠，湖北的黃梅，安徽的樅陽，山東的膠南....... 這一路走來，餘老師認爲司馬遷收穫最大的兩點：1. 採擷到了豪蕩之氣 2.獲得了現場感。而這些，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可以充分領受。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後面6個字我們往往會忽略了，只記住了前面。而正是這六個字，道出了“不同的生命方向決定了生命的差別”司馬遷的“泰山”，就是《史記》。原來讀《報任安書》，我只看到了司馬遷近乎奔潰的心理狀態，但餘老師說，多讀幾遍，就能明白，他是要告訴仁安，自己咬牙忍受這一切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爲了寫《史記》搶得一線生機。所以，他不能答應任安要他去營救得請求，他表達了：用自己得命去換任安得命，他毫不猶豫；但是，用《史記》去換任安得命，他拒絕。希望通過多讀幾次《報任安書》，我也可以領悟到這一層。 對於屈原，餘老師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見解，以後有時間在做慢慢梳理吧。

記得第一次閱讀餘秋雨的書是《借我一生》，與山野童年深深共鳴。2020年讀完的，是實體書。看完後當時特別想閱讀《文化苦旅》，也不知道怎麼得沒找到來看。2026年的今天，看的秋雨老師的第二本書是《北大授課》。 好喜歡這樣的書籍方式，好像身臨其境，一起上課了。另外我很喜歡的一系列書是《在北大聽講座》。 出來工作後非常少有這樣沉浸式學習文學類的感受吧。我讀得很有興味。 第一次對商到清文化發展有了清晰的概念，彷彿很長，又很短暫。 爲什麼打開一本書？是孤獨。 不想頭腦裏只有自己的回聲，想去聽聽別人喜愛某事某物的表達，想聽到其他的觀念與觀點主張。 想看看別人喜歡的與討厭的。 秋雨老師很純粹，顯得有些理想主義。 也許正是這樣，他纔講得如此精彩與積極。 在裏邊有他的嘆息，有寂寞孤獨，也有力量。 文學也許就是這樣拯救了一個個有時候孤獨的、迷茫的我們。 這是至關重要的，志趣與娛樂對人生來說，是重要的。在精神痛苦的時候可以轉移注意力。找到出口，看見光。

喜歡這種課堂暢所欲言的討論氛圍，互相碰撞，共同探尋。是最近看的書裏面最吸引我的。歷史人物變得有血肉，文明也帶着跌宕起伏的情感。好幾次讀到淚目，似乎聽見古人的呼喊，歷史的嘆息，穿越遙遠的時間和空間與此刻的我共振。餘老師的文字理性與情感交織，讀來很有美感。

傳統文化推崇“此心光明”，但若只承認光明、拒絕人性的幽暗面，會怎樣。理性的文明社會，是人敢於愛，敢於質疑，敢於追求自由，文化也是這樣。人類最大的優勢是什麼？是智慧，所以創造了工具，創造了文明，創造了謊言，也創造了神學體系，創造了文化…智慧纔是人類最大的武器。

自從融入網絡以來，以微信讀書爲例。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加入了不同的羣，經常看到羣裏，彼此因爲一個觀點不同，雞飛狗跳一地雞毛。有時爲這種行爲感到迷惑不解，而後又把自己搭進去，結局就是瓷娃娃那般憤然退羣刪除拉黑。如此往復，我們就能擺脫不同觀點的糾纏嗎？自我封閉不再參加任何討論就正確嗎？餘秋雨老師的話讓我幡然醒悟，撥雲見日🏵 學生問：臺灣也有孔廟，安靜優雅，總能感受一種對聖人的緬懷。但近年去山東，“孔子熱”延燒，到處鬧哄哄，據說還要打造更豪華的紀念地，收費可能也更貴，您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嗎？ 餘秋雨答：我聽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僅僅是學術文化界的現象，我們已經沒有權利來設計他。歷代皇帝祭孔，儀式宏大；普通民衆朝聖，更喜歡熱鬧。與孔子幾乎同時代的佛祖釋迦牟尼，哲思多麼深奧，但世間廟堂出現的卻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聖人塑造社會們幾分，社會也塑造他幾分。如果你不喜歡熱鬧，那麼，你安靜了，他也安靜了。這就像你喜歡屈原，自可默默喜歡，不必嘲笑端午節賽龍舟的民衆讀不懂《離騷》。中國文人常常過於自命清高，我希望你們年輕人能夠增加一點尼采描述過的酒神精神，在民衆狂歡中醉步踉蹌、融入人潮。 學生問：幾個月前聽您在臺灣的一個演講，說到湖北一羣不會游泳的大學生，爲救溺水的兒童手拉着手走進危險水域，結果發生不幸，這讓我深爲感動。但是不久我在網絡上看到報道，大學生遇難後，有一羣撈屍爲生的船家還在討價還價。這讓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惡的深淵。您怎麼看待這件事？也許，媒體應該隱惡揚善？ 餘秋雨答：我不相信那個地區有一羣“撈屍爲生”的船家，因爲近年來顯然沒有發生赤壁大戰和諾曼底登陸，沒那麼多屍體。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撈費，也不奇怪。善惡義利本是交錯並存的，不必“隱惡揚善”。

2023-1-11《北大授課》餘秋雨 在傳統的農曆新年，選擇看一本中華文明的書，聽餘秋雨老師的課，滋養文化血脈，根在中國，就愛這方水土。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開創了中華文明的先河。中華文明是兩河文明--黃河、長江，黃河沿岸是發源地，甲骨文、鐘鼎文、青銅器，還有最初的浪漫《詩經》。這方唱罷那方唱，屈原的《離騷》，歸隱的決絕，已至後來的2300多年，端午節包糉子賽龍舟踏青寒食，成爲中國人重要的節日。漢武帝的開疆擴土驅除匈奴，延續中華血脈，司馬遷用《史記》編年體通史體制奠定了中華二十四史的制式，雄辯的佐證路，中華文明全人類唯一沒有被湮滅和中斷的古文明。顏真卿的文化人格了得，第一個站出來抗擊叛軍，一家三十幾口被殺害，義無反顧抗敵，在74歲再出徵時被害，顏真卿活得坦蕩光明磊落，他的《祭侄稿》登上了中國書法的高峰。宋代空前絕後地把頂級的文化大師放到了頂級的行政高位上“高烈度冶煉”，也讓中國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驗。……又一次聆聽洋洋灑灑的中華文明，聽餘秋雨老師的課百聽不厭。

北大不僅是一所大學，更是中國思想的象徵，承載着知識分子的使命，它作爲中國頂尖學府的學術氛圍，有着在文化傳承中的獨特作用。

2023年4月29日 星期六 祝福早安 天氣多雲 氣溫14℃ 《北大授課》 第一課　童年的歌聲 餘秋雨：每當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隕滅的證據時，總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個結論，那就是：每一種文明的滅亡都是正常的，不滅亡纔是偶然的。 滅亡有多種等級。土地的失去、廟宇的毀壞，還不是最高等級的滅亡。最高等級的滅亡是記憶的消失，而記憶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滅亡。 中華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類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沒有中斷，不僅遺蹟處處，而且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記憶系統，連很多瑣碎的細節也在被後代長時間折騰。 大家知道，太瑣碎的記憶，很容易導致記憶的失去。因此，我一開頭就要設立一個問題：作爲一箇中國人，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化記憶，最好從哪裏開始呢？ 王牧笛：我認爲應該從先秦的諸子百家開始。整個中華文化正是在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開的，而且，諸子百家的記憶比神話傳說要真實可信。也有人認爲中國的文化記憶應該起源於秦漢，因爲中國真正延續到現在的一種文化體系，不論是正統還是道統，都是以秦漢作爲基本的規制。 萬小龍：我覺得應該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最初的文化記憶大多來自物質，來自生產生活，無論是半坡還是河姆渡，物質文明提供了記憶的可能，否則記憶怎麼可能流傳？ 王安安：我倒覺得，“文化”記憶並不一定要以物質爲依據。早在那之前，我們的遠古時代就流傳着許許多多美麗的神話傳說，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它們才應該是文化記憶的開端。 餘秋雨：把神話作爲記憶的起點，我贊成王安安同學的這個想法。神話就是爲後世記憶而產生的，它們作爲“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形態，已經成爲我們記憶的基礎。但是，神話太縹緲了，缺少物態支撐，因此人類還是要靠歷史學、考古學來喚醒文化記憶。 文化記憶的喚醒，並不像萬小龍和王牧笛設想的那麼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種發現激活全盤，就像在歐洲，維納斯、拉奧孔雕像的發現，龐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們的遙遠記憶。記憶不是一個嚴整的課本，而是一個地下室的豁口。記憶不是一種悠悠緬懷，而是一種突然刺激。 我想在這裏講一段往事，說明一種文化記憶被喚醒是何等驚心動魄的事情，這也是我們全部課程的一個隆重開頭。 那是中華文明面臨滅亡的時刻，距離現在並不遙遠——十九世紀晚期。當時的政局、當時的國土、當時的民心，就像盤子一樣出現了一條條很大的裂縫，盤子裏的文明之水眼看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這時，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個人發現了甲骨文。這次發現，重新喚起了中國人關於自己民族的文化記憶。 這個人叫王懿榮，時任國子監祭酒，是當時國家最高學府的掌門人。他生病了，發現一種叫作“龍骨”的藥材上面有字。所謂“龍骨”，其實也就是古代的烏龜殼和動物的骨頭。王懿榮是一位研究中國古代鐘鼎文的金石學家，他覺得這應該是非常遙遠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種記錄，這裏有祖先的聲音。 王懿榮還沒有來得及研究，命運就發生了巨大的轉折。他當時還擔任着另一個很緊迫的職位，叫作京師團練大臣。朝廷派他和義和團聯繫，同時處理關於防衛北京和抵抗八國聯軍的事務。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光緒皇帝逃離北京。作爲一個負責防衛事務的長官，他不願意成爲八國聯軍的俘虜，於是選擇了自殺殉國。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捨，最放不下的也許就是他書房裏邊的那一堆甲骨。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甲骨文的突然發現，在這風雨飄搖、血跡斑斑的時刻，似乎有一個神祕的聲音在啓示這塊土地：你們不該這樣滅亡，你們應該去聽一聽童年的聲音！此時的情景，中華民族就像一個遍體鱗傷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時候，突然聽到了自己童年的歌聲。他會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價值。他一定會撐着長矛慢慢地站起來，這就是我們民族當時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聲，就來自甲骨文。 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滅亡的時候都沒有聽到這個聲音，而當後世的考古學家發現他們遠古的聲音時，這種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說，當童年的歌聲傳來時，武士們已斷氣多時。一八三九年瑪雅文明被發現時，它已經滅亡幾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發現時，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倫文明被發現時，古代巴比倫文明也已經滅絕了三千多年，這個時間和甲骨文被發現是同一年。甲骨文連接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但是古巴比倫文明已經滅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榮自殺的那一年，古希臘的克里特文明被發現，而這個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沒能繼續；再晚一些的一九〇二年，當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現在考古學家面前時，這個文明也消失幾千年了。 幸運的是，當中華民族童年的歌聲傳來的時候，這個文明還存在。 上天似乎擔心我們聽不懂甲骨文的聲音，就在王懿榮自殺前不久，敦煌的藏經洞又被發現了。接二連三地讓我們聽到自己童年的聲音、青年的聲音，告訴我們這種文明命不該絕。正是這種歌聲，重新喚起了我們對文明最初的記憶。 王安安：我很喜歡秋雨老師關於臨死武士聽到童年歌聲的比喻。一種文明的童年歌聲在血泊中聽到，才更加驚心動魄。秋雨老師用發現甲骨文的故事來開啓一門有關文化記憶的課，也讓人覺得驚心動魄。但是，具體來說，王懿榮能不能不自殺？如果他繼續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個小故事，數學家阿基米德在臨死前，當古羅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時，他只平靜地說了一句：“請讓我演算完最後一道題再殺死我。”如果是王懿榮，他會做出這種選擇嗎？ 餘秋雨：這就是東西方知識分子的重大差別，王懿榮一定會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過去了，歷史記住他，只是因爲他發現了甲骨文——一種文化記憶的喚醒。結果，他的自殺，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變成了一種文化祭奠。在他之後，還有好幾位祭奠者，具體原因不一，但都爲一種文化記憶的喚醒支付了生命的代價。這是一個悲壯的課程，我們下次繼續。 文明的咒語 餘秋雨：王懿榮留給兒子一千多塊甲骨，但他兒子王崇煥不是甲骨研究者，想把甲骨出讓給真正懂得它們的人，同時換取一定的生活經費。 第一人選是劉鶚，也就是《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在接過王懿榮留下的大多數甲骨以後，自己又從別的地方收購甲骨，終於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一本合集《鐵雲藏龜》。劉鶚經過研究做出判斷，這是殷人的刀筆。這個判斷儘管比較簡單，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們的目光準確地拉到了那個重要的時代。 但是沒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後，劉鶚被問罪了，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因腦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對甲骨文的發現做出重大貢獻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諸叢瑜：很奇怪，在金字塔發現的過程當中，考古學家也是接二連三地死去。據說古埃及的金字塔裏有一個法老的咒語：“如果誰幹擾了法老的安寧，死亡必將降臨到他的身上。”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英國考古學家卡特和他的團隊前後有二十二個人都死於非命，那個神祕的咒語一直困擾着很多人。好像還有一個瑪雅文明的水晶頭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會離奇地死去。 餘秋雨：對於這一批批偉大遺蹟發現者的死，醫學家們做了種種解釋，卻都沒有能夠完全說服人。後來不斷有各種新的說法，比較新的說法是這些考古學家遇到了特殊的輻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結果如何，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當一種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說話的時候，當一個早就遺失的記憶打着哈欠要重新醒來的時候，它會有一股殺氣。它好像有一種力量，會把參與者捲入到一種無名的災難當中。 科學和文化的區別就是這樣：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莊嚴的神祕性；科學呢，則要努力地說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東西永遠也說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個獅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麼？不知道。爲什麼似笑非笑？不知道。 當文化的神祕性完全被解釋清楚的時候，文化的宏大感、朦朧感、蒼涼感就沒有了。 《草葉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經說過，文學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連在一起。怎麼連在一起？不是靠已獲得的結論，而是靠永遠的懸念。 劉鶚死了，他的兒女親家羅振玉，是一個更大的學者。羅振玉在劉鶚家裏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做出判斷：最重要的問題是找到出土地點。 這說起來很簡單，但在當時卻非常困難。古董商人爲了要壟斷市場，編造了好幾個地方，一會兒說河南湯陰，一會兒說河南衛輝。羅振玉還派自己家裏的人去那些地方考察過，都沒有找到。後來，終於從一個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裏聽說，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陽一個叫小屯的村莊。 對羅振玉這樣的大學者來說，只要講到安陽，他馬上就會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識到了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過去。我在這裏請大家設想一下，安陽的小屯村在羅振玉弟弟眼前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景？ 王安安：剛纔秋雨老師講到，當時甲骨已經被炒得很熱，價格非常高，中國人在收購，外國人也在收購，而這個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着。所以我覺得最可能的就是這個小屯村田地荒蕪，大家不做別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後院或者田地裏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現出了一個個大坑，村民都在那裏挖掘着可以創收的寶貝。說不定還有人已經在着手製作假的甲骨了。 餘秋雨：你的設想很合理，你所說的這一切都發生了。 現場的破壞也就是甲骨文生態環境的破壞，其嚴重性可想而知。羅振玉下了決心，必須親自去看看那個現場環境。一九一五年的三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有人說，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 中國學者只顧在書本中爬行的學術道路，由此畫上了一條界限。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中國民衆還不明白田野考察對於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爲那是袁隆平先生他們的事。大家還是把尊敬投給那些號稱“書齋學者”，也就是憑着古書臆想着種種時空關係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書齋裏的思考在社會上往往以反諷的方式得以實現”。羅振玉這種轉向實際上也是對只抱着經典文獻死讀書的一些書蟲的反諷。如果只在書齋裏皓首窮經，可能會少了許多“在場”的感覺，也會少了對文化的敏感。羅振玉正是憑着這種文化敏感最終成爲這個領域的一代大家。 萬小龍：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中也並不是沒有一種先知式的昭示。像顧炎武就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有像陸游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實際上正是羅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這種實地考察的新學風的歷史前奏。 餘秋雨：我很高興你提到顧炎武。在羅振玉之前確實也有像顧炎武這樣的人，靠自己的腳去走了很多地方。我很喜歡他的一句詩——“常把《漢書》掛牛角”，可見他是多麼喜歡《漢書》，又知道他是趕着牛行走的。我自己後來在萬里考察中遇到困難，總想起這句詩。 中華文明在明代之後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再也聽不到大地的聲音。 在安陽，一批偉大的文獻就要出土。這批文獻一直埋在地下，連孔子都沒有讀到過，連司馬遷也沒有讀到過。 確定安陽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並把它送到當代人的眼前，這是羅振玉的貢獻。羅振玉身邊出現了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比羅振玉還要棒，這個人叫王國維。 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學者，和許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樣，也沒有逃脫自殺的命運。一個王國維死了，而一個商代活了。 我想從宏觀上來分析一下。當時的中國表面上看起來，出現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三相結構”：社會現實發展得越來越糟糕，古代文物卻發現得越來越輝煌，中國學者表現得越來越傑出。這“三相結構”有一種強烈的不一致，對王國維來說，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撐，最後毀滅的只能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說王國維表現出來的是一個高貴的悲劇結構，那麼他的好朋友羅振玉，卻進入了一個怪誕的悲劇結構。羅振玉在尖銳的矛盾當中，選擇了一個已經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復辟，到僞滿洲國任職。這等於造成了另外一種自殺。 你們看，當一個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聲音釋放給當代大地聽的時候，就會出現那麼多犧牲者。犧牲的形態可能是悲壯的，比如王懿榮；可能是窩囊的，比如劉鶚；可能是無奈的，比如王國維；也可能是怪誕的，比如羅振玉。這些中國現代學者的生命，成了一種祭壇前的供奉，而中華文化的童年歌聲，卻被大家聽到了。 那裏沒有路標 餘秋雨：童年歌聲終於變成了悲壯合唱，文化記憶終於變成了集體自尊。一九二八年，也就是王國維死後的第二年，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國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設歷史語言所，重要任務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濟、梁思永等具有國際視野的考古學家也都參與到殷墟考古中來。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從血淚斑斑的祭奠階段解放出來了。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大規模挖掘十五次。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終於挖掘出了甲骨坑YH127號。這可能是古人類文化史上發現的最大的一個皇家檔案庫。 這個檔案庫當然必須裝火車，運到當時的首都南京。運送的那一天似乎發生了一點兒情況，我看到過一篇資料，不知道真實性有多少—— 正當甲骨坑YH127號整個用吊車打包，要運到安陽火車站的時候，殷墟邊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氣，白氣升到天上以後變成白雲，白雲變成烏雲，這個烏雲就隨着這個運輸的車，一直到安陽火車站。接着下起傾盆大雨，這個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這個記述是真的，諸位聽下來有什麼感覺？ 金子：我覺得這是我們之前說過的古老文明咒語的一個印證。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擾他安寧的人都可能會遭到厄運。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祕感，因爲神祕，所以偉大。 王安安：我個人並不是非常喜歡這種神祕主義的比附。一個烏雲就是什麼冥冥之中的某種天意，我覺得這樣說不太可信。但是這又提醒我們，應該對歷史和傳統保持一種敬畏。尤其是面對文化傳承之根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一種恭敬的態度。 餘秋雨：當然，不能讓文化變成巫術。但是有一點不必諱避，那就是我們所說的王懿榮之死、劉鶚之死、王國維之死、白氣直至瓢潑大雨一直隨YH127號甲骨坑跟到火車站的這一系列情景，都讓我們從平庸的文化現實生活中超拔出來。只有這種超拔，才能使我們面對真正的偉大。我們平日的文化態度可能過於自以爲是了，其實我們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們談到過，在一八九九年，幾乎是在甲骨文被發現的同時，敦煌藏經洞也被發現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們帶到西方去了，被很好地保存。於是這就產生了一種矛盾心理：這些文物，是讓西方考古學家帶走好，還是應該讓它們留在兵荒馬亂的國內？ 在今天看來，更大的問題是：這既然是中華文化在瀕臨滅絕的當口神祕出現的早期記憶，我們能讓這種記憶的佐證快速離開本土嗎？離開了，會讓悲哀的大地增添一分悲哀；不離開，很可能就地毀壞，讓遙遠的祖先也對這片土地完全斷念。 這裏邊其實還埋藏着一種深刻的悖論：離開了，有可能使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變成全人類的記憶，這對這個民族究竟是好還是壞？是增加尊嚴，還是更被嘲謔？ 中華文化的榮辱存廢又一次遭遇了十字路口，但在那裏並沒有路標。 我希望大家圍繞着這個問題，展開一些討論。 王牧笛：我覺得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一種是民族的視角。文化可能是無疆界的，但是民族卻是有界可循。我會選擇讓這些文物留下來。我相信當時中國學人的學術能力，他們已經做出了一些東西，如果說這些文物能夠留在他們的身邊，憑藉天然的語言優勢和文化敏感，我想他們會做得更好。 諸叢瑜：我想如果所有這些文物都被運到了國外，它們可能會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飄零在世界各地的符號，難以改變這個民族文化記憶的消散。 王安安：我的觀點和兩位恰恰相反。我覺得這些文物是屬於全人類的財富，當時兵荒馬亂，容不下一方寧靜的庭院組織大規模的研究，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淪爲高官的私藏，最後就不知所歸，這樣的話，不如拉到國外得到很好的保護。 王牧笛：我覺得從十九世紀末走出來的這批中國傳統文人，他們有這樣高度的文化自覺，同時也對中華傳統文化和西學有足夠的瞭解，他們作爲一個羣體來破讀敦煌文化是沒有問題的。主要的困難在於必須將這些文化人組織起來，並且要能夠確保這些歷史遺存得到很好的保護，這就需要國家的介入。其實當時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是有比較高的文化修養的，如果這些文物留在國內，應該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和破讀。 王安安：文化人有這樣的自覺，但是中國廣大的民衆未必有這樣的自覺。 王秋實：我一直堅持歷史不可以假設。我們所面臨的境地永遠都是非常複雜的，永遠都不是選A或者是選B這樣簡單的選擇題。我覺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就像剛纔牧笛師兄說到的，一種是文化的視角，一種是民族國家的視角，我們希望文化學者可以以文化的視角把這些文物當作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來進行研究，但是當我們面臨國破家亡的境地時，我們也不得不依附於民族、國家的概念，而保有我們自己和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這兩種維度。 餘秋雨：這個問題，今後還會爭論，永遠不會有結論。黑格爾在《美學》中說，最深刻的悲劇發生在兩個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間，兩個片面誰也不能完全說服對方。我們剛纔討論的，正是這樣的問題。今後我們北大學生如果遇到了這樣的問題，最好不要陷於一邊，而應該同時體察對方，然後做出更高一層的選擇。 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許多重大事件都無能爲力，卻選擇了自己的行爲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護，也要做出最佳解讀——這就是他們低啞而又堅定的心聲。請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外侮內亂併發，而我們這些文化前輩卻不爲所動，一個字、一個字地辨識着甲骨文。乍看是多麼不合時宜，但是，一個民族的童年歌聲終於被喚醒，這其實也是一種集體生命力的被喚醒。 文化的責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這裏。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嚴，也在這裏。 文明的胎記 餘秋雨：對於商代的文化記憶，我們只講了甲骨文的發現，就差不多花費了一個月。文化是一件兜底的大事，表面上看起來溫文爾雅，實際上“一脈之顫，十方震動”。因此我要在一個喚醒範例上花費那麼多時間。 現在，我們可以一窺其中的內容了。 先要問一問大家，你們有誰是河南人？如果不是，那麼，有沒有人到過河南？ （現場學生一一表示，自己既不是河南人，也沒有到過河南。） 必須承認，在中國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且不說安陽是商代的中心，商之前，要尋找夏的痕跡，大概也離不開河南。 你們都不是河南人，也沒有在河南落過腳，但我還是要問：你們對商代有什麼印象？ 王牧笛：商代給我的印象是一個似神似鬼的朝代。我瞭解商代是通過一些藝術品，可能那時的人不認爲那是藝術品，但是今天看來很有藝術價值。很多藝術作品上面的紋路，都有宗教色彩，比如在一些玉器上出現的飛鳥，就是圖騰的象徵。商代器物上的線條沒有具體的一條龍或一隻鳥，而是比較抽象的符號。它的器物主要是禮器和祭器，比較有威懾力，有一種明麗之美。 金子：一提起商代，我的頭腦中就會浮現出兩樣東西——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可以說青銅器構成了我對商代的核心理解。 叢治辰：在我所學的商史當中也充斥着商人的戰爭、殺戮和驕淫奢侈的生活，彷彿就是這些導致了商朝的滅亡。而我更看重商人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對美的追求。他們的藝術風格，比今天更加飄逸，更加有想象力。 王秋實：今天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商朝代表性器物有兩種，一種是青銅器，另外一種是玉器。青銅器裏非常重要的一個是酒器，另外一個是祭器，就是那些鼎。司母戊大方鼎體現了商朝高度的文化水準和鑄造藝術，我覺得這是留給當代人最深刻的文化記憶。還有就是我們前面說了很久的，非常豐富的甲骨寶藏。 王安安：我不知道這樣的一種對比是否牽強？我看過古羅馬展，我覺得商代有點兒像古羅馬的感覺。它的驕奢淫逸也好，它的高度發達的文明也好，它的喜好征戰，它的奴隸制度和《封神演義》中的故事，是很陽剛的一種氣質，非常硬朗，非常強悍。 餘秋雨：從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代在世界古文明中已經在幾方面處於領先地位。 第一，天象觀察的系統性和精確性。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前，中國一直是全世界對天文曆法研究最系統、最精確的國度。這一點，是從商代開始的。歐洲比較完善的天文曆法，是近代航海的結果。相比之下，作爲以農耕文明爲主的中國，從遠古開始就要看天種地，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早熟。商代，用完整的資料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商代在鑄造青銅器方面成就卓著。在形態上，商代青銅器有一種驚人的美麗和雄偉；在技術上，資料顯示，商代在金屬材料選擇和冶煉工藝方面已達到了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 第三，農作物的播種技術已經發達。畜牧業、打獵、漁業等方面也都在卜辭中有大量記載，完整地呈現出一種“精耕細作型”的農耕文明。 第四，醫學也獲得了多方面的奠基。現代科學家從卜辭裏發現，外科、內科、五官科、婦科、小兒科、感染科的一些基本項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備了，鍼灸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還有，商代已經有了比較像樣的教育事業。 這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中國古代社會。 正如在座各位感覺的那樣，那也是一個兇猛的朝代，但這並不妨礙它成爲一個文明高度成熟的朝代。 按今天的眼光，商代的很多東西早已被超越，永遠無法被超越的，是經過時代篩選後的美學成果。商代青銅器和玉器的結構、形式、圖案，顯示了一個偉大民族的審美開端。乍一看，我們可以模仿、複製它們，甚至很逼真，但仔細一想，那是我們幾千年前的祖先的原創，在想象力和天真性上完全無法模仿和複製。這不能不讓我們在自豪之餘產生惶恐。 我歷來提倡“審美歷史學”。美不是歷史的點綴，而是歷史的概括。商代歷史的歸結是青銅器和玉器，就像唐代歷史的歸結是唐詩，或者說，歐洲好幾個歷史階段的歸結是希臘神話、達·芬奇和莎士比亞，而不是那些軍事政治強人。 迄今爲止，如果說中國人心中的歷史審美圖像系列有一個奠基處，那就是商代。 商代的青銅器，單就其形體和比例而言，就會讓後代許許多多的藝術設計師汗顏。 通過青銅器的線條，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不拘小節的羣體。通過青銅器的比例，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一切都要求安頓得恰到好處的社會結構。 特別需要給大家引入一個符號——饕餮紋。這個符號在中國美學史上非常重要。青銅器裏大量已經成爲模式的圖案，是從一種兇猛、貪婪的野獸頭部提煉出來的。當它提煉出來之後還保持着線條的威猛、猙獰，但已經變成圖案了，成爲當時文化共性的基本圖像。而且，也是整個中華文明的“胎記”。 饕餮紋後來慢慢地離開兇猛、貪婪的原始形態，變得越來越抽象，但線條的力度始終保存，這有點兒驚人。它的不再貪婪，不再兇猛，按照美學上的說法就叫“積澱”了。饕餮紋使商代由偉大走向美麗。 除了饕餮紋，我還要說一說甲骨文的書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文字比較成熟的形態。像半坡文化遺址和紅山文化遺址裏的一些象形符號，就比甲骨文古老很多。對比一看就能發現，甲骨文已經進行過長時間的提煉了。 甲骨文裏的象形文字也與埃及盧克索太陽神廟廊柱裏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區別。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是高度進化了的象形文字，它擺脫了像埃及那樣的早期象形文字對自然物種的直接描摹，而是全部線條化了。線條又經過簡化、淨化，變成一種具有抽象度的通用符號。文字除了實用意義之外還有審美意義，於是，早期的書法家出現了。大家如果有時間看看《甲骨文彙編》，就會發現早期書法家和一般刻寫者的明顯不同。 商代的第三個美學貢獻，是“美”的概念的正式確立。在甲骨文裏，第一次出現了“美”字。從象形的角度解釋，古人比較講究物質，羊大了就覺得美，但是許慎做了補充，這個“美”字裏麪包含着“甘”字的含義。這就由物態上升到風味了。現在一些學者，包括我的朋友蕭兵先生提出“美”字的組合不是“羊”、“大”，而是“羊”、“人”。那就是“羊人爲美”，即羊和人連在一起爲美，這個意義就很不一樣了，進入到了文化人類學的範疇。古希臘有羊人劇，古人最早進行表演的時候往往模仿動物的形象，羊是人最喜歡模仿的一種對象。所以在中國文字裏，這個“美”字，一定也是和當時的舞蹈聯繫在一起的。這個舞者，在當時就是巫。如果看看和商代同時代的三星堆遺址，就可以知道古人的舞蹈是怎麼回事，知道把模仿動物的人形作爲美是多麼自然。 商代完整地創造了“美”字，而且不久之後，中國的智者們已經把它和“善”分開來討論了，叫“盡善盡美”。“美”字有了一種獨立的關照。 總之，商代有資格作爲我們的首度記憶。

“成功”這個僞座標的最大禍害，是把人生看成“輸贏戰場”，並把“打敗他人”當作求勝的唯一通道。因此，他們經過的地方，遲早會變成損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快樂的寶典在於：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