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與利劍：英國和巴勒斯坦—從青銅時代到貝爾福宣言

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僅三年，在英美兩國的支持下，以色列正式宣告獨立，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就此拉開序幕。這場震動世界的民族迴歸與地區戰亂，深深觸動了美國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也成爲她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契機，她開始着手創作這本《聖經與利劍》。彼時的塔奇曼，早已退出新聞一線與政府公職，常年居家撫育三名子女，正是在這段沉澱期，她潛心研究史料、梳理脈絡，歷時八年打磨書稿，最終在1956年完成並出版了這部經典著作。 塔奇曼想要回答，英國何以成爲猶太復國運動當中的關鍵推手，甚至出臺了《貝爾福宣言》爲猶太人背書。“聖經”與“利劍”，塔奇曼用這兩個意象，揭示了英國人的動機絕非單一的道義扶持，而是精神信仰與帝國利益雙重驅動的結果。 所謂 “聖經”，根植於英國社會數百年的宗教精神內核。宗教改革後，英國人脫離羅馬教廷的管控，得以自主解讀《聖經》，重塑了屬於自身的宗教認知與文明體系。英國清教徒尤爲推崇舊約先知預言，形成了獨特的基督教錫安主義認知：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流散千年的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故土，是聖經預言應驗的必要前提；唯有猶太人迴歸錫安聖地、完成救贖，基督纔會重臨人世，降臨和平的千禧國度，讓世界終結紛爭、迎來盛世。 而所謂“利劍”，則代表冰冷務實的大英帝國地緣政治與霸權算計，是英國推動猶太復國運動的現實核心動因。巴勒斯坦地處中東核心地帶，戰略價值無可替代，是大英帝國全球霸權體系的關鍵支點。彼時，印度是“大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是帝國財富與霸權的核心支柱，而蘇伊士運河是連接英國本土與印度殖民地的生命航線，掌控運河便能掌控帝國的貿易與軍事大動脈。巴勒斯坦作爲蘇伊士運河東側的天然門戶，誰掌控這片土地，誰就能直接威脅英國的帝國根基。 自近代以來，英國始終奉行“大陸均勢”策略，極力杜絕歐洲出現單一霸主，更嚴防任何強國獨佔中東戰略要地。從拿破崙時代，到德皇、希特勒，再到崛起的蘇聯，英國始終堅定不移地阻擊列強染指巴勒斯坦，防止對手掌控中東資源與航道、整合歐亞大陸力量。在此背景下，扶持猶太人迴歸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成爲英國最優的戰略選擇：依託猶太定居者形成親英勢力，英國無需投入高昂的駐軍與治理成本，就能間接掌控巴勒斯坦，穩固中東勢力範圍，延續帝國全球影響力。 搞清楚本書的創作時代背景，能夠讓讀者更清楚地理解作者的表達。 二戰結束後，反思戰爭罪責、同情猶太民族的苦難，成爲全球主流思潮，世人對猶太族羣的遭遇普遍抱有愧疚與共情，這讓支持以色列建國具備了廣泛的道義基礎。而西奧多·赫茨爾的《猶太國》，早已爲猶太復國運動完成了完整的世俗理論建構，打破了猶太人此前“融入所在國”與“獨立建國”的路線搖擺。二戰期間，全球性的反猶暴行與種族屠殺，徹底擊碎了猶太人融入歐洲社會的幻想，喚醒了猶太民族意識，讓復國從少數人的主張，變成整個民族的迫切訴求。 從時代格局來看，1948年的大英帝國早已不復昔日榮光，霸權頹勢盡顯，史學界公認的英國霸權終結標誌——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也已近在咫尺。日落西山的英國，仍在竭力維繫最後的全球影響力，而扶持猶太復國、佈局中東，正是其維繫霸權的最後博弈。對英國而言，這是一場低成本、高收益的政治交易，完美契合了帝國末期的戰略需求。 塔奇曼出身猶太精英階層，兼具專業新聞從業經歷與政府工作經驗，既擅長以敘事筆法還原歷史細節，又深諳國際政治與國家運作邏輯。她筆下的“聖經與利劍”，並非簡單的歷史歸納，更是一套說服力很強的歷史解釋體系。這是一種對支持以色列行爲的合理化與鼓吹，不可謂不用心良苦。 在這本書1983年新版的序言中，塔奇曼直言，當下美國人普遍譴責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土修建定居點，卻十分健忘，早已遺忘美國當年在並無生存危機的前提下，通過移民滲透、策動獨立、最終吞併得克薩斯的擴張歷史。塔奇曼試圖以此類比，解構美國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指出大國領土擴張的雙重標準。 但這一類比並不嚴謹，存在明顯的邏輯漏洞與時代偏見。現代國際法體系早已完善，當代定居點建設涉及原住民權益、領土主權與人道危機；而 19 世紀美洲擴張處於國際法萌芽階段，時代規則本就不同，無法簡單對等類比。這段論述帶有冷戰時期共情猶太苦難的時代情緒，一定程度弱化了巴勒斯坦本土阿拉伯居民的生存權與遭遇的苦難。 塔奇曼在全書末尾感慨：歷史的真相就是這樣難以令人滿意，經常擊敗那些試圖解釋她的人。 而她自己這部《聖經與利劍》，恰恰印證了這句論斷。她以 “聖經” 與 “利劍” 精妙拆解英國介入巴勒斯坦事務的雙重動力，爲理解巴以問題提供了極具穿透力的框架；可即便是她這樣優秀的歷史學家，依然難以完全跳出自身時代、立場帶來的侷限，無法窮盡這段複雜歷史的全部面向。 正如理想國叢書的總序言所說“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複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一勞永逸地還原全部真相。面對百年巴以紛爭，我們既要循着塔奇曼的視角，看清宗教理想與帝國利益如何交織塑造歷史；也應當保持審慎，持續看見衝突各方的苦難，在不斷重讀與反思之中，無限靠近複雜的歷史真實。 —————————————————————————————— 【在十二使徒中，羅馬選擇了彼得，西班牙選中了雅各，法國挑選了腓力，而擁有“世間最好的利劍”的約瑟，便成爲了不列顛教會的創始人。】 【人類爲巴勒斯坦流的血，比爲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正如寇松勳爵[插圖]所說，對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英格蘭來說，它是“地球上最神聖的土地”，是基督教經文的誕生地，是十字軍東征之地，是“我們埋入教堂墓地後臉要朝向的那片土地”。不僅如此，這片土地是東方和西方的分界線，是三個大陸交匯的橋頭堡，是帝國戰略的焦點，保衛蘇伊士運河的戰略要地，通往印度和摩蘇爾油田的必經之地。】 【宗教改革所到之處，《聖經》就取代了教皇成爲最終的精神權威。爲了打擊羅馬的權威，基督教源自巴勒斯坦這一事實被不斷加以強調。那些過去被教皇詔書統治的地方，如今改由上帝直接管理，上帝的旨意通過希伯來人的約書傳達給了亞伯拉罕、摩西、以賽亞、以利亞、但以理、耶穌和保羅。】 【到本書上一章爲止，我們已經講到了約公元1600年，在英國人心目中，巴勒斯坦僅是一片純粹的基督教聖地，但不幸落入穆斯林手中。但此時，這片土地被認爲是猶太人的故土，《聖經》中承諾以色列人將會重返的土地。實現《聖經》中的承諾成爲清教徒的重點。隨着清教的興起，讓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運動在英國開啓了。這場運動並不是爲了猶太人本身，而是爲完成《聖經》中對猶太人的承諾。根據《聖經》的說法，當以色列人回到錫安後，全人類的以色列國將會到來。此時彌賽亞，或者按基督教的術語——基督將再次降臨。】 【用最簡單的話說，這個戰略就是：無論哪個驕橫的專制君主——當然不包括英國自己——將要控制整個歐洲，無論付出任何代價都不能允許它再控制中東。拿破崙時代如此，德皇時代如此，希特勒時代如此，今天[插圖]對蘇聯也是如此。不能允許任何想成爲世界統治者的人佔據開羅、君士坦丁堡及位處其間的地區，不能允許他把地中海變成自己的內湖，從而阻斷通往遠東的道路。從戰略角度看，小小的巴勒斯坦在誰手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須符合中東的戰略大局。最初是土耳其人，後來是英國人，如今是以色列人。就權力政治而言，誰掌握巴勒斯坦並不重要，只要他不是統治歐洲的霸主。】 【但拿破崙的夢想與前人有所不同——在他華麗的夢想中，他不僅要成爲亞歷山大第二，還要重現亞歷山大那個從埃及綿延至印度河甚至恆河流域的帝國。他視埃及爲摧毀英國的機會。他將開闢一條新蘇伊士運河，將地中海變成法國的內湖，引導印度和黎凡特的貿易都進入法國人之手。歐洲太小了，東方廣闊的空間、豐富的資源、龐大的人口才是真正值得贏取的帝國。東方是永恆的榮耀之地，那裏能給人史詩般不朽的名譽。拿破崙渴望的不是貿易、財富，甚或權力，他真正渴望的是不朽，像亞歷山大和愷撒一樣。“這世上的一切都會消逝，我的榮耀已經開始消減。”他對他忠實的記者布里耶納（Bourienne）說。此時他還不到30歲。“歐洲這個小角落太小了。我們要去東方，世界上所有偉大的人都是在東方獲得他們偉大的名譽。”】 【長久以來，猶太人像病夫一樣缺少建國的胃口。猶太人必須先有建國慾望纔行，因爲沒有建國慾望，猶太人就是遊魂一樣的民族，好像一羣沒有祖國的遊魂在世界各國流浪一樣。猶太人是永恆的外國人，其他外國人都有某個國家掛靠自己的愛國之心，只有猶太人沒有，走到哪裏都是異族人。“一個曾經出現過馬加比的民族竟淪落至此！”抱怨反猶主義沒有用處，只要猶太人仍然像鬼魂和異族人一樣，反猶太主義就會繼續。“一個沒有領土的民族是不自然的，就好像一個人沒有影子一樣。”】 【猶太法典和拉比的統治結束了，歐洲的百葉窗全都打開了。猶太人閱讀了伏爾泰、盧梭、歌德和康德。隨後而來的宗教改革運動，拋棄了舊有的宗教儀式，猶太教也開始試探着適應現代社會。公民解放變成目標。1791年，法國立憲會議頒佈法令給予猶太人公民權；之後，拿破崙批准這項法令在他擁有的所有領土上執行。這項法令在拿破崙下臺後被取消了，於是各國猶太人必須各自爭取。19世紀中葉，猶太人獲得了公民解放，如果取得了徹底的勝利，猶太教便會停下腳步，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反思失敗的過程中，猶太人發現了民族主義。他們意識到猶太教正在死去，在拉比的晦澀教導中僵化爲幹糠皮，並在西方“啓蒙”的開放環境中逐漸瓦解。猶太教要想生存，必須找到新的靈魂，民族主義滿足了這個需要。】 【美國國務卿蘭辛（Lansing）在最高委員會質詢時問了魏茨曼那個關鍵問題：“民族家園”的確切含義是什麼？魏茨曼給出了他的著名回答：逐步在巴勒斯坦建設“猶太人國家”的機會，建設一個“像法國一樣法國化、像英國一樣英國化的猶太化國家”。】 【在利劍邏輯的指揮下，英國在100年的時間裏實實在在地來到了中東。但《聖經》的影響力要比利劍長遠得多，它建立起一種思維方式，使獲取聖地不能僅爲了“戰略緩衝”，而必須有更高的目的。所以，當巴勒斯坦到手後，英國陷入了自己歷史的陷阱。儘管帝國主義者的企圖並不複雜，但英國人的道德感卻使問題變得極度複雜。英國獲取巴勒斯坦卻只是爲了給其原始擁有者提供空間，英國成了新國家的接生婆。】

巴勒斯坦是我們的家園。這話我說過，以後我還照樣說。（英國約克大主教） 人類爲巴勒斯坦流的血，比爲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從遠古看，曾被亞述帝，波斯帝國，亞歷山大，羅馬帝國征服，近代看，有阿拉伯，蒙古，十字軍，奧斯曼，拿破崙，希特勒，無不染指過，英國更是在這片“神聖的土地”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塔奇曼在書中呈現了大不列顛的基督教化，十字軍東征，帝國爭霸戰，以及以色列建國等諸多事件。 是的，英國和巴勒斯坦的關係實在是過於緊密，不客氣的說，打開英國的心臟，其實留着巴勒斯坦的血，無論在宗教啓蒙階段，巴勒斯坦用上帝的神旨帶去不列顛，還是在近代，巴勒斯坦服務大英帝國擴張，爲英國在印度和中東的貿易奠定了基礎，還是在帝國爭霸戰中，英國爲了和俄羅斯在土耳其爭奪的利益，在巴勒斯坦爲猶太人建立以色列，巴勒斯坦無論在神聖的道德信仰上，還是戰略利益上都和英國有着緊密歷史聯繫。 這本書最精彩的莫過於十字軍東征和以色列建國篇章，英格蘭在十字軍東征歷史上塑造了傳奇人物”獅心王理查”。他與薩拉丁數次交戰成爲經典，雖然最後還是沒有收復耶路撒冷，但是在近代，大英帝國通過貿易和帝國路線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等於說英國重新在約旦河從穆斯林手中搶過了巴勒斯坦，這裏《貝爾福宣言》誕生以及最英國在背後給予赫茨爾，以色列國父威茨曼大力支持的故事講的是非常精彩。 從《聖經》到利劍，似乎英國的決策主導着這片巴勒斯坦神聖的土地，但英國的政治家不是先知，英國最後還是失去了對於巴勒斯坦的控制，《貝爾福宣言》還是流產，中東地區絕對不是靠着某些國家的一廂情願就能建立起“西方式”的文明，衝突和矛盾依舊。

對歷史進行反思，這是人類已經覺醒。但是，要真正走上“人間正道”，路漫漫，夜長長。本書是享有“歷史學者中的藝術家”美譽的巴巴拉·塔奇曼的處女作。作者通過生動的細節、文學的筆法，以及堅實的史料支撐，追溯了英國在基督教教化、十字軍東征、近東貿易和帝國爭霸中民族精神的逐步形成，在這一過程中巴勒斯坦作爲不列顛人的精神家園成爲英國支持以色列復國的重要文化原因，而帝國戰略的需要則是英國的政治動機。 本書記述了從不列顛起源到《貝爾福宣言》的漫長曆史中，文化動機和政治動機——即《聖經》與“利劍”——是如何塑造了英國的近東政策，並深刻影響了近代中東地區的歷史進程。

對於中東的解讀，莫過於古老的聖經開始，猶太民族的建立了猶大國和以色列，在受到外族的攻擊，猶太人做過法老的奴隸和羅馬人的奴隸。作爲失去土地的民族，猶太人星散四方，等待他們的彌賽亞。作爲移民羣體，受到帝國的歧視，不肯同化爲本國人民，受到基督教的排擠，東正教的排擠，在聖城的耶路撒冷被奧斯曼帝國所擁有，朝聖的路上，歐洲的聖騎士團始終和伊斯蘭教在搏鬥。以色列的猶太教和英國清教徒，有着相似的處境，清教徒在反對英國國教，進行了光榮革命。克倫威爾也砍了查理國王的頭，讓清教徒也遠走美洲，建立宗教樂土。猶太人的商業階層遍佈世界，因爲缺少主體民族政權的保護，受到那些失敗政權欠錢不還的苦惱。讓猶太人恢復故國的打算，讓猶太的拉比成立了猶太復國委員會。對於英法德在世界劃分領土，中東的英國勞倫斯建立了阿拉伯國家，也可以建立猶太國家。在託管地之上，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一起建立民族家園。隨着歷史的進程，英美在中東的較量，威爾遜的一系列民族自決，社會主義理念，國際聯盟，讓英國覺得在貿易中紐建立猶太人作爲英國代表有必要性，發表了貝爾福宣言。經歷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考量，二戰中英國的帝國崩潰，以色列猶太人建立國家的希望出現了轉機。

讀懂盎撒和猶太的合流 本書是猶太作家，普利策獎得主、猶太裔美國曆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它並非完整講述以色列1948年建國的全過程，而是從青銅時代梳理至1917年英國《貝爾福宣言》發佈，聚焦以色列建國的“前傳”。 巴巴拉·塔奇曼提出的 “清教徒”​ 與 “希臘主義”​ 是兩個核心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釋英國社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深層文化心理與政治傳統。它們共同構成了英國行動的“精神雙翼”。 一、清教徒（The Puritan） 此處的“清教徒”並非單指歷史上的清教教派，而是泛指英國深厚的聖經傳統與選民意識。 神學根源：英國自宗教改革後，英譯《聖經》的普及使普通民衆直接閱讀《舊約》成爲可能。清教徒尤其認同《舊約》中以色列人的故事，視自己爲“新以色列”，與猶太民族存在一種精神上的親緣關係。 預言與使命：許多英國基督徒相信，幫助猶太人重返“應許之地”巴勒斯坦，是完成《聖經》預言、迎接基督再臨的神聖前提。這並非單純的政治同情，而是一種宗教義務和末世論使命。 塔奇曼筆下的英國“清教徒”傳統，是一種基於《聖經》敘事的選民意識與道德使命感。這一傳統並未隨着大英帝國的相對衰落而消亡，而是隨着西方世界的權力重心漂移，在美國，尤其是其福音派基督教羣體中找到了更熾熱的載體。與傳統歐洲天主教長期持有的“替代神學”（認爲教會已取代以色列成爲上帝選民，對猶太人多持宗教排斥態度）不同，美國福音派的“時代論”前千禧年主義神學，將猶太人重返聖地視爲基督再臨的關鍵預言。這不再僅僅是塔奇曼所分析的、一種基於歷史與文化的情感“虧欠”，而是一種主動推進預言實現的、具有強大政治動員力的信仰議程。由此，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獲得了傳統歐洲天主教世界所不具備的、自下而上的深厚民衆宗教熱情基礎。這種“清教徒精神”的現代化身，將信仰動力轉化爲穩固的國內政治同盟，成爲美以特殊關係最堅韌的非物質紐帶。 二、希臘主義（The Hellenism） 這裏的“希臘主義”並非指對古希臘藝術的愛好，而是指英國自視爲希臘古典文明繼承者的政治文化觀，尤其指代其帝國戰略中的理性計算與權力政治。 古典政治遺產：英國精英教育崇尚古希臘歷史與哲學（如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從中學習了地緣政治、帝國興衰和現實主義的權力邏輯。他們將大英帝國類比爲雅典帝國，認爲自己承擔着傳播文明、維護秩序（“Pax Britannica”）的使命。 戰略理性：“希臘主義”代表着冷靜的國家利益算計和戰略設計。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被視爲在奧斯曼帝國瓦解後，於中東安置一個親英的、現代化的“前哨站”，以保護通往印度的蘇伊士運河，並抗衡法國、俄國等競爭對手的影響力。 塔奇曼闡釋的“希臘主義”，核心是服務於大英帝國利益的冷靜地緣戰略計算，其焦點是控制蘇伊士運河這一世界樞紐。二戰後，這一理性計算在美國主導的西方秩序中得以全面升級和拓展。其核心關切從單一的交通線，擴大爲對整個中東石油資源、戰略通道（蘇伊士運河、霍爾木茲海峽）及地區霸權的掌控。支持一個強大、親西方的以色列，被視爲維護這一核心利益的戰略支柱。 更重要的是，戰後的“希臘主義”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西方文明優越論”的敘事重建。通過將自身的政治譜系直接追溯至雅典民主與羅馬法，西方（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集團）構建了一套自身代表“自由”、“理性”與“先進”的文明敘事。在這一敘事下，以色列被塑造爲“中東唯一民主國家”、“西方文明在前沿的堡壘”。這種將複雜地緣利益包裝成文明衝突與先進守護戰的敘事，是“希臘主義”理性最成功的現代應用。它將現實利益之爭昇華，佔據了道德與話語的制高點，從而爲其政策提供了“先進性”的合法性辯護。 這代表了“利劍”那一面——一種基於地緣政治、帝國安全和現實利益的冷酷考量。它確保了政策從宗教情感轉化爲具體的政治和軍事行動。 三、雙螺旋的深度綁定：信仰、資本與戰略的合流 今日“盎格魯-撒克遜聯盟”（英美爲核心）與猶太復國主義項目的深度綁定，正是“清教徒”動能與“希臘主義”理性高度融合的產物，並注入了強大的資本力量。 信仰與政治的合流：美國福音派的龐大選民基礎，使其成爲任何政治家都無法忽視的票倉。他們對以色列的支持從宗教呼籲轉化爲具體的政治壓力，直接影響美國的中東政策、援助法案乃至使館搬遷。這實現了塔奇曼所述“精神情感”向“政治行動”的高效轉化。 資本與戰略的共謀：中東的石油利益、軍火貿易、金融網絡與地緣戰略利益，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資本-戰略複合體。一個穩定且親美的中東符合石油資本、軍工複合體及金融資本的根本利益。以色列作爲該地區最可靠的戰略資產和軍事強國，自然成爲這一利益網絡的關鍵節點。資本的力量確保了政策連續性，超越了政府更迭。 敘事與行動的循環：“文明先進”的敘事（希臘主義遺產）爲行動正名；信仰的動員（清教徒傳統）提供國內支持；而行動（軍事存在、經濟捆綁、外交支持）所維繫的利益，又反過來鞏固和資助這些敘事與信仰的傳播機器。三者形成了自我強化、難以撼動的閉環。 塔奇曼的《聖經與利劍》爲我們提供了一把穿越時空的鑰匙。她揭示的並非一段塵封的往事，而是一個依然在劇烈搏動的歷史心臟。“清教徒”所代表的信仰與身份政治動員，與“希臘主義”所代表的地緣利益計算與文明話語權建構，在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主導的秩序轉移中，不僅沒有褪色，反而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深度交織，形成了更強大的聯盟。傳統歐洲天主教的排斥性神學，已被一種更具主動性、彌賽亞色彩且與帝國利益精密結合的新教—猶太復國主義同盟所取代。理解這一由信仰、資本與“先進性”敘事編織的雙螺旋結構，不僅是理解過去百年中東紛爭的鎖鑰，更是洞察當代世界政治中一些最頑固聯盟之根源的必經之路。 2026年#088

猶太民族從流放到建國，縱向二千年，真是一個人間奇蹟。世上有那一個民族，二千年仍保持自己民族獨立的文化，宗教信仰。這就是聖經，猶太人的民族史，宗教史。鑄入了猶太人的血液，流散以後仍保持獨立性的原因。 世上有多少民族，在二千餘年血與火的融合中，被同化的民族不知凡幾，但未獨猶太人沒有，一個民族能虔誠到如此程度，真是絕無僅有。 但奈何這漫長的二千年間，猶太人爲什麼沒有建國，而處處遭受驅逐，時時遭受屠戮呢？真是成也宗教，敗也宗教，一部猶太民族史，就在這裏呈現。 如果沒有奧斯曼土耳的衰亡，沒有英格蘭的強盛，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建國是難以想象的。 這是機緣巧合，還是上帝的旨意？ 正是這種千載難逢的意外，造成了如今的阿以，加沙的戰火。 事物總是一體二面，種族，宗教信仰一面勸人向善，一邊又刀劍向相，血肉交爭。 真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摩西·赫斯，又一個摩西，提出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想，要再一次發起“出埃及記”返回迦南，讓中東土地再次掀起刀兵，戰亂，屠殺。 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一場猶太人發起的殖民運動。以色列教科書刻意淡化巴勒斯坦人的存在，這手法和《摩西五經》記載的對迦南人的漠視和殘暴屠殺如出一轍。 但是這本《聖經與利劍》說了什麼呢？ 「赫斯與後來的赫茨爾很相像，都是“被解放的”早期德國社會主義者領袖。他們認爲自己首先是社會主義者，其次是德國人，再次纔是猶太人，甚至可以不是。」（《聖經與利劍》） 只看這段文字，我簡直要被這個摩西感動了，還以爲他是社會主義戰士。 但格拉茨和摩西·赫斯，他們不僅是實實在在的猶太人，還認同並且鼓吹種族主義，認爲猶太人是高級種族，仇視德意志的所有非猶太人，是現代以色列人的締造者。 他自我認同的言論，不過是一種猶太式智慧。 特賴奇克曾閱讀過格拉茨的書並被其激怒： 一定要讀讀格拉茨的《猶太史》：對基督教這個“宿敵”是多麼狂熱的憤怒，對從路德到歌德和費希特（Fichte）這些日耳曼民族最純正和最偉大的代表的仇恨是多麼的不共戴天！多麼過分、空洞和無禮的傲慢！……這種對德國“非猶太人”不擇手段的頑固仇恨也不是侷限於單獨一個狂熱者的思想中。（《虛構的猶太民族》） 對此，格拉茨回應：“任何懲罰性的制度和任何肉體上的折磨，都不可能導致一個低級種族毀滅或擊敗一個高級種族。”（《虛構的猶太民族》） 格拉茨自稱猶太人是高級種族，納粹主義本質暴露了。 1975年11月，聯合國大會以72票贊成、35票反對（和32票棄權）通過了3379號決議，確認“猶太復國主義是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一種形式”（是的，美國當然投了反對票。） 1862年，赫斯出版了《羅馬和耶路撒冷》，副標題是“最新的國家問題”。他在書中寫道：“在約旦河兩岸安置移民的時機到來了。”建國是必需的。“由於猶太人是受壓迫民族，沒有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與其他民族相比，要想在政治上和社會上有所發展，就更加需要先實現民族獨立。一個基本條件就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聖經與利劍》） 但其實，這是典型的民族分裂主義思想，是製造恐怖主義和戰亂的毒瘤。民族主義運動作爲一種身份政治，和性別敘事、種族敘事一樣，只有在反抗真正的系統性壓迫時才合理。一旦極端化擴大化，就是人類的災難禍端。 然後這位新時代的摩西就開始了三千年後重返巴勒斯坦的計劃： 赫斯以此爲基礎，勾勒出在巴勒斯坦殖民的計劃，他希望歐洲列強能幫助猶太人從破產的土耳其宮廷那裏購買土地。但他主要是針對法國而言，因爲他就住在法國，路易·拿破崙正渴望得到敘利亞。他認爲法國可以充當中間人，在法國的支持下，他預計猶太人的殖民地可以“從埃及擴展到耶路撒冷，從約旦河到地中海”。…他給蒙蒂菲奧裏和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寫信，請求他們爲殖民團體提供資金，用於購買土地，運送移民，幫助懂得開荒的人在免費土地上定居下來，僱傭老師，給定居者貸款直到他們能自給自足，建立警察制度、軍事護衛和農業培訓機構。（《聖經與利劍》） 看看這些都理直氣壯的說了什麼，懂得都懂。 血與土是糾纏在一起的：猶太復國主義是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爲代價的殖民擴張。 所謂“應許之地”的概念，就是建立在“神的選民”的族羣中心主義之上種族滅絕、種族清洗、殖民主義，這幫神族們根本不承認迦南/巴勒斯坦原住民作爲人類的基本生存權。 《聖經與利劍》，這本書的作者芭芭拉·塔奇曼是美國猶太人，信仰猶太教，猶太虛擬圖書館將她列爲“美國猶太英雄”。她的外祖父是美國曆史上著名的猶太裔政治家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其家族在20世紀美國政治和金融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 而美國作爲猶太人的傀儡，其面對美洲原住民，也和猶太人一樣仇視。

整體來說這本書不大吸引人一直讀下去，中途好幾次想退出。不過對於想了解猶太人復國歷史的讀者，還是非常值得細讀的一本書。這本書非常詳細的解釋英國與猶太人復國的一些歷史淵源。

巴巴拉·塔奇曼，美國著名作家，非虛構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兩次獲得普利策獎，被譽爲“當代修昔底德”。 《聖經與利劍》是塔奇曼的早期作品，講的是以色列的建國史。本書眼光獨到，塔奇曼沒有像常見的同類作品那樣，描寫以色列建國的整個過程，而是把關注點投向了更久遠的歷史。她從遠古的青銅時代，一路寫到1917年英國發布《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並且探究了這一切背後的深層原因。所以，確切地說，這本書應該算是以色列建國史的“前傳”。 核心內容 這本書的側重點放在了探討以色列建國的過程中，爲什麼能夠獲得英國的幫助。塔奇曼通過梳理英國人和猶太人兩千多年來的交往史，發現了兩條線索：一條是文化層面的，猶太人的文化和宗教，同化了英國人的精神世界，從而使英國人願意幫助他們；另一條是政治層面的，英國人支持猶太人建國的做法，符合英國人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不易察覺的文化動機，和地緣政治層面的動機，對應的就是書名裏的“聖經”與“利劍”。這兩種動力合在一起，就構成了幫助以色列成功建國的那股“看不見的力量”。

在近期巴以衝突期間又讀到這本書。2023年的英國，對巴以已經沒有當年的影響力，但是2023年的巴以局勢，卻是英國人“祖祖輩輩”的執念種下的果。英國人在闊起來的過程中，一直糾結於自己從哪裏來，想給自己找一個閃光的祖先，失敗之後，轉爲想蹭別人的祖先，給自己找一個崇高的使命。於是，已經形成動態平衡的全球猶太人被激活了。一個想法制造了全球火藥桶，也製造了全球最活躍的科技創新中心。 如果沒有哈馬斯，以色列會迅速吞併加沙。沒有法塔赫，以色列可以吞併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進一步以色列可以對西奈半島和蘇伊士運河提出要求，於是不爽的大國和更不爽的阿拉伯，還會製造更多的哈馬斯和法塔赫。 如果沒有以色列，很多偉大的科技產品和技術會更晚才能出現。 所以可能“上天”並不喜歡和平