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

看得很過癮，一直跟着作者頭腦風暴。西周開國百年後人口增長與祭祀負擔導致了氏族分化，西周後期禮制改革予以確認，貴族等級製爲基礎的“周禮”至此成形，但實際執行存在靈活性，不同氏族的禮儀存在區別。周文化圈內共同體與身份意識的發展，“對內形成一致，對外逐漸分化”，姬姓與子姓、周氏族與非周氏族邊界模糊，前者趨向融合，後者趨向分別。東周時期貴族等級制的破壞，祖先崇拜的淡化，關於死亡、靈魂和死後世界信仰轉變。春秋中期禮制重構回應社會現實，簡化了儀式，各階層通行，貴族和平民階層界限模糊；統治者和少數顯赫氏族形成新興特權階層，實踐新式復古“周禮”。基於考古學的材料與清晰的論證，呈現的歷史比文獻書本提供了更多令人耳目一新又信服的細節，啓示重新評價孔子與早期儒家的禮制與政治主張，重新認識豐富多彩的上古歷史。

書如其名——從考古材料，所以對文獻資料甚至有迴避之嫌，不過倒也是證明了，完全依賴考古資料和統計學工具，也可以部分還原社會現實和制度的變革，譬如西周中期青銅器動物紋的驟然分解與祭祀活動的整頓，墓葬遺存體現的用器制度與貴族社會的重組。 西周晚期的禮制改革塑造了中國禮儀的傳統，而後由儒家將其神聖化，收入經典文獻，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反覆地徵引和“復興”。 羅泰在此用了非常現代的研究視角，性別、階層、身份認同、文化共同體構建，每一章都解答了一些問題，但又提出了更多問題。對此羅泰頗爲謙虛，對自己很多推斷都保留了被將來的考古資料更新甚至推翻的準備。 現有考古資料可以利用統計工具分析的樣本還是太少太少，中國考古學仍大有可爲。

羅泰教授用全新視角來分析公元前十世紀到三世紀中國社會發展、文化演變、新興氏族興起與周禮的分崩離析。羅泰教授在本書中摒棄了歷史文獻，＂因爲文獻越晚近，編造的共同祖先越古老＂，僅用考古材料來展現東周的變革與重組，打破了＂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的分封制與宗法制，從而逐步過渡到專制帝國時代。

筆力剋制，論述平實。也因此，可讀性有點差，和《翦商》配合食用，可以部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不知道爲什麼沒有采取碳14測年法，總是糾結於器物演化路線。是碳14無法分辨得更精準？ 缺陷：由於想要更加客觀理性的呈現，使得觀點而提出總顯得過於曖昧。

作者嘗試完全通過考古學材料（重點關注墓葬），來還原“孔子時代”的氏族、姓族、民族關係，以及貴族與平民的地位變遷。 採樣-統計分析-假設論證-拓展推論，各領域的研究方法果然是通的

否定了商周變革論，支持西周後期變革的說法，實則只是過去考古研究常見的論調，沒有太多有價值的創見。至於所謂重考古輕文獻，重統計輕演繹的研究路徑也無甚可觀處，畢竟以作者自己的統計學水平說這話簡直是計量史學魅力時刻。

傳統史學認爲，周滅商後，中國的文化氣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尤其是周公制禮，從崇神拜鬼轉向現世的人文關懷。整個西周一直在周禮的指導下穩定運行，直到春秋戰國時“禮崩樂壞”。 但是從各地考古發現來看，商末和周初的禮儀文化並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難以找到周公制禮的證據。 而本書作者卻通過考古材料，難以辯駁的證明，西周中晚期才發生了以禮樂爲核心的文化變革（編鐘等樂器在墓葬中地位的提升）。聯想到當時周朝發生的政治危機（周孝王篡位，周夷王復位），周朝確實需要確立一個以血緣爲核心的、體現階等的禮儀制度。而且這個變化是突變式的，而不是漸進式的。只是這次文化變革過於急速，所以當時的政治家託古改制，藉助周公在周朝的崇高地位，實現了這次禮儀文化突變。這也是流傳至今的“周公制禮”。 隨後到了春秋中期，中國的宗教思想再次發生改變。此前認爲祖先死後是去往“帝”左右，但是周王既然是“帝”在現實世界的代言人，那麼死去的祖先們其實也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死去的祖先希望迴歸天上實現永生，就要去影響現實世界中活着的後代。爲了避免祖先的影響，後代子孫對於死去的祖先墓葬，希望在地下營造出真實的現實世界，讓祖先們以爲還生活在現實世界中，這樣就不會去影響現實世界的人。所以曾侯乙墓等已經是在地下復現地上現實世界的開端，而秦始皇陵則是這一思想體現的最高峰。 而到了春秋末期戰國初期，隨着各國競爭的加劇，文化思想上不可避免的更加關注現實世界的人和事。而且爲了吸引人才，原來只是通過血緣宗親傳遞的禮儀，擴展應用到更大的人羣，從親族擴展到民族。中國從“唯血統論”擴大到“唯纔是舉”。士的地位崛起，這也導致了禮儀上的兩個分流，一方面是王以及部分高級貴族強化等級或者古老血統以進行區隔。另一方面就是在社會中下層之間的界限開始消除，實現了禮儀文化的融合。 西周中期到戰國的三次禮儀變革，總體趨勢上，是從關注精神世界到更加關注現實世界，也促使了陪葬品上的圖案，從最早到寫實有宗教意味，發展到後期，其所蘊含的宗教意味越來越淡，或者說越來越難以說清，圖案就更加趨向於裝飾性。

書名“宗子維城”，出自《詩經·大雅·板》中的一句：“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根據李樹軍《〈詩經〉與周代社會交往》中的分析，整篇《板》是對周厲王的一篇諷諫詩，針對的是周厲王行政變革，不遵舊制，重用並非嫡長子的“小人”，破壞先王的宗法制。作詩之人諫言厲王，各人應該安守各人的本位，社會的基石才能穩定，宗子（指宗法制中，宗的繼承人，嫡長子）才能安食他的城邑。 在這本書裏，作者基於考古學證據，運用統計學並結合文獻，揭示了自前一千年的西周晚期起，直到孔子時代（約前六百年）發生的一場自上而下的重大變革。這場變革包括了宗教、禮制、政治、經濟等社會各方面，起因是周王統治式微，欲通過改革來強化對周文化圈各國的凝聚力，從而加強統治。 儒家思想的源頭是西周起一整套貴族學術傳統，但它同時是一種和西周初年承接商文明的周室文化相差很大的現實主義政治。在這場改革中，宗教徹底承認了自己面向活人、加強統治的政治功用，放棄了過往（表面上）面向祖先、祈求福祉的神祕學價值。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主張復禮，但事實上，孔子的主張是一種相當晚近的產物，最晚不早於他之前一百年，所以孔子實際上應該是非常清楚這一思想變革的由來與結果的。 以宗教爲表現的政治變革給周文化圈的諸國帶來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以秦、楚兩國爲例，它們原本都是代表了周室文化的諸侯國，使用着相同的禮制、宗教與文字，秦王族與周室有密切的關係，楚國王族則帶着周室文明一路向南到達了周文化邊緣地帶的南方地區。但秦在這場變革之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喧賓奪主引領了後續變革，而楚則聯合周邊一些小國，組建了自己的楚文化圈，與原本的周室文化漸行漸遠。秦楚都曾因爲自己的改革盛極一時，最終卻得到了不同的結局。 很學術的研究內容我不懂，但我覺得作者利用統計學研究考古素材的方法很震撼，也相當有效。作者對待各方面內容都非常細緻，無論是喜歡看考古素材的整理分析，還是喜歡看宗教禮制的歸納總結，或是喜歡看抽絲剝繭的推理過程，帶有任何關注點的讀者都會在這本書裏找到有吸引力的內容。

外行看熱鬧系列。與羅泰試圖反駁或者已經解決的問題相比，他幾乎在每一章都留下了更多的疑惑。考古專業的判斷——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亂說啊——但是能觸摸到羅泰研究背後那套現代性的研究思路，在文獻記載稀缺的地方，他從考古挖掘的大量明器的形式挖掘出一些現代史學人類學都共同關注的問題：共同體的建構（周文化圈的自我封閉與周邊文化的兩難選擇）、階級貴族內部的邊界強化與淡化、性別在墓葬明器資源配置上的差異等等，其實還是按照西方主流的幾個視角（我稱之爲後殖民、性別、身份、階級四件套）來研究中國古代禮制的，只不過這些問題在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並不構成問題。有一些觀點推翻了前人研究的精確性（墓葬豐富程度與身份高低、性別的正比，或者楚文化是浪漫獨特的）等，實際上也是一種很現代的研究思路，對以往的清晰結果投去了否定一暼。

證經補史有牽強造鑿之弊，然純看考古證據，再怎麼統計分析，也難構造完整確定的歷史。實證和想象在缺少充分資料的古代史構建中只有結合，才能找出平衡之路。本書用西方分析、量化的思維來處理考古材料，並進而演繹極具個人主觀色彩的古代社會，只能說勇氣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