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 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 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歷史並非宿命。500年來，西方做成的唯一一件偉大的事情就是：喚醒了中國。 1、用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來觀察和解釋歷史。治史的三重視野：上看貨幣財政，下看基層建設，外看世界大勢。 2、從地緣看世界交往方式之變遷，從財政金融思考頂層制度之改革，從基層組織研究國家社會組織能力之革命。 3、學問和思想的落腳點在於研究社會制度之發展。世界上並不存在所謂與社會現實相脫離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4、中國之逐步衰落不是由於生產不發展、市場不發達，更不是由於什麼“體制干預”過多，而恰恰是由於“體制”的無爲、“無力”和低效。一是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脫節；二是貨幣—財政體系混亂，金融長期依賴外部，貨幣體系一朝崩潰，財政體系亦隨之瓦解。 三是兵農分離，中央與基層脫節。 5、明清兩個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一個最爲根本的原因:一個銀礦儲量高度短缺的國家，竟匪夷所思地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白銀貴金屬構建自己的貨幣和稅收體系，並維持300多年不變。銀根的短缺和外流，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成爲制約明清兩朝經濟發展最爲致命的軟肋，而且隨着資本主義體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國日益由一個貨幣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 6、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是宋明以降中國政治弊端的核心處。（柳宗元《封建論》:自秦以來，中國政治之缺失，在“政”而不在“制”。） 7、近代歐洲所採用的如下兩種方式，恰是中國從來不具備的：其一是國家以發行國債的方式投資戰爭和殖民（這是英國最常採用的方式），其二則是國家授權公司對外戰爭和殖民的權力（這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特徵）。 8、沒有國家的組織，僅憑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完成資本的積累和市場的不斷擴大的。以爲單憑市場經濟本身就可以完成市場的擴張和資本積累，無論從中國還是從西方歷史上看，都屬於無稽之談。 9、中國是現代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通過剝奪農民的土地，而是通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農民的組織化推動完成工業化的國家。 10、現代民族國家的自我建構:“無權利則不納稅”與“戰爭稅務動員機制”。 11、致力於對戰爭債務“年金”的管理，這就是現代官僚制度，特別是銀行制度的起源。 12、資本產生的最爲必要和充分條件是國家借貸併成爲永久的需求。僱傭勞動和高利貸利息，這在歷史上到處都存在過，它們不可能自然地、自發地發展成爲“資本”。 只有當“國家”成爲借貸方時，利潤和信用才成爲可保障的；只有當國家的借貸成爲永久的需求時，利潤的積累纔是可持續的。 13、資本主義起源於金融業而非一般的物質生產和市場經濟（資本的真正起源是“債務利息”，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是一個“債務體系”）。賭博、冒險和作弊。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其實是面對市場的習慣機制，而製造一種逆向活動，使得市場以另外的方式或者相反的方式運轉。 14、歷史乃是人類爲爭奪生產資料和剩餘價值而進行的博弈。 15、在歐洲的現代性條件下，“倫理是不可能的”。從‘自然法’到‘自然權利’再到‘人的權利’的轉變過程，也就是西方走向政治虛無主義的過程。” 16、“現代性”不是任何一種歷史傳統的延續，而是與人類所有文明傳統的大斷裂，更是歐洲傳統自身的大斷裂。 17、所謂共產主義，不是指剝奪私人財產，而是使資本成爲公共的。 18、資本就是貨幣化的信用。信貸是對一個人的道德做出的國民經濟學的判斷。在信貸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屬或紙幣，成爲交換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爲人，而是作爲某種資本和利息的存在。不是貨幣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變成貨幣，或者是貨幣和人併爲一體。人的個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買賣的物品，又成爲貨幣存在於其中的物質。 19、“人權”是相對於教權而言的，正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這個說法深刻表明，西方“人權”思想的最終根源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是貴族階級的經濟學，“基督教國家只知道特權”，而猶太教則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學，其追求的人權就是私有產權，即“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產權這一人權”。 20、“公民權”是相對於國家主權而言的，它的基礎則是卡爾·洛維特所謂的“第三等級利益的共同性”，即“公民權”所釐定的其實就是納稅人的權利和國家的義務。

最大的感覺還是每次讀教員的話都會心情澎湃。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而偉大的事業，……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世界上任何一種力量也不能阻擋的。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這是我讀的第一本此類型的是歷史書。書中的觀點讓我耳目一新，雖然有些觀點目前還不能完全認同。本書的序言對我的感觸反而比正文更深，尤其是“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雖然這話不是作者的原話，但是我是從這裏看到這句話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這句話基本可以完整描述目前基層治理的頑疾以及企業事業單位基層工作的現狀。

銳眼與迷障：讀《五百年來誰著史》的思辨之旅 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猶如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五百年全球史的血肉，其以“國家能力”爲核心的分析框架，確實令人耳目一新。書中對西方崛起的解構——將其歸因於“軍事-金融-國家”三位一體的精密機器，而非簡單的文化優越或技術領先，堪稱全書最璀璨的洞見。這一視角如一道強光，刺破了“西方中心論”的迷霧，讓我們看到殖民霸權背後冷酷的金融邏輯：國債支撐戰爭，戰爭掠奪資源，資源反哺資本，環環相扣的掠奪鏈纔是現代世界體系的真實骨骼。 然而，這部野心之作亦如一座棱鏡過於複雜的迷宮。當作者試圖以“貨幣短缺”徹底否定“閉關鎖國”的文化歸因，以“吏有封建”囊括明清官僚體制的全部癥結時，論述的鋒芒漸顯武斷。歷史的肌理本是多層織物，而書中某些結論卻如單色拓片，將複雜動力簡化爲單向因果。尤其是將中國落後全然歸咎於國家能力衰退，卻未充分探討東亞朝貢體系與歐洲殖民體系的結構性差異，這種“執劍斬亂麻”的論斷，難免令人疑心其中是否夾雜着對當代敘事的過度投射。 更大的割裂感來自文本氣質的驟變。上篇以“白銀困局”“基層失控” 等案例編織出16世紀的史詩圖景，史料與觀點交融，讀來酣暢淋漓；但下篇闖入“漫長的19世紀”後，卻驟然遁入晦澀的哲學深谷。金融資本、國家理性等概念的龐式漩渦，吞噬了具體的歷史情境。當書中用數頁篇幅辨析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與清代財政的關係時，那些曾鮮活的歷史主角——在鴉片戰爭中掙扎的漁民、因銅錢貶值破產的匠人——彷彿被抽象成理論註腳。史實退場，哲思凌空起舞，閱讀的錨點就此迷失。 這種分裂或許正是本書的隱喻性命運：它一面以唯物史觀的手術刀精準解剖歷史臟腑，另一面卻因過度追求理論顛覆性而懸空了雙腳。當“國家能力”的解釋膨脹成萬能鑰匙，當白銀敘事遮蔽了土地制度、文化思想等變量的相互作用時，洞見與偏頗已如雙生藤蔓般纏繞難分。   結語：在灼見與迷思之間 《五百年來誰著史》終是一把雙刃劍。它以恢弘視野重構五百年興衰棋局之功不可沒，尤其對金融權力與地緣政治的勾連揭示，堪稱本土學界的一次破壁；但刀鋒所及之處，亦留下刻意銳化的劃痕。或許韓毓海先生早已明示：歷史從非溫順的標本，而是一場需要不斷重寫的殘酷辯論。這本書的價值，恰在於它迫使我們帶着刺痛去思考——在“國家能力”的強光之外，歷史的暗房中是否還有其他未顯影的底片？這未完成的叩問，反而成了它最深刻的遺產。

令人耳目一新，猶如醍醐灌頂，穿過歷史的層層迷霧，告別泥濘不堪的昨天，我們從睡夢中醒來，我們從屈辱中覺醒，我們從苦難中奮起，我們在曲折中前進，歷史是一把鑰匙，歲月是一把刻刀，我們用這把鑰匙打開一扇又一扇通向未來的大門，我們用這把刻刀勤勞勇敢地雕刻着屬於我們人民大衆的美好生活。。。

書是一個月前看完的，忙着畢業和旅行，本來想要寫的長書評一直顧不上寫，回來後又小病了一場，復遇上杭州大暑，着實難耐。先寫個不成體統的書評應付一下聊慰拖延吧。 首先要指出的是，每次看韓教授的書，我總是忍不住一邊讚歎，一邊大罵。其書，優點與缺點一樣明顯。韓教授自詡爲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很多理論問題的理解是片面的，且在書中總是以片面當深刻的真理，造成混亂。但我還是忍不住以極大的寬容給他的書點推薦，一是畢竟他的書不是辯經之學，僅是應用分析之論，實踐的結果對其理論的推理做了矯正，降低了其理論錯誤的危害；二來即便是這樣飽含錯誤的論調，也有一堆反馬克思的小丑們來攻訐，又足以證明至少韓教授的書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不管怎麼說，韓教授的這本《五百年來誰著史》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開拓了我的視野，激發了我對歷史研究的興趣，雖然其中許多關於歷史發展的觀點論證並不嚴謹，但也並非完全空口白話，只不過需要自己更多地去小心求證罷了。但是在個別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論述上，我要略加批判： 一是關於國家能力。韓教授認爲中國五百年來的問題主要的是國家能力的衰弱，基層治理與國家治理脫節。我認爲這個看法問題不大，還很有意思，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韓教授導出的結論是僅僅是要增強國家能力，這至少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片面認知了。國家能力強的國家只能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社會普遍利益只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才能做到國家能力強，而代表少數特權階級利益的國家在過去是封建貴族專政的國家，現在則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些國家爲了少數人的特殊利益必然要拋棄普遍利益，國家也因此成爲少數階級壟斷的分贓機構，無法凝聚起強大的國家能力。由此，對“國家能力”的理解就稱爲一個要點：首先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因此國家是維護階級統治的機構，國家能力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能力；其次，從國家的起源可以發現，國家生來就有代表公共利益的基因，只不過隨着私有制的發展和資本的膨脹，國家的公共利益逐漸被佔少數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所壟斷，成爲特權利益，國家能力由此演變爲維護少數特權階級利益的能力。這本書在邏輯上的混亂就在於，明朝的國家能力和新中國的國家能力所處的階級立場是不同的，能比較但不能混同。明朝的國家能力在於維護官僚特權階級利益的能力，白銀帶來的衝擊在於對國家財政的衝擊，降低了統治階級的財政管控能力。因此官僚階級爲了與外商爭利則必然要實行一條鞭法的改革。而外商、地方商與官僚對農民的剝削則必然激起激烈的階級矛盾，引發衝突。新中國的國家能力則不然，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的應是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韓教授卻把我們現在對國家能力的理解套用到明清，從而得出結論：中國國家能力在500年內持續下降。很明顯，他忽視了國家的階級屬性。封建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是一種國家，它們的國家能力也根本不是同一種能力。事實上，從作者分析的角度去看，我們有理由相信，“運用政治經濟學的能力”，或者說“組織生產的能力”是作者所謂“國家能力”的內核。也由此能夠透析作者爲什麼強調對基層的掌握，因爲這是組織生產的最基本單位。我們由此可以回到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表述：管理能力。並進一步回到國家消亡的必要條件：無產階級自己來管理生產、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教育無產階級自己來管理生產、對物的管理代替對人的管理。當我們談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能力時，我們實際上在談論的是怎樣消滅這樣一種國家能力。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多次強調的，“必須把國家機關的職能變爲非常簡單的監督和計算的手續，使大多數居民，而後再使全體居民，都能夠辦理，都能夠勝任。”也就是說要讓全體人民來自我管理，不要一個專門從事管理的羣體，一個總是異化爲社會主人的“社會公僕”。 其次，韓教授在多本書中都表露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是片面的，在《馬克思的事業》一書中表現得尤爲明顯（韓教授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之間存在矛盾和衝突，這是錯誤的）。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從天而降的資本家，在國王缺錢的時候，韓教授安排他代表耶穌借錢給他。韓教授這種直接安排金融資本家來降維打擊的寫法，忽視了經由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充分但曲折的發展纔出現成熟的金融資本的歷史，從而出現了把資本主義等同於金融帝國主義的隱性錯誤。韓教授還有一個隱藏的錯誤觀點就是認爲資本一經誕生，資本主義就應運而生了，而忽視了資本發展壯大才催生資本主義的歷史。這些錯誤的根源在於韓教授腦海中簡單的資本主義圖式，也是通常的認知誤區，認爲資本主義等同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同於工廠生產。實際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總和，不涉及上層建築；而工廠生產僅僅是資本剝削髮生的一個時空，而不是全部時空。爲此，有必要廓清“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我認爲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形成的一種組織形式和一種矛盾運動結構。在下層建築（即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表現爲生產的社會化，已經演變出極複雜的社會分工；生產關係在經濟上表現爲剝削關係，即資本家階級通過對生產資料的佔有（不論是直接的佔有還是間接的佔有，前者表現爲產業資本，後者表現爲金融資本）來支配他人的勞動。在上層建築中，資本主義更是一種政治的、軍事的、藝術的、宗教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綜合體。但歸根結底正如資本家在下層領域對社會財富（即資本）做的那樣，資本主義下的上層建築也面臨被資本家階級獨佔的窘境。特別是當這個階級已經掌握國家機器，奪取國家政權以後，通過形成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鎮壓性國家機器（軍隊、警察、監獄、法等）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學校、家庭、教會、媒體等）來保障資本主義生產（剝削）關係的再生產。 以上看法實爲一家之言，供人批判。

《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 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核心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國家能力決定興衰 作者韓毓海提出，近500年來世界歷史的發展，關鍵在於“國家能力”的強弱，即國家對社會資源的動員和組織能力。中國的興衰也主要取決於此。 強大的國家能力促進發展 基層組織：有效的基層組織是國家能力的基礎。明朝初期通過裏甲制度、糧長制等，強化了基層控制，促進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財政金融：合理的財政金融政策能夠爲國家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例如，清朝前期實行攤丁入畝等政策，增加了財政收入，鞏固了統治。 國家能力衰弱導致衰落 基層組織崩潰：明朝中後期，裏甲制度瓦解，基層治理失效，導致社會動盪和農民起義頻發。 財政金融困境：清朝晚期，財政危機加劇，無力應對內憂外患，最終走向衰落。 批判“現代化”理論 韓毓海批判了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該理論認爲發展中國家落後是因爲沒有遵循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他指出： 西方現代化的特殊性：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伴隨着殖民擴張和掠奪，積累了大量財富，並非單純的內部發展結果。 中國發展的獨特路徑：中國的發展道路應基於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不能簡單照搬西方模式。 金融與歷史的關係 作者從金融視角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強調金融對國家和世界發展的重要影響： 貨幣體系的演變 白銀資本：明朝中後期，大量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也帶來了通貨膨脹等問題。 貨幣依賴：中國長期依賴進口白銀，缺乏獨立的貨幣體系，易受外部經濟波動的影響。 金融資本的崛起 西方金融資本的優勢：西方國家通過建立現代金融體系，掌握了資本運作的主動權，推動了工業革命和全球擴張。 中國金融發展的滯後：明清時期，中國金融業發展緩慢，未能形成強大的金融資本，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世界大勢與中國命運 作者將中國歷史置於全球視野中，分析了世界大勢對中國的影響： 地理大發現與全球貿易 機遇與挑戰：地理大發現開啓了全球貿易時代，中國既有參與國際貿易的機會，也面臨着西方列強的衝擊。 閉關鎖國政策：明清政府採取閉關鎖國政策，限制了對外交流，錯失了發展機遇。 殖民主義與民族危機 列強侵略：19世紀，西方列強通過鴉片戰爭等方式，迫使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導致國家主權受損，經濟衰退。 民族覺醒與抗爭：面對民族危機，中國人民奮起反抗，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中國復興的關鍵 韓毓海認爲，中國的復興需要： 理論與現實結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政治與民衆結合：加強黨和人民羣衆的聯繫，凝聚共識，共同推動國家發展。 財政金融與生產、民生結合：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 綜上所述，該書以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國家能力、金融體系、世界大勢等因素對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影響，爲理解中國的過去和未來提供了新的思路。

重建東方話語權 五百年的西方航海史、“自由”貿易史、資本主義史是所謂民族國家以戰養戰，以殖民主義彌補戰爭虧空，以支撐其全球擴張的歷史。它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擴張是建立在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血和淚上的。 這與中國治權截然不同。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中華文化尚和，歷史上中華文明建立起的“朝貢貿易”體系，也是更接近於以經濟援助換取文化認同的方式，所謂華夏不治夷狄，中國沒有對超出自己文化影響力的國家和領土存有任何征服傾向。這與英帝國的鐵和血、“征服+殖民”的原始資本主義大不相同。從鄭和下西洋開始，中國的海洋力量更近似於文明之師、和平之師，對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等區域的經濟文化之利遠遠大於弊。 可是，西方工業革命以後，以資本積累、武力征服爲基礎的西方帝國主義，日益掌握了世界話語權，東方智慧、東方模式日益遭到蠶食、掠奪乃至詆譭，我國近代史的“閉關鎖國”“落後捱打”等說法也肇始於此。西方文化真的與東方文化對立嗎？西方模式真的比東方智慧高級嗎？我看不是。沒有鄭和團隊和中華先民的航海積累和科技發現，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是不可能的；沒有東方智慧的西漸，那麼拿破崙法典、康德的啓蒙思想都將大打折扣；沒有發達的東方對白銀的強烈渴求，西方將陷入白銀過剩的區域通脹，也不能夠從貿易手段出發與中華帝國接軌。且不論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形成本就是一系列偶然性的組合，不否認其存在必然性，但也不構成對其他文化頤指氣使的資本，正如書中所揭示的，正是英國的窮導致其後來的發達，也正是由於中國的發達、市場的廣闊導致其後來的貧弱。 無論如何，歐洲不間斷的兼併戰爭製造並凝練了戰爭金融制度，並使得這一制度在世界範圍內不斷蔓延生長、不斷取勝。小國可以被金融資產階級控制，大國卻是萬萬不能，一旦可以，就誕生世界資本主義的現實危機策源地——美國。危機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與軍事並駕齊驅，資本主義頭號強國不再是和平守護者，反而退化爲麻煩製造者，霸權制度已經開始衰落。回到中國，理論脫離實際、政治背離羣衆、財政金融制度不能與生產和民生相協調，三者一起導致的國家治理能力的不斷下降成爲明清以降國家式微、民生凋敝、民族蒙塵的根源。道學思想的束縛、胥吏階層的封建、幣值的長期破敗成爲主要外在表現，使得有“制”而不能“政”成爲國之痼疾。疊加白銀操於他人之手、列強環伺朝貢體系分崩離析，使得內部矛盾急劇發酵，國家的衰落也就成爲必然。 把握當下，必須吸取琉球、恰克圖之教訓，打通北方、臨海貿易通路，構建戰略經濟屏障，此爲國家長治之根本，不能僅僅倚靠經濟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真正做到“狡兔三窟”；必須警惕純粹政治化傾向，官必是能吏、幹吏，警惕地方豪族像《中縣幹部》一樣孳生盤踞，造成中央--地方離心離德、尾大不掉；必須僅僅依靠人民、始終保持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匯聚民智，讓自下而上的改革充分湧流，讓民情民心上達中央；必須牢牢把握貨幣政策的主動權，不能以簡單GDP傾向盲目引入國際資本，導致國家經濟控制力的下降；必須更加重視發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續性，警惕發達地區的去糧食化傾向，警惕發達地區新生權貴階層把持政治話語權，使區域利益服從於國家整體利益；必須保持充分的國際視野，不是被動的開放，而是主動地開放，同時牢牢把握自身命脈。 康有爲所著《大同書》所代表的的政治理想無疑啓發了一代中國革命者，其對中西文化的洞察不可謂不深，且篇中對共產、簡化行政體制、改革幣制、提高基層參政議政能力、強化文化輸出、發行國債等等主張都超大大超前於時代並切中要害，這無疑刷新了對這位蟄居印度的改革失敗者的認知，其激進可謂真激進，保守也可謂真保守。 東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罷，關鍵是具有說服力和向心力，隨着新儒學的不斷嚴謹，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也漸漸被世界認可。代表着平等、和平、發展的中國模式，還是標榜平等、自由、人權的西方道路，不應是世界的兩極。如果喪失了不斷改革與革命的勇氣，那麼無疑都將走向衰落。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只要能說服人，就能掌握羣衆；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不唯上不唯下只惟實，徹底的實事求是，這就是當下中國的決策優勢。 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鬥不可。 共勉！

本書視野極爲開闊，對於“加洲史學派”與“京都史學派”關於“漫長的16世紀”和“漫長的19世紀”的例證使得理論邏輯更趨於豐滿，也使得讀者得到更加清晰的認知。（推薦推薦！韓毓海老師的書都很深刻！） （一）“漫長的16世紀” 布羅代爾指1350—1650（大致與明朝1368—1644吻合）；彭慕蘭指1350—1850（1850中國市場徹底被金融資本控制和支配） ①從“亞洲邊疆貿易體系”與“海洋朝貢貿易體系”解讀明清“天下——四夷” ②禮——理：“天子之禮——百姓倫理” ③1567，隆慶元年俺答封貢品、平倭寇、開海禁——（西班牙—美洲—中國）白銀成官銀 （二）“漫長的19世紀” 從英國資場階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①哈貝馬斯：19世紀未完成，20世紀後似乎19世紀再次復活。 ②布羅代爾+馬克思：19世紀是顛倒的世紀——虛擬支配實體、資本主義支配物質生產與市場交換、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支配世界經濟 ③19世紀是一個軍事實力與金融財力壟斷支配的時代，權力運行無需合理性與合法性的霸權主義時代。 （三）本書幾個新穎點： ①對“李約瑟之謎”的新闡釋：從國家地緣政治、國債金融（國家貨幣主權）、國家組織能力等方面解讀。 ②結合國家組織能力和財政貨幣改革解讀：范仲淹——王安石——張居正——康梁上書 （特別是對康有爲《大同書》的解讀） ③對於宗教：（如何駁斥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觀）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的經濟組織功能 ④對於山西晉商文化（人民幣的誕生）、日升昌的興衰歷程（不投資戰爭）結合大陸邊疆問題（恰克圖侵佔，沙俄與日本侵擴）與海上貿易重心轉移（琉球、臺灣失陷） （四）比較學習 ①中國“華夏不治夷狄”Vs西方“武力+商戰傳教” ②《資本論》、《論道德的譜系》、《大同書》 ③中國式工業革命（大規模煤炭冶鐵）——“勤勞革命”  Vs  西方“槍桿子”“債印子”工業革命 ④民族國家 不等於 “民族—國家”（解讀黑格爾絕對精神） 注：另外對中國政治的新認知： “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沒有主宰卻和諧有序”（重讀《甲申三百年祭》）

這本書的立場很有問題，無限爲猶太人，晉商和清朝站隊，而且站的還是清朝最噁心的部分，因爲他還爲康有爲站隊。康有爲等人爲了自己的私利，出賣光緒，直接讓清朝最後的改革可能性胎死腹中。 當然書中也是有點靠譜的論證，但真就是瑜不掩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