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灣（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太長了想瀏覽通讀可以直接看我寫的這篇，歡迎補充。僅作輔助作用幫助瞭解，具體內容還是迴歸文本。 《三里灣》取材於1951年太行山區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試驗地區，1952年作者親自參加了那裏的並社、擴社工作。它是趙樹理1953年冬至1955年春創作的長篇小說。 小說“從旗杆院說起”，作品着重突出了兩個家庭的鮮明對比：一是王金生的民主和睦的模範家庭，一是馬多壽的保守落後的封建家庭，其中，又重點描寫了村支部書記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中農馬多壽的四兒子馬有翼、村長範登高的女兒範靈芝三個年輕人的愛情婚姻變化等，其間還穿插了何科長巡查工作，黨內對多留白留地的黨員袁天成和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村長範登高的鬥爭，馬家大院家庭生活的分裂，最後是皆大歡喜：年輕人花好月圓，擴社開渠圓滿成功。 這部小說是建國後第一部反映合作化運動的作品。小說通過秋收、擴社、整社、開渠等事件，描寫了合作社在波折中頑強前進的歷程：刻畫了四戶人家內部存在的思想分歧和生活觀念方面的矛盾，表現中國農民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困窘與艱難的選擇，反映了不可抗拒的時代變革趨勢，揭示了鄉土中國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及其深遠意義。趙樹理在這部小說中顯示出了他的新的眼光。他把家庭中的矛盾上升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的高度上，指出農民不只是按照階級成分被劃分爲了不同的階級，而且按照他們對自己生活的理解與把握，還分成了進步的社會主義與沒落的資本主義。老中農馬多壽，設想走個人發家致富的道路。儘管趙樹理是批判這種傾向的，但由此也揭示出中國農民某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被暴力革命推翻的只是那些外在的具體的個人，農民的思想意識卻依然是與他所處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狀態直接聯繫的。小說既敘述合作化歷程的困難，更指明它的必然趨勢以及給農民帶來的希望。 《三里灣》是一部先引起巨大轟動、獲得高度讚揚，後又受到種種批評的重要作品，也是我國第一部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與其他同類題材相比，趙樹理堅持的是鄉土社會立場，柳青、周立波堅持的是主流意識形態立場。三位作家用各自不同的文學敘述解釋了鄉土社會的現代變遷，藝術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與《創業史》、《山鄉鉅變》不同的是《三里灣》較少受當時流行的主流意識形態影響，更多地站在鄉土社會的自身的生活秩序內部來考察農村的情況，敘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變化與發展。 《創業史》反覆申述的一條真理，即梁生寶的一句口頭禪：“有黨的領導，咱怕啥？”而本色創作的趙樹理筆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主要是依靠鄉士社會的自身力量來完成的。寫完《三里灣》之後的趙樹理實際上已經陷入寫作的困境，作品數量越來越少，受到的批評也越來越多。 趙樹理是我國當代第一位明確堅持鄉土社會立場、堅持真實言說的文學作家。 從李家莊的龍王廟到三理灣的旗杆院，趙樹理用他一貫堅持的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樣式爲我們解釋了20世紀鄉土社會的現代變遷，並思考了傳統崩塌之後鄉村生活秩序重構的問題。 在《三里灣》中已經沒有了鐵瑣式的階級仇和民族恨，即使是對擴社開渠百般阻撓的馬多壽，作者也未把他寫成十足的壞人，而只是作出辛辣的善意的嘲諷。 趙樹理的寫作內容與寫作方式在解放前與主流意識形態不謀而合，在解放後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複雜的共生和對抗關係，無疑是文學史上值得重視的藝術經驗。

盛名之下…… 其實這四個字後面通常緊跟着另四個字，但在這裏，我更願意保持一種審慎的緘默。按慣例看完書總該說點什麼，我竟然語塞了，整整兩天。 說不好吧，畢竟文學史的地位在那擺着，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國文聯原主席）曾高調評價趙樹理是“新農村的歌手”，這頂帽子扣下來，誰敢輕易造次？作品確實充溢着濃郁的生活氣息而少有圖解政策的生硬痕跡，那些晉東南的土語方言、那些家長裏短的算計，宛如一幅色彩斑斕的50年代中國北方山區農村社會生活的歷史畫卷；但若硬要說它好吧……我違心吶。 作爲第一部反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三里灣》的出生證上就刻着“政治任務”四個字。那是1955年，毛澤東同志剛剛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整個社會都在一種亢奮的集體主義情緒中震盪。趙樹理，這位自稱“我是一個本鄉本土的人”的作家，一方面通過對三里灣村農業合作社在秋收擴社工作的曲折過程的展開，試圖來揭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意義及前景；另一方面，通過對以王玉生爲代表的新人的頌揚，以及對“糊塗塗”範登高、“常有理”等落後人物的批評，來顯示這一運動的艱鉅性和複雜性，試圖用“問題小說”的外殼包裹住說教的內核。但說到底，正如作者在寫作談中所言，他是爲了“配合當前的中心工作”而動筆的，這就是爲配合黨的中心工作而寫的年代特產。 剝離掉那層厚重的政治包漿，冷眼旁觀，這部作品自有它對那個時代的價值，以及被賜予的榮譽地位。但到如今……用言情小說的高度標準去看吧，那倒還是相當紮實相當優秀的。完全可以把它當個“象牙山愛情故事”連續劇看看，圖個樂呵。這種閱讀體驗的錯位，恰恰構成了今日閱讀此書最大的樂趣——我們在嚴肅的紅色經典中，讀出了鄉村肥皂劇的荒誕迴響。 當文學被賦予了太過明確的讚美任務，當作家必須在歡呼聲中尋找詞彙，文字便失去了穿透靈魂的尖刺。盛世註定不會有偉大文學著作。這是歷史的冷眼，也是文學的宿命。

《三里灣》發表後不久，就有讀者評價其中的感情線是“沒有愛情的愛情描寫”。趙樹理爲此專門寫了一篇回應文章（《關於<三里灣>的愛情描寫》）。文中說農村青年沒有花前月下的條件，所以他的故事裏不可能出現不符合實際的談戀愛細節。但這個解釋其實沒有正面回應問題，他的書裏不是沒有‘‘談戀愛’’，而是沒有‘‘愛情’’。玉生和靈芝，有翼和玉梅，滿喜和小俊三對青年的結合充其量叫拉郎配，哪一對也沒有一絲一毫青年男女感情萌動跡象。這一點讀者並沒有看錯，老先生嘴硬只能說明他的愛情觀就是那樣貧瘠。 在另一篇創作談（《<三里灣>寫作前後》）裏，作者談到了更多他自己寫作上的不足，比如更瞭解舊式人物而不瞭解新式青年。於是通常是反面人物寫得更出彩，正面人物則沒那麼有血有肉。此外，還談到更多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和創作技巧上的選擇。 這兩篇文章對於讀者理解作品本身很有幫助，但任何一個《三里灣》單行本都沒有收錄，要去翻八卷本《趙樹理文集》才能看到。相反，幾乎每個單行本都有作家小傳、創作年表之類附錄。不能說完全沒用，但不重視作品導讀而收錄這些真是很陳舊的編輯思路。猜猜第二篇創作談是怎麼來的？是應俄譯本出版時的要求所作。

①評書體作者聲音直接介入故事 ②展現農村掃盲和入社工作的諸多障礙，展現農民以利益計算爲基礎的傳統思想 ③人物外號展現鮮明的性格： 黨員範登高利己，不願入社，兩個驢子販賣商品“翻的高”； 馬多壽“糊塗塗”，老婆“常有理”，大兒子馬有餘“鐵算盤”，大兒媳“惹不起”，小兒子馬有翼中學畢業，掃盲教師，但被父母壓制，也因此另同爲掃盲教師的女青年靈芝感到拿不定主意，最終選擇人民發明家玉生，她的猶豫這也展現知識分子和農民究竟有沒有優勢的問題，以及知識分子的清高，自認爲高農民一頭的問題。馬有翼則與沒有文化但是勞動力強的玉梅在一起。 “常有理”姐妹“能不夠”壓制丈夫袁天成，以弟弟名義留許多自留地，導致一個人忙不過來，外號“兩大份”，調撥女兒小俊和玉生離婚，最終天成老漢“革了命”反抗，有所轉變，與“一陣風”王滿喜結合。 ④把農村進步與落後勢力的鬥爭，融入進家庭紛爭裏，如馬多壽三兒媳菊英是進步青年，被壓制，後分家 ⑤展現掃盲與秋收農忙衝突，入社和本身條件好的農民覺得自身利益受損的衝突 ⑥人物思想轉變略顯突兀

我覺得趙樹理在三里灣一書中沒有突出的愛情描寫，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那個年代和現在不同，前者更傾向於含蓄的表達；另一方面，本書以合作化爲主線，故事情節主要以此爲中心展開。作爲新中國70部長篇小說之一，三里灣鄉土氣息濃厚，主要人物淳樸善良，特定年代風格很突出，但擁護社會主義的思想高度統一併始終居首位，給人以美好的感覺，值得一讀。

《三里灣》是17年文學中的現實農村題材小說，作者趙樹理是文學民族化和大衆化的代表，該書反映了農村中先進和落後力量的衝突，展現了處於社會大變革時期農村生活的風貌。在49年至66年的17年之間，文學創作潮流是以工農兵創作爲中心。17年現實農村題材小說有四個特點：1、反映五六十年代現實農村生活；2、兩條路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個人與集體矛盾）3、豐富的人物形象4、勞動加愛情。 《三里灣》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展現了當時的政策作用和農村風貌，深刻地描寫了中國合作化初期農民和農民心理的巨大變化，是我們研究當時社會環境的重要窗口。 強烈的政治色彩，作爲一本十七年文學小說，小說裏生動而形象地向我們展示了49年到66年之間的農民生活和農村風貌。小說中頻繁出現的“互助組”“合作化”“掃盲運動”等政治語言和人物們的政治熱情（對社會主義的歌頌，對黨的政策的支持，堅持集體原則）不僅體現了當時的文學創作爲當時的政治服務，並且給我們指明瞭社會主義道路必將勝利的歷史趨勢。 2、豐富的生動的農民形象，小說塑造的人物比較多，像是一種農民羣像式的展現。有先進形象的代表比如積極支持農業合作化，政治覺悟極高的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範靈芝，菊英等人，他們都是這一時期接受了新思想，堅持並宣傳社會主義道路的年輕人，是建設未來社會主義的新生力量；有落後農民形象的典型，受封建思想桎梏，個人主義傾向突出的村長範登高（外號“翻得高”）、馬多壽（外號“糊塗塗”，及其妻子“常有理”）、馬有餘（外號“鐵算盤”及其妻子“惹不起”）、馬有翼、袁天成（及其妻子“能不夠”）、袁小俊等人。口語化的語言和外號的運用，將各個人物的形象鮮明地展現出來。在人物的描寫中，有體現兩條路線的鬥爭，小說中村長知道黨員不應該僱工可還是發展自己的私人買賣，僱傭小聚趕騾子，在這裏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也有像菊英爲了做事顧大場，爲了完成團裏給她的任務“和家庭搞好關係，爭取家裏的落後分子進步”忍氣吞聲，喫虧了事。這裏有先進和落後力量的衝突，個人與集體的矛盾。 此外小說內容豐富，真切描寫了熱鬧的農村生活，有畫面感。《三里灣》圍繞着三里灣農業合作化秋收，擴社，整黨，開渠四項工作，描寫了一系列人物及其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和糾葛，一個個故事，有關於愛情的，有關於政治的，有關於家庭的等等。 翻開這本書的原因是現當代文學老師在上課時說趙樹理先生的小說生動有趣推薦我們有時間去看看他的小說作品。《三里灣》是我打開的第一本如此生動形象且貼近農民生活的小說，也是我接觸的第一本關於那個時代的，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小說。它提高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知識面，同時閱讀《三里灣》也是我瞭解十七年現實農村題材小說的開始。

俚語土話入文，古已有之。宋時詞人多有此舉。如柳永之“青春都一晌“，又如李清照之“怎一個愁字了得＂，再如蘇東坡之“小喬初嫁了“，都是俚語土話入文之典範。而將俚語土話入文運用得爐火純青者，恐難有出趙樹理之右者。那俚得入骨，土得掉渣的話語卻不失雅的描寫手法着實可令讀者瞠目結舌。

這算是我讀的第一部70年代農村題材的小說。有人說：這類時期的小說大多都有點紅，有點政策影響，只是一味的歌頌社會主義，歌頌黨的政策。說的對，但不全對。說這類小說有點紅、有點專的，我認爲那種所謂“又紅又專”的描寫確實是真實的再現了那個年代的政策作用和農村風貌，讓人感到有一股熱情的春風撲面而來。 趙樹理先生的這部小說也很真實。深刻地描寫了中國合作化初期農村和農民思想上發生的巨大變化。作者以飽滿的政治熱情讚揚了廣大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展現了農業合作社的優越性和山區建設的美好前景；同時也淋漓盡，致地揭露和鞭撻了具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們，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農村的兩條道路鬥爭，並指明瞭社會主義道路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 這部小說包括的內容很豐富，有關於愛情的，有關於政治的，有關於家庭的等等。一幅清明上河圖似的畫卷在讀者面前展開，讓讀者一覽農村風貌。 都說趙樹理先生是語言大師，這話一點不錯。語言的運用算是這部小說的重要特色之一。口語化，幽默詼諧，形象化都是這部作品語言的特點。趙樹理在突出人物形象時，常常用一些符合人設的詞語來建造人物，比如在說“袁家母女”的尖酸刻薄時，用了一句順口溜：“罵死公公纏死婆，拉着丈夫跳大河”。一下人物形象就鮮明起來了。諸如此類，還有許多，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小說還有一大特色就是外號起的好，像什麼“翻的高”“糊塗塗”“鐵算盤”啥的很符合人物形象，又讓語言變得更加接地氣了。 總的來說這部小說寫的還是很令人激動的。趙先生的語言如潺潺流水一般把三里灣的現狀和前景娓娓道來，讀完讓人意猶未盡，並引發對三里灣未來的無限遐想。而且我感覺三里灣就像魚兒準備躍出水面一般，卯足了勁走向光明未來。

這部小說一改茅盾、張愛玲等人以來都市小說的描寫風格，將筆墨集中在農村的日常生活去，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趙樹理對農村生活的把握可謂如魚得水。 但不可否認，在新中國合作社時代，這樣的小說敘事集中在農民的日常生活，將農民的思想改造視爲最主要的部分是比較掣肘的，同時在思想轉變上存在較大的漏洞，趙樹理對“落後的”農民描寫十分生動，但是對新農民的典型卻力不從心，同時受到篇幅的影響，農民的轉變十分突然，存在比較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或是說爲了改變而改變。 趙樹理希望在政治導向與農民生活氣息之間尋找平衡點，在農民家庭生活之間穿插着合作社的敘事，從根本上顛倒了宏大歷史與生活敘事的位置，因此不符合當時政治的要求。事實證明，合作社時代的趙樹理沒有實現自己寫作方向的轉變，而是繼續以農民樸實的生活爲着墨點，營造合作社時代農民思想的二重性，一方面，農民對自己的土地懷有深深地依戀，對合作社採取觀望或者牴觸的心理，另一方面，合作社在三里灣的滲透又使他們萌生了倒向合作社的心理，這一矛盾是趙樹理在《三里灣》中暗含的真實感受，但是實際上卻被農民瑣碎生活而掩蓋。 總的來說，《三里灣》絕對不能稱作代表社會主義文學的作品，只能是代表鄉村文學的，能夠爲人民大衆喜聞樂見的優秀之作。它對政治的呼應、對社會的反思都遠遠達不到時代的要求，只是對私有制和合作社矛盾的表面化敘述，在當時的時代無法得到政治的推崇。

系統這個“推薦一般不行”的評價體系更適合暢銷書，沒那麼適合文學作品。 《三里灣》是第一部反映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陳曉明稱其“在概念與本真的生活之間”，從這一角度可以解釋許多文中的細節。 首先是成阻方式，趙樹理慣常的塑造了幾個“落後思想”農民，但這一次相比《小二黑結婚》《登記》等作品，明顯可以發現：這些農民的形象對立更極端，且往往落後思想還伴隨着道德低下。例如馬有翼家裏的“胡塗塗，常有理，鐵算盤，惹不起”人均自私自利。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中的思想落後被上升爲了“道路問題”，變成了嚴肅的政治問題。小說中間來了個何科長，視察了好幾章，也是這種政治概念的反映。 可政治阻力的除阻方式卻並非是暴力的階級鬥爭，而依舊是趙樹理那常見的“機械降神”，袁天成一家和村長翻得高僅僅依靠大會檢討便“轉變思想”，而糊塗塗加入合作社則是因爲兒子要分家，分家後加入合作社利益更好。落後者的“進步路徑”是“思想轉變”與“利益使然”，這一路徑與五六十年代文學常見的“思想驅動”並不相同。 由此可見一種張力：在政治觀念與本真生活之間，趙樹理不可避免地偏向了慣常的“問題小說”，偏向了生活氣息。這調和了政治色彩，也更加貼近農民的生活，從而給予一種“幸福的承諾”，這種建構在改造初期是有其存在價值的。但隨着現代性的不斷激進化，這種“幸福承諾”的趙樹理方向也會趨向不合時宜。在烏托邦的幻想漸趨破裂之時，溫情脈脈的承諾也終將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